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地利境内，罗斯柴尔德成员的行动同样遭到了警方的监控。
当然，不用过多地担心奥地利当局，但是也不能确保威廉与奥地利国王的关系会一直保持友好状态。
实际上，自从法国在瓦格拉姆战胜了奥地利之后，威廉再次被迫出走的可能性就已经非常大了。
双方在财政问题上的交涉失败也让他为维也纳所冷落。
由于这个原因，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自己的活动，即使在布拉格也不例外，这也让警方对他们的政治角色产生了夸大的印象：这个犹太人（阿姆谢尔）是支持选帝侯的一项重要宣传计划的领头人物，这项计划的分支遍布黑森之前的领地……这些推测是建立在以下事实之上：无论何时我到选帝侯的住处，总能发现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那里，而且通常由军队司令施明克和国防大臣克纳茨陪同，他们之后会进到自己的房间里，罗斯柴尔德成员通常携带着文件。
我们或许认为他们的目标不会有损于奥地利，因为选帝侯尤其急切地希望恢复昔日的权位，因此我们几乎没有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即那些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可能把握主导方针的组织和协会，它们的全部目标就是是否能从奥地利捞取反对法国和德国的好处。
由于拥有广泛的商业触角，他做这样的事比任何人都要容易，也能够把阴谋隐藏在生意的面纱下。
但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担负着重重风险，他们也并没有获得威廉的完全信任。
罗斯柴尔德家族保全选帝侯财富的神话中，与现实最不符的一个部分就是威廉对迈耶·阿姆谢尔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
恰恰相反，迈耶·阿姆谢尔不得不忍受选帝侯一次又一次偏执的猜疑。
威廉第一次的疑虑是担心迈耶·阿姆谢尔可能背叛他，投奔了法国。
后来，他开始担心迈耶·阿姆谢尔的代理人盗用他的资金。
他指责迈耶·阿姆谢尔骗取他的英国股票的收益，指责他处心积虑地侵占了他在汉堡托付给迈耶·阿姆谢尔照看的财物。
这段时间里，迈耶·阿姆谢尔只能依靠布德鲁斯从中调解，重新赢得选帝侯的信任。
布德鲁斯替他说了大量的好话。
他对威廉说，他将如此多的生意托付给迈耶·阿姆谢尔，是因为：他付钱最为准时，总是能算出当天一宗交易的官方汇率，从不向任何人透露陛下您的交易信息，他极为谨慎地替您处理财产，法国官员曾盘问过他是否为您从英国转移过资金，但是他们在面前摆着的账本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不过，残酷的事实是，布德鲁斯作出这些保证也并非纯粹出于好意。
选帝侯不知道的是，布德鲁斯与迈耶·阿姆谢尔达成了一项协议，将自己的一个情妇安排进了后者的公司。
为了给自己投资的2万古尔登（即迈耶·阿姆谢尔对萨瓦奈坦白的那2万古尔登）寻求好的回报，布德鲁斯承诺尽自己所能在各种商务中推荐该公司，寻找一切可行的机会为公司争取利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更不用说迈耶·阿姆谢尔与法国官方以及达尔贝格所做的交易，选帝侯的猜疑看起来不太偏执了。
威廉逐渐意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展的各种新的商业关系让他们逐渐脱离了对自己的依赖。
1812年5月，他要求迈耶·阿姆谢尔的一个儿子前往布拉格担任自己的御用代理人时，遭到了礼貌但却断然拒绝。
因此卡尔·罗斯柴尔德提到过的一个说法其实有些夸大了，即老人家给他们带来了财富。
1797年，迈耶·阿姆谢尔的资金是108 504古尔登（约合1万英镑）。
10年后，他的资产负债表表明总资金为514 500古尔登（约合5万英镑）。
所以这段时期他与威廉所做的生意似乎不可能为资金的增长作出与法兰克福—伦敦之间的进出口业务同样的贡献。
可以肯定的是，到1810年时，公司的资金上升到了80万古尔登（约合8万英镑），增长的收入很大一部分可能来自管理威廉在英国的投资。
但是选帝侯财富真正的重要性，就如卡尔和阿姆谢尔都隐约承认的那样，是帮助内森完成了从曼彻斯特商人到伦敦银行家的转变。
这一点一旦实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老人家的依赖就小了。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那些希望开战的人无疑会找别的银行家。
——弗里德里希·根茨，1830年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轻易地背弃了波旁，转投奥尔良，从保守党转到了辉格党，但他们熬过1830年革命的法宝并不完全是紧跟国内政治变化。
因为国内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迫使詹姆斯把自己的债券埋到了花园里——从许多方面来说，是当时革命带来的威胁比较小。
从金融的角度看，更为严重的威胁是革命可能间接地导致大国之间爆发战争。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个时期的私人通讯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战争的担忧，而且原因显而易见。
一次革命——或即便是一次改革危机——影响的主要是国家债券。
一场战争可能导致所有政府证券的价格暴跌。
如果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经济保持稳定，那么在巴黎发生的国内危机，罗斯柴尔德或许能够经受得住。
但是，一场欧洲战争影响的将是5家分行。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讯显示，这种担忧在1830～1832年达到了顶峰。
你不能想象，如果战争爆发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愿不会如此!詹姆斯1830年10月写道：如果不幸成为事实，所有的证券价格都会下跌，根本不可能卖出任何东西。
一个月后，他试图量化风险：我们手头上有90万公债（面值3 000万法郎），如果和平得以延续，它们能值75%；而战争爆发的话，它们将跌到45%……我认为如果和平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公债价格将在3个月内至少上涨10%……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时有如此多的人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热爱和平，而且还利用他们的金融杠杆维系和平的原因。
比如，路德维希·博恩就明确地认为，罗斯柴尔德1831年卖出奥地利债券限制了梅特涅的军事外交空间，当时梅特涅急切地希望用武力防止革命扩散到意大利和比利时。
同时他强烈地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乐意看到法国对奥地利采取一种更为和平的政策：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坐在法国王座之上，那么世界就不会经受法国与德国之间那么多的战争折磨。
类似的言论也能从政治圈里听到，比如奥地利外交家普罗克施·冯·奥斯滕伯爵在1830年12月说：这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不管罗斯柴尔德说了什么话都是决定性的，而且他不会给战争提供一分钱。
两年后，奥地利财政大臣库贝克将萨洛蒙与和平直接画上了等号。
不仅仅是奥地利发现必须屈从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压力，梅特涅和奥地利驻法大使奥波尼声称法国政府比奥地利政府更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
早在1828年，皮克勒王子便开始拿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发迹与拿破仑进行比较，拿破仑悄无声息地出生在阿雅克肖，却震撼了地球上所有的国王……一只小小欧椋鸟的利爪却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雪崩，顷刻间吞没了一个村庄；而罗斯柴尔德，尽管他的父亲是卖绸缎的，但今天的欧洲如果没有他，任何国家都无力发动战争。
普鲁士外交家阿奇姆·冯·阿尼姆在19世纪40年代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发现没有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黄金锁链束缚的政府非常之少。
这些论断很快便成为罗斯柴尔德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
阿方斯·图斯内尔在他的反犹小册子《犹太人——新时代的国王》（1846年）中，简洁明了地称：犹太人投机和平，这种现象仍在上升，这也解释了和平能在欧洲持续了15年的原因。
此后的作家则以更为夸张的笔法描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和平的关系。
卡普费格和希拉克据称均援引一个罗斯柴尔德成员的话说：（欧洲）不会有战争爆发，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希望它发生。
莫顿的话则是，罗斯柴尔德兄弟成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和平主义者。
居特林·罗斯柴尔德经常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战争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不会提供金钱（资助）。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在公开场合，罗斯柴尔德兄弟喜欢鼓励这类想法，因为这使得他们看起来既实力强劲又平易近人。
你知道谁是法国的总督，甚至国王吗？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1840年12月问她丈夫，是罗斯柴尔德。
在他最近举办的晚宴上，我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我没有向他说任何我自己的观点，我让他畅所欲言。
他已经厌倦了（法国首相）梯也尔和他的大臣们：我非常了解他们，他说，我每天都见到他们，只要一发觉他们所走的路线与政府的利益背道而驰，我就‘召来’国王——我什么时候想见他都可以，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
因为他知道我将蒙受大量损失，而且我想要的只是和平，因此他对我非常有信心，对我言听计从，我对他说过的话，他极为重视。
