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的资料表明，只是在他离开了这个职位之后，他才开始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量地借钱：截至1888年，他的债务只是900英镑；但是到了1891年，就膨胀到了11 000英镑。
尽管纳蒂继续鼓励丘吉尔相信自己还很可能会在某一天回到政府里，但是考虑到这位前财政部长越来越古怪的表现，他不大像是相信这样的说法。
按照爱德华·汉密尔顿在1888年8月说的：R·丘吉尔所有的东西都向罗斯柴尔德要……但是作为他的主要财务顾问，罗斯柴尔德已经把他看成是毫无希望的政治家，而把他抛弃了。
事实上，把纳蒂在1886年之后对丘吉尔的资金支持当成是一项本质上的友谊之举，就像梅毒冷酷地拿走它应得的部分一样；因为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丘吉尔现在更多的是负债而不是资产。
这门锈蚀的大炮在1891年的时候再次开火，当时丘吉尔从一次由罗斯柴尔德资助的到马希侯诺尔兰德的探险中归来，但只是报告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前景——这让纳蒂大为光火，就像我们将在下文中看的一样。
更多的不是出于算计，而是出于对可悲的丘吉尔的同情，促使罗斯柴尔德更多地关注他雄心勃勃的儿子，他们对年轻的温斯顿1904年时以一名代表曼彻斯特的自由党议员的身份反对《外侨法案》时无疑觉得相当满意。
罗斯伯里的情况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尽管关于罗斯柴尔德影响程度的类似问题再次冒头。
这个在格莱德斯通的第三和第四个任期中出任外交部长并且在1894年接替他出任首相的人娶了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政治上是否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正如像对待丘吉尔一样，当时有些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结合不好，自由党的机关报《正义》在格莱德斯通于1893年9月访问了特灵之后发表评论说，当外交部长通过婚姻与同样阴险的金融企业紧密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格莱德斯通先生与罗斯柴尔德爵士推杯换盏。
毫无疑问，几乎从他娶了汉娜的那一刻起，家族中更加政治化的成员就开始对罗斯伯里的政治生涯更加关注。
在1878年9月——也就是婚礼后的第6个月——费迪南德向罗斯伯里披露了这种关切的程度：纳蒂与往常一样跟我谈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而且竭力向我灌输你的追求和政治抱负。
他希望知道，当自由党再次执政，如果给你比较低级的职务，你是否会考虑接受。
我只能向他表示我对此一无所知。
艾尔弗雷德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来了，而且似乎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他知道我们昨晚一起去看戏——废除宗教裁判所真的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我的这些亲戚怎么都是一些喜欢刺探别人隐私的人啊！在丘吉尔的案例中，私人的金融联系确实是发生在他离职之后，而在罗斯伯里的案例中却是发生在之前。
1878年11月，费迪南德建议罗斯伯里：如果你手头有几千英镑的闲钱（9000～1万英镑），你可考虑把它们投资在新的……埃及筹款债券上，我们的银行下周将会开始开放认购。
一封来自纳蒂的1880年的信进一步说明了罗斯伯里从他的妻兄那里得到的有关投资的良好建议。
他带点调侃地写道：我很高兴地说，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要听听那些部长们要做什么。
我只能告诉你，我今天为纽科特买了10万，而且我应该建议你去告诉梅先生（可能是罗斯伯里的经纪人，或者是罗斯柴尔德的一名工作人员）付款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