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们可以知道，格莱德斯通的想法——通过爱尔兰人的立法机构进行管理来作为与帝国事务的区别——还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应该能在反对罗马统治的倾向在乌尔斯特冒头的这一敏感时刻令人信服地让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满意。
设计中的爱尔兰议会只拥有有限的权利，而把国防、外交和海关留在了帝国政府的手中，同时取消或者说至少是减少了爱尔兰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代表权。
如果托利党人的眼光能够放得更远一点，他们应该给帕奈尔提供一些与他们自己类似的东西（就像事实上他们想要去做的）。
然而，对地方自治的反对与英国政党政治的内部动力的关联，远胜于爱尔兰自身的追求；至少，这是纳蒂幸存下来的信件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
格莱德斯通重新恢复对自由党的领导一度让纳蒂十分沮丧，因为他希望看到的是由哈亭顿（一位继承了德文郡公爵爵位的辉格党人精英）来坐镇。
在一封写于11月29日的晦涩的信里，他告诉哈亭顿：格莱德斯通的名字应该改成爱查波德，并随附了摘自《旧约》的一份解释性的说明：埃里的孙子被叫做爱查波德，或者‘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他在以色列人被腓力斯人击败后出生。
在格莱德斯通的儿子暗示过他父亲对爱尔兰的决定5天之后（1885年12月17日），纳蒂与伦道尔夫·丘吉尔举行了一次会谈，纳蒂在会上告诉他，为了萨利斯伯利的利益，应该考虑自由党分离的可能性，并解释说约翰·莫雷和张伯伦已经被分开，前者没钱，只能依靠国家的工资，自然对G·O·M表示完全服从……帕奈尔已经牢牢控制了格莱德斯通，而且后者已经把自己交了出去。
这次会谈的目的非常明显。
丘吉尔和杜鲁蒙德·沃尔夫爵士（丘吉尔自诩的第四党中另一个关键人物）两人都已经在考虑通过罗斯柴尔德为（与辉格党人）联合进行谈判，尽管丘吉尔对爱尔兰与大陆进行进一步的政治融合或者一体化的想法，让很多辉格党人觉得令人吃惊的激进。
还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是辉格党中的哪一派愿意舍弃格莱德斯通分裂分子与保守党人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保守党人的政府一直要执政到1月30日。
在《地方自治法案》于6月8日遭受致命失败前非常关键的几个月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做法就像是政治上的骑墙派。
比如在1月8日，丘吉尔可以为萨利斯伯利提供来自自由党阵营塞瑞尔·弗劳尔出于礼节性考虑所提供的情报，塞瑞尔·弗劳尔刚好听到格莱德斯通谴责丘吉尔是一个没有原则性的小流氓，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而从纳蒂那里得到消息是，他曾经告诉过布雷特哈尔科特和迪尔克的看法是……格莱德斯通先生会放弃《地方自治法案》，并且考虑他的同事们的意见。
为了鼓励持不同政见者，艾尔弗雷德告诉哈亭顿说萨利斯伯利愿意在由他领导的联合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长，他可以向丘吉尔保证：关于哈亭顿投降的说法没有丝毫的证据；事情完全是相反的。
到了3月份，注意力转移到了张伯伦的身上，他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渴望与格莱德斯通断绝关系。
在勒景诺德·布雷特的一次晚宴上，贝尔福遇到了张伯伦，同行的还有两名重要的辉格党人，阿尔伯特·格雷和纳蒂。
按照贝尔福告诉萨利斯伯利的说法，所有在场的人都公开表示，张伯伦将会离开政府，格莱德斯通给大家讲了很多他的爱尔兰计划，让乔相信他至少是不会食言的。
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纳蒂和格雷确认他们已经计划好了在金融城里举行一次大型的反对地方自治的大会，尽管无论是纳蒂还是张伯伦都觉得这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然而，大会还是于4月2日在吉尔德厅召开了，而且纳蒂自己公开宣布次月在威斯特敏斯特宫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进自由统一党总务委员会，这标志着他与格莱德斯通最终的政治决裂。
与他一起加入的其他有名的犹太人议员还包括他的堂弟费迪南德和弗兰西斯·戈尔德施密特，但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他们的犹太人身份，金融城的企业——包括乔治·高森、勒维尔斯托克和很多的其他人——都是绝对的统一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