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国王非常虚荣，很容易受到《辩论日报》或不认同他的政府的英国报纸影响。
因此，非常需要这些报纸不时刊登有利于犹太人的文章。
由于你十分熟悉《泰晤士报》的主导人物，你能够很容易让他们插入这些文章，我会发一些德语文章给你，你可以让人翻译一下。
当然，对媒体的这类控制与今天的模式大致相同，而且很难指责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对那些敌意媒体施加影响力的做法。
现代读者很难判断的一点就是当时的金融运作，因为那时几乎没有正式的监管措施，金融革新的快速步伐也让这方面的立法出现了滞后情况。
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完全利用了金融环境的流动性，但是如果将他们的行为上升为内部交易或任何现代形式的欺诈，那就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了。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的纽沁根——以詹姆斯为原型的德国犹太银行家——通过一系列伪造的破产行为累积起了自己的财富。
他把这些行动非常详尽有趣地描写了出来，但是它们在经济学上根本说不通，他们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际运作也丝毫没有重合之处。
实际上，似乎只有几起针对内森错误运作行为的法律指控，而且只有一起指控最终成立。
比如，1823年，一个购买1822年那不勒斯债券的人声称内森试图扣留他的1 255英镑的存款：这个案子未被受理，而且似乎实际上是原告、一个名叫亨宁斯的伦敦玉米商人自己背信弃义（当法国入侵西班牙导致债券价格下跌时，他拒绝付款；在价格恢复后，他又试图补交款项）。
针对内森被立案的指控出现在1829年，原告是一个叫做布鲁克曼的人，他声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存心给他提供一个糟糕的投资建议，然后收取买卖股票的费用，而事实上这些买卖根本没有发生。
布鲁克曼声称，1818年，内森建议他卖出2万法郎的法国公债，投资由伦敦分行发行的普鲁士债券。
这不仅是一个糟糕的建议——法国公债价格上涨了10%，而普鲁士债券则下跌了7%——这其中还包含了欺诈的因素，内森并没有将布鲁克曼的法国公债卖给第三方，而是自己保留了下来。
随后，内森又采取了与布鲁克曼指令相反的行动，卖出普鲁士债券，重新买进了115法郎的法国公债。
与之前的情形一样，原告一买进某只股票，价格就会立刻下跌；然后原告被建议抛出……而原告的公债卖出后，市场则再次上扬。
布鲁克曼接着被要求将钱重新投进法国公债，但没过多久就再次接到抛出的建议。
根据巴黎分行的账户记录，每笔交易都会从布鲁克曼的账户里扣除交易、利息、中介费和佣金等各种费用，但实际上，围绕法国公债并没有发生任何交易，它们一直停留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
内森的律师试图证明布鲁克曼只是一个老练的投机者，受质疑的账户10年前就已经设立，其中的记录是伪造的，但法庭并未采信。
根据法院的严厉判决，内森不合理声明的罪名成立，他被勒令向布鲁克曼支付损失的或应该得到的钱，再加上5%的利息和各种支出费用。
可以预料到的是，这起案件激发了另一幅漫画《知道如何讨价还价的人》的浮现，它描绘的内森穿着旧衣服，拿着一个写着法国债2万公债的袋子（见图29）。
但是，这种类似于纽沁根的行为得到重视，只是因为它似乎是独一无二的。
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段时间内，更多的是扮演了欺诈受害人的身份，更不用说那些堂而皇之的盗窃了。
1824年，一个叫多洛雷的法国人——他也在那不勒斯债券问题上提出了针对内森的指控，但并不成功——从伦敦分行以欺诈手段获得了9 670英镑的汇票，然后在巴黎分行兑现。
一年后，詹姆斯的一个办事员盗取了大量纸币（可能多达150万法郎），他将那些钱藏在一条特制的腰带里带出了办公室。
类似的盗窃案于1838年在纽考特也发生过，一个名叫萨穆埃尔·格林的18岁办事员带着一张2 900英镑的支票逃之夭夭。
1839年，巴黎分行再次遭遇这样的情形。
6年后，马德里遭遇了更为严重的一次盗窃案，价值4万英镑的黄金和证券被盗。
1845年，一个价值5 600英镑的装着西班牙金币的箱子在伦敦运往巴黎的途中被盗。
而且，欺诈和盗窃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必须面对的所有威胁。
1863年，一个在交易所损失惨重的年轻人试图用威胁信敲诈詹姆斯10万法郎。
这些罪行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自己的知名度必然付出的代价。
因为在19世纪，还有比世界级银行家更有诱惑性的目标吗？他无疑是熊和牛（指股市）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