唆鲁禾帖尼是聂斯托利教派的基督徒，受自己母亲的影响，忽必烈对基督教的了解远远超出了辱骂他的欧洲人的想象。
众所周知，忽必烈的母亲是基督教徒，所以马可认为他们母子俩应该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
这位母亲始终保持着比她的信仰更为复杂的精神生活：出于自己的信仰，同时也是由于政治原因，她一直积极倡导宗教宽容。
为了能为家族赢得所有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她还接受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
她在信奉基督教的同时，也为清真寺和穆斯林团体慷慨捐助；她不仅要求忽必烈必须像普通蒙古人一样学会狩猎，同时也坚持让他学会了蒙古人所使用的几种语言之一的维吾尔语。
她在北方各省推行仁政，同时在处理这些汉人地区的事务中深受启发。
蒙古人统治中原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冲突：汉人世代过着农耕生活，而蒙古人则以放牧为生。
蒙古人认为，虽然土地没有穷尽，但有时候并没有多大用处，而他们的游牧生活正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的。
唆鲁禾帖尼没有强迫汉人接受蒙古人的观点，而是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事实证明，她的这一举措增加了蒙古人的税收。
忽必烈汗秉承了母亲治理北方各省的策略。
他接受多神论，不仅使他深得民心，同时也保证了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
之前的蒙古统治者一般都采用比较强硬的治国手段，极尽可能地剥削统治区的汉人，不仅强迫汉人搬迁，同时还征收各种处罚性质的税收。
年轻的忽必烈意识到，正是由于蒙古人的横征暴敛才使得汉人迫于生计而流离失所。
为了保证对汉人课税时的公允，忽必烈汗下令让汉人出任税收督查来取代蒙古族税收官员。
而且他还不断任用汉人官员，到了1250年时，多个地区的汉人纷纷向忽必烈汗表达了归顺之意。
任用外族人来治理国家，这使忽必烈成为所有蒙古统治者中最少具有蒙古特征的一位帝王，因此，蒙古人经常批评他不该在语言、服饰、宗教（主要指佛教）和政府结构与管理等各个方面采纳汉人的做法，而应保持蒙古族人传统的行为方式。
蒙古人的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忽必烈汗的确任用了各种不同背景的谋士。
有位叫海云的僧人曾给忽必烈讲授过佛法，他还给大汗的次子取了一个汉人的名字：真金。
这位年轻的蒙古统治者还接受了儒家思想，此外，维吾尔族人、穆斯林和聂斯托利教派的基督徒也在他的朝廷里任职，据说，忽必烈还有一个由四十名来自不同背景和民族的谋士组成的枢密院。
所以数年之后，当穆斯林和欧洲人不畏艰难，取道丝绸之路来到蒙古帝国后，忽必烈汗便理所当然地让他们在自己的朝中供职。
后来，忽必烈汗还把臣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为蒙古人，他们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第二等是所谓的色目人，也就是来自波斯和中东国家的人；第三等是北方的汉人，第四等则是南方的汉人。
在蒙古帝国，虽然汉人人口最多，但社会地位却是最低的。
尽管忽必烈汗采纳和沿袭汉人的做法来处理复杂的朝廷事务，但他还是保持着一些固有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比如他始终对迁徙、狩猎、马术和行军打仗情有独钟。
偶尔他也感到困惑，担心自己是否过于依赖汉人朝臣和谋士了，有人说他甚至曾探究过历史上一些朝代的灭亡是否与佛教和儒教有关的问题。
忽必烈的汉语不是很流利，这使他不能完全和周围那些儒士进行深入的交流，当他们想给他讲授孔子学说的时候，旁边还需要有蒙语翻译。
忽必烈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与世界接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