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们有时候提出来的一种对罗斯柴尔德的善举的批评是，百分之四产业居住公司根本没有促进融合，反而是在鼓励建立新的犹太人隔离区。
因此，有人指出在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大楼里95%的租户是犹太人，但这其实是一种误导。
在1890年2月18日的董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公司的布雷迪街住宅中，力争达到基督徒租户对犹太人租户的比例实现33%～40%。
1899年，在公司的东汉姆项目中，预留了建造非犹太人礼拜场所的位置。
以使这个项目不再成为犹太聚居区。
根据1904年的数据统计，尽管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大楼居住的主要是犹太人家庭，但是位于斯托克纽温顿楼群中的那瓦林诺大厦1/3的租户却都是非犹太人。
在1911年，公司的坎贝威尔项目（伊夫琳娜大厦）则根本就没有犹太人。
当然，解决移民引发的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停止移民。
然而，当限制移民的这种想法首次在19世纪80年代浮出水面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圈子立即就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
用罗斯柴尔德的建筑师N·S·约瑟夫的说法，那些提出不接收的说法与那些主张驱逐的说法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当反移民运动的倡导者阿诺德·怀特在1891年写信给纳蒂的时候，他对遭到立法院拒决（尽管不是没有资格）是这样说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外国人大量涌入，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能力和精神上的疾病的原因，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这种情况应该是最不受欢迎的，而且应该避免。
我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大量来到这里就能够证明法律的公正。
无论如何，在世纪之交，保守党国会议员中认为需要对移民进行控制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情况把纳蒂——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党员——置于了一个很艰难的境地。
在1900年的选举中，纳蒂在他东区的机构支持两位候选人（代表斯特普尼的威廉姆·艾登·伊万斯·戈登爵士和代表怀特契佩尔的戴维·霍普·基德）的时候，就遭遇了很大的尴尬，因为这两人是限制移民理论的支持者。
当肆无忌惮的攻击性竞选言论出现在《犹太新闻》上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去东区的圣乔治地区打压一下联合党候选人托马斯·德沃尔。
在伊万斯·戈登的煽动下，移民问题被提到了皇室的一个委员会上，而纳蒂从来没有掩藏自己反对拒收的立场。
作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当然是首当其冲被要求去作证的人。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包括阿诺德·怀特）特别提到说正是罗斯柴尔德的慈善行为像磁石一样吸引了移民，因此，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做出回应。
纳蒂与委员会里的大多数人意见相左，他的报告提倡的是禁止不受欢迎的移民入境或者是将其驱逐，他对不受欢迎的移民的定义是：罪犯、心智残疾、传染病患者以及臭名昭著的坏蛋。
在这份仅有少数人支持的报告中，纳蒂强烈地抗议说，这样的立法会影响那些确实需要移民而且工作勤恳的人，他们刚到来时的贫穷的处境不应该作为他们没有能力获得自立的评判标准。
对于他来说，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在犹太人免费学校接受了初步教育的犹太小孩在1908年成为了剑桥的数学优等生的案例的情况。
这位年轻的数学家的父亲早年从敖德萨逃了出来。
我相信他过去通常都只能在很小的犹太人会堂里祈祷。
他现在是一家小型裁缝店的领班，在那里他获得了较高的薪水，并且在一家小型的犹太人儿童学校任教。
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评论道，应该有可能为俄国做贡献，我希望他在这里也能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