究竟这种餐桌上的话吹嘘成分有多大——就如内森在19世纪20年代向皮克勒王子吹嘘的那样？兄弟几个的私人通讯中，是否包含了外界流行的说法：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维系了1829年之后的和平？这里有必要将罗斯柴尔德对于金融杠杆的使用——主要是拒绝向那些筹划战争的政府提供贷款——与他们充当外交沟通渠道的角色区分开来，后者通常不易被人觉察。
第二种功能，即外交渠道功能，在19世纪30年代，其重要性急速提升，尽管罗斯柴尔德的通讯系统是在此前10年已经成型。
从根本上说，政客与外交人员开始使用罗斯柴尔德通讯系统是出于两个原因：它比官方用以传递外交信件的信使系统要快；非约束性信息能够通过兄弟几个彼此间的通讯，间接地从一个政府传递到另一个政府。
罗斯柴尔德兄弟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其原因也不难发现：他们能够借此获得比正规渠道知悉的外交政策更多的信息，进而做出更好的投资决定。
对于历史学家，难处就在于兄弟几个并不总是明确地区分自己的想法以及大臣们的观点：也是从这个时期起，他们开始在信中使用我们这个词，它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这层含义，同时还代表了我们的政府，意指5兄弟此时生活的5个不同的国家。
此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影响政策方向，还是政策影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很难区分。
庞大的通讯网络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沟通网络的发展和特性对于理解19世纪30年代的金融外交至关重要。
与平常一样，一定数量的神话需要被剔除——人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如迪斯雷利小说人物西多尼亚一样，是一种近乎超自然的情报部门的核心：任何一个大臣都没有与秘密特工和政治间谍进行过如此的沟通……通过这些信息来源，他掌握的奇怪和隐藏的事情通常能吓到那些听他讲故事的人……世界历史的秘密是他的消遣内容。
确实，截至19世纪40年代末，罗斯柴尔德兄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代理人和定期通讯网络，其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纽考特跟上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脚步。
但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20年里（战役结果的消息是罗斯柴尔德通讯渠道的第一个成果），他们的系统初见雏形。
与任何一个希望进行国际通讯的人一样，他们的信件——有时甚至是他们的性命——完全依靠运气。
1817年，萨洛蒙和他的妻子乘马车从巴黎前往鹿特丹，渡过一条河时遇上了大风暴，他们被认为99%淹死了。
整个行程持续了72小时，不过这只是一种意外情况：1814年，信件从巴黎寄到法兰克福通常只需48小时；但是伦敦发出的信件需要一周才能到达法兰克福；1817年，信件从巴黎到柏林要花费9天时间。
由于兄弟几个似乎都有写信强迫症——即便等候见大臣们时，他们也会在前厅草草地写一些信——所以他们一直想方设法加快邮递速度。
我们已经看到，从1815年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内森便依靠他在多佛和加来的代理人，通过向负责邮件递送的船长支付额外费用的办法，加快他的信件传递速度。
他有时似乎还采用多个路线寄信件复件的办法来避免延误造成的风险。
1814年，阿姆谢尔提出了一个在法兰克福克服延误问题的聪明办法：如果汇率上升，他的弟弟们用蓝色信封（给他寄信）；如果跌了，则用红色信封，届时，在邮局里的迈耶就能立刻让我知道收到的是红色信件还是蓝色信件，这能节省半天时间。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但这并不能解决一个难题，即兄弟几个通过德国各个邮局寄出的信件都控制在奥地利秘密警察的手里，信件会被一一打开，如果发现似乎含有政治敏感信息或有用信息，信件内容将被复制。
同样的保密性缺失也让几兄弟放弃了对外交信袋的使用，当时这种信袋由特定的信使从一个首都递送到另一个首都。
因此，罗斯柴尔德兄弟别无选择，只能雇佣私人信使，他们最晚在1814年便开始了这样的做法。
问题是信使的开销十分庞大，兄弟几个也经常因为值不值得使用信使的问题发生争执：如果信使使用过于频繁，运营成本便会上涨；如果不使用他们，重要的消息又会延误。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信使抵达也相当于警告竞争对手可能有重大消息出现，于是写给第三方的信件有时会倒签日期，信使也化装出行，避免引起对手的注意。
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成本不再是一个问题，信使的使用进入正常化：仅1825年12月这一个月，巴黎分行派遣了18个信使到加来（然后再到伦敦），3个去了萨尔布吕肯，一个去了布鲁塞尔，还有一个去了那不勒斯。
对信使的使用似乎让罗斯柴尔德兄弟上了瘾：1827年，萨洛蒙因为无法找到一个愿意在圣诞节当天下午10点从维也纳前往斯特拉斯堡的信使而勃然大怒。
不幸的是，就如通讯领域的任何一种发明一样，没过多久，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也开始使用同样多的信使。
此外，没有一个信使能足够快地达到目的地：詹姆斯1833年抱怨，一个从伦敦来的信使竟然晚了一个小时，这也是资本家对于更快速的通讯持久渴求的一个经典描述。
从1824年起，信鸽也投入使用，尽管很明显，罗斯柴尔德兄弟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只用信鸽来定期传递密码：信鸽传出去的信中，AB意指买进股票，消息利好。
CD……则意味着抛出股票，消息利空。
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铁路、电报和蒸汽船的发展开辟了通讯的新时代——这也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信息优势窃取交易变得更为困难。
在詹姆斯第一次提及电报通讯的信件里，他向内森抱怨说：这里的人们信息非常灵通，因此没有任何机会做任何事。
到1840年时，卡尔建议巴黎不要再派信使前往那不勒斯，因为蒸汽轮船和信使一样快，而且只会让一些小投机者觉察到一些东西。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1830年之后，媒体的审查变得宽松了很多，无需再通过私人信件来传递如此详细的政治消息：到19世纪40年代，纳特例行地让他的兄弟留意法国报纸，而10年前，他的叔叔詹姆斯则要亲自写下刚刚发生的政治消息。
因此，实际上只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大约从1815～1835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对其他的通讯方式有真正的优势。
在那些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为那些他们希望拉拢的政治家和外交官提供非常出色的服务。
他们不仅能为那些人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也能够比正常的邮递途径更快地投送信件。
1822年，夏多布里昂在伦敦期间，收到了德·迪拉斯公爵夫人通过她忠诚的罗斯柴尔德寄来的一封重要信件。
同年在维罗纳以及1825年在普雷斯堡，梅特涅使用了萨洛蒙派往维也纳和伦敦的信使，而且很明显信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胜过他自己的信使。
这种做法也随即风行。
到1823年，从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消息是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的日常事务之一。
1826年，有消息说：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罗斯柴尔德的办事员充当信使，每个月在那不勒斯与巴黎之间来回一到两次，递送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驻那不勒斯、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各位大臣的信件。
除了这些日常信件外，他们还负责传递那不勒斯王室与罗马以及与驻都灵、巴黎、伦敦、马德里和里斯本等地公使馆之间通讯；同时也负责重要的个人信件。
1826年，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一个小危机爆发时，正是罗斯柴尔德的信使将维莱勒的劝慰信送给了梅特涅。
1840年之后，罗斯柴尔德邮递服务最杰出甚至最有权势的忠诚客户，是年轻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阿尔贝特王子。
可能是后者——他的叔叔利奥波德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将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服务介绍给了维多利亚。
阿尔贝特登陆英国伊始，他就（通过他的心腹顾问克里斯蒂安·冯·斯托克马和他的英国秘书乔治·艾恩森）定期利用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来处理他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通讯。
不久，维多利亚也与他一样开始利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同时还托付罗斯柴尔德家族安排小型的银行服务甚至是预订旅馆。
1841年6月，她向利奥波德保证，她一直通过罗斯柴尔德将任何可能引发某种后果的信件送到德国，因为它非常安全而且快捷。
所有这些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所处的地位是：能够给欧洲上层社会提供独家的新闻服务。
重要的政治事件以及机密信息可能赶在官方渠道之前，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
内森对于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先人一步获悉，这只是许多类似成功的第一例。
早在1817年，詹姆斯接到了一个任务，将法国外交信件的细节从巴黎传递至伦敦，因此这些内容到达法国大使手上之前先到了内森那里。
英国驻巴黎大使也开始依赖内森传递来自伦敦的消息。
1818年，一个准备前往亚琛会议的英国外交官，被内森描述的一个宴会的正确信息震惊不已，他对我们宴会的细节以及对出席嘉宾的了解非常准确，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我想连外交部都不知道。
