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理解在一个渴求投资以及投资所带来的好处的世界，关于投资地点的关注和争论会是多么激烈。
在更高工资水平的发达国家，工人们担心投资会流向低成本地区。
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赢得更大投资份额的巨大挑战——大多数的投资仍然集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
认为全球化之下所有的投资将会流向低工资水平国家的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担心是多余的。
但是与之相反认为低工资水平总是被生产率低下所抵消因而对于较高工资水平的工人们不构成任何威胁的论断也同样是错误的。
中国的现代化工厂同在欧洲或北美的工厂相比在生产率水平上大致旗鼓相当，然而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却少了90%。
难怪大量的制造企业正以每年1000亿美元的速度将新的投资投往中国。
现实中的投资流动则有着细微的差别和复杂性。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同时具备较低的工资水平、纪律严明且生产率较高的劳动力人口、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供应网络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么投资者将会排队在门口等候。
投资长期流向了更低成本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地区（如中国和墨西哥），这证明了支持公司发展的政策对于投资地点的确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外来的投资为那些地区的劳动者带来了许多好处（尽管他们在随之而来的GDP增长中赢得一个健康份额的能力会被一些政策所限制，这些政策一开始吸引投资而且支持公司发展）。
与此同时，那些丢掉原有投资的地区会遭受经济上的困难。
想方设法去管理争夺投资的竞争以及扩大全球投资总量（这样所有地区就可以轻松获得一个健康的投资份额），对那些希望去建设一个更为人性化和更加繁荣的全球经济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挑战。
124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的投资如果投资取决于现在和预期的利润，取决于存在一个稳定的、亲公司的政治和法律环境，那么资本家们就该在新自由主义制度国家大张旗鼓地进行投资。
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支持公司发展的法律和政策已有了巨大的改善，随之而来利润在大多数地区也有了提高，但实际上公司投资的增长仍然相当缓慢。
图121表明，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净投资支出（折旧后）已经明显恶化。
20世纪80年代全球投资放缓，因为经济系统调整以适应新自由主义：更高的利率，政府支出的削减以及其他的强硬措施的最初冲击。
然而，即使当经济体系适应了新的游戏规则，投资者并未对更加有利的投资环境报以经济上更为有力的投资行动。
尽管有乐观的商业心态以及据说不可动摇的经济基本原理，投资相比危机四伏的20世纪70年代仍较为疲软。
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次全球资本家投资以重新获取高额利润的失败，全球生产率以及收入的平均增长水平都乏善可陈。
因此虽然新自由主义制度已经成功地恢复了公司的赢利能力，从更一般的层面来说是恢复了商业的力量，但它并没有让世界经济出现更加迅猛的增长。
图1211970~2006年七国集团经济体投资放缓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为什么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巨大变迁就不能引起来自全世界的资本家们一个更加强烈的反应？这是一道仍未解出的难题。
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全球性机构也已承认，全球商业投资与商业利润的高水平相比略显疲软。
新的投资支出已远远落后于利润的增长，因此，许多公司正逐步积累起大量的闲置资金（可能是支付给股东，投资于金融资产或是分配给其他的非生产性用途）。
查看相关统计数据请登录每个人的经济学网站，。
或许投资者理解了中央银行政策对全球经济增长所施加的严格限制。
为了防止劳动力市场出现过热和让工人们一直保持着危机感（我们将在第17章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增长被刻意放缓了。
理解了这种全新的机制，公司可能会认为加快投资意义不大（虽然单个公司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获得增长的竞争欲望仍然存在）。
金融市场剧烈而毫无意义可言的震荡也很有可能将投资者的注意力从实际的商业投资上挪开。
不管是什么原因，显而易见现在的利润与未来的投资之间的联系已被严重弱化了。
这严重地破坏了隐藏在金钱由富人向贫者滴流的经济学背后的逻辑：这种理论宣称提高公司及其所有者的利润将会促进更多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以及更高的收入。
事实上，考虑到公司们已积累起来的大量闲置资金，进一步提高公司利润的措施可能根本就不会对投资产生什么影响。
甚至可能许多的资本家们都已经丢掉了原先不惜一切代价要增加财富的野心，转而更愿意（过着奢侈的生活）去消费更多的财富或是将财富贮藏起来。
毕竟这种野心是使得资本主义体系在其大部分（当然不是全部）的历史上极具活力与创造力的推动力量。
如果这种野心真的减退了，那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充满活力和积极进取的力量的说法是否正确就会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