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和美国数十年来一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活动的主要区域，相对来说，亚洲或多或少尚处于有待认识地区。
但在这个地区，19世纪50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扩张的时代。
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挑起这场战争的借口是中国禁止从英国控制下的印度进口鸦片）之后，中国香港被英国吞并，而且还有另外5个通商口岸对欧洲商人开放。
这加速了中国的茶叶和丝绸与西方的白银和印度鸦片的交易，并为英国商业开创了新的有吸引力的机会（同时，开始侵蚀中国商人的势力，比如像吴平清，曾经有历史学家称此人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
到1853年，伦敦银行已经开始与位于上海的商业公司，比如科兰普敦、汉布瑞公司等，开始了常规的通信联系，并从墨西哥和欧洲定期向那里发运白银。
白银很显然是最受关注的业务，当然银行同时也对印度的鸦片感兴趣，他们发运了一些到西边的君士坦丁堡。
到19世纪50年代末，已经与一家名叫雄内基尔本公司的加尔各答公司建立了定期联系。
周边的危机，比如印度1857年发生的兵变，在纽科特也引起了反响，而这种情况在之前亚洲出现巨变时并没有发生。
罗斯柴尔德银行首次卷入到了大英帝国的商务活动中，而这个领域以前一直是留给其他人的。
因此，一个有鼻子有眼的夸张说法是整个寰宇都在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纳贡，其办公室设在了中国，设在了印度，甚至设在了最不开化的国家。
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一直以欧洲为中心的佩雷尔家族最大的不同。
大量的白银流向东方这种19世纪中叶世界经济所具备的特点，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19世纪4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黄金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这些发现所产生的影响力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在1846年，世界黄金产量大约是140万盎司，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俄罗斯。
到1855年，总产量提高到了640盎司，增加部分大约有一半来自北美，另一半来自澳大利亚。
我们已经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样通过派遣本杰明·戴维森从墨西哥北上，使他们参与到加利福尼亚的黄金狂潮中的。
他们对澳大利亚这个领域也同样充满了兴趣。
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于1851年发现黄金后不久，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被急迫地要求将贵银行的分号委派到这里，在最开始的时候提供足够的硬币供应将会形成在两半球最为广泛和最为赚钱的业务的基础。
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很好地采纳：在上海和加尔各答的情况中，一开始想到的是完全可以依靠一家独立的公司（比如墨尔本的代理行）来经营，尽管这一次公司由雅各布·蒙蒂菲奥里和他的儿子莱斯利共同管理。
然而，这种家族关系却无法提供能力方面的保障。
似乎是为了要证实梅耶·A·罗斯柴尔德对那些亲家的蔑视所具有的一言九鼎的神圣性，蒙蒂菲奥里公司在1855年破产，破产时欠下了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的巨额债务，而一位彻头彻尾的罗斯柴尔德代理人杰弗里·库兰不得不赶到那儿去当救火队员。
库兰家族自滑铁卢时代就在为N·M·罗斯柴尔德公司工作，因此，库兰对老板想要什么非常了解：甚至在他结束蒙蒂菲奥里的混乱状态之前，他已经在急切地要求发运水银和其他在殖民地需求很旺的商品（最好的是酒类，不管是啤酒、威士忌还是波尔多葡萄酒）。
如果您能发这些货给我，他这样写道，无意中模仿了内森作为一个年轻的纺织品贸易商时信件中的那种语气，您可以完全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个生意，并以让您满意的方式去干。
到9月份，他又提出要求每一批货给予5 000～10 000英镑的赊账，而且，为了使他能够亲自去淘金场看看，提供一个优秀金融家的帮助，因为在整个殖民地没有人这么做过，连那些政府的领导们都是这样对他们的生意不管不顾，只有一次我受财政部的委派，去解释一些鸡毛蒜皮的货币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