只见四道杠拿着手杖一样的棒子轻轻地敲了敲我们的掌子面。
他看着我用日语说：今天12车。
我很惊异，难道他只要用棒子敲敲墙，就能计算出一天的工作量。
他看到我惊奇的表情，又说了一句：尽量吧！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他对采煤了解得并不比我们多。
我是小组当中唯一能用日语和他交流的人。
于是我大胆地向他请求，借用他的棒子。
我装模作样地四处敲了敲，看着他的眼睛，很懂行地说道：我们尽量采8车吧，再多了不行。
他盯着我的眼睛足足一分钟，然后用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的英语对我说：好的！我们交班的时候，交了8车煤。
四道杠不知道，我们只用5个小时就完成了工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矿灯埋在煤里，躺着睡觉。
隔三岔五派人，送一车煤到运煤槽里。
等我们出井口的时候，四道杠找到我，眉开眼笑地对我说：好！接着他奖励我们每个人一个大大的红苹果。
伙伴们都很高兴，自从被俘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到水果。
我们又感到悲哀，如果在美国煤矿上，工人劳累了一天，领头的仅仅奖励大家一个红苹果，大家会做何感想？肯定是嗤之以鼻！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都这么干。
偶尔采煤数量会比四道杠要求的数量偏高一点点。
四道杠对于我们和他达成的协议的完成情况非常满意。
我们每次都是早早地干完活，然后找一个不易发现的地方，躲着休息。
遗憾的是，四道杠并不是每天都奖励我们这些饥饿的人一个红苹果。
做完一天的工作以后，我们沿着主隧道走到地面。
如果我们是头班，会在煤矿浴室洗澡，如果不是，我们小组大都会战俘营浴室洗澡。
我们回战俘营的时候，必须4人一排，列队步行3英里，回到营地。
三池煤矿的三班倒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样，36个小时翻班一次，12个小时一班。
每十天滚动一班，我们的星期是按10天算的。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像在例行公事：步行到三池煤矿，带着采掘工具下井，在矿井里工作10小时，带着采掘设备回到地面换班，步行3英里回到战俘营。
没有休息的周而复始的劳作，让我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我们对于这种枯燥无畏的高强度劳动弄得筋疲力尽，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压力，我们每天不得不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矿难。
很多兄弟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损害，生活变得机械，反应变得迟钝，整个人让人感觉痴痴呆呆的。
日本人丝毫不关心我们的健康和精神状况，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手里的皮鞭，能让我们听话。
因此，我们需要一些事情转移注意力，把我们的思维从无休止的机械动作和无休止的殴打和鞭挞当中转移开。
因此每次步行去矿场，每次步行回战俘营的时候，我都贪婪地搜索这路上看到的一切事物。
我寻找着街道，寻找着街道上的日本人，寻找着奇特的地形。
很奇怪的是，我所看到的一切都笼罩着一种悲伤的气氛。
久而久之，沿路的日本人对我们也熟视无睹。
我很想和他们谈谈，问问他们战争的进展，问问我们的未来会怎样。
可是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
似乎这些刻意的关注，并没有舒缓我的工作压力。
好在我不断告诫自己，要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
我们每天回到营地的时候，日本看守都要搜身。
他们从来不和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们要从我们身上搜什么东西。
后来，总算有一个日本军官告诉我，每次搜查都有不同的目标。
他们担心我们从日本平民那里得到了一些不该得到的东西。
哪些东西是违禁品，他不告诉我。
我感到很可笑，如果我把那个四道杠奖给我们的红苹果带回来，会不会算是违禁品。
日本兵从来没在我们身上搜出过什么东西，渐渐地，搜身也成了例行公事。
搜身完毕，我们自由解散，进入营房，洗澡吃饭，在营区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