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姚文元，浙江省诸暨县人，1931年出生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
其父姚蓬子是叛徒、特务，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左翼作家。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在天津被捕，他不仅供认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还供出了他的入党介绍人——潘汉年，供出了左联党员名单，供出了冯雪峰、田汉、钱杏邨是中共党员和一些人的地址，供出了他和鲁迅的接头地点等；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４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了２０００字的《脱离共产党宣言》，成为中统特务头子、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领导下的文化特务，担任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
姚蓬子当了文化特务，叫儿子姚文元拜认徐恩曾和他的小老婆费侠为干爹干妈，姚文元成了特务头子的干儿子。
１９４８年姚文元混入党内，长期以来隐瞒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的政治历史问题，利用窃取的权力，勾结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包庇、保护有严重历史罪恶的叛徒、特务姚蓬子，并且在政治经济上同姚蓬子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１９６９年姚蓬子死后，姚文元还继承了除姚蓬子存款以外的全部家产。
姚文元，这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舆论制造者，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就是他的一连串文字狱拉开的帷幕，他的一篇文字，甚至一句话就可以宣判一个人的政治死刑。
有谁能计算出在他的笔下屈死了多少人？他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结党营私，反对毛主席、党中央，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二、 四人帮相互包庇，销毁他们的反动历史材料1976年10月，姚文元被隔离审查后，从他的住址查出他包庇隐藏的四件有关张春桥和他老婆文静的材料。
这四件材料是金祖敏（四人帮上海同伙、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５日，从上海秘密送给姚文元的。
其中三件是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上海市委组织部审查张春桥参加国民党复兴社和党籍问题的重要材料；另一件是反映文静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
姚文元拆阅了这些材料，他不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做贼心虚地批注：内件未拆，不知内容，请报告春桥同志、王洪文同志，按中央规定处理。
实际上姚文元把这些材料密藏了八年之久。
１９７４年３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收缴、销毁叛徒特务姚蓬子的罪行材料；马天水等人１９７４年７月在上海大量销毁原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审查姚蓬子的罪恶材料，包庇姚文元。
三、姚文元带着稿子受审，欲盖弥彰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下午，继调查王洪文长沙告状以后，姚文元被押到审判庭，就同一案又对他进行庭审调查。
姚文元对起诉书中指控他的罪行，已经做了准备，写了稿子，今天他是带了稿子出庭，随时准备照稿答辩的。
当审判长问他，四人帮在北京钓鱼台密谋策划篡党夺权，江青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诬告周总理、邓小平等阴谋活动，问姚文元应负什么罪责时，他翻看着准备的稿子，思忖了半天，想方设法避重就轻，含糊其辞，翻了半天白眼，才结结巴巴地说：去长沙告状，是江青的主意。
实际上是想影响毛主席已经做出的决定，即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他承认攻击过邓小平副总理，不承认诬陷周总理。
法庭出示了姚文元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８日的日记和张玉凤的证词以后，在审判长的审问下，姚文元在手稿中翻不到答案，吭哧了半天才承认他说过北京有庐山会议的气息的话，但却又抵赖，说是在另一种场合下说的。
问他另一种场合是什么地方，他又答不出来。
法庭追问姚文元诬陷、迫害邓小平的罪行，并向他出示书证，证明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６日，他在《人民日报》送审的《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中，亲笔加了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这时，只见姚文元的神色特别慌乱，好不容易才镇静下来，又想了半天，竟然狡辩地说什么，当时他认为送审稿上说，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提法太重了，所以他改为总后台。
这真叫胡说八道，欲盖弥彰，闻者无不哑然失笑。
四、姚文元多次避重就轻，无理狡辩12月8日上午9时，第一审判庭对姚文元控制宣传舆论工具、利用报刊诬陷老干部的犯罪事实进行审问。
审判员问姚文元：１９７６年初，《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些诬陷老干部的文章是不是你亲自修改审定的？姚文元辩解说，具体文章记不起来了，相信法庭有事实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