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对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因素的依赖已经造成投资在更长时期的波动——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私人投资的大繁荣充当了那个时代经济增长背后的引擎，而随后投资支出的下滑则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动乱和开支紧缩。
它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旨在挑战私营公司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努力。
如果看起来这种努力很有可能在某个特定的国家取得成功的话，那里的私人投资支出就将迅速减少。
那么甚至在那些挑战者推行他们的政策之前，经济就已面临恶化。
所以许多左翼运动选择放弃自己的方式而重新保证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这样他们不久都能获得当选。
（不幸的是，这种迎合商业的做法也有自己本身的政治问题，因为它破坏了左翼运动随后实施变革的能力。
）123投资地点上述因素对于决定一家公司是否选择投资一个新的项目至关重要。
在许多情况下，准备进行投资的公司会面临第二个在很大程度上较为独立的决定：该在哪里进行投资？一些行业（尤其是很多服务业）必须将地点设在非常靠近它们消费者的地方；这些行业被称作非贸易行业，因为它们的产品不能远距离运输。
这些行业包括零售、住宿，许多针对公司和个人的服务业以及一些生产易腐易烂商品的农业和制造业。
然而，多数的商品生产行业和很多服务业（包括电信、银行甚至一些教育和医疗服务业）能够远距离地交易它们的产品。
这些行业的公司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个能够使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地点（当然，利润最大化也取决于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的法律或贸易壁垒）。
表122同样也列出了几个影响投资地点决定的因素。
显然，生产成本是影响投资地点的重要决定因素。
劳动力成本在这里很重要。
低工资会具备吸引力而这必须考虑到相应的生产率水平（就像在第8章中讨论的那样，因为公司的目标不是尽可能地削减工资而是让单位劳动力成本降到最低）。
事实上，大多数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对于投资者根本不具备吸引力，因为跟它们超低的工资水平连接在一起的是非常低下的生产率、贫穷以及政局动乱。
其他需要考虑的成本因素包括可靠的基础设施（如良好的电力和电信服务），供货和成品的运输成本，公司利税的征收标准以及获得原材料、零部件和上游产品的稳定性和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供应。
多数的公司通常会将工厂设施建在它们同时能卖出相当数量产品的国家和地区。
这减少了公司成品的运输成本，躲避了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而且能让公司掌握当地消费者的消费偏好。
贸易政策（利用关税和其他手段促进本地投资和生产）通过使得本地生产相比进口更具吸引力来增强这种本地市场效应。
社会政治的稳定也是确定投资地点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公司不会在长期安全没有保障的地区——即使是低成本的地区进行数额巨大的、长期的投资。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各国政府竞相努力使自己更具投资亲和力，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亲企业的态度来向投资者做出保证，这已成为近几十年来外商投资模式日新月异背后一个关键的因素。
20世纪70年代国有化和政府征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构成对投资者真正的威胁。
如今这种风险则已罕见；甚至连左翼政府鉴于投资对于整体增长和生产率的重要性，也急切地为投资者铺好欢迎的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