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7号集中营一个月之后，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例行公事的生活。
一天晚上，我和休利特医生一起聊天。
休利特医生是我的好友，在药物和医疗器械短缺的情况下，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了很多兄弟的生命。
医生跟我说道，他想偷偷地为每个战俘制作一份病历，记录受伤和生病的兄弟的诊断结果和治疗情况。
这份病历，对于每一个病人和伤员，都有重要意义，因为战后接受治疗的时候，它可以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
在兄弟们回家之后，医生们可以在精确的医疗记录的帮助之下，制定更加适合兄弟们恢复的方案。
病历的存在，使得医生们可以了解兄弟们伤痛的由来，着眼于整体，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我知道他的难处，他没有纸，从日本看守那里不可能获得用于记录的纸。
于是我向他保证，我会想办法帮他弄到一些可以用来做病历的纸。
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弄到，但是我感觉我能想到办法。
搞纸是我最初铤而走险充当黑市交易人的初衷。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几天之后，生意上门了。
一个日本监工知道我会说些日语，在我铲煤的时候，问我能不能帮他搞到一支美国牙膏。
我会心一笑，说：我可以帮你到营地里找一找，不过美国牙膏可不好找。
假如我找到了，你用什么东西换呢？我不要钱，钱对我来说，没有用，反而会惹麻烦。
他说：烟草行不行？他说的烟草就是香烟，香烟是我们战俘营当中的硬通货，也是流通货币。
我同意了，问他：多少包？他回答说：我给你10包，20包，30包也行啊。
我说：好的，我回去找找看，下次见面给你答复。
他一口答应了，并嘱咐我不要告诉别人。
交易谈妥了，我俩对彼此的感觉不坏，聊了一会。
他说，他姓本，不是本地人，来自京都，到这里来是给矿工们做培训，也培训战俘。
我自称坦尼先生，芝加哥人。
当他听到芝加哥的时候，他笑了，用手指着我说：卡彭。
我也笑了，他说的是芝加哥大盗艾尔·卡彭。
在我们那个时候，他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想不到他也知道。
而我和他所要做的和这位卡彭先生一样，是严重触犯集中营当局的法律的。
本先生，身材很小，大概只有5英尺4英寸高，不会超过120磅重。
他的头发很黑，由于怕粘上太多的煤灰，留得很短。
这让他显得很精神，一点也看不出来，他是45岁的人。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日本人，对我们很友好。
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总是顽皮地一眨一眨的，散发出快乐的光芒。
虽然他会说一些英语，但是他还是很有耐心地听着我说着很低劣的日语，——这是他的原话。
他分析，我的日语是从驻扎在巴丹的士兵嘴里学来的，他们来自与日本的落后地区，没有像他们的同胞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说的只是一些土语，就像英国的乡下人那样说着五音不全的英语。
我开始想，他能给我一些纸吗？什么样的都行，小册子，活页本，——只要休利特医生能用来做病历就可以了。
我不禁有一丝担心，我们这种物物交换，是日本看守所不容许的，逮到了，肯定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的。
为了不失信于朋友，我决定赌一把。
死又如何？地狱又怎样？黄泉路，我已走过，现在不还在地狱里挣扎吗？我现在还有一点力气可以干活，等我干不动了，还不是一死。
豁出去了！我当时还不知道，战后我在向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寻找帮助的时候，这份战时医疗记录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