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投靠江青，后来渐渐失宠，在党的九大前夕，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矛盾加深，以致被冷落。
他及时窥测风向，决定另攀高枝，改换门庭，于是又是送礼又是求情，跑到毛家湾向叶群献殷勤，投靠了林彪。
陈伯达于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密切配合林彪大造天才论，搞和平过渡篡党夺权阴谋的罪恶活动，为林彪助威，提供炮弹，炮制天才语录，第一个被捉，翻了车，倒了大霉。
1970年10月18日被软禁、审查，不久，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陷入没顶之灾。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摔死后，陈伯达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后因病在病房中监护。
陈伯达这个投机分子，大大野心家，过去在向他的一个同乡吐露心曲时说：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陈伯达的一生和他的罪恶道路，大概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吧！二、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的供词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９日上午，对被告人陈伯达的犯罪事实，进行了两次法庭调查。
时年７６岁，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的陈伯达，步履蹒跚，是由两名法警挟扶着带到法庭的。
他戴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法警扶他坐在被告席上时，他还左顾右盼望了一下，看来他的头脑清楚。
法庭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由审判员任凌云、李明贵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首先就起诉书指控陈伯达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审问时，陈伯达装疯卖傻，说，我不记得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实实在在忘记了。
陈伯达可以说他忘记了，但是历史和事实却不会忘记：法庭出示的证据证实，由戚本禹转交的一份要求批斗刘少奇的报告，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圈阅擅自批准的。
不仅如此，陈伯达还亲笔把报告中的刘少奇三个字的少奇二字改为邓陶夫妇四个字。
陈伯达这么一改，便把原报告要求批斗刘少奇，改变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他们的夫人。
陈伯达感到事关重大，还是以我想不起来为由，妄图搪塞过关。
法庭紧追不舍，当场两次让他看影印件，在铁证面前，陈伯达只得供认：我的签字是事实。
法庭接着调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陈伯达伙同谢富治、吴法宪利用天津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诬陷朱德、陈毅、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等１５人。
这是一件极为荒唐的诬陷案：原来天津出现的一张署名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是一个工人写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
陈伯达却如获至宝，大追根子，竟然莫须有地追到朱德、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头上。
听听法庭审理，陈伯达是怎样说的吧，那真是千古奇谈。
陈伯达回答审判员追问时，竟然煞有介事地说：我有个根据，没有根据我是不随便说的。
问：什么根据？答：３４年前，我听说过，天津有过这么一个叫非常委员会的组织。
你看何等荒唐！３４年前，且不说有没有这么个组织，即使有吧，３４年后，怎么能追到老帅们身上？这岂不是疯话。
在另一次审问陈伯达迫害一批高级干部时，他倒是说了一句实话。
他说：那……那时正在发疯的时刻……这倒是真的。
陈伯达以及林彪、江青干出许多常人难以理喻的罪恶勾当，正是他们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利令智昏发疯的时刻，他们已经不顾一切了！法庭对陈伯达伙同林彪、江青诬陷、迫害陆定一进行调查。
审判员任凌云问陈伯达：逮捕陆定一的报告是你批的吗？陈伯达回答，不记得，真的不记得。
法庭出示和宣读了１９６８年５月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出示宣读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１日，陈伯达亲笔写的迫害陆定一的三条指示；宣读了胡干卿的证词，陆定一专案组的原负责人肖风文出庭作证。
在证词、证人证言面前，陈伯达无法推卸罪责，只好承认犯罪事实。
三、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冀东惨案１１月２９日上午８时５５分，陈伯达被再次带进法庭坐在被告席上。
法庭开始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出笼进行调查。
这篇搅乱全国的社论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
社论把广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诬陷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牛鬼蛇神，煽动要横扫他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这篇社论的煽动下，全国上下大批干部、知识分子、群众遭受批斗，非法关押，有的被扫地出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