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雷利在这里……我们的朋友精神状态非常好，根本就没有对在议会遭到的暴力袭击有任何抱怨。
你能对我在写东西时与亲爱的妈妈在一起的来访者说什么呢——这个情况我刚听说，赫赫有名的格莱德斯通先生正在跟她一起喝茶、吃面包和黄油，我怀疑他是否会来看我。
——列昂内尔给里奥和莉奥诺拉的信，1876年3月可以肯定的是，19世纪70年代关于埃及和土耳其的争论并没有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格莱德斯通造成太大的隔阂。
然而，如果据此认为他们与自由党的关系完全破裂或者对保守党无条件接受，都是错误。
对这个事实最好的证明就是迪斯雷利在1876年的某一天拜访列昂内尔，而就在同一天，格莱德斯通与夏洛特在一起喝茶。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现象。
4年之后，费迪南德给他的朋友以及罗斯伯里伯爵家的姻亲写信，描述了一个类似的场景：贝肯斯菲尔德爵士正与艾尔弗雷德在一起——而另一天，我们不得不把他送到纳蒂那里去吃饭，因为格莱德斯通要来吃饭，并与剑桥公爵会面（私事）。
一直到1905年，罗斯柴尔德的政治立场总是有点像旋转门的性质：尽管家族的成员（具体来说就是纳蒂）越来越认同保守主义——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党的联合主义——但是与格莱德斯通党人的联系渠道却从未关闭过。
与迪斯雷利之后的保守党领导人的关系也并不完全和谐。
1900年之后，犹太移民问题的政治化为这个家族为什么变成了自由党人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说法。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相比，对政治的看法变得更加注重意识形态——最明显的是在对待爱尔兰的问题上，但是与此同时也针对欧洲城市人满为患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是各种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让他们与格莱德斯通的分歧越来越大。
然而，一直到世纪之交，纳蒂才完全放弃了他的自由主义立场。
与他父亲和祖父之前所做的一样，他仍然相信，无论是经济还是外交，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保证无论哪个政党掌权都应该受到重视。
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他与不同的政治取向的政治家，比如罗斯伯里、伦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以及阿瑟·贝尔福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因。
在维多利亚晚期私下的政治生活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碰到这一类人，在金融城里（在纽科特的午宴上讨论金融问题）以及在西区（在俱乐部或者匹克迪利大街家里的晚宴上讨论政治问题），这些访客与其他数不胜数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托利党人，都是罗斯柴尔德乡间庄园（特别是特灵、瓦德斯顿和霍尔顿）的常客。
很多那个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决策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的。
而当罗斯柴尔德家族无法对他们政治界的朋友亲口说的时候，他们就写信——这对于历史学界来说是很幸运的事情，然而纳蒂决定在他死后把他的所有信件全部销毁，因此在罗斯柴尔德自己的档案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
尽管来自巴黎的信件仍然可以使我们推断出很多发生在纽科特里的事情，但是我们依据的主要还是政治家们自己的文件，因此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了很多让人无法解释的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作用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