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固执的歧视不仅仅是因为祖上的偏见。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异教徒的商业团体固有的担忧，他们害怕获得自由的犹太人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挑战。
像犹太街这样的贫民窟也能出现数学教师和医生的事实，揭示了犹太文化的一些重要事实：它并不像外界看起来那么封闭。
歌德鼓起勇气进入犹太街时，他发现犹太人也是人类，勤奋而且乐于助人，而且不得不崇敬有些看似顽固的习俗，通过这些将自己与传统联系在一起。
尽管——可能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艰难，但法兰克福犹太人从文化上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低等阶层。
当然，犹太街的文化对于像歌德这样的异教徒来说是陌生的。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文化，生活的节奏仍然由宗教法典《哈拉卡》主导着。
每天早晨和傍晚，男人们都会在敲门人（他用一个锤子敲每家的门）的召集下在教堂里做祷告。
根据一个英国旅行者回忆，安息日在他们的祈祷书中是用非常美妙的词语描述的，‘一位新娘’以及她的欢迎方式，一周接着一周，这是种婚礼般的仪式。
洁白的衣服铺在地上，灯也被一一点亮向她表示敬意。
再破旧的住处也笼罩着一层节日的气氛。
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这条小巷中3个初级学校以及希伯来语大学的教育是比较保守的。
孩子们学习阅读《圣经·旧约》的前五卷（Torah），这是摩西教育法的基础；然后学习赖希（Rashi）评论；最后是犹太法典，这是有关宗教仪式规则的希伯来语评论和辩论集。
犹太街有自己的消防站和医院，有自己的墓地以及向穷人提供帮助的志愿机构。
尽管犹太街被高墙围困，尽管犹太启蒙运动对其产生的冲击有限（相对于柏林地区来说），但是它的文化远不是孤岛式的。
尽管异教徒有时嘲笑他们说话的方式，海因里希·海涅后来坚称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说的不是别的，就是法兰克福当地语言，被围困的人讲起来与那些自由的人一样好。
这种说法有一点夸张，但是这种夸张能够被理解。
那些犹太人确实努力保证自己获得相对好的宗教教育——如上面提到的医生——他们所讲、所读以及所写的是高地德语。
但是，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残存的信件证实他是一个粗懂语法，而且经常不遵循语法的德国人，字里行间掺杂着希伯来语；他写信给几个儿子时，使用的是希伯来字母，几个兄弟之间通信时也是如此。
不过，犹太街里的犹太德语并不是波兰以及俄罗斯犹太城镇的亚地西语（Yaddish，一种犹太语言）；而且法兰克福的许多异教徒商人写信时十有八九也不遵从语法要求。
当法兰克福的犹太人离开犹太街做生意时——去那些最能够接纳他们的街道——他们与异教徒商人之间不存在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
与18世纪大多数德国城镇比起来，法兰克福更像是一个商人城市。
它位于几条主要贸易路线的交汇处，即连接着南德意志（斯特拉斯堡、 乌尔姆、奥格斯堡以及纽伦堡）城镇与北德意志（汉堡、不来梅和吕贝克）汉撒港口的贸易路线；连接德国与大西洋沿岸、波罗的海沿岸以及近东经济实体的贸易路线。
法兰克福的繁荣与每年两次的贸易会密切相关，即自中世纪以来便在此举行的春季和秋季贸易会。
而且由于在欧洲流通着大量的货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这个城市的商业很自然地与银行业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货币兑换以及票据经纪（由更为复杂的交易带来的借据买卖）。
此外——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充当着王子、贵族以及德国各公国统治者的金融中心角色。
他们的土地收入和其他收入（租金、税收等）以及他们的开支（豪华住宅、园艺以及娱乐）使得这些统治者成为工业化之前德国经济中最大的顾客，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当时的英国统治阶层穷了不少。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支出通常超过其收入，这为德国银行家带来了利润丰厚但同时存在风险的赚钱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