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他们真正所做的并没有让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相信他们做到了的那么多，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与工业信贷银行的差异也并没有他们所声称的那么巨大。
（只有那些对巴黎不很熟悉的人才会像俾斯麦那样把罗斯柴尔德、福尔德和佩雷尔混在一起。
）佩雷尔家族一直在用圣－西门式的花言巧语来解释工业投资的共同收益，而他们自己则做起了公债和铁路股票的投机，并且把所得利润悉数收入自己的私囊中。
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并不讳言他们的投机和收益，他们把对自己所属的更为广泛的群族的贡献当成是慈善，并把这些做法与他们的生意完全分离开来。
当1850年卡斯特兰第一次碰到安东尼的时候，他被后者的抱怨所震惊，安东尼说：在伦敦，你做什么都可以赚钱，做棉花或者是公债，你想怎么做都行，但是在这里（巴黎），除了公债你根本没有投机的机会。
圣-西门主义者不会用这种方式讲话：对于他们来说，是调动全法国的储蓄去追逐由蒸汽所驱动的乌托邦。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被股票经纪人费多鲜活地写进了他的文章里。
与佩雷尔兄弟不同，他认为詹姆斯只能算是一个可靠、聪明而狡诈的‘资本商人’：使他庞大的财富收益最大化这项唯一的工作构成了他一整天的工作内容。
月末的每一次清算都是一场战斗，他必须为保卫他的银行、他的名字所代表的荣耀，并且为证明他的实力而战。
他不放过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任何消息，哪怕是最不起眼的消息——无论是政治的、金融的、商业的还是工业的，他都要竭尽所能从中获利，这更多的是靠他的本能。
他绝不放过任何盈利的机会，不管这个机会多么微小。
正如我们所见，像费多这样的小人物，与詹姆斯这样的人做生意是一件多么费力不讨好的事。
但人们只需要到工业信贷银行的办公室，就能看到与罗斯柴尔德银行间可能会出现的最大的反差。
在佩雷尔兄弟这里，不用担心有什么过分的话语，也不用害怕会发生什么突然的情绪失控。
这些迂腐的谦谦君子，过度的仇恨使他们浑身都散发出腐烂的味道，他们总是那么聚精会神，像铁棍一样僵硬紧张，非常固执于自己的想法，并且对自己充满了自恋。
他们总是身陷大批朋友的包围之中，这些人都竖起了耳朵，以便能跟踪到他们客户谈论的关于他们正在操纵的股票的话题，了解他们是要买入还是卖出。
工业信贷银行的雇员肃立在楼梯上，等着询问你是否要下单。
每个人都充满着暴富的幻想，不惜任何代价；每个人都试图能与他的庄家的方向保持一致。
詹姆斯显然对这个反差感到很欣慰。
有一次，他颇带讥讽幽默——这种幽默成了他在第二王朝时期的招牌——地指令费多代表他去进行一次投机，具体的做法是购买1 000股工业信贷银行的股票。
这种事他干了不少于5次，让他的经纪人吃惊的是，在清算的时候他真的会全额付清这些款项。
当费多表示出他的不解时，詹姆斯假装很吃惊：你的意思是桑（什）么，我年轻的朋友？我根本没有嘲笑你的意思。
听好了：我对佩雷尔先生的菜（才）能拥幽（有）最大的新（信）心。
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金融家。
我是家族里的一分子，我很高兴能把我微薄的财富透（投）一部分在他们的事业上。
我遗憾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我不能够把我所有的资本都委托给如此聪命（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