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开始，审判员李明贵问陈伯达，这篇社论是不是他组织人写的和亲自审定的。
陈伯达回答说：是我审定的。
是我口述，他们写的。
口述和自己写的是一样的。
接着，法庭宣读了钱抵千和朱悦鹏的证言。
他们是受命撰写社论的。
证言说，他们根据陈伯达的谈话内容起草这篇社论，陈伯达对社论稿做过两次修改。
证言宣读完毕后，陈伯达再次回答审判员的提问时说：对这篇文章，我应负完全责任。
接下来，法庭对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据记者李耐因报道，陈伯达在拿到起诉书副本以后，最害怕的是他对冀东人民犯下的罪行，那真是令他心惊肉跳、寝食不安。
他一个劲儿地嘟囔没想到、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陈伯达窜到唐山，在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期）可能是国共合作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
事实上，冀东地区在我党建立初期就有了地下党组织，李大钊就是冀东乐亭县人，唐山正是我党活跃的地区；抗日战争中，冀东是我抗日根据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斗争，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气壮山河的抗敌场景。
这一地区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骨干。
陈伯达的这一番讲话，把几十年间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党员全部抹黑。
这就是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
在陈伯达１９６７年那次讲话后，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使８．４万余人惨遭批斗，２９５５人被迫害致死，株连到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时冀东大地一片黑暗。
陈伯达造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伙同林彪、江青向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栽赃，向革命人民头上泼污水，以遂他们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
陈伯达在特别法庭受审时，审判员就这两件事提出质问，要他回答。
审判员问：你根据什么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是国民党、叛徒在起作用？陈伯达回答：那天……我是凭空想的，不完全是事实，好像是根据某个人说的，我都不记得了。
凭空想，就把几万党员打成叛徒、特务、假党员，有的他还指名道姓，说唐山市委书记是叛徒，唐山市长是大庄园主。
造成那么大冤案、惨案，他竟然不记得！法庭出示他在唐山的讲话录音、讲话原始记录。
问：听清楚了吗，是你讲的吗？答：我听到了，是我的声音……我自己不能理解自己的声音，像个外国人讲的话。
这是事实，这说明我是个糊涂蛋！到了那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不经调查，即席乱说一通。
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完全是混蛋。
——看起来，我是准备过的，东听一点，西听一点，信口胡说，加油添醋，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造成两万人冤案，两千多人死亡。
我当时那个名义（指他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说话是惊天动地。
我现在听了也惊天动地。
可我说错话，出这大事，我不知道，我记不得。
当然罪过很大，我不是减轻罪责。
问：你只是说错话，后果不知道，就没责任？答：我，我没推卸责任。
法庭出示证词，宣读了对市委书记、市长的复查结论。
他们都是好同志，已平反昭雪。
有两位受害人当庭控诉，震动全场。
问：陈伯达，你听清楚没有？答：这，这控告对。
我一到唐山就点名，就这样讲，是可笑的……没有调查就说那么多荒唐话……问：只是可笑、荒唐？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答：是、是反革命、是犯罪。
……陈伯达忽然又起来为他自己的罪行辩护了，且听他说的是什么吧——陈：但——但在文革中，群众起来了，有各式各样的群众，他们利用我的话做坏事。
当然，我不说这些话，干不出这些坏事；我说了，他们就能利用。
……只有一点遗憾，我（后来）记不得（这件事）。
这个林彪集团的高级谋士，不承认冀东惨案是他一手造成的，反咬一口，说是他被群众利用了，可谓狡猾之至。
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法庭就起诉书指控对陈伯达犯罪事实的调查完毕。
因为陈伯达早在１９７０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就被揭露，并于当年１０月１８日被软禁，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来的反革命活动，他无从参加，所以，在十名被告中，他是接受法庭审问最少的一个，只有两次，对他的犯罪事实已经调查清楚。
四、陈伯达表示认罪，请求宽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