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纳蒂的影响力在一个基本的宗教问题上都能有如此大的施展空间的话，那么对于与犹太社区有关的那些更偏重于政治方面的问题，纳蒂采用准君王的方式来处理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作为所有犹太家族中最富有的家族的继承人，一位在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又是议会议员，而且后来又成为了贵族，而且还是一位可以直接见到当时最高层的政治家的非正式外交官，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对手。
或许要让不同的犹太人组织认同一个单独的精神领袖不大可能，但是很少有人怀疑纳蒂是他们事实上的世俗领袖。
要全面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必要先全面认清影响深远——而且令人震惊——的这一时期犹太人在欧洲的地位所引发的问题。
当纳蒂成为贵族的时候，阿尔方索的反应是意味深长的。
这个消息将会在奥地利和德国引起极大的反响，他写道，那些地方的反犹太人气焰仍然相当嚣张。
19世纪末期出现了很多变化，先前曾经不是连续的而且只是政治上的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现在逐步变成了一种看上去更有组织的政治运动。
反犹太主义这个词形成于这个时期并不是巧合：种族理论研究提出的假说对于犹太人反社会行为的解释，更多是基于他们的基因，而不是他们的宗教。
由于随着大众教育的发展和公民权利的更加广泛，政治生活变得更加民主，1877年以后的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的反犹太人书刊、演讲和政策（在某些国家，比如俄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从东欧和中欧西进的犹太人之间除了共同的宗教信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相似之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属于富裕的社会精英，而且已经跨越了那些存在于西欧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障碍。
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一直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攻击目标，而且无法避免地一再成为犹太人问题的人格化代表。
这是作为犹太人之王的不好的地方。
反犹太主义20世纪中叶出现的事件经常会诱使我们夸大19世纪晚期出现的反犹太人浪潮的重要性。
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记忆也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最先引向德国去寻找反犹太人主义的种种证据。
当然，那些地方确实存在一些这种类型的问题（奥地利要比德国更严重，在那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影响力日渐衰落）；英国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迹象，而俄国则是唯一从制度上歧视犹太人的大国。
法国虽然是比所有地方都更能让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出版反犹太人书刊最多的国家。
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把反犹太人主义这个特别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介绍给德国政治家的威尔海尔姆·马尔，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威特姆斯坦家族工作过，而这个家族与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非常密切。
根据一份未公开的备忘录的说法，马尔回忆了他是怎样在1841年被解雇的，尽管他在公司工作得比大多数犹太雇员更努力。
他非常痛苦地说道：应该承担经济危机后果的是犹太鬼。
这种看法似乎得到了很多在1873年经济崩溃后面临经济困难的德国人的共鸣。
由马尔这样的作家煽动起来的反罗斯柴尔德声浪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法兰克福犹太人与对人民福利的掠夺》，该书于1880年由日耳曼尼克斯出版，书名就很说明问题。
作者从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选帝侯的财富故事断章取义的版本入手，书中将德国在大繁荣时期及之后的经济困难与深受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豢养的金融与传媒界的走狗鼓励的资本输出（特别是输出到俄国）联系在一起。
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消化这些指控的时候，黑森-德意志帝国议会代表奥托·波克尔在1890年又提出了一项指控，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用石油把世界市场逼上了绝路——这项指控5年后又在柏林被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再次引用（说明这套说辞随时都可以被左派随意使用）。
弗雷德里克·冯·谢尔布1893年的《罗斯柴尔德商号历史》一书进一步把这个观点进行了细化，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巧取豪夺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控制国家贷款，然后是铁路建设，现在他们开始寻求建立全球原材料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