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办事员都是从类似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分支中招募。
在维也纳，一个关键的角色就由戈尔德施密特家族担当，这包括萨洛蒙的首席秘书莫里茨·戈尔德施密特，他在1803年与萨洛蒙一起从法兰克福搬到了维也纳；他的儿子尤利乌斯、雅各布和亚历山大分别在维也纳、法兰克福和巴黎工作。
戈尔德施密特家族的亲属也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人选：莫里茨的一个侄子在阿姆斯特丹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工作，可惜早逝。
另一个侄子（莫里茨）在伦敦分行工作了18年，另一个侄子（伊格纳茨·鲍尔）被派往西班牙协助威斯维勒。
不可避免地，为了跟上业务量的步伐，职员的数量必须增加，因此截至19世纪30年代，仅纽考特一个地方就雇用了30～40人，每年的薪酬从50～500英镑不等。
但是合伙人家长式的态度流传了下来。
但愿让办事员们享用一顿好的晚餐，列昂内尔在1836年的婚礼期间写道，不醉不归，或者，如果他们喜欢的话……我想他们可以去格林尼治（内森的乡下别墅）举办一个舞会；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不够尽兴的话，让他们办两次，让他们带上自己的另一半。
最接近鼓励的一个做法是我们即将成为英国和国外两笔贷款的签约者，这使得办事员们能够享受到一些好处，这些应在近几年我们一直给他们的圣诞节赏钱之外另给。
当纳特和安东尼很明显将离开伦敦和巴黎前往法兰克福，照应临终前的父亲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浮出水面：第一次需要让两家分行的资深办事员担当起负责人的角色，这一职责之前一直由家族内部的人把持着。
在伦敦，对于选择谁来临时接管产生了一些疑问，这反映了办公室里缺少一个正式的接班人。
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内森在执行决策方面的垄断地位，让他的雇员产生了惰性，他们无须作出艰难的抉择，获得几乎是确定的收入。
这也解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历的一个难题的原因所在，他们难以将遥远的城市，比如马德里、圣彼得堡的商业利益交给那些从办事员起步的人料理。
因为，这些代理人不能仅仅被当成办公室职员对待，只听从合伙人每天发来的命令，不用承担任何真正的责任。
不管纽考特寄去多少封信，代理人肯定更了解当地的情况。
有时，他们需要快速地作出决定，因此咨询伦敦或巴黎只会延误时机。
此外，无论他们如何频繁地强调自己只是伟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也很自然地会在当地获得有利于他们的地位。
所有这一切，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现都难以忍受。
他们总是怀疑最有价值的代理人对自己不忠诚——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户头进行交易——并一再抱怨代理人的无礼、独立和不能胜任工作。
我注意到加塞尔（圣彼得堡代理人）对我们的生意毫无兴趣。
詹姆斯在1829年写信给内森，谈到了加塞尔对一大批白银要运往俄罗斯的反应：换成另外一个人，意识到如此多的白银将要到达，肯定会说：我会给你汇款。
但是没有，他什么都没说。
他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建立一个为期3个月的联合账户，这样让他有更多的勇气运作生意。
如此一来，我们将被迫要从这里派一个人过去，一个对我们公司非常忠诚的人。
感谢上帝，你的儿子们很快就成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