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圣乔治的大旗飘扬在拉瑟拉斯平原上，而塞浦路斯是一片富饶的殖民地的日子里，那些在文学和艺术上遭遇惨败的人不会再像一位诗人或者具有非凡想象力的人那样谈论您的作品，但是他们将像我一样一如既往地把您看成是一位伟大的英国政治家。
他宣称，这是对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这位风烛残年的作者继续与艾尔弗雷德——这位世界上最好、最有爱心的东主——住在一起，一直到1881年1月，当时他搬进了他用《恩底弥翁》的稿费购买的位于科赞大街19号的房子里；而且当他首次以及最后一次于1881年3月10日在那里宴客的时候，艾尔弗雷德都是到场的客人之一。
当迪斯雷利4月19日凌晨去世时，轮到纳蒂去履行他的最后愿望，把他送到哈根登与他的妻子葬在一起，而且他的葬礼与她的一样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他们委婉地拒绝了格莱德斯通提出的公共葬礼的建议。
政治斗争用阿尔方索的话说，迪斯雷利曾经是我们家族最好、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但是把罗斯柴尔德家族从自由党那边争取过来，并不只是靠这份友谊。
同等重要的是在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派人士——他们当中有的人非常激进——与具有非常明显保守倾向的辉格党人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
这些差异在选举过程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50年代期间首次以一股政治力量的形式出现在白金汉郡的时候，在艾勒斯贝利及其周边已经建立起来的辉格党人的领导地位所形成的大环境非常不友好。
卡林顿爵士提到他们的时候，很刻薄地说他们是红海，而艾克顿·丁达尔则大谈拒割礼于党门之外。
在1865年，纳蒂以无可争议的选举结果回到他的席位，但是他与丁达尔的政见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对于教会费的废止问题）。
然而，三年之后，似乎忽然之间变成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党内站对了路线。
激进派联盟秘书长乔治·豪威尔有点死缠烂打地在艾勒斯贝利硬缠着他们，结束了那种简单的局面，并由此让一名罗斯柴尔德人和一名托利党人没有悬念地退回到了这个有两名成员的选区。
在金融城里，列昂内尔发现他自己很尴尬地与一名自由党候选人在哈姆莱兹大厦竞争，这名候选人是一位名叫约塞弗·德阿吉拉·萨姆达的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
这很可能是他失去他的这个席位的原因之一——在总体上自由党人票数领先的选举中出现这样的失败显得很不寻常。
6年之后，列昂内尔又再次遭遇失败。
然而，这一次失败的原因在于他和格莱德斯通之间对于财政政策的分歧被公布了出来。
按照《时报》后来所回忆的，列昂内尔（在或许是他参加过的唯一一场重要的选举会议上）指出：格莱德斯通先生提出的废止所得税提议将会让国家每年失去900万英镑，而且盈余可能达不到那个数额的一半。
对于另外的一半，必须征收更多的新税种。
当他的听众大喊反对和经济的时候，他回答说经济并没有走得这么远，可以每年节约400万。
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意见是，新税种必须开征，而且必须针对财产来征。
他提出了执照税，比如在奥地利由商人支付的那种情况。
提倡高税会对选举产生负面影响的发现并不是现代的事情。
列昂内尔的说法被诺斯科特尔1874年的预算所验证，他们仍然征收所得税，尽管对于年收入在400镑以下的提高了起征点，并采用了较低的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