1820年2月，贝里公爵被刺杀后，也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这个消息传到了法兰克福和维也纳。
与此类似，卡罗琳女王在1821年去世后，仍旧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这个消息传播到了巴黎。
我们也已看到，坎宁不喜欢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抢在英国大使馆之前公布了相关信息，但是他也不能无视如土耳其人在阿克曼投降的消息。
到1830年时，正如塔列朗观察到的那样：英国内阁总是在斯图尔特勋爵的信件到达之前的10个或12个小时，便从罗斯柴尔德那里获得了相关信息，而且这点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因为搭乘罗斯柴尔德信使的马车没有其他乘客，而且随时出发……维莱勒也被迫留意罗斯柴尔德的信息，即使他（与坎宁一样）严重怀疑几兄弟是利用消息来影响股市。
这当然是罗斯柴尔德通讯系统的大致功能，甚至是它的主要目标，通过第一时间获得政治消息，赶在消息影响整个市场前，买进或抛出证券。
但是这一策略并不是总能奏效。
法国1830年7月革命的消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传给了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同时（通过法兰克福）传给了当时在波希米亚的梅特涅；这一事实广为人知。
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报告一开始并未得到采信。
而且，我们也已看到，革命的爆发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身感到非常吃惊，以至于让法国分行陷入了经济危机，只有通过非常艰难的拯救行动才得以存活。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银行家的外交罗斯柴尔德的信件揭示了在1830年7月之后的动荡岁月里，他们通讯系统的长处与不足。
在巴黎，詹姆斯的政治影响力是独一无二的。
（国王与大臣们）经常事无巨细地咨询我的意见。
詹姆斯在1831年告诉内森，这一点也一直没改变过：就如他后来告诉内塞尔罗德伯爵夫人那样，他几乎每天都见到国王、大臣和主要的大使。
内森似乎同样能够接触到政府的高级别人物，有名的有外交家弗雷德里克·拉姆，此外还有主要的驻伦敦大使，如塔列朗、艾什泰哈齐和比洛，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影响力要比保守党当政时期要小。
在维也纳，萨洛蒙继续享有与梅特涅直接接触的特权；而且，只要其他兄弟的信里含有重要的外交信息，他就会将信件的内容抄送给梅特涅。
形成对比的是，法兰克福与那不勒斯分行某种程度上游离在权力圈之外。
在其他主要首都——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和海牙的影响力归结到代理人（比如，加塞尔在俄罗斯，里希滕贝格在比利时）的活动能力或通过偶尔的个人访问。
1830年，通过罗斯柴尔德通讯进行讨论的第一个外交问题就是大国是真正承认路易·菲利普作为法国国王，还是采取干预行动，反对新政权。
7月31日，詹姆斯写信给内森说：我希望你的政府不要考虑干预活动，因为他们一旦这样做了，我们就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列昂内尔两周后总结了围绕承认问题进行的争辩：只有一件事是非常迫切的，那就是国王应该立刻得到承认，如果这一点不能很快实现，我们就很难预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只有国王得到承认，相邻的省份才愿意加入到这个政府……法国只希望得到和平，不想从别的国家得到任何东西，也深知只有培育自己的资源才能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之一。
目前，法国国民近卫军有150万人，全部武装等待作战，除此之外还有一整支部队，其他考虑攻击法国的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詹姆斯叔叔今天见了国王，他和众人一起向国王表达了敬意；国王向他承诺一定会维持和平，国王也希望尽最大可能推进局势顺利发展。
路易·菲利普在那次会面透露给詹姆斯的信息——我最急切的期望便是欧洲的和平，我希望各国将恢复之前与法国的良好关系——很自然地通过奥地利大使奥波尼传给了梅特涅。
但是，正如列昂内尔所预期的那样，路易·菲利普被承认，并不能阻止革命在其他地方爆发。
8月25日，从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在布鲁塞尔爆发的消息抵达巴黎的那刻起，一个新的可能性浮现了：法国外围不断扩散的革命有可能让法国与一个或更多的保守国家，如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甚至英国爆发战争。
相比起直接干预法国，这次的预期似乎颇受欢迎，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其他国家在比利时不仅有条约规定的义务（这要回溯到1814～1815年），同时也有自己的战略利益。
第二，从外部干预比利时或爆发的其他任何地方，可能会导致法国政权左倾，因为共和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联系。
梅特涅也并不是唯一记得法国当年阴谋的人：18世纪90年代，法国利用国内的无政府状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
詹姆斯获悉比利时爆发革命的第一反应就是举行了一次会议，将法国外交大臣莫莱和普鲁士大使拉到一起，希望两国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他同时还敦促内森反对任何英国支持的、以荷兰国王名义进行的干预行动，他（与汉娜以及列昂内尔一起）得出结论认为，比利时宣布独立实际上是（可能主要也是）自卫性的。
与此同时，由于担心革命的浪潮会扩散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就像在19世纪20年代一样），詹姆斯将路易·菲利普的一个隐晦警告传递给了梅特涅，即他会按照君主立宪制给予他的权限，反对各国爆发的革命……但他的地位迫使他必须对于自由派的期望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
因此，那不勒斯国王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以及赶上思潮的发展的需要做出让步。
几天后，莫莱告诉詹姆斯，如果法国被数量庞大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包围的话，法国可能会被迫备战。
对于全面战争的担忧也在许多外交官那里得到了回应，包括拉姆，他认为英国也可能介入。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不过，塔列朗与阿伯丁会谈之后，各国的担忧消除，比利时问题最终决定由大国在伦敦的代表仲裁解决。
但是，在比利时与荷兰的仲裁尚未达成之前，又传来消息称华沙爆发反对俄国统治的革命。
实际上，可能正是波兰局势的发展在最大限度上阻止了各国对于比利时的战争，因为华沙革命前，沙皇一直准备从波兰派遣军队支持荷兰。
俄国军队从1831年2月直到同年10月才镇压了革命，这可能是全面战争未能爆发的主要原因。
但与此同时，革命向东扩展的势头，似乎又增加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
迟迟未决的比利时疆域、它的中立地位以及国王的人选问题，在1831年只是延续了之前的不确定性，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在巴黎和伦敦之间担当了信使的角色，传递各种建议和反对意见。
就在这时，传来了意大利爆发叛乱的消息：不是发生在之前预期的那不勒斯，而是在摩德纳和帕尔马公国（1831年2月）以及教皇之下的公国（3月）。
1831年3月～1832年3月之间，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系列的革命火花，而一个或多个大国卷入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每次，罗斯柴尔德家族都竭尽所能地消除各国之间的紧张状况。
最先爆发的一起危机不仅让奥地利介入教皇公国成为可能，而法国则准备支持革命者。
詹姆斯和萨洛蒙大量地介入巴黎和维也纳之间爆发的口水战。
最终，奥地利采取了干预行动，不仅出兵摩德纳（法国默许），同时还应教皇格雷戈里十六世的请求进入博洛尼亚，这次行动或多或少地导致了法国政府面临的战争威胁——这个信息当然也是詹姆斯传递出来的。
这可能是最接近于全面战争的时刻，毫无疑问，法国与英国的债券市场跌到了最低点。
此时，罗斯柴尔德介入政府间通讯的证据尤为确凿，当时詹姆斯亲自参与起草了法国提交给奥地利的一份声明，呼吁进行国际调停（按照比利时模式）。
到4月中，詹姆斯确信意大利的危机已经结束了，而且英法德团结起来避免了对比利时的战争。
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831年8月，仍旧在比利时。
围绕选择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担任比利时国王的不确定性持续了数月之后（局势还因波兰持续的战争以及奥地利反报复意大利自由派的战争而恶化），荷兰入侵比利时再次使全面战争成为可能。
但再一次，各国采取了克制态度。
无论是普鲁士还是俄罗斯均不支持荷兰的举动，英国在经过紧张的磋商后，支持法国派遣远征军前往比利时的决定，但同时要求，一旦打败荷兰，法国就必须撤军。
截至10月，比利时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逐渐消除；尽管比利时11月15日提出的24条协议远没有获得预期的突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一直到1832年5月才正式予以承认，而荷兰国王则仍然拒绝签字。
第三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2月，由教皇公国的一起暴乱引发。
奥地利军队再一次被要求介入，而法国也再一次寻求插上一脚。
实际上，这次法国确实派军队占领了安科纳港口，这在詹姆斯看来是一次严重的失策举动。
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危机相比还是要轻得多（市场对其毫无反应便是例证），巴黎与维也纳之间也从未出现真正严重的裂痕。
最后一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秋天，当时法国再次威胁以军事干预的方式迫使荷兰接受24条协议。
即便英国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反对荷兰，这同样也会再次引发普鲁士或俄罗斯采取报复行动。
