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费迪南德给迪尔克的信中所指出的，促使罗斯柴尔德家族脱离自由主义的并不只是帝国问题。
他们对以城镇为根据地的激进的自由党人，比如张伯伦和德勒科本所倡导的社会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
我不称自己是激进分子，费迪南德解释道：是由于我认为那些伟大的领导人，像张伯伦和您本人为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推行那些琐碎的措施根本就不值得，比如说废除那些可能会激发不健康的对社会和金钱贪欲的狩猎规则，而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已经在法国有了很好的例证；你们应该做的正事是在广泛的原则下管理好人民，并把他们带入到广阔的天地中。
甚至张伯伦关于由地方当局强制购买土地分配给工人阶级的说法都让纳蒂大为震惊。
罗斯柴尔德脱离格莱斯通式的自由主义所反映的不仅仅只是对他那不温不火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不满，同时也是对他的政党的国内政策走向的不信任。
为什么爱尔兰问题会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如此决定性的角色的一个原因，正是提高爱尔兰佃户的土地份额的提议唤醒了英国地主们心中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的对保护自己土地财产的担心。
统一主义尽管在那个时代有些人总是先入为主地把爱尔兰想成是英国的殖民地，爱尔兰其实从17世纪以来就一直是联合王国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1800年起，爱尔兰的下院就一直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下院里。
那里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很熟悉的地方。
他们在那里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事实上家族中有的成员根本就没有涉足过这个地方。
安东尼与他的女儿们在1865年的时候到那里度过假，并且对他参观过的有些地方的自然风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费迪南德在三年之后去了那里，他对特别荒蛮的风光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但是发现了那里人民最好客——尽管他对于在都柏林被错误地当成天主教徒而倍感茫然。
对于大多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来说，那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
夏洛特在写于1865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它描绘成与最偏远的殖民地一样偏僻和奇异：一个当地政府管理不善的国家，世风粗俗，到处是醉汉以及无意间的暴力。
如果纳蒂去过那里，现在似乎没有任何相关的证据保留下来。
然而，这个问题却是那个时期影响他的政治操守的所有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
原因可能有两个。
不仅是那些巩固爱尔兰佃户在与地主关系当中的地位的企图似乎威胁到了所有财产所有人的权利，授予爱尔兰地方自治——也就是某种形式的下放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想法也似乎威胁到了联合王国的统一，而且会为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出现大范围的分权化情况开启不好的先例。
正是爱尔兰问题这两个双重的重要性造就了这种非常规的政治联盟，有年轻的辉格党人纳蒂·德·罗斯柴尔德、托利民主党人伦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以及激进自由党人约瑟夫·张伯伦，并因此破坏了格莱德斯通式的自由主义，重振了后迪斯雷利时代的保守主义。
罗斯柴尔德在爱尔兰问题上反水的最初迹象出现在1880年，当时纳蒂在投票反对格莱德斯通的《爱尔兰土地法案》的过程中，参与了主要由贵族中的年轻辉格党人组成的群体，这个法案试图为那些不缴租的要求遭到地主拒绝的佃农提供补偿。
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一种很原则性的说法，也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合同的神圣性。
正如纳蒂告诉迪斯雷利的，他所关心的是这种方式带来的后果比征用还要坏。
纳蒂是反对自由党领导层所制定的政策的人中最坚定的6人之一，两次投票反对《干扰补偿法案》，两次投票反对对方提出的修正案。
这使他与辉格党中的显贵比如J·C·敦达斯、C·W·菲兹威廉姆和阿尔伯特·H·G·格雷（后来的格雷伯爵四世）处于同一战线。
在1885年12月的选举结束后（这次选举给了帕奈尔的爱尔兰国民党在威斯特敏斯特得到了同等的权力），当格莱德斯通开始考虑更为激进的地方自治解决方案时，很显然纳蒂将会按提案反对者的原则来调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