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宫的影子在碧浪中飘摇山涧中的清泉奏出了欢快的音符忽必烈的皇都建在大都，通常他在那里过冬，这其实都是后话了。
早在1220年，成吉思汗当上蒙古大汗后，就考虑把位于蒙古大草原的大都定为国都。
后来，忽必烈决定将统治中心南迁，他的这一做法似乎是想将蒙古的强权凌驾于汉人文明之上。
忽必烈任命一位穆斯林建筑师专门监督大都的建设，整个都城的设计灵感主要来自汉人的建筑，并在建筑风格上尽量保持了一致。
1267年，大都开始动工，历时几年后竣工。
整个都城有11个城门，每个城门上有一座三层高的塔楼作为瞭望台。
在使用多种语言的蒙古帝国，新建的都城有好几个名字：汉语称之为大都，土耳其语称为汗八里。
蒙古人最终采纳了汉人所使用的大都这一名称，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
马可到中国的时候，大都的东部地区主要被用于做天文学研究。
忽必烈汗对世界充满了渴望与向往，所以他对天文学非常痴迷。
当时，位于阿塞拜疆马腊格的波斯天文台因发现了许多天体并发明了一些精密的观测行星的仪器而闻名遐迩，忽必烈汗受其影响，一直希望能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天文台。
为了圆梦，忽必烈专门邀请波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来到蒙古帝国，札马鲁丁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用于观测天体的仪器，包括：日晷仪、星盘、天体仪、地球仪以及浑天仪，他带来的这些仪器比当时欧洲使用的同类仪器要先进得多。
现代西方天文学的发展应该主要归功于很早就开始进行天文学研究的中国和阿拉伯先驱们。
西方人最终接受了中国人的观点而认为，赤道是环绕地球的一个圆圈；北极是地球的最北端（今天这早已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了）。
但在马可时代，欧洲天文学家采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他们的研究以地平线和太阳在天空中的活动轨迹为理论基础。
欧洲天文学家始终不承认赤道的存在，直到16世纪晚期，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才接受了这一观点，而早在公元前2400年，中国人就已经知道地球赤道了。
在中国天文学体系中，天空散布着像树的根茎一样的二十八个星宿，这二十八个星宿中的任何一个都由一定数量的恒星和星群组成，因此，中国人认为天上的星星是有序排列的。
早在7世纪，中国人就已经观察到彗星的尾部始终指离太阳，并由此发现并预测了太阳风暴，这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整整早了一千年。
他们还先于欧洲人发现了月球表面的月坑，而在哥白尼学说提出之前，欧洲人始终认为月球和其他天体都是完美的球体。
1271年，也就是马可到中国之前，忽必烈汗成立了穆斯林天文学研究院，并且还重用了汉人工程师、天文学家郭守敬。
郭守敬利用波斯图纸制造了很多工具，并且计算推导出了一种全新的蒙古历法，这种历法类似于汉人使用的阴历历法。
按照这种新的蒙古历法，十二年为一轮回，而且每年都以一种特定的动物来命名：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按照这种排序，猴年出生的人会有猴子的特征：容易激动，时常焦躁不安，难以平静。
总的来说，猴年不是个好年景。
虽然马可很关心天文学，但他并没有论及汉人和蒙古人在天文学研究方面的微妙的差异。
和其他欧洲人一样，这个年轻人也将天文学等同于占星术，而且蒙古帝国的天文学家们的成就并没有引起这个年轻人的好奇心，反倒是那些无所不在的术士和算命先生让他更感兴趣。
据马可粗略估计，仅大都就有不少于五千名从事这一行当的占星师和卜卦者，从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来看，从业者有穆斯林、基督教徒还有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