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1克里米亚战争的金融影响最高价日期最低价日期变动率（%）英国3%公债10138185212857518544-15法国45%长期公债1052518532897518543-15奥地利5%金属债券84621852126425185412-24普鲁士35%债券9451852128425185412-11说明：英国和法国的数据为伦敦市场的周收盘价，奥地利和普鲁士数据为法兰克福市场年终价资料来源：《投机家》海恩，《私人银行与工业化》，第358～372页在那些外交观察员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看上去很忧虑，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在圣彼得堡的通信员向他们保证1853年6月战争就会平息，而且他们相信了。
当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在9月27日——在英国政府给海军上将邓达斯下达通过海峡的命令泄露后不久——看到列昂内尔时，他对他说在金融城里他永远也记不住这样的一个日子。
1854年１月，当西方的海军最终进入黑海，于布内发现詹姆斯非常沮丧，阿姆斯洛也是同样的神情。
当俾斯麦听到国于1854年2月从巴黎召回大使的消息，他在想我可以用这个消息去吓谁是最有效果的。
我的目光落在了（阿姆斯洛）罗斯柴尔德身上。
当我把这份消息给他看的时候，他的脸变得像粉笔一样白。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要是我今天早上知道就好了’；第二个反应是，‘您明天能跟我做一笔小生意吗？’我友好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谢过他后，就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那种激动的情绪里。
约翰·布赖特是伦敦声音最大的反战人士，他听到列昂内尔在3月31日很消沉地评论：一个负债高达８亿英镑的国家应该在卷入到另一场战争前更加认真地考虑。
然而，克里米亚战争根本没有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地位，反而是产生了与担心完全相反的影响，它再次很令人侧目地确认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公共财政领域所具有的无人能及的地位。
事实上，它表明这么多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过分夸大了战争对金融危险的影响。
真实的情况是战争——特别是发生在1854～1871年间那种以短期战争为特点的战争——反而创造了金融机会，而且这些机会特别适合罗斯柴尔德这种独特的跨国组织结构去利用。
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参与战事的大国，克里米亚战争也使他们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超过了来自于税收的财政收入水平（参见表2-2），因此，将所有相关的国家——包括一贯节俭的英国——逼到了债券市场上。
尽管他们的对手，包括工业信贷银行都竭尽了全力，但没有谁可以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传统的市场上无与伦比的地位。
老对手——巴林家族——很不幸地成为了失败方的银行，当然使得情况非常简单明了。
在1850年，俄罗斯政府给巴林授权一个550万英镑的新贷款，这份合同后来看起来就好像是设了一个陷阱。
由于过度超买，以升水2%开盘，给乔舒亚·贝茨和托马斯·巴林带来了105万英镑的佣金。
但是两年后，由于外交关系恶化，巴林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保障的位置，帕默斯顿在下议院抨击他是沙皇的代理人，而且大家都相信（尽管是错误的）他参与了1854年俄罗斯的战争贷款。
表2-2公共支出的增长，1852～1855年（百万元国家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