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洛马费奥兄弟俩决定离开这座多事之城，前往索耳得亚（即苏达克城），位于黑海之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索耳得亚是一处重要的军事要塞。
（顺便提一下，波罗时代的人们对黑海这一名称还比较陌生，当时人们只把它称作海。
）波罗兄弟在索耳得亚并没有多大名气，说明当时他们的生意规模并不大。
波罗兄弟最渴望的就是回到威尼斯的家中，但路途遥远且危险重重。
无论是陆地上横行霸道的窃贼，还是海上贪婪无耻的海盗都成了波罗兄弟短期内无法返回威尼斯的障碍。
而前往东方的所有商路和航线情况就要好很多。
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蒙古人已经征服了大部分亚洲大陆，并且占领了欧洲一些重要地区，他们的势力范围直达多瑙河东岸。
（蒙古人也被欧洲人称作鞑靼人，但事实上，鞑靼只是蒙古帝国的部落之一。
早期俄罗斯人把蒙古人和其他东方的入侵者全部称为鞑靼人，后来欧洲人仿效俄罗斯人也把蒙古人称作鞑靼人。
）当时欧洲人一直认为，蒙古人就是恶魔的子孙，是世界上最野蛮、最邪恶、最不遵守法纪的民族。
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发布训令，号召基督教国家团结起来防范蒙古人：耳畔不绝响起的马蹄声，警示我们绝不能再掉以轻心，战斗的号角宣告一场席卷全球的毁灭性战争即将来临。
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业已证明，这些犹如从神秘的地狱中突然冒出来的野蛮的鞑靼人，必使天下大乱。
然而，就在教皇公开向外界宣称蒙古人带来的威胁之际，蒙古人却突然改变了他们一贯的对外政策。
野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在位时一直奉行无限扩张帝国疆域的政策，而他的孙子忽必烈汗则一改祖父的做法，施行了相对平和的统治策略。
威尼斯史学家阿尔维斯·索尔西如此评价忽必烈汗：他是一个追求集权统治的君主，但绝不暴戾野蛮，他善于汲取他人之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不断地寻求有效手段来稳固政权，为了达到目的，他更多的是采取宗教施压的办法，而不是单纯依靠暴力手段。
忽必烈汗手中最有利的武器不是利剑长矛，也不是枪炮毒药，而是与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事实上，为了能够在自己缔造的世界新秩序中生存，蒙古人非常需要来自欧洲、波斯、阿拉伯的商品和技术。
为此，他们开辟了很多商路，并为19世纪后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不仅是为东西方输送诸如宝石、织物、香料、贵重金属、武器等货物的要道，而且也是输送数不清的佛教僧侣、基督教传教士和来自各地的商人的通道。
为了确保东西方贸易和宗教文化交流的顺畅，忽必烈汗在蒙古帝国疆域内实行高压集权政策，索尔西认为，蒙古帝国的和平是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和平。
但正是因为有忽必烈汗的专制统治，丝绸之路才成为一条非常安全的商路，往来其间的人声称妇女可以头顶金托盘无所顾忌地走在这条路上。
对于像波罗兄弟这样的商人们来说，就算深入亚洲和蒙古帝国腹地，人身和财产安全也完全有保障。
蒙古帝国的丝绸之路和威尼斯的商船使世界变成了坦途。
在一个没有阻碍，能够相互交流的世界里，贸易往来及宗教、文化、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