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1年，当维尔纳·桑巴特发表带有很强烈的倾向性但很有影响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一书的时候，这样的声讨得到了来自知识界的一定程度的认同。
对于桑巴特来说，罗斯柴尔德的名字所代表的远远大于使用这个名字的那些公司；也就是说，意思是指所有那些活跃在交易所里的犹太人：因为只有在他们的帮助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才能够取得这种超级权势的地位——事实上，人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是债券市场上唯一的掌控人——这种地位我们已经看着他们拥有了半个世纪。
过去有人说，一个财政部长如果疏远了这家世界性的企业，而且拒绝跟它合作的话，那么他就得考虑走人了，其实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张……无论是从数量上考虑还是从质量上考虑，现代的交易所是罗斯柴尔德式的，而且因此也是犹太人式的。
但是也没有必要就此把反犹太人主义的根源确立在这类伪社会学的基础上，犹太人与日耳曼人的人种差异可以很容易地说明问题。
马克斯·鲍尔的小册子《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1891年）将俾斯麦这位日耳曼人的代表、拥有着农民美德的人与罗斯柴尔德这个俾斯麦的世界性对立面进行了对比：他生存的原则不是建设性力量的稳定增长，而是大量被分割的资金急速而令人担忧的聚集……但是（俾斯麦认为）就让犹太人去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快乐；一旦50亿马克完全付清，那么就该轮到德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让自己高兴了……俾斯麦的物质和精神的形式所有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实实在在……但是这个世界对于罗斯柴尔德的物质看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从来都是隐形的，就像绦虫一样永远附在你的身体里，但又无影无踪。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是没有结构的、像寄生虫似的，形式上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从法兰克福和巴黎再到伦敦，遍布整个地球，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电话线。
它既没有结构也没有生命，是一种不在地球上生长的东西，一种不会朝向上帝的东西。
俾斯麦的精神像一座歌德似的建筑……这是在我们现在的政治文化中两种完全相互敌对的力量：贪得无厌的犹太人，他们摧毁生命；亲和的德国精神，它创造生命。
在奥地利也有类似的出版物，但是在那里，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力量，因此，与德国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反犹太人主义更多的是以政治影响的方式出现。
在1873年维也纳股票市场崩溃后，卡尔·鲁伊格策划了基督徒社会运动，来反对犹太人的金融势力。
这次运动出现的一个转折点是鲁伊格在1884年呼吁对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凯萨·费迪南德·北方公司进行国有化，而当时政府正好提出重新延续1836年授予萨罗曼的特许权。
鲁伊格提出的要政府倾听一次人民的声音，而不要只听罗斯柴尔德家族一面之词的要求，得到了乔治·施尼勒领导的日耳曼人全国理事会的积极响应，而当阿尔伯特由于在奥地利—匈牙利货币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于1893年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时，更像是往他们的怒火上又浇了一盆油。
然而，当鲁伊格在1897年坐上了维也纳市长的宝座时，他马上发现想要抛开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多么困难。
到19世纪90年代末，保守派批评家像卡尔·克劳斯（他自己本来是犹太人出身）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劳动新闻报》，都谴责鲁伊格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交好，甚至与犹太人罗斯柴尔德携手工作。
与此同时，通过采用传统的哈斯堡方式，《犹太人杂志》又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雇用反犹太人主义人士多于雇用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依旧，甚至在那些没有把握政治之斧的人中也有足够的影响力。
例如，泰罗尔诗人、地质学教授阿道尔夫·皮奇勒在1882年的评论中，说起罗斯柴尔德怎样使奥地利政府债券的奥林匹亚山摇摇欲坠。
他嘲讽地补充道，这完全是一次庄严的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