1832年5月的《伦敦协定》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让比利时人留在了卢森堡（除去它的要塞）和林堡（除去马斯特里赫特），这违背了24条协议。
但它足以维系和平，一直到1839年出台决定性的国际解决方案。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在这些危机中，罗斯柴尔德的信件充当了沟通渠道，通过它们，国王、大臣和外交官的观点和想法得到了快速的交换。
它们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能让彼此了解各自的观点，也使得自己的观点可以送达政治人物那里——他们将经过适当翻译的信件提供给这些政治人物。
罗斯柴尔德兄弟的评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他们对于国家和国内政治潜在冲突的警醒。
这点在巴黎尤为突出，在那里，对于战争的担忧和对于法国国内政治激进倾向的担忧一直密不可分。
法国王朝完全赞同维持和平，詹姆斯1830年9月29日警告说，但如果他们受到的威胁太大，那么国王会说，他不再像是一家之主，人们也不愿被当成小孩子受到恐吓。
詹姆斯一直担心，如果其他国家在镇压比利时或其他地方的革命过于极端，更为好斗的政客就可能在法国登上政治舞台。
困难在于，即便他和列昂内尔给予支持的那些大臣们，有时也会屈从于公众情绪，被迫用强硬的口吻发表言论，因此，詹姆斯一再重复地强调，这些言论只是出于国内需要，其他国家不应该按照其字面意思来解读。
当塞巴斯蒂亚尼被任命为拉斐特新政府（1830年11月组建）的大臣时，詹姆斯立即见了他。
实际上，他能够传递给伦敦和维也纳的信息与国王几周前发出的信息大致相同：如果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对我们开战的借口，那么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我们将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样的情形发生。
但是，他乐观地得出结论说：和平几乎可以肯定能延续下去。
由于俄罗斯并没有以支持荷兰的名义出兵干预，法国也将告知比利时人，他们不得考虑推翻奥兰治家族，如果他们愚蠢行事，那么就得不到我们的支持。
但如詹姆斯承认的那样，困难在于法国王朝高呼我们一心为了和平的同时，又征召8 000人入伍……军队已经出现了狂热的气氛和活动，似乎已经准备在14天内开战了。
我们的报纸现在高呼战争，昨天整个世界都认为战争即将爆发。
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拉菲特是支持和平的，他只是要求军队捍卫和平。
谈论战争只是让公众不再想其他的事情。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詹姆斯敦促法兰西银行避免拉菲特在1831年初破产。
他认为，如果法国王朝发生变化，将提高战争的威胁。
整个1月份，他一再向他的哥哥们保证法国政府对于和平的愿望，尽管当时巴黎狂躁的气氛越来越浓。
但詹姆斯很快也被迫承认，即便在法国王朝内部，围绕比利时事件的开战呼声也越来越高；而且在摩德纳和帕尔马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巴黎之后，这种呼声更为高涨。
詹姆斯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措施。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告诉路易·菲利普：你被推进了战争的境地，尽管你对比利时的任何疆土都毫无兴趣……法国采取如此高傲的姿态明智吗？现在你希望我们继续向前，然后对外国人宣战吗？殿下，你被蒙蔽了。
你的大臣们对公众失去了信心。
你应该任命佩里埃（掌权），届时所有的人，包括富有阶层都会支持他，而且这也将证明你是认真的。
他告诉他的哥哥，拉斐特完全屈从于彻底的混乱：今天早上，我去了拉斐特的家里，他对我说：如果法国不对奥地利宣战的话，那么3周之内，国王将不再是国王，而且将被推上断头台。
我对他说，他怎么能给国王提供如此糟糕的建议？他回答说，国王已经不再咨询他的意见了。
简而言之，拉斐特认为局势已经失控……明天，我会问问国王，可能我今天就会去见他。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似乎詹姆斯与国王的谈话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拉斐特一周之后便递交了辞呈。
詹姆斯对于佩里埃的支持与他的一个想法密不可分：即佩里埃将寻求一种和平的政策。
同样地，詹姆斯知道只有其他国家做出一些妥协，佩里埃的位置才能坐稳。
这也正是詹姆斯用以实现法国稳定的策略。
在一封明显是写给梅特涅看的信里，詹姆斯敦促萨洛蒙，奥地利应该支持佩里埃担任法国总理，因为他是最不可能开战的政治家：现在，我亲爱的萨洛蒙，你必须看到，如果我的朋友佩里埃组成政府，他就应该得到支持，因为3 200万人发动的革命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威胁。
而且，佩里埃告诉我，如果人们希望为国王做些事，他们应该将比利时的一块土地划给法国，那将真正地稳固国王的地位，但是他并不会以武力去夺取。
现在，我告诉你，佩里埃何时能掌权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开战……我告诉所有人，各国只期望和平……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断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对佩里埃很有信心，因为如果我们进入了战争，他的财产和工厂也将蒙受损失；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对和平很有信心……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国外和平将持续的话，国内的和平就一定能够持续。
佩里埃，他向内森保证说，是上帝带来的意外好运，因为他将维持和平，或至少我希望他能。
詹姆斯和列昂内尔甚至相信，如果佩里埃当政，他的一个条件就是允许奥地利介入意大利事务，而法国对此不会有任何异议。
当佩里埃的任命获得通过后，詹姆斯再次发出了寻求奥地利支持的呼吁：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期望和平的政府，他们想做的只是尽自己所能来捍卫和平。
但是如果其他国家希望和平能够延续，他们就应该巩固和平政府的地位，使其能够向（公众）表明，其他国家无意攻击法国。
现在，如果俄罗斯和奥地利能够发表声明，表明自己愿意停留在国界线那边，不会攻击法国，那么这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这样的举动也会平复人民的情绪，因为现在人们坚定地认为，一旦俄国人解决了波兰问题，他们就会转而攻击法国……我去见了国王，并向他指出，我的财富和家人全部在法国，因此我不想使他在其他国家开战，我误导他或哄骗他相信它们是想维持和平；再说了，这样的图谋谁能获益？如果他们选择佩里埃，他们的信誉将会提升，一切也会改善……现在一切依赖于外国（的举措），你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我们未能维持和平，那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维持它的信用度。
5天后，他急切地恳求萨洛蒙继续让梅特涅相信巩固这个政府以及维持和平的重要意义，欧洲急需和平，而王子（梅特涅）独自一人就有能力维系和平。
所有的一切完全依赖于战争或和平的问题，列昂内尔3月31日写道，这个政府支持和平，但必须得到其他大国的支持，必须能够站到公众情绪的对立面，否则就会给反对派更多的力量，进而使我们立即进入战争。
但即便佩里埃组成了政府，也没能减轻詹姆斯对法国激进因素的整体忧虑，尤其是奥地利不顾巴黎政府已经更替的事实，仍计划派兵进入教皇公国的消息公布后，詹姆斯更是焦躁不安。
发生在意大利、比利时和波兰的事件间歇性地刺激了巴黎的自由派思潮，最终使得政府除了开战或倒台外别无选择。
1831年夏天，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甚至有了经济方面的缘由，列昂内尔曾评论说：法国太多的年轻人失业、缺钱，要除去他们，战争是必要的；如果不开战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国王被赶下台。
路易·菲利普似乎采纳了这个观点，詹姆斯惴惴不安地观察着局势的发展，当时佩里埃的地位似乎危在旦夕。
当佩里埃8月初提出辞职后，詹姆斯预测如果一个极端自由派政府取而代之的话，战争将在4天内爆发。
佩里埃在其他国家的默许下，对荷兰采取了有限的军事行动，最终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此后，各国与法国政府之间的默契情形屡屡出现。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相同的情形在1832年1月和2月或多或少地再次上演。
詹姆斯先是警告如果比利时协议的最后条款未能满足法国要求的话，佩里埃将会辞职。
之后，作为对奥地利军队再次进入教皇公国的回应，佩里埃派军队占领了安科纳港口。
即便在佩里埃死后，这一模式仍被沿用。
苏尔特在1832年10月再次匆忙地派兵对抗荷兰时，詹姆斯寻求获得英国的支持，他警告内森说：如果这里的政府不能支撑下去，我们就会等来一个共和政府，届时我预料一切都将十分黑暗，但愿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形。
这也是为何一切都有赖于比利时问题（的解决）的原因。
如果英国决定不支持法国的话，我们将变得非常虚弱，因为整个世界都反对教条派。
在英国，国内外政策同样存在类似的联系。
保守党政府可能打破作壁上观的传统以及介入反对法国革命的可能性，尽管遥远但却一直没有完全消失。
另一方面，当辉格党1830年上台后，詹姆斯立刻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警告：如果英国新政府被证明是激进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将不得不表现得更为自由，届时比利时问题将更难解决，英国可能会与法国达成一项协议，最后我们会发现自己得与欧洲的其他国家开战。
现在的一切全部取决于英国，詹姆斯1831年1月写信给内森，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比利时国王，其他国家没有英国作为盟国的话，就不可能发动战争……你看，亲爱的内森，你一直保持警惕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是否进行战争，取决于英国是否愿意在比利时问题上作出让步。
但是内森的保守党朋友并没有采信詹姆斯的话，尤其是他支持佩里埃之后更是如此。
在英国改革议案开始辩论后不久，内森写信给詹姆斯：赫里斯说，皮尔肯定会被邀请入阁，威灵顿将成为外交大臣，而且除非法国愿意让步，否则他认为英国军队将前往德国……你最好告诉你的国王，他必须保持克制，不能与英国玩火，因为她（女王）不是一个可以戏弄的对象……英国对法国的大臣们没有信心，他们只想着革命。
