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伯伦来说，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人物。
他是披着托利党人羊皮的激进主义的狼。
他是典型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大肆挥霍的沙文主义者——与丘吉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为后者在经济和外交问题上是一名很典型的皮尔派人士。
而对于格莱德斯通先生来说，他没有任何机会——对最近两年甚至是两个月中自己心里想什么事情他从来都弄不清楚，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持续的危险。
因此，一个像汉密尔顿那样对格莱德斯通派如此忠诚的人也对此表示了自己的蔑视，对此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无法否认纳蒂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所具有全面的知识）。
但是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汉密尔顿接下来的活动安排居然是与罗斯伯里在门特摩尔一起吃饭，而此时的罗斯伯里已经被看成是（最起码将会是）自由党人将来某一天在上院里的代表。
换句话说，他们所争论的话题事关自由党的命运，由哈亭顿牵着走向东，张伯伦拉着走向西，而罗斯伯里则处于两者之间，想着从格莱德斯通的沉沦中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
当然，纳蒂想尽量把丘吉尔和哈亭顿调和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党的标签下面的愿望，由于前者糟糕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夭折。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统一党似乎还是有可能避免被保守党人一锅端的机会。
还有就是为什么纳蒂要建议在1890年的大选中为哈亭顿提供自由统一党的竞选经费，而且鼓励德比爵士也这样做？不应该不切实际地像纳蒂在1888年所做的那样去推测，格莱德斯通已经被适时地逐出了权力的舞台，而且随着格莱德斯通先生的离去，《地方自治法案》就会自生自灭。
甚至格莱德斯通在自由党获得1892年胜利后的政治反击，最后也都证明是短命的；而罗斯伯里的继任者也只能很谨慎地乐观，他必须时刻提醒他自己，对《地方自治法案》和上院的改革只可能是表面上的。
与政治家的关系或许，纳蒂在19世纪80年代风云变幻的政党政治中的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远离作为一个银行家所应该关注的那些东西。
或许我们可以说，一名罗斯柴尔德人首次以职业政治家的身份为了自身的利益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时，在他们对爱尔兰或者是社会政策的辩论与他们自己作为富裕的地主的利益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联系。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时刻牢记在心，当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的时候，纳蒂仍然还是把他大多数的工作时间花在纽科特，而且作为一个银行家，他最优先的政治考虑是对外的政策，而不是国内的政策。
甚至就在我们探寻并且重建他在关于地方自治的辩论中的作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记住其实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角度。
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他们的政治关系来影响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解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是考虑他们在后迪斯雷利时代与两位政治家的关系。
他们与这两位的关系最为密切——伦道尔夫·丘吉尔和罗斯伯里。
而且有必要在此简单说明一下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帝国属地中最为重要的地方：印度。
在1880年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印度没有太多的兴趣，尽管他们与在那里的公司有些业务。
当他们的亲戚加布里埃尔和莫里斯·沃尔姆斯在丧失音信25年之后，于1865年从塞伦回来的时候，夏洛特不仅被他们的外貌——苍老、猥琐的英国高加索印度人所震撼，同时也被他们描述的茶叶种植生活所迷住。
那些赤身裸体的苦力，闷热、蛇、大象、豪猪、吃珍珠的昆虫，仿佛就像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星球的事情；沃尔姆斯把他所拥有的一个种植园叫做罗斯柴尔德，只是一种赞誉，并不是说明这个家族在拉吉有经济方面的参与。
然而，在1880年之后，这一切都变了。
1881～1887年间，夏洛特的儿子们负责为印度铁路发行股票，价值总计640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