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格莱德斯通在1884年给罗斯伯里工厂专员的职务，以及在内阁里任掌玺官的位置时，他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会拒绝。
他引用政府关于埃及金融问题所做出的那些紧急的决策，告诉格兰威尔：你可以猜到我与这个问题之间那种特别脆弱的关系，尽管我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但是我与他们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既是亲情的，也是友情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进入内阁特别困难……然而，当戈登将军被暗杀后，罗斯伯里终于被说服接受了格莱德斯通的提议，他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切断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
在他加入政府后的两周之内，他至少在四个场合见到过家族的成员，包括与纳蒂的两次晚宴。
在1885年8月，也就是格莱德斯通辞职使他再次暂时离开了这个职位后仅两个月，罗斯伯里分得了5万英镑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发行的新的埃及筹款券。
有意思的是，根据罗斯伯里的愿望，埃及的收入付到汉娜的银行户头上。
这种模式在罗斯伯里1886年当上外交部长的时候又重复了一次。
这一次，纳蒂表达了公众的疑虑，他在1月份告诉勒景诺德·布雷特说罗斯伯里作为一个可能的自由党外交部长根本没有疑问，不会因为他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关系而受到影响。
在1887年加奈斯贝里的一次晚宴上，他向爱德华·汉密尔顿发难——他曾经期望他吹捧一下罗斯伯里……没有为通过联姻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联系而有任何的骄傲——针锋相对地顶撞说：罗斯伯里是一个没有政治纲领的演讲者。
他的讲话是苍白的，他作为外交部长的名声被过分高估——事实上他向巴图姆派兵这件事毁坏了他的名声，他这次的做法只是叫唤的声音很大，但是根本没有咬人的打算和实力，俾斯麦对他感觉非常失望。
但这不应该按表面的现象来看。
像以前一样，罗斯伯里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着在外交问题上的密切接触（特别是阿富汗问题），而且艾尔弗雷德从纽科特写来鼓励性的信函：从所有的方面，甚至是偏远的地方，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对新外交部长任命的溢美之词。
当罗斯伯里在《地方自治法案》遭遇失败后再一次离职时，是纳蒂鼓励他担任新建立的伦敦县议会主席而保持了他的政治影响。
他也在1892年回到政府之前的那几天与阿尔方索讨论过产业间的关系问题——这预示了他次年将会对矿工罢工进行干预。
而且似乎并不像德国大使所宣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鼓励罗斯伯里回到外交部长的位置：从这个期间保留下来的信件表明他们仍然继续给他提供金融和外交方面的消息（比如有关埃及的）。
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欢迎他继格莱德斯通辞职之后升任首相的职位，而且艾尔弗雷德采取了很不寻常的举动——在一场与英格兰银行关于据称是银行前总司库错放的保险箱的争论中，代表首相出现（他的调解最终获得了不少于2万英镑的庭外补偿赔款）。
纳蒂非常遗憾罗斯伯里随后辞去首相职位的举动，不只是因为这代表了哈尔科特的胜利——前所未有的浮夸和狂躁，而且更加奸诈——还有就是他越来越进步的财政政策。
罗斯伯里一直坚持格莱德斯通的路线，比纳蒂更加持久，但是他在1902年组织帝国主义性质的自由党联盟表明他的立场从来没有脱离统一党太远，而且他的政治生涯在1905年与自由党彻底决裂后基本上与纳蒂的很接近，但是并没有相交（例如两人都在1909年反对罗伊德·乔治的预算，以及削弱上院权力的《国会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