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通常每天一早就恭候着罗斯柴尔德，两人碰到一起时会讨论当天业务的计划。
投机者不仅在交易所有他的代理人和客户，在蓬杜尔小店（非正式的交易所，位于一个咖啡馆里，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之外的交易能够在这里继续）同样存在，萨洛蒙与他推断出他的买卖数量。
他雇用了许多传递消息的人，他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在投机者与罗斯柴尔德之间来回传递价格波动的报告。
这个时期，作为金融信息（以及错误信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非独家来源当然是媒体。
可能有人会认为，19世纪报纸的发展侵蚀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自己的通讯网络获得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确是事实。
另一方面，报纸金融版面的存在也提供了一个影响市场的新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迅速地抓住了这一点。
这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实现：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19世纪2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经常是媒体攻击的靶子，而不是它们的操控者，而且一直存在着激进、反动的报纸对他们充满了敌意。
但是，逐渐地，罗斯柴尔德银行对一些报纸至少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
我们之前也看到萨洛蒙如何通过根茨对德国《汇报》施加压力的；19世纪30年代，启用海因里希·海涅作为一名记者也保证了对詹姆斯活动报道的正面性（当然有时也会有些挖苦）。
詹姆斯本人似乎也逐渐提升了对诸如《世界箴言报》以及《辩论日报》等报纸的影响力。
昨天，有一份报纸登了不利于我们的文章，詹姆斯1832年写信给内森说，如果这篇文章出现在一份大报上，我们就要在报纸上做出回应。
5年后，他在西班牙进行了敏感谈判之后，对侄子们说：我正安排在报纸上发表几篇文章，这可以给马德里和伦敦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你们英国报纸经常跟随我们法国报纸的脚步。
能够操控公共舆论真的很好。
1839年，他能够很自信地向侄子们保证说，如果法国政府贸然地反对他的铁路计划，那么所有的报纸将群起攻之。
如果一个人无法让自己受人爱戴，那么他只能让人敬畏。
他宣称，重申了他最欣赏的一句迈耶·阿姆谢尔箴言，报纸能够带来强劲的冲击。
内森应对早期媒体攻击的策略也是与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报纸《泰晤士报》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
在19世纪20年代，他遭到了《晨报》大量的攻击：比如，该报在1829年声称它的对手《信使报》利用外交办公室有关法国政府更迭的内部信息作为基础，与内森一起进行了一次股市投机。
《晨报》编辑声称《信使报》（将消息）告诉了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又告诉了罗斯柴尔德，一个精密的投机阴谋以闪电般的速度形成了。
实际上，其实是内森经常向报纸提供消息——尤其是他的兄弟从维也纳与巴黎传递过来的政治信息。
事实上，正是双方对于高速通讯的共同兴趣让《泰晤士报》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走到了一起：到19世纪30年代末，他们有效地分享了布洛涅与伦敦之间的信鸽邮递服务。
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内森与托马斯·马萨·艾尔萨格确立了友谊，后者1817年加入了《泰晤士报》，也是该报直至1846年的顶尖金融作者之一。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泰晤士报》之间的紧密程度不应被夸大（艾尔萨格有时会对英国资金输出的规模表示忧虑，而内森比任何人都鼓励资金输出），但是激进派和民权运动人士指责《泰晤士报》是犹太人的竖琴并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理由。
1842年，安塞尔姆写信给他的堂兄弟，提及了普鲁士政府将颁布的针对犹太人的新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