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遗腹子，国民党时期爷爷参加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他走后再没有回家，我奶奶一个人拖着父亲长大的。
奶奶年轻时长得水灵，也很守旧，据说爷爷相亲时就是看重了她的三寸金莲才娶她的，奶奶很以此为荣。
爷爷走后，奶奶失去了依靠，她只好自己谋生，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要想生存那是多么艰难，可奶奶却挺了过来。
奶奶所在县城里的人，经常看见奶奶走过县城里的青石板小路，只要看见奶奶那娇小的身影，熟悉的乡邻就会和奶奶打招呼：杨九妹，又到贵阳去了，生意还好？好什么？不就是找碗饭吃么？奶奶作什么生意呢？县城里的乡邻一般都不知道，奶奶更不会说，后来，父亲告诉我，奶奶是作黄金生意的，我的老家山里出产黄金，奶奶时常到山里采购金子，买到金子后就贩运到贵阳转手卖掉，风里来、雨里去，奶奶赚了一些体己钱，在县城里修了一栋木房子。
作黄金生意是要冒极大风险的，有一次，奶奶贩运黄金到贵阳，几百公里的山路，奶奶带着人马风餐露宿，途中到了一座叫狮子头的山岗上，那月黑风高的晚上，奶奶一行人马遭遇了土匪，土匪不仅掠走了全部黄金，还开枪打伤了奶奶的腿，同行的挑夫都遭了土匪的黑手，奶奶侥幸捡了一条命，她回到县城整整在炕上躺了大半年……县城解放后，奶奶被划为地主，就地接受群众专政，不许到处走动，而父亲把奶奶藏在炕席下的十多根金条全部如数交给了政府。
父亲参加工作后就远离了家乡，我出生后的第三年，父母亲带我回了一次老家，那次回老家途中，我看见县城外乡间小路上的一头头水牛，就拉着奶奶的裤管：奶奶，楼楼（牛牛），我要！憨孙子，是牛牛，不是楼楼。
父母亲在老家没待几天就走了，因为文革快开始了，他（她）们要赶回单位参加运动，因为太忙，没时间照料我，就把我留在奶奶身边。
我在老家待了几个月，那段日子，奶奶既要接受群众专政，又要照顾我，她是小脚走路不方便，上街去买菜总是耽误许多时间，奶奶怕我从炕上掉下地，没办法，只好用绳子把我绑在炕上，回来后再给我解开绳子，奶奶一边解绳子一边掉眼泪……后来，父亲把我从奶奶身边接走了。
父亲来的那天，我嘴里正啃着奶奶烤熟的红薯，父亲把我带到门外，就把我手上的红薯丢到院坝里：别吃了，爸爸带你买肉包子吃去。
父亲给奶奶留了几十块钱就离开了老家，临行时，奶奶老泪纵横：润身，你和世钦要小心啊，常回家来看看！……奶奶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记得文革时期，有一次，父母亲接奶奶来照顾我们姊妹，那是一个寒假，父母亲都远在一百多公里的县城学习班学习，一个月的学习时间结束了，父母亲刚下汽车，大姐就光着头在凛冽的寒风中跑到父母亲身边哭诉着：奶奶给我剔了光头，她不给我吃鸡蛋，只给弟弟吃，吃鸡蛋时，总把我撵出门外，我要吃鸡蛋！母亲很生气，她用手扯了下破旧的棉衣：润身，你看你母亲干的是什么事，真是老脑筋。
……奶奶一九六六年病逝于老家，死时父母亲都不在她身边，那年，父亲在县城管训班劳动改造，母亲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奶奶走后几个月才接到老家来信，方知奶奶已永远离开我们，奶奶的后事是几个远房亲戚操办的。
现在，每年的清明节，母亲、大姐、三妹、姐夫、妹夫都要凑钱回去给远房的亲戚，让他（她）们为奶奶的坟头割割青草，前些年，大姐还特意汇钱回去在奶奶的坟头立了 石碑，九九年，我出差到老家，还带着两个在当地工作的学生为奶奶扫了一次墓，那两个学生一个叫杨润福，一个叫甘功福。
岁月匆匆，眨眼就是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