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堡家族早在1814年就开始游说代理罗斯柴尔德在汉堡的生意，但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定期业务关系才真正建立；之后，这一偏好转给了卡尔·海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叔叔），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
差不多以同样的方式，萨穆埃尔·布雷克劳德试图排挤掉门德尔松银行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首选银行家；再一次，尽管极尽谄媚，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他的儿子格尔松才获得了一定的特殊身份，而且主要还是因为他与俾斯麦走得很近，以及他所提供的高质量的政治消息。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受到蔑视：布雷克劳德？有人曾听到詹姆斯对赫伯特·俾斯麦大声说道，什么布雷克劳德？布雷克劳德得到的都是我给他的，而且只占（全部利润）的1%。
许多其他银行在罗斯柴尔德注意的运作中扮演着相同的角色，他们参与了大额债券发行，对大量金银块的输送提供了援手，有时还参与汇率套利交易：科隆的奥本海姆银行、伦敦的施罗德银行以及法国的波尔多银行，当然还有更多，我们只列3个出来。
它们在这个阶段，都还是很小的玩家。
形成对比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些大银行身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他们主要视这些银行为竞争对手，但是在进行一些非常大的业务时，他们也会寻求合作，这些大银行有：伦敦的巴林兄弟，托马斯·威尔逊和戈尔德施密特；巴黎的拉菲特，奥廷格和马莱；维也纳的盖米勒、希瑙和埃斯克尔，以及法兰克福的贝特曼和贡塔德。
1814年之后的10年里，这些大银行之间爆发了你死我活的竞争，但罗斯柴尔德不希望这些竞争者出现不良的状况，他们越来越将这些对手看做自己生存的补充成分，当然，前提是自己的行业领袖地位不可撼动。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我们都能看到辛迪加组织以及银行间松散联合情形的出现。
同时，通过扩展自己的规模，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自己承担着一定程度的职责来维护银行系统的总体稳定。
这也解释了他们不希望竞争对手倒台的原因。
在19世纪20年代，他们以一种近乎麻木的无情眼神看着帕里什破产。
截然不同的是，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他们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偶尔愿意拯救竞争对手，比如1831年以及1838年帮助拉斐特的举动。
萨洛蒙在1841年帮助盖米勒的建议也说明：我们作壁上观，看着一个65岁的人破产，他的银行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也是这里第一流的银行——不能提供帮助……是不可能的……如果施泰纳和盖米勒确实停止支付款项，这将呈现何等的景象，这将给海外、法兰克福和其他德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数百万——多达三四百万古尔登的承兑款和汇票将从这两家银行流失。
在这件事上，萨洛蒙提供帮助的建议最终被他的兄弟和侄子们否决。
但是，他对于金融总体稳定的观点也影响了列昂内尔对英国货币政策争执的态度。
1839年，他向叔叔报告说，将制定为法令的举措应该考虑合股银行的利益（罗斯柴尔德新一代从19世纪20年代起将合股银行发扬光大）以及它们可能对我们内部资金的影响。
他解释说：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先生们在有足够的油水捞的同时让他们以及整个国家接受约束，避免流通出现阻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