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格莱德斯通之间的党内政治紧张局面在1876年终于彻底地爆发了，当时迪斯雷利升到了上院后，需要在他的白金汉郡选区进行一次补选，而此时恰逢格莱德斯通的残酷运动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
格莱德斯通非常急需一场自由党的胜利，而且他显然看到了保加利亚问题可以作为实现那个目的的一种手段：他送给了自由党候选人鲁波特·卡林顿250份小本（他写的小册子的副本），而且以热切的兴趣追踪着这场运动。
当格兰威尔的一个朋友在投票前5天试探列昂内尔的口风的时候，他发现：他很狂热地支持迪斯雷利和德比——但说起话来似乎他在支持卡林顿原文如此。
——译者注。
但是在当下的投票体系中又没有可能去了解选票的流向。
举个例子说，对于他的三个佃户，他也不可能说出他们是跟随着他的方向投票，还是跟随着教区长的方向投票。
他的看法是，弗雷门特尔（托利党候选人）可能会以5票胜出，总得票数为600票。
最后的结果证明这个预测相当准确。
两年之后，当艾勒斯贝利的第二个席位被自由党候选人乔治·W·E·罗素——约翰爵士的侄子——赢得的时候，他们的分歧更加严重。
在反犹太人运动的暗流中，在打倒贝肯斯菲尔德主义的一个完美的例子中，罗素就像格兰威尔对格莱德斯通所承认的那样，攻击迪斯雷利是犹太人、沙文主义者和阴谋家。
当这在当地的保守派报纸《白金汉郡信使报》上进行报道（尽管罗素努力取消了犹太人这个字眼）的时候，纳蒂顿时火冒三丈，马上在他再次见到格莱德斯通的时候，抓住一切机会给罗素扣尿盆子。
那些带头的自由派人士愿意以这种方式行事的事实，使得人们很难再只把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向迪斯雷利偏移的理由仅仅说成是与格莱德斯通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合。
外交因素无疑也是很重要的。
当自由党人赢得1880年大选的时候，在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是一件有些遗憾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保守派政府似乎会有更多的古老英格兰的威望和影响。
而格莱德斯通先生对外交政策的轻视，是他们热忱地希望萨里斯伯利能够留在权力位置上直到1885年年底的主要原因。
真实的情况是，当费迪南德在1885年决定进入政治领域的时候，他坚持声称他希望以自由党人的立场出现。
但是，他对有偏激倾向的迪尔克明确表示，他对这个党的对外政策有疑虑，并且暗示他的政治信念可能会建立在坚持帝国主义路线的自由派人士的条件之上。
这封信注定要被大量地引用来说明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家族政治观念的矛盾性：我并不是如你所想象的天生就是一个保守派。
保守主义已经毁了好几个海外的国家，而自由主义政治一直是英国的立国之本。
对于自由主义，我们（包括你）都应该心存感激。
无论对任何形式的托利主义，我都没有任何理由和方式去倾慕。
从另外的角度看，尽管我没有能力来对这个问题表达决定性的意见，我为生我养我同时也是我所衷心热爱的祖国，为它对现任政府的限制政策而感到难过，而政府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就算牺牲的不是利益，而是英国的旗帜和名称对于那些刻板的国会改革问题所具有的神奇魔力。
我或许比教皇更像一名天主教徒，但是我会为英国国旗插遍玻利尼西亚的各个岛屿、东方的每一个尖塔而欢欣鼓舞。
您（我指的是政府）在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之后，还是得回到这条道路上（帝国主义）。
看看现在对喀土木的远征，以及为您的殖民地理论提供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