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昂内尔的儿子们继续了他们的父亲的贝肯斯菲尔德主义的倾向，尽管也像他一样继续坐在下院的自由党一边。
在迪斯雷利对东方问题的沙文主义政策1878年放到下院来表决的时候，自由党领导层多多少少对纳蒂有些不放心。
格莱德斯通的皇室副官威廉姆·哈科特认为，与很多其他商业人士一样，他们发现他们的金钱利益被目前这种局面极大地损害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投入了托利党日的怀抱。
与威廉姆·哈科特所设想的非常类似，纳蒂在政府2月份寻求紧急信贷支持的时候，挑战了自由党制定的以弃权作为底线的官方态度，而且两个月之后，当威尔弗雷德·罗森爵士在4月份提出修正案来反对使用储备的时候，他在两次投票中均投了政府的支持票。
他还反对哈亭顿爵士关于印度军队调动的两次决议案（5月23日）以及《柏林协定》（8月2日）。
这些就像有时候人们所争论的那样，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富有的犹太人来说，就是他们政治的十字路口，他们在争取犹太人权力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对自由主义的忠诚，最终屈从于迪斯雷利式的帝国主义诉求。
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把这看成是19世纪40年代前后，大量的贵族或以乡村为基础的辉格集团脱离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主义公开迈出的第一步。
随着迪斯雷利的政府招架不住格莱德斯通对贝肯斯菲尔德主义（历史书上记录为米德罗锡安运动，这是在格莱德斯通被说服去竞选苏格兰国家席位之后所发动的）的猛烈攻击，而在1879～1880年间下台。
纳蒂越来越像是穿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托利党人。
就像他显然觉得很尴尬地告诉门提·克瑞的那样，有一次，他正好在准备投票的环节走进议会，而且因为没有任何人给我任何提示，我发现我跟多数派的人投了同样的票，而这个议案是谴责政府的。
我写信把这些情况告诉你，尽管你知道，以后就算把我的双手砍掉我也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
他在1879年3月做了些补偿，当时他警告迪斯雷利说，查尔斯·迪尔克打算推动一次谴责政府南非政策的自由党人投票，这个政策是在伊桑德尔瓦纳取得祖鲁胜利之后做出的，而且很多保守党人将被禁止投票。
这类信息，用纳蒂的话说，是通过在西区的俱乐部里以及在金融城里的各种谈话收集得出的，用现在的眼光看显得有些琐碎，但他确实是这位维多利亚式的首相倾听大家（指政治精英）心声的唯一途径。
到1879年12月，纳蒂拐弯抹角地通过把自由党领袖说成是那个魔头格莱德斯通来表达自己新的政治立场，这句话出现在他给迪斯雷利的新年祝词的结尾处，而且他还提出希望他（格莱德斯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来给您提供帮助。
费迪南德也附和了这种情绪，他这样告诉罗斯伯里：我希望您的格莱德斯通大人深陷海底。
在自由党人获得了1880年的选举胜利之后，艾尔弗雷德在他自己位于希莫尔区1号的宅子里给迪斯雷利提供了一套住房，而纳蒂仍然继续给他提供自由党内部纷争的最新消息——尽管有人怀疑他现在的目的更多的应该是让一位老人感到高兴，而不只是想煽动他进行有效的反击。
当另一部以纽萨泰尔的形式来表现戏剧化的罗斯柴尔德的小说《恩底弥翁》发行的时候，纳蒂的赞誉显得很虚假（或许从中可以看出希东尼亚与阿德廉·纽萨泰尔的一个不同点正好是他自己与他父亲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