你的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只能表示他们不想开战：他们不得改变之前的腔调。
去见国王，告诉他皮尔、巴麦尊和威灵顿即将上台。
这种鸣枪示警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从保守党向辉格党的转变（缘由）。
辉格党的立场如内森在3月18日传达的那样，与詹姆斯的想法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如果法国不能保持冷静，而是对其他三个国家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将站到三个国家那边；但是如果其他三个国家攻击法国的话，我们将站到法国那边。
因此，詹姆斯对于改革议案可能遭遇失败、保守党重夺政权的担忧，更多的是考虑国际形势，而不是他个人对这一议案的支持，因为威灵顿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与法国开战。
列昂内尔1831年6月观察到，英国政治的混乱将减少比利时解决问题的希望，因为荷兰国王一直期望（英国）政府有所改变。
詹姆斯4个月后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你们议案的通过正被紧密地注视着，因为人们认为政府将会辞职，我们将进入战争。
当俄罗斯对批准比利时的24条协议犹豫不决时，列昂内尔提出一个问题：俄罗斯人能做什么？所有事情都取决于改革议案，如果它获得通过并且现任政府留任的话，英国和法国就足够强大，能够找其他国家的麻烦。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这也说明了威灵顿在1832年5月出人意料地重新掌权时，内森决定不提供支持的原因。
这不仅是因为内森害怕如果反对改革的政府掌权，将引发国内暴乱；还因为外交大臣们——他是指塔列朗、魏森布格尔和比洛——都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防止荷兰国王从新政府获得支持，从而可能导致战争。
这种分析在6个月后得到了响应，当时辉格党竞选获胜的消息受到了詹姆斯、列昂内尔和安东尼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它是欧洲和平以及法国政府稳定的最好保证。
在比利时，危机即将平息，俄罗斯干预的可能性最后一次浮现时，内森在一封写给詹姆斯的信里道出了他政治立场改变的幅度和本质：你必须写信给我们的萨洛蒙，告诉梅特涅不要被俄罗斯扯进战争中，因为波佐（俄罗斯驻巴黎大使）和国王站在一起，不怎么受人欢迎，他和列文（俄罗斯驻伦敦大使）正游说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
但是，我已经通过可靠途径（可能是比洛）获悉，普鲁士不会参战，他们正在犯一个大错误，因为英国和法国联手，能够做很多事。
只要我们保持和平，就不会有战争……写信告诉萨洛蒙，诺伊曼（奥地利大使）一直与波佐交往密切，而且认为我们的政府将变得虚弱。
这个人十之八九判断错误，现在波佐已经不受欢迎。
国王邀请他前往布赖顿，他坐在离国王6个座位以外的地方。
国王问他将在这里待多久，他回答说，6个星期。
现在我们知道俄罗斯想发动战争，梅特涅正被这些人欺骗着。
波佐和那些人变得十分荒唐，他们并不了解英国，因此要让萨洛蒙告诉梅特涅王子，不要让自己被俄罗斯蒙蔽。
波佐来这里只是为了刺探情报，我确信英国现在比威灵顿时期更加强大。
现在，我亲爱的弟弟，不要让你自己被任何人蒙蔽。
如果英国和法国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谁也无法撼动他们。
把这一点写信告诉萨洛蒙。
在维也纳，尽管没有革命威胁，但也存在着国内政治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带有重要的国际含义：因为它是国外干预行动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
当萨洛蒙1830年10月初回到维也纳时，他是带着命令让梅特涅王子知道现在维持和平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战争或和平完全依赖于他一个人。
这有点夸张，因为当时奥地利对于比利时问题的影响力有限；相反，如果维也纳领头的话，俄罗斯（可能还有普鲁士）或许更富侵略性——这也是1830年8月达成的卡尔斯巴德协定的寓意所在，这一协定重申了神圣同盟反对革命的立场。
在意大利问题上，梅特涅的态度则毫不含糊。
他在1830年11月告诉萨洛蒙，他准备派遣军队……让这个国家保持平静，我们看到，他也确实向摩德纳和博洛尼亚派了军队。
直到1831年4月，萨洛蒙除了将奥地利的计划传达给巴黎外，其他什么都做不了（不过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的信到达詹姆斯手里时，总要比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奥波尼的官方文件早到3天）。
但是，当沙皇在波兰问题上寻求帮助时，萨洛蒙就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了，他预先通报了梅特涅的竞争对手科洛弗拉特伯爵，后者毫不迟疑地介入，反对向沙皇提供这类支持。
到7月时，他能够自信地向他的兄弟们保证：我们内部对立严重，奥地利不可能参战，也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正在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事的到来……我确信即便英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宣战，对奥地利也没有影响，我们将保持……中立。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即便不在维也纳，萨洛蒙也继续对梅特涅施压，使其避免陷入战争。
1832年3月，他从巴黎给梅特涅写了一封冗长而且饱含感情的信，敦促他不要对佩里埃派兵占领安科纳的举动反应过激。
11月，当法国军队突然出现在安特卫普时，库贝克抱怨说：梅特涅王子很像一个钟摆，在塔提切夫（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的战争与萨洛蒙的和平之间摆来摆去。
金融杠杆如果不是凭借他们的金融实力，我们很难评估罗斯柴尔德兄弟对于和平的持续游说能够获得多大的成功。
如上文所述，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两根杠杆可以使用：他们不仅从自己扮演的非正式外交沟通渠道的角色中施加影响力，同时还借助了实实在在的财政压力——如果一个政权准备开战，向他们寻求贷款，他们就能予以拒绝；相反，他们能够向一个有和平倾向的政权提供财政支持。
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罗斯柴尔德影响力的有限性，不仅在那些在1830～1833年间没有大规模提升军费开支的国家（英国和普鲁士），就是在那些确实提升了军费从而有贷款需求的国家（法国、俄罗斯和奥地利），他们的影响力也同样有限。
罗斯柴尔德的金融杠杆在那些没有合伙人的首都，其作用最为有限。
在柏林，罗斯柴尔德兄弟被1830年爆发的革命撞个正着，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一次债券转换行动，目的是将他们此前借给普鲁士的英镑贷款对应的债券利率从5%转换为4%。
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桩被看好的交易。
萨洛蒙、安塞尔姆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朋友克里斯蒂安·罗特尔进行多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1830年2月达成协议，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以98点的价格发行一批新的4%利率的债券，其收益用于赎回此前的5%利率债券。
新发行的债券总额为380万英镑。
此外，围绕1822年发行的一批债券，类似的转换行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是，截至法国革命2月爆发时，仍有一半的4%利率债券没有卖出去。
随着欧洲金融市场的暴跌，除了急剧打折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处理这些债券：2月，新债券的交易价为795点；新的抛售无疑进一步挫低了价格。
但罗斯柴尔德兄弟仍需按照合约的规定，以98点的承销价格向普鲁士支付现金。
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承受履行合约必然产生的损失（据罗特尔估计超过了367万英镑）吗？可能，但由于此前在法国4%利率的债券上损失太多的钱，所以不难看出他们为何如此决断地想从这次巨亏交易里抽身。
安塞尔姆自然地被派回了柏林，进行一轮冗长而又格外艰难的谈判，普鲁士多名官员和大臣使出的计谋让谈判难上加难，这些官员和大臣因反对取消转换协议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最终，卡尔也被派去柏林协助安塞尔姆，双方才能够达成妥协。
实际上，支付了大约14万英镑的罚金后（实际支付时，经过各种扣除只付了5万英镑），罗斯柴尔德被允许延期转换债券，直到欧洲金融市场恢复稳定。
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避免了遭受更多的损失，但是普鲁士官方为什么同意妥协？罗特尔对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的进言是基于个人利益的。
如果内森·迈耶·冯·罗斯柴尔德的公司被迫严格执行合约规定，他指出，不顾当下不利的情况，那么他们就可能在所有的市场里以任何价格抛售全部的4%利率债券，进而给我们的公共信誉带来严重打击。
我们以往的经历告诉我们，冯·罗斯柴尔德公司涉及的金融交易中，如果它扮演的不是中间人，而是反对者的角色，那么这些交易肯定会失败……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的弱点同样会给普鲁士政府带来负面冲击，尽管迫使它履行合约，普鲁士能够在短期内获益：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最近的1830年1月的法国贷款以及转换普鲁士签约于1818年的债券（后者联合了多家其他银行业公司），使得他们遭受了大量损失，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这类交易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信誉……尽管他们的财富仍然十分可观，但仍缺乏这类交易所需的现金，因为他们的财富大多由欧洲各国的债券组成，目前不能在任何一个交易所兑现。
罗斯柴尔德银行因此拒绝为了赚取佣金而直接接手任何大额的贷款业务，而且他们在账目上的垫款还将增加，他们接下来就会寻求以极低的价格抛售新近发行的债券，这将损害相关的国家。
