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天下理念的形成，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必然结果的推理的产物。
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如此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
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是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的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锁国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276页。
此处需要提醒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是一种包括狭义的文学和科学、艺术、哲学以及政治在内的世界文化。
显然，天才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先生是从物质决定论出发的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到了世界一体化的历史大趋势。
西方的天下体系理论从另一方面来自于对所谓的地区性主权制度及其变种的民族主义君主制国家政治的反思之中。
西方政治的最大特征就是国家的民族化和民族的国家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之下，具有相同民族特征的人群组合成为一个国家，并因此进行角逐。
那些没有实现民族国家化的民族无不以此为目标进行顽强的奋斗，那些已经实现此目标的民族则以此为根据地作为对外征伐的大本营。
在每一个国家之内，按照所谓的民主原则进行运转，而在国际上则处于一种混乱的丛林状态。
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无秩序的世界，它不过是被欲望之火控制下的人类进行疯狂争夺与屠杀的战场。
因此要使人类摆脱这种绝望的状态，必须进行政治变革，而核心就是以世界主义的政治理念来取代国家至上主义的现实理念。
西方另一位学者霍布斯鲍姆从经济的角度反思了民族主义。
他说，从总体上看，全球性的相互依存意味着更大的经济单位将来会提供一种人们共同体的基础，20世纪末期的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再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纲领。
目前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只是对20世纪很多地方过分强调非民族与非民族主义原则的回应，不能为21世纪的世界重构提供新的原则。
【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2页。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则与其本身独特的经历密切相关。
上个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有两件事情给这位敏感的历史学家造成了心灵上的巨大震撼。
或许是在1914年8月，汤因比第一次阅读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让汤因比痛切感受到相邻民族血腥屠杀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创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具体说仅仅是在1915年和1916年之间，汤因比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而在其他交战国中，与汤因比同时代的人死亡的比例与此不相上下。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汤因比带来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汤因比由此认识到，在最近500年的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面，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尚未实现联合。
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的陌生人。
这本来是我们从消除距离之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现在却使我们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今世界范围内的不安、沮丧、紧张和暴力，说明了这种危险。
人类如果不能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无疑将走向自我毁灭。
在与汤因比同时代的观察者中，J·罗曼的那句话或许最为经典，那就是，要么一个世界，要么就没有世界。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1页、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