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图恩在写给俾斯麦的信中这样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想到它我就会脸红。
当威泽尔给我看你们（发给罗斯柴尔德）的抗议信时，我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所遭受的耻辱而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
俾斯麦的回应同样精彩：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议会由于与犹太人的争吵而被拖进了泥沼，那么这根本不是我们的错；有错的是利用议会的业务通过指令与犹太人联系，而且是一种违宪的方式，将犹太人手里的钱从他们本来已经确定好的用途上改变过来。
对于阿姆斯洛，俾斯麦在他给普鲁士首相冯·曼图菲尔伯爵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非常希望取悦奥地利政府，无所不用其极……收到奥地利代表团的每笔汇款，他都会马上通知普鲁士驻议会代表团：在某个场合，图恩伯爵确实告诉过我，在我接到对那个决定的正式通知前，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已经得到付款的指令。
罗斯柴尔德银行对我们这个抗议的所作所为，使我不再理睬住在这里的罗斯柴尔德先生的任何邀请，总体上希望他了解他的做法使普鲁士政府相当失望……我不得不这样认为，现在迫切需要中断普鲁士驻议会代表团与罗斯柴尔德银行迄今建立起来的关系，相关的业务应该转到此地的其他银行。
图恩和俾斯麦事实上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
图恩因为草率地开除了一名供职于联邦财政部的普鲁士官员——他也反对向罗斯柴尔德借款的提议——而遭到了希瓦曾伯格的训斥；而在柏林，保德史威瀛和海外贸易银行的总裁都明确指出，贝特曼不可能替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后者不仅持有海外贸易银行大量存款，而且还持有1850年普鲁士贷款的巨大份额。
这些理由俾斯麦应该清楚，尽管他是如此喜欢刺激图恩。
俾斯麦总是能抓住政治中经济利己主义的关键。
在解决海军争端（大家同意把军舰全卖了）的那几个月里，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腔调，此时他完全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立场讲话，反对由奥地利支持的法兰克福天主教徒提出的一项抗议（他们反对1848年和1849年通过关于授予居住在该城市里的犹太人完全的公民权利的法律）。
当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申请成为普鲁士朝廷的御用银行头衔时——曼图菲尔倾向于同意，因为罗斯柴尔德会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从为改善维也纳的货币局势的热情中转变过来，而且会比较倾向于支持他们正在打算筹集的铁路贷款——俾斯麦表示支持，以他特有的冷嘲热讽的口吻把关于海军贷款的争吵抛在了一边：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没有犯过反对普鲁士的错误，过去所发生的只是在我们与奥地利之间发生争执时……他们对奥地利方面的担心甚于对我们的担心。
现在，由于我们不可能期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恰当地表现出像坚强的人和正义的愿望这样的勇气，来抵御像图恩伯爵在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误从众决定，而且，由于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已经对阿姆斯洛的态度道了歉——他们说他是老糊涂了——我认为，考虑到这个金融巨人所能提供的服务，他们这次所犯下的错误可以被赦免。
事实上，不只如此，他建议授予梅耶·卡尔普鲁士荣誉——三级红鹰勋章——目的是想争取罗斯柴尔德家族脱离奥地利。
这引发了典型的中欧官僚辩论中的烂漫思维：如果这个荣誉授予的再晚一点，罗斯柴尔德所表现出的善意是否会更多一些？如果对勋章进行重新设计，以便能把传统的十字图案换成另外的图案，是否会更适合于犹太人？所有这一切的底线是普鲁士需要罗斯柴尔德家族：曼图菲尔否决了保德史威瀛的意见，授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御用银行的头衔，这让贝特曼很恼火，他仍然只是普鲁士的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