但这番话如果不是因为普鲁士自身也需要新的基金来应付备战所需的各项开支，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用詹姆斯的话说，普鲁士尽管在所有大国之中，最不希望开战，最希望避免战争爆发，但它仍然不能忽视1831～1832年间发生的重大战争威胁。
罗特尔写给国王的信显示，他可能接受了阿姆谢尔的劝阻，取消了发行新债券的计划。
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大量的短期现金垫付款，总额达到了500万泰勒元，以国库券作为抵押；他们还向一笔彩票贷款提供了支持。
正是这些资金的提供，在延缓债券转换的谈判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双方决定在1833年恢复债券转换，而到这时，普鲁士的4%债券价格已经恢复到了92点，而且目前的政治形势不再是引起严重关注的因素。
换句话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仍拥有一些财政支配能力；但是它只能确保在债券转换问题上获得普鲁士方面的妥协。
这个时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试图采取任何举措影响普鲁士的外交政策：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弗雷德里克·威廉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瓷器以及（纳特的）私人商务政务员的头衔。
如果说他们在柏林的力量有限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力几乎是不存在的。
确实，俄罗斯在对付波兰人时比任何大国都需要金钱。
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俄罗斯财政大臣坎克林的关系一直不好，因此即便是俄罗斯人1831年初直接联系了他们的代理人加塞尔寻求一笔贷款时，詹姆斯仍然十分谨慎。
（俄罗斯财政）大臣一定非常缺钱，他说，这意味着他将不能履行（偿还）义务，如果他不能支付利息的话，那我们届时就很难办了。
他认为任何贷款只以收取佣金的方式提供，而且以分期的方式一小笔一小笔地发放，他反对内森立刻提供40万英镑贷款的决定。
为了防止战争爆发，他警告说，无论是法国、俄罗斯还是普鲁士都难以履行支付利息的义务，他们将利用一切围绕战争的借口来为自己无法支付利息开脱。
另一方面，如安塞尔姆认为的那样，如果战争的危险消除——尤其是俄罗斯赢得了对波兰的决定性胜利后——这些政府将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
只要危机持续，继续用钱的政府会接受任何条件。
实际上，詹姆斯真正的担忧是政治上的：他并不反对提供俄罗斯政府多达500万英镑的贷款，只要这一事实不被巴黎方面知晓即可，因为法国极为同情波兰。
可以预料的是，他指出，我们将遭到报纸的严厉批评，除此之外，在此基础上提供贷款，我没有任何异议……如果波兰人能够获得胜利的话，就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许多事情的紧张程度，因为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与自由派合作。
有没有可能声称（俄罗斯财政）大臣与加塞尔安排贷款并以加塞尔的名义提供？我建议我们应当非常谨慎地考虑，防止我们介入这件事的消息为公众所知。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他一周后重申了自己的疑虑：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们支持俄罗斯打击波兰的消息传出去，我不能确定自己会不会被乱棒打死，因为这里的公众极为同情波兰。
但是，他很显然准备冒触犯众怒的风险提供贷款，只要相关条件足够吸引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讨论发生于波兰在奥斯托卡彻底战败前。
实际上，内森在这场战役后的几天中，成功地向俄罗斯政府兜售了一些枪支。
詹姆斯对于收获的利润感到异常开心；再一次，他唯一担忧的就是被公众知悉已发生的交易：以上帝的名义，我请求你不要提供你的名字，除非迫不得已，如果以罗斯柴尔德的名字登记卖了枪支，那么请将这一信息严格保密，否则我就可能被枪杀，因为人们会说是我卖出的枪屠杀了波兰人。
昨天，我的一个朋友来看我，他是一家报纸的记者，他给我看了一则报道，说我们正向卢森堡提供资金以帮助他们镇压比利时人。
他并没有写这样的文章，因为他相信我。
亲爱的内森，由于公众的思想已经转向自由主义，我们必须更加小心谨慎。
这就是你为何要尽一切可能防止卖枪的信息走漏给报纸的原因。
1832年年末，一笔100万英镑的贷款请求再次浮现。
詹姆斯再一次感到忧心不已，他认为英国媒体将把我们撕碎，会声称我们正向沙皇提供贷款，使得他能够发动战争。
但他再一次准备冒险。
毕竟，似乎没人能够用100万英镑来征服世界。
而且为了确保安全，列昂内尔认为为了防止战争爆发……必须有条款规定……战争爆发后我们不一定要继续付款（这一条款也用在了这一时期以及之后的罗斯柴尔德贷款中，我们在之后的章节里将看到）。
但是，如詹姆斯预料的那样，坎克林再次欺骗了内森，他只是把罗斯柴尔德的贷款意向当做了一个筹码，来迫使俄罗斯政府的传统银行家霍普提供更好的条件。
罗斯柴尔德家族竞争这笔贷款的传闻让那些法国流亡者——查理十世的支持者，他们为俄罗斯领头的反对革命的行动提供银行服务——感到吃惊不已，他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革命的影响下，已经衰弱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目前在伦敦（内森）和塔列朗的领导下为革命运动提供服务。
毕竟，这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干预，从而让荷兰避免接受24条协议的最后机会。
内森和詹姆斯可能本能地意识到，如果他们取代霍普处理这笔贷款，他们就能够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它不要采取干预行动。
相反地，内森在成功取代霍普之后发出的俄罗斯将开战的警告是一个幌子。
因为这让人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他准备对俄罗斯的军事干预行动视而不见，只要能够赢回他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力就行。
詹姆斯则认为他哥哥获得俄罗斯的业务过于艰难。
在我看来，俄罗斯可能会走向衰败，没有他们，我们能够更高兴地做生意，1834年，他在另一笔贷款发放时写道：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应该亲自写信给彼得堡，因为你被拒绝过太多次了。
不要给他们另一个让你难堪的机会。
你认为我们会与俄罗斯达成友好的条件吗？他两年后又问。
他显然认为不可能。
这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罗斯柴尔德金融实力的局限性。
即便是合伙人居住的地方，同样有困难存在。
在伦敦，保守党权势衰落——从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开始，1834～1835年的皮尔政府倒台宣告其彻底失势——毫无疑问削弱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金融政策的影响力。
1830年12月内森试图讨好格雷的财政大臣奥尔索普时，后者对他几乎不屑一顾。
冗长的谈话结果，奥尔索普提及，就是我满意地看到，他一定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蠢的一个傻瓜，否则他绝不会认为他能够如此轻率地骗我按他的意愿行事。
而且，不管内森对于格雷政府寄予了多大的同情，他从未得到过太多的政府内部信息：实际上，格雷在1834年的辞职让他大吃一惊。
但是，内森政治影响力的下降与辉格党将他拒之门外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的原因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财政政策让他变得相当多余。
除了一个例外——1835年补偿奴隶主的1 500万英镑贷款——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再无其他大笔的借贷。
政府开支逐渐下降，而收入则保持平稳，尽管间接税继续呈轻微下降趋势。
出于这样的原因，内森在伦敦的影响力比詹姆斯在巴黎的影响力要小得多。
尽管内森也愿意充当政府间的信息渠道，但是他很难影响信息的内容。
辉格党政府希望避免比利时战争，更多是靠运气，而不是罗斯柴尔德的精心设计。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詹姆斯在巴黎很明显地成功利用金融杠杆打压了法国的激进政策，尽管他的实力不应该被夸大。
革命让巴黎分行处在了一个极度脆弱的状态，背负着大量不断贬值的3%和5%利率的公债，以及为发行4%利率的波利尼亚克贷款而欠法国财政部的1 000万法郎。
另一方面，新成立的法国政府被迫立刻开始借贷，发行大量的国库券。
詹姆斯的第一反应带有他的鲜明特性：早在1830年他就告诉内森，这里将有大买卖要做，而且他打算参与其中。
尽管他猛烈批评了拉菲特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在讨论资助政府财政方面一点也不迟疑。
他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
他在1831年向他的哥哥们解释说：我认为，与现任政府做生意，将推高公债的价格。
而且，商人们全都同意提供贷款，我应该加入他们的行列中，因为我不想被排除在外。
问题在于，其中的一些钱显然是用于军事用途的（这也被军队收受我贿赂的一个上校证实）。
实际上，詹姆斯和内森在这一时期，向法国政府兜售了大约28万支英国枪械和其他一些军事装备——一种值得注意的对冲举动，这主要是他们口头上一直宣扬和平主义。
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保证称法国的军备完全是用于防御目的，更多的是因为战争的高昂费用难以承担。
詹姆斯对这样一个想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即战争的爆发对于（法国政府）非常危险，他还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一笔又一笔地借贷，用新借来的钱偿还之前的利息。
当塞巴斯蒂亚尼在1831年2月提到法国拒绝听人使唤时，詹姆斯表示怀疑：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资金储备。
