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慢慢适应了这种单调的重复性的劳动，以至于很多兄弟能在铲煤时睡着。
我们的身体极端疲惫，就像巴甫洛夫试验中的狗一样，我们的身体也能下意识地机械性地完成铲煤这个动作。
我提醒自己千万不能睡着，一直认真地注意着井下的每一件事。
当工作或是情况变得不能忍受，当一个人觉得再呆在矿井下他的末日就会来临时，他就会想办法逃避工作，逃避工作的代价是忍饥挨饿、伤筋动骨、皮开肉绽，甚至是失去生命。
最保险的方法是，雇用有经验的敲骨师，让他帮忙敲断身上的某根骨头，要么自己弄伤自己的手、胳膊或是脚。
敲骨师服务的报酬标准是：弄断一只手或是脚，5份米饭；弄断一只胳膊或是腿，10份到12份的米饭。
这是一个技术活，毕竟他们需要保证伤势痊愈后不再复发。
不过，很多逃避工作的方法造成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有些影响是致命的。
我们发现如果抽了在碘液中浸泡过的烟，人的肺部会像那些感染了肺结核的病人的肺部那样，在X光片上留下黑色斑点。
于是，一些胆大的人抽那些在碘液中浸泡过的烟，然后在日本人面前装模作样地剧烈咳嗽。
几个星期后，他们会住到伤病员病房，继续在日本和美国医生面前令人讨厌的咳嗽。
日本人非常害怕肺结核，他们会命令他去胸透。
一旦传回肺部有斑点的消息，日本人会把他送到一间离营区非常远的专门安置肺结核病人的屋子里隔离起来。
他们每天只准户外活动半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都处于被监禁状态。
不幸的是，这间肺结核屋子里住着一些真正感染了肺结核的人。
结果，那些为了逃避工作假装得了肺结核的人被传染，真的得了肺结核。
他们不会得到救治，只能悲惨地死去。
尽管休利特医生医术高明，而且会因陋就简制定许多替代治疗方案，但是他缺乏手术的必要器械和药品，我们的手术都是在破烂的医务室里做的，正规医院的无菌化操作对我们来说只是奢望。
不过医生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他会在任何时间、地点果断地进行手术。
他没有权力让我们不用工作，但是他会尽量让患病的人觉得舒适一些。
如果营房里有人重伤或者重病，他会顶住日本人的压力，尽量延长伤者和病者的休息时间。
日本人要求每个营房必须有95%以上的人参加劳动。
有一天晚上，我的身体非常糟糕，觉得自己实在坚持不到明天了。
趁日本矿工不注意，我找了一截绑在缆车上的坚硬的金属绳，这根绳子大概有10英寸长，直径大概有3英寸。
我偷偷地把它放在饭盒旁边。
等在我附近工作的日本矿工走远时，我立即用右手抓住那根绳子，把左手抓着支撑顶板的树干的末端，使出全身力气抽打左手。
左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红色肿块，被线头刺破的皮肤也开始淌血，钻心的疼，我咬牙没叫，但是疼痛使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确信一个带有全部食物供给的两周假期将会属于我，因为我是在为天皇工作时在生产线上受的伤。
当那个日本矿工回来时，我假装铲煤，几分钟后制造了一场小小的塌方，煤堆顶部的煤滚到了地上。
我大叫一声，举起了断了的手，我要让日本监工看到我受伤。
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日本矿工在内，都觉得我伤得很重，干净的布条，很快就被拿了过来，组里的兄弟帮我把流血的断手包扎起来。
日本监工让我休息，等晚上下班和兄弟们一起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