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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就业与失业(5)

2025-03-30 16:25:21

我们必须同时也考虑到降低工资相反可能会导致更少就业的途径。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通过降低工资给工人们的消费支出造成的影响——记住,在发达国家消费支出要占到GDP总量的一半左右。

工人们往往在家用消费(商品和服务)上花去他们的全部收入。

降低工资意味着减少支出,因而也减少了对产品的需求。

除非新的投资或出口能完全抵消这一影响,否则由于削减工资总产出将会收缩,就业量也会减少。

这种联系是一些工会成员和劳动力支持者们做出高工资实际上有利于公司论点的根据。

亨利·福特在1914年付给他的工人们每天5美元的工资(一个在当时非常高的工资),因而他们才买得起同为他们所生产的汽车。

这一先例经常为人所援引。

的确存在一些提高工资带来对购买力(继而产出)的积极提升效应大于其对利润、出口和其他支出来源消极影响的情形。

经济学家们把这种情形称作一种工资主导型经济。

然而,我们不应该高估它的实际意义。

它一般需要一些条件才能成立:一个非常低的产能利用水平,程度相对较低的全球化(这样工人们更高的工资会促进国内生产而不是带来进口的泛滥成灾),全体工人们工资的同步上涨(这样没有哪一家公司因一开始提高工资而遭受不利)以及对赢利能力相对不太敏感的投资水平。

购买我的汽车最普通的打扫地板的工人一天将会得到5美元的工资。

我们相信能够让20000名工人都积极主动和满意地工作,而不是在我们业已形成的百万富翁中间找几个残酷监工。

——亨利·福特,美国企业家(1914)统计证据显示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并非工资主导型。

换言之,仅仅提高工资并不能保证产出和就业水平就会增加。

因此,增加工资(假如是为了减轻贫困)的努力需要其他措施加以补充以促进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支出)以及确保提高工资不会减少就业量。

第26章中概述的一种高投资、可持续经济的提议就是这种双管齐下战略的例子之一。

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雇主们支付足够高的工资来激发工人努力工作的必要性。

这正是许多大公司(尤其是大型、高科技公司)即便在失业率较高、可以削减工资的时候也不那样做的原因。

作为这些公司努力留住和管理工人的一部分,持续支付相对较高的工资对它们的赢利能力更为重要。

如果它们真的削减了工资,生产率继而赢利能力都会因为公司的就业状况而遭受长期消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整体上工资的波动起伏对于就业影响很小。

工资不能过高以至于过多地减少了利润和妨碍足够的投资支出。

它也不能过低:工资必须能够提供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庭进行再生产,必须能让雇主们获取需要的工作努力以及劳动力纪律,而且工资必须能支付工人们进行足够的消费支出以消化整个国家产出的大部分。

介于以上两个极端之间才是一系列可能的工资水平。

工资确切定在什么位置将取决于许多结构性的、机构的、政治上的因素(如工会力量的强弱)以及更为一般的经济条件(最为重要的是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的糅合。

工资水平本身对于就业水平的决定至多起着微弱的、次要的作用。

134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世界上多数国家正在经历重大的人口结构转变。

更高的生活水平导致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日益提高的寿命预期以及不断下滑的人口出生率,并因此带来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

这一问题(多数人肯定不会认为寿命更长是一个问题!)在发达国家最为严重。

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也正迅速走向人口老龄化。

这已引起了警告说劳动力短缺时代迫在眉睫的雇主们和一些政府相当大的关注。

雇主们担心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以及招聘员工方面会有困难。

政府担心要支付退休津贴和健康开支。

这些担心都言过其实了。

而提出主要的解决方法——即鼓励甚至是要求人们一生中更长时间地工作——可能会让问题变得更糟。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雇主们十分擅长于只要当紧缩的劳动力市场妨碍了他们的赢利水平时就能找到新的劳动力供给来源。

除了强迫老人待在工厂之外,仍然可以找到很多潜在的新的劳动力来源——只要雇主们能让这些机会有足够的吸引力。

例如,妇女们的劳动力参与率仍低于男性,因此(通过适当的支持措施,如儿童照顾服务和家庭友好型工作计划)更多的妇女们会被鼓励接受带薪工作。

移民是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的另外一种可靠的来源。

移民工人(尤其是只有临时签证的工人和非法移民)是一个极其自愿的劳动力大军。

更为人性化的移民方案(以良好的法律保护,培训以及定居支持为特色)可能会通过一种提高而非削减劳动力标准的方式来扩大劳动力供给。

雇主们也能通过投资新的资本和技术来解决真实存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这样劳动力就会从不需技巧的、低下的和事倍功半的工作转移到更高价值和更高工资的岗位。

然而这只有当劳动力短缺真正开始产生不良影响,妨碍到利润率的时候,雇主们才会不得已将劳动力看成一种有价值和稀缺的商品——并因此提高工作的质量和生产率。

如果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严格限制增长以确保劳动力维持廉价,那么就永远不会产生这种积极的转变了。

最终决定劳动力经济地位的常常是结构性的因素而非供求关系的影响。

然而,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可能会给工人们提供一些提高他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机遇。

但是,如果雇主们通过开发自愿的移民劳力或是强迫年老的工人继续工作,以此重新提供充足的廉价和绝望的劳动力,改善将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