他们拿什么发动战争？因此，我认为我们不会爆发战争，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也解释了为何詹姆斯会支持佩里埃的原因，因为后者似乎认识到了财政对于法国政策的束缚：佩里埃告诉我：……如果我们选择战争，我们将难以承担我们的债务，因此我不希望加入政府的第二天，财政部就陷入破产状态……简而言之，除非得到维持和平的保证，否则他不会组建政府……如果佩里埃不加入政府，那么我担心面临破产的财政部将被迫发行5%的债券。
这也解释了詹姆斯给佩里埃提供财政和道义支持的原因所在，它不仅仅是因为和平以及合适资助的贷款能够带来公债价格的上涨：我将与佩里埃沟通一下，可能接受委托发行一笔贷款。
财政部需要资金……我们必须提供资金协助政府，并确保银行家参与其中，给这些人提供资金符合我的利益，因此……我能够从这些事中抽身……我认为佩里埃将推高你的股市……我想告诉你，我们或许能够与佩里埃做生意。
但事实是，詹姆斯无力阻止通过发行债券筹得资金用于战争中。
他只是缺少讨价还价的筹码来坚持内森建议的条款，为防止战争爆发，这些协商好的款项支付……不能是强制性的。
他能够做的只是希望佩里埃（对奥地利入侵博洛尼亚）不要摆出过于好战的姿态，因为我们必须牢记人们希望获得贷款。
确实有一些证据显示，这种财政上的考虑使得法国政府在教皇公国问题上避免了与奥地利开战。
市场对于贷款将稳定财政状况的期望抵挡住了战争危险带来的悲观情绪。
实际上，法国财政大臣路易利用4月市场的一次轻微上扬提出了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贷款条件，这也被詹姆斯认为是政府期望和平的一个迹象。
而潜在敌对国的大使，比如韦特（普鲁士）和波佐（俄罗斯）个人也对参与贷款业务感兴趣，也向列昂内尔暗示，和平将被维系。
但是，詹姆斯在1831年春天体会到的一种感觉十分重要。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他向内森坦白说，今非昔比，以前，这样的贷款完全由我们自己包揽。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实际上，1831年的贷款数额并不足以解决法国政府的财政问题，詹姆斯从一开始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此外，财政部同时进行的公众订购国家贷款的计划以失败收场：8 000万法郎的国贷只卖出去2 500万法郎，剩余的最后只得卖给银行财团。
如果当政的是一个比佩里埃更为激进的政府，那么它肯定会效仿18世纪90年代的做法，通过印钞票来追求一种更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但是，只要佩里埃仍然在任，金融现实主义就一直占据着上风。
8月，随着比利时危机逐渐缓和，詹姆斯很高兴地听到政府准备再筹集1亿法郎的贷款来减少流动债务。
两个月后，他和列昂内尔再次确证，佩里埃说他将实现维莱勒没能做到的事，他将发行5%利率的债券，然后再减少它们，这是一个削减开支的明确信号。
此外，维持偿债基金的决定也让詹姆斯和列昂内尔感到十分高兴。
1832年，他们再次在法国金融市场上发力。
5月，罗斯柴尔德为首的财团竞得了4 000万法郎的巴黎市的贷款。
这为获得另一笔15亿法郎的政府贷款铺平了道路，同样也是由财团共同运作。
重要的是，詹姆斯坚持等到荷兰放弃对于比利时的宗主权，然后再提供贷款。
到这个时候，认为法国可以无须英国同意就能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的想法并不被认同。
詹姆斯在1833年初被要求考虑提供另一笔贷款时，外界对于法国的侵略性担忧已经消退，这一点可以从公债的价格走势上看出来，2月，3%利率的公债价格短暂地达到了80点。
实际上，法国政府选择削减了军队规模，继而控制国防预算，而且，很快就开始讨论实行另一次债券转换计划，降低现存的债务成本。
类似的事4年后仍在讨论。
简而言之，法国政府在财政上受限，但这种限制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独自施加给它的，而是由巴黎所有的大银行联手施加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19世纪30年代，不存在罗斯柴尔德垄断法国公共财政的现象了，因为这个时期的贷款都是由银行团体公共运作的；与此同时，国库券的售卖业务参与者更为众多。
詹姆斯拜访佩里埃和其他大臣，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敏感的财政消息，而非发挥自己的金融杠杆作用。
他在1832年1月谈道：与萨洛蒙一起去拜访佩里埃，打探他是否有什么消息，进而根据他提供给我的信息来决定我将来的行动，因为我们目前持有大量的公债，因此行事必须万分谨慎。
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普鲁士、俄罗斯和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决心在比利时或波兰问题上开战，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本无力阻止。
不过，这也低估了这一时期梅特涅的奥地利在中欧以及东欧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如果没有奥地利的参与，实际上更是领头，反对革命传播的保守远征是难以想象的。
这点让我们关注到萨洛蒙在维也纳所扮演的角色，他有时被描绘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物，避免了1830年7月之后爆发战争。
早在1830年11月，萨洛蒙便暗示根茨，罗斯柴尔德兄弟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已经无力资助发动一场战争。
类似的是，当梅特涅派奥地利军队进军博洛尼亚时，詹姆斯对佩里埃进行干预，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财政疑问，在战争前夕，他问：奥地利如何能够支付它的（债务）利息？最好不要拿自己的全部身家（去赌一场战争）。
与詹姆斯一样，萨洛蒙在维也纳也没有占据垄断的地位。
1830年春天，当奥地利政府发行3 000万古尔登的4%利率公债时，萨洛蒙只是承销的4家银行之一，而且他也未能从贝特曼手里夺得5%利率债券的转换业务。
革命之后，他与他的兄弟一样，无力去想政府贷款被他的竞争对手攫取这样的事情。
梅特涅1831年3月要求发行3 600万古尔登的5%公债，以资助在意大利的干预行动时，萨洛蒙和其他3家维也纳的银行共同接下了这笔生意。
此外，合约条款里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爆发战争，贷款需要在3个月之内偿还。
但是，萨洛蒙对于梅特涅秘密的借贷没有采取任何反对举措，当时梅特涅从法兰克福分行借了2 000万法郎，这些钱自1815年巴黎协定签订时便以日耳曼联邦的名义存在法兰克福分行。
此外，他在1832年初，威胁梅特涅，如果他不批准比利时的24条协议，他将撤回财政支持，但此举似乎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殿下应该知道我们承接了上笔5 000万法郎贷款的四分之一，而且还在交易所买进了证券以支撑公债的价格，而且我们也正在进行其他的重要金融活动，也在谈判新的交易。
而这些都会受到政治事件最直接的影响，我希望一身轻松地去看我的兄弟，我谦卑地恳求您，殿下，让我的经理……知道你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奥地利政府是否将承认比利时并批准声明。
梅特涅急忙向他保证由于他非常清楚俄国沙皇的基本态度和意愿，他可以保证沙皇的态度与奥地利国王一样倾向和平。
但是这只是在打太极；奥地利又过了3个月才批准了协议。
萨洛蒙明确利用金融杠杆的举动出现在1832年6月，当时他在巴黎。
他在一封特意写给梅特涅的信中，以前所未有的强硬口吻写道：我不能装着漠不关心……听说奥地利政府将在1832年再发行一批公债，但愿不会如此。
你知道，我们在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和维也纳所持有的奥地利公债，数量总额达到了数百万。
现在，你不能脚踩两条船；如果我们公司被迫抛售……我们能期望得到什么样的价格呢？我们将被迫兑现我们的公债，不论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做。
资本家以及商业世界对于一年内发行两批公债会作何反应？而且第一批公债的款项支付直到今年12月才完成？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导致公债价格的急剧下跌。
政府就不可能以较低的利率来得到另一笔贷款，这样的打击继而会伤害奥地利的财政，而政府也将难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此外，公众又会如何评价新的贷款？一定要打仗了，一定要打仗了，因为奥地利又筹集另一笔贷款了。
即便我们不会被迫抛售，我们目前也是这样做的，但价格仍然会骤然下挫，奥地利的信用将严重受损……这就是我对于今年筹集另一批贷款的看法，即便只透露出一点点风声，后果都可能不堪设想。
乍看起来，这番话似乎并不像是要施加财政压力，从而限制梅特涅采取激进的行动。
但重要的是，这封信出现在国际形势相对平缓的时刻：奥地利已经批准了24条协议，围绕安科纳的争议也已经解决。
仔细地分析，它更像是一个金融建议，以避免奥地利公债价格下跌，进而损害罗斯柴尔德维也纳分行的收益。
萨洛蒙并不反对筹集贷款：纯粹出于技术原因，他坚持认为如果确实需要钱，发行国库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进而为银行进账1 200万银币……这一过程几乎不用政府付出任何代价，而得到的资金能够使用6～8个月。
一年后，他和其他三家维也纳银行兴高采烈地参与了另一批公债的发行，总额达4 000万弗罗林；1834年又向一笔价值为2 500万古尔登的彩票贷款提供了支持。
如果这些是和平的锁链，那么他们绑得并不紧。
承销和平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所使用的两个途径，其分量并不相等，拒绝提供贷款的情形与提供资金支持相比要少得多。
最经典的例证就是他们对爆发革命的国家提出贷款请求的回应方式。
罗斯柴尔德家族自1827年开始，便与位于比利时的兴业银行有生意往来。
布鲁塞尔爆发革命后的数天内，詹姆斯重新与兴业银行取得了联系，随后在超过1个月的时间里，提供了100多万法郎帮它抵挡革命的风暴。
与此同时，他和内森讨论是否向荷兰提供贷款，可能是作为劝说荷兰国王接受比利时独立的胡萝卜；萨洛蒙将这类贷款看做有助于控制我们的战争贩子。
但是内森同时也挥舞起一根大棒：当荷兰在1831年8月侵入比利时的时候，他立刻向布鲁塞尔政府出售了枪支。
直到荷兰撤兵并且似乎准备接受失去比利时的事实，他和詹姆斯才准备向荷兰提供一笔利率为6%的贷款，因为如果有了钱，他就不会再考虑任何类似于战争的行动，当然不用说，从荷兰政府那里能够赚很多钱。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在比利时这边，尽管詹姆斯认为那里有大笔钱可赚，但兄弟几个直到24条协定得到利奥波德签署后才采取行动。
1831年底，与比利时银行家厄希合伙，他们提供了一批总额为275万英镑的贷款——是前一年提供给荷兰的贷款数额的5倍。
这或许被认为是一场豪赌，因为用外交途径来解决两方争议被认为不切实际。
