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王光美！旁听席的前排，一位身穿绿呢服装，脖子上围着一块黄色方巾的女人，正是被江青迫害过的王光美。
王光美的一双锐利目光逼视着江青，使她心虚胆颤，而不敢正视，只好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脚尖。
审判长不容江青多想，单刀直入地审问江青：１９６７年５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立后，这个专案组由你江青主管，由你直接控制，并且还伙同康生、谢富治两个主犯，由江青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这是不是事实？审判长的利箭直刺江青的心窝，她一时不知如何招架，下意识地打了个沉，定了定神，用手按住耳机，她听到袭来的一排子弹还在轰响，只得抬起头来望着审判台回答道：我参加了专案组的工作，但我是受中央委托参加的……她在想法减轻罪责……想了会儿说……而且，而且……我当时是助手。
狡猾的江青狡辩说：现在中央委员会里大多数成员和我们绝大多数领导人，那时都争先恐后地批判刘少奇，如果我有罪，那你们所有的人呢？住口，江青！几位审判员异口同声高声喝道。
此时的江青竟忘了自己是罪犯、被告人身份，真叫无耻。
而江青竟耍起无赖，疯狂呼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江青在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犯罪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请看事实。
面对江青的无耻狡辩，法庭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证言。
其中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６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一个报告上作的批语，就是铁证。
批语写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
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还有：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６日，江青为专案组只把材料摘抄件送给她而大发脾气，并写了一封信，说专案组不把材料原件送给她看，对她有夺权现象。
作为专案组负责人的谢富治赶忙写出书面检讨，说自己对江青同志主管的专案、向江青同志汇报和请示不够。
法庭宣读了江青的信和谢富治的检讨，并让江青看了复印件。
还有，那是她自己的供诉状：法庭播放了江青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８日，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国乐团等单位代表的讲话录音。
在讲话中，江青说：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
审判长问江青，信是不是你写的，话是不是你讲的？江青不得不承认是她写的，录音像是她的声音。
但她却狡辩说，这也不是罪行。
公诉人江文对江青的无耻谰言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被告江青为了诬陷迫害刘少奇、王光美，乱捕无辜，诱供逼供，编造假证，罪行累累。
江青于１９６７年５月至１０月擅自决定逮捕杨一辰，杨承祚、袁绍英夫妇，曹亮、梁濑德夫妇，丁觉群、张重一、冯少白、马国钓、苏士文等１１人，甚至连厨师、保姆均不放过。
江青决定在全国大批捕人，仅北京一地，被捕受审的就有６４人。
审判员问江青：是不是事实？江青回答说不记得了，隔了一会儿又说，这些都是合法的。
公诉人江文驳斥江青说，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法律都被你们践踏了，还讲什么合法，你们为了迫害刘少奇、王光美，连炊事员、保姆都不放过。
审判员沈建审问江青：逮捕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是不是你批准的？江青摇头耍赖说：我脑子受过伤，有高血压，记不得。
法庭当即用幻灯投影，出示了汪东兴在１９６７年６月８日写给江青、谢富治关于逮捕郝苗的报告和江青的批件：郝苗的档案我们看了一下，更证明他的问题疑点很多，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我同意江青同志的指示，快赶（赶快）把郝苗逮捕审查。
江青批：照办。
郝苗出庭作证。
他在证人席上对法庭说，我家住北京海淀区，１９４９年由中央组织部介绍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１９５２年到刘少奇家做饭，一直到１９６７年被逮捕为止。
他说，那是１９６７年６月８日，我给刘少奇同志做完晚饭，收拾完回到宿舍睡觉，夜里１２点，进来个人把我叫醒，那人轻声说：领导找你有事，叫你马上去一趟，我信以为真，没有多想，二话没说，跟着来人进了房门，我哪知中计，上了人家的圈套，当我离开房门，路过操场时，就被另外一个人绑架到一辆预先准备好的小汽车上了。
那人说：对不起，找你去对个案子，只好委屈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