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纳特的脾气比安东尼要平和得多，但他似乎也对学徒生涯的约束感到苦恼不已。
你必须知道，他向姐姐夏洛特坦白说，我在伦敦待了差不多一个月，通常与爸爸一起待在账房里，并尽可能地多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但我发现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当他被派往那不勒斯的时候，他更不乐意，他向哥哥列昂内尔抱怨说：我现在要触及一个不成熟的主题，这就是我自己。
我一直写信跟你说我对那不勒斯是如何厌恶，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种厌恶与日俱增；我也可以向你保证，无论我多么试图不要在意那些感觉，但是我害怕在这里做不好事，如果我留在伦敦做事的话，我肯定学习做生意的时间会是这里的二十分之一，而且要比这里好20倍……让最敬爱的拉比给爸爸写信，告诉他让我们回家。
最终，詹姆斯再次接管了这件事，让纳特接受了一整年的训练，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学徒一样，确保他学到如何做好账目的本领。
詹姆斯向内森保证说，纳特是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这点我可以担保，如果他能够听进去，他会成为所有兄弟中技术最好的一个。
实际上，纳特似乎成为了詹姆斯最喜欢的侄子：他很快就谈论把我知道的一切都教给这个好样的年轻人。
到1833年，詹姆斯感到这个被保护人做好了承担国外任务的准备，尽管目的地——君士坦丁堡，在希腊贷款问题的争吵期间——的选择可能并不明智。
最终，纳特注定要在詹姆斯的阴影下生活以及工作大半生，他失落的心情也一直没有停息过，在巴黎，他就像是一个被流放的英国绅士，经常被法国的政治动乱弄得沮丧不已，以及经常要在让人恶心的账房里埋头待呆上数小时。
为何内森和他的兄弟们有如此多的儿子——一共有12个，他们却没有按照父亲的做法，至少让其中的一些孩子在新的金融中心开辟天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在他们的儿子还年轻时，五兄弟似乎考虑过在马德里或圣彼得堡设立新的分行。
后来，他们断断续续地还提到了派一个年轻的成员前往美国。
但是在大西洋彼岸开设第六分行的计划最多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对于这点，最好的解释就是他们认为其中的5个年轻人——安塞尔姆、列昂内尔、迈耶·卡尔、阿道夫和阿方斯——作为他们的继承人，足够让五家分行继续繁荣下去，但其余的几个的能力还不足以承担设立新分行的重大职责。
因为，如果安东尼和纳特被叔叔们认为缺乏对金融的热情以及奉献精神，但他们相对于内森希望当乡绅的小儿子迈耶以及痴迷正统犹太教的威廉·卡尔来说，至少还有一点优势。
另一个阻碍似乎是内森的遗孀汉娜，她坚决反对将年轻的儿子派到国外。
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依靠少数付薪的代理人。
当然，自犹太街时期起，他们就雇用了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担任办事员。
我们对这些影像朦胧的信件书写员以及簿记员知之甚少，这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倾向于将他们排除在执行活动之外：他们被看做工蜂，辛勤地工作，得到良好的待遇——但也被牢牢地监控着。
一些人的地位只比仆人好一点，就如雅各布，他的马车在1814年运送黄金前往华沙的途中遭遇事故，他受了伤但仍然十分高兴（弄伤腿比损失黄金要好，他开玩笑地说）。
其他一些人是技术性的语言学家和会计师。
1818年，法兰克福分行至少有9个办事员：拉迪乌斯和克雷姆，负责记账；贝伦茨，负责管理通讯和法兰克福所有交易的总账；盖格尔，同时处理法兰克福与息票有关的业务；盖格尔的父亲，负责现金账；汉堡，负责处理有头衔顾客的通讯；汉堡的兄弟处理外国信件；海斯勒，处理汇票；还有凯泽，负责处理国内事务。
此外，在会计室还有一个办公室人员以及一个信件备份学徒。
在卡尔那里，办事员全部是年轻人，当他计算办公室运营成本时（每年15万古尔登，约合14万英镑），他怀疑他们欺诈——毫无疑问，他想起了父亲在希尔舍·利布曼偷钱一事中的经历。
巴黎分行的办公室规模更小（费用也更少）：差不多同一时期，詹姆斯估计每年支付给8个办事员，一个门房，一个信使，两个仆人以及一个车夫的所有费用为34万法郎（1 700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