有趣的是，当时一幅英国漫画《协议——骚动的社会》显示，各国代表齐聚唐宁街，画面左方的内森抱怨说：你们的协议没有任何用处；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替我争取好处，我就不再借钱给你们。
（见图11）同一时期的一幅版画描写内森正在猛拽一只比利时鹅，嘴里嘟哝着：你和你的比利时债券见鬼去吧！我拿不出一便士买它们；在我看来，它们没有西班牙债券那么值钱。
（见图12）安塞尔姆有一个担忧，我认为比利时在许多年里都没有能力支付红利，这很让人担心。
另一方面，他又说：那里确实有钱可赚……我们必须装着若无其事，然后从傻瓜身上赚取利润。
由于债券发售给投资者时，荷兰国王并没有重新对比利时采取敌对行动，作为债券承销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赚了一些利润；如果荷兰再次入侵，按照现有的一则条款，如果战争发生，我们无需再提供任何东西。
正如詹姆斯报告的那样，经纪人和银行家甚至在债券发售前吞进（债券）就像是吃甜麦粗粮面包一样，尽管债券发行时罗马动乱及比利时协议推迟签署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购买需求，迫使詹姆斯不得不回购托市。
到1832年春天，由于荷兰陷入了外交孤立状态，罗斯柴尔德兄弟准备（在比利时）做更多的生意。
外交解决方案使得布鲁塞尔新政府背上了欠荷兰的债务的名声，这也浮现了一个明显的可能性。
那里有钱可赚，詹姆斯写信给内森说，只要你给塔列朗一点好处，我亲爱的内森，他将安排你担任处理这些债务的代理人，就像巴林在1815年充当法国与其他大国的中间人一样。
如果我们将自己置于比利时和荷兰之间，就能赚到钱——当然前提是两国之间不会再爆发战争。
1832年8月，第二批190万英镑的贷款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1/3的债券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发行——尽管当时法国政府发出了警告，我们此刻给比利时人钱简直是疯了，这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开战的便利条件。
花花公子和日记作家托马斯·雷克斯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在9月12日写道：比利时问题已经马上就要解决，局面就如12个月前一样。
委任统治毫无用处，荷兰不会放弃一丁点儿要求。
利奥波德希望屈服，但比利时人不愿这样做。
他的国库空空如也，如果不能限制比利时人再次开战，罗斯柴尔德就不会提供贷款。
但将会出现更多的投机行为，套利的行为必然盛行。
欧洲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钱，资金的缩减幅度超过了任何其他灾难。
但是，当法国军队在第二年11月开进比利时，迫使荷兰接受相关条约时，轮到詹姆斯有些迟疑了，当时比利时大臣希望他提供一笔1 000万法郎的短期贷款。
我们必须帮助这些人，他有些焦虑地写道，否则，他们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会再次采取愚蠢的行动……简而言之，这些人……没有钱，而且……也不会赚钱。
他满腹牢骚地说，比利时是一个差劲的国家。
直到形势变得明朗——而且得到了路易·菲利普和梅特涅的双重保证——荷兰已处于外交孤立状态，并且默许比利时继续占领卢森堡和林堡，罗斯柴尔德家族才答应了比利时的借款请求。
与兴业银行的合伙当中，巴黎分行获得了一半以上的新发行国库券。
从许多方面来说，借贷给新成立的国家是一场赌博，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无从得知外交对立能够和平解决。
但是这种豪赌收益颇丰，不仅仅是因为比利时被证明是欧洲工业化的发动机之一。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但是，在波兰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形。
尽管罗斯柴尔德在华沙的商业联系与在布鲁塞尔一样，但他们对波兰起义的胜利从没有认真地考虑过。
除了同情——可怜的波兰人，我怜惜他们。
夏洛特给她母亲写信说——他们没有给起义者提供任何帮助；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希望借钱给俄罗斯，并成功地向圣彼得堡兜售了枪支。
在意大利，支持革命也不是问题。
即便在政治形势得到控制之前，罗斯柴尔德兄弟就与意大利银行家托洛尼亚合伙，安排了一笔40万英镑的贷款提供给教皇。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30年代的其他交易相比，这笔贷款更让当时的人们感兴趣，一个犹太银行借贷给天主教廷的事实让他们感到可笑或恐惧。
比如，卡尔1832年1月听教皇布教引来了如潮的评论。
现在世界终于进入上帝造世的时候所期望的秩序。
博恩讥讽道：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吻了教皇的双脚；一个富有的犹太人亲了他的手。
如果罗斯柴尔德以60点的价格获得贷款，而不是65点，那么就能够给主教管家1万通用金币，那么他就可能被允许亲教皇的脖子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比他们的祖先犹大·伊斯卡里奥特高贵，他收了30枚小银币，就出卖了基督；如果他也拿来卖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定会把他买下来。
与异教徒时期的罗马一样，基督徒的罗马也被攻克了，甚至还要被迫高唱赞歌。
更有同情心的海涅调侃道，他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胖胖的教皇特使，抵达罗斯柴尔德位于拉斐特街的办公室里，向一个浅灰色头发的年轻人转达罗马的颂扬……这个年轻人比他看起来要年老一些，冷静坚定，他气定神闲的表情让人以为他的口袋里装着这个世界所有的钱。
而实际上，他确实把全世界的钱装到了他的口袋里；他的名字叫詹姆斯·冯·罗斯柴尔德……那么，《犹太法典》进一步的要求是什么？犹太银行家说：‘上帝给了我对财富的忠诚以及对富有的理解，它是社会的权杖。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1837年写道：现在，一个犹太人凌驾于教皇和基督徒之上。
他为国王们提供‘薪酬’，用钱购买国家。
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身对于接近教皇持有怀疑态度。
起先，詹姆斯倾向于让两家英国银行：威尔逊公司和赖特公司领头，他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是犹太人，如果这个教皇是个邪恶的人，他将对自己说，可以拒绝付钱给犹太人以获得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第二，我认为教皇的财政状况是很糟糕的，与西班牙的情况类似，但如果他们决定不支付利息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直接介入贷款行动。
同时，他和列昂内尔又担心被英国银行发现很容易就能卖掉他们的债券份额，因为他们能够让他们的天主教朋友购买他们的份额，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网差异很大，而且不具备教皇朋友们的信心；要么不接这笔贷款，要么被迫投入我们自己的钱。
这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提议分三期提供贷款的部分原因，而且第一批发出后，他们保留撤回的权利。
另一方面，稳定教皇国财政至少能够提供短期的外交利益，因为（佩里埃、波佐和奥波尼全都同意）教皇，如果他需要钱而且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将能保证和平将持续下去。
此外，公众对于贷款的需求远远超出了詹姆斯的预期，他连忙重新订立了合作条件，置威尔逊公司以及赖特公司于不利境地，两家公司发现自己相当于被赶出局。
债券以70点的价格发行，很快升到79点，被认为是一次最棒的小生意，列昂内尔如释重负地报告说。
尽管1832年2月再次出现的动乱使得价格出现了轻微下挫，但到了夏季，价格冲到了83点；到1835年，只差一点点就达到了面值。
乍看起来，这其中包含了某种自相矛盾的东西，海涅也指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革命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既给革命的国度，如比利时提供贷款；同时又给保守的教皇国提供资金。
仔细分析，其基本原理是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向新国家提供资金，只要它们得到了5个大国的支持。
正式或非正式的担保让贷款有了吸引力，无论它们是提供给独立的比利时还是给肤浅变革的教皇国。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只是运用了19世纪20年代便实行的政策，当时的人们将他们错误地解读为神圣同盟的银行家。
他们支持比利时也有先例，那便是提供给希腊的贷款。
早在1830年2月，当时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被当成了新王国（比利时）的国王人选，詹姆斯敦促内森：拜访一下你的科堡朋友，那里有希腊的生意可做。
英国已经同意，如果科堡准备好接受（王冠），那么他们将担保每个月向比利时提供等额贷款，就与法国以及俄罗斯一样；他也正在与他们谈判，争取让英国与法国、俄罗斯一起提供担保。
这有点言之过早。
直到1832年5月，几国才签订一项条约，为一笔提供给新国王的贷款提供担保，而且新国王来自巴伐利亚，而不是来自科堡（更不是路德维希·博恩所预测的荷兰王子）。
但是罗斯柴尔德仍然决定负责处理这笔贷款，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赢得了对巴伐利亚银行家戴希塔尔以及西班牙银行家阿瓜多的竞争。
希腊自身可能没有价值，但法国、英国和俄罗斯提供担保的6 000万法郎贷款看起来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种感觉也是相互的。
奥波尼道出了所有外交官的心声，他说：罗斯柴尔德先生，如果没有你的参与，这笔各国都感兴趣的巨额贷款将无法筹集。
形成对比的是，对各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地方——比如葡萄牙，1830～1834年多姆·佩德罗从巴西回归并且成功地夺取了他兄弟多姆·米格尔的王位——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敬而远之。
在一个多极的世界里，5个利益截然不同的大国寻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确保和平方面所做的事，与他们兜售和平相比要少得多，因为他们的实力比人们认为的要有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