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德斯通在与纳蒂的妻子艾玛恢复了他早先与她的婆母所进行的学术性通信上也没有感到有任何不便。
比如在1888年8月，他写信给她，要求她帮助探讨关于《摩西法典》与其他同时代或古代体系就其道德和社会层面领域进行比较这样一个很流行而且也能有很多理由进行说明的话题——而比较之后得出的结果很显然对《摩西法典》非常有利。
艾玛对神学没有兴趣（她喜欢讨论英国和德国文学），但是她显然很高兴能被这样一位大人物所青睐，并且尽她的所能帮助他找到共同的立场。
为了感谢他送给她的一本有他签名的他的《圣经》研究的专著，她评论说：尽管我们的需求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但基督徒和犹太人对那些神圣的《圣经》教义的忠诚都是一样的，对此，正如您说的，‘它们用中立的方式武装我们，把那些争斗带来的相互伤害从我们的身上清除！’两人对歌德的热情也为通信提供了新的话题。
格莱德斯通同时也与费迪南德和他的妹妹艾丽斯，以及康斯坦丝和她的丈夫塞瑞尔·弗劳尔保持着社交联系，他还在他的第四个以及最后一个任期内为塞瑞尔·弗劳尔争取了贵族身份和新南威尔士总督的位置。
在1893年，安妮也高兴看到这位大人物。
在给她姐姐的一封信中，她很高兴地描述了当他说到那些可耻的土耳其人的时候，他的那张老脸被愤怒和火光点亮。
让那些激进的报纸错愕的是，格莱德斯通尽管这一时期与纳蒂在政治见解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他还是在同一年接受了访问特灵的邀请。
而纳蒂和艾玛在1896年对哈沃登的回访表明，政治问题在当时被回避了。
这次访问之后，艾玛和格莱德斯通的通信中讨论的话题是一棵白桦树最大的树围。
似乎格莱德斯通先生和她的丈夫最后终于找到了两人共同的热情所在——树木。
然而，这些持续不断的个人接触也无法掩盖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格莱德斯通的政治信念的不同。
简单地说，这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迪斯雷利之间独特的亲密关系不无联系。
在他早年的日子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曾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了他们之间的浪漫关系，而且经过长期的培养，让列昂内尔获得了对法国铁路进行投机的一次良机。
这些并不成功，而且迪斯雷利的财务状况——一大堆混乱的债务以及高利贷利息的支付——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达到了最糟糕的状况。
应该强调的是，与当时的传言相反，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给他任何救助。
1862～1863年间，一位名叫安德鲁·蒙塔古的有钱的地主给他提供了帮助，而且还安排购买了迪斯雷利所有的债务，获得了57万英镑，以哈根登的3%做抵押，这就很显著地减少了迪斯雷利每年的支出。
在此后不久，他从布莱基斯·威廉斯夫人处继承了3万英镑，这是一位虔诚的年迈女士，他赢得了她的信任和青睐；另外，他还从他的小说中获得了大约2万英镑。
有人声称在迪斯雷利死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他的侄子科宁斯比继承之前付清了哈根登的按揭款，但是我们找不出他们这样做的明显的原因。
在早前的日子里，与迪斯雷利过分的熟悉曾经导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蔑视——不只是因为他对他的父辈信仰的特异态度。
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的政治立场高尚到足够使不敬让位给钦佩。
夏洛特在改革法案期间的信函反复对他的政治能力进行称颂。
迪斯雷利先生让人觉得非常和蔼可亲。
她在1866年很有特点地这样写道：我们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敬爱的爸爸和我……听他讲话真的是一种享受，甚至迪斯雷利太太的出现也不会破坏这种愉悦。
列昂内尔也明显地对迪斯雷利热情了起来，因为他已经距离顶峰不远了。
在1867年进行的改革辩论的过程中，两个人明显地走得很近，议会结束后也经常一起吃饭，并交换相互的政治信念。
这些信件中的语气表明了几乎完全没有政党政治那样的摩擦存在：迪斯雷利肯定没有拿财政部长对待反对党议员的那种态度来对待列昂内尔，而与此同时，列昂内尔在他幸存的信件中的政治评论也是如此中立，以至于如果仅从这些评论来看，很难推断他的政党倾向。
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迪斯雷利才会显得含糊其辞。
例如，在1867年8月，他在星期六的内阁会议结束后来访，但是，夏罗特很失望地注意到，爸爸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无法突破这位大人物的冠冕堂皇——他就是不跟爸爸透露一个字，而且改革法案的命运仍然很不明确。
梅耶也对这一时期迪斯雷利勇猛的领导风格印象深刻，其程度与他的侄子纳蒂几乎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