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不仅仅是金融领域对内森的死感到哀伤。
就如《泰晤士报》报道所描述的，外交和政治圈的要人也出席了葬礼：吊唁者当中有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大使，以及斯图尔特勋爵，有人说马尔伯勒公爵也在其中。
当时，犹太社区居民也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葬礼现场。
大量犹太人……葬礼开始前的几个小时就聚集到了那里，此外还有犹太人自由学校的孩子组成的特别队伍负责抬灵柩。
在公爵广场的犹太大教堂，首席拉比所罗门·希舍尔做了布道；内森的遗体最后安葬在怀特查珀尔路犹太墓园的西北角。
犹太大教堂的7名成员每天前往纽考特，以满足进行祈祷所需要的男性成员人数，按照犹太教传统，为亡者祈祷需要至少10名13岁以上的男子。
我们如何解释公众对于一个德国出生的犹太银行家的死如此超乎寻常的兴趣？最明显的答案是，内森·罗斯柴尔德是英国最富有的人，鉴于英国当时的经济领导地位，他几乎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他与四个兄弟共同运作的五家银行的资金中，到他去世为止，他的份额为1 478 541英镑（占总资金的1/4）。
他在去世前还给了孩子大约80万英镑，他在遗嘱中能够留给儿子和其他家庭成员另外的1 192 500英镑。
这意味着内森的全部财富——不包括他在皮卡迪利以及冈纳斯伯里花园的资产，但包括订立遗嘱前给孩子们的钱——大约为350万英镑。
这笔财富远远超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财产最接近他们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后者的资金在内森去世那年只有776 650英镑。
他也轻易地超过了同时代工业家所积聚的财富，以及继承祖业的英国最富有贵族地主的财富。
在鲁宾斯坦罗列的英国百万富翁的名单中，并没有具体指明1858年前财富超过100万英镑的人；但是名单中出现的1810～1856间的11位人物，留给继承人的财产能够比得上内森的，最接近的是银行家威廉·J·丹尼森，他在1849年留下的遗产为230万英镑，其中包括价值60万英镑的房产。
直到1857年，才有留给后代的遗产多过内森的人——纺织品仓库老板、英裔美国银行家詹姆斯·莫里森，他留给后代400万～600万英镑的遗产。
内森死时不仅比钢铁大亨理查德·克劳谢和棉花纺织商罗伯特·皮尔和理查德·阿克赖特要富有，同时也将昆斯伯里公爵、萨瑟兰公爵和克利夫兰公爵远远地抛在身后。
当然，要比较内森以金融资产形式为主的资产与大地主的财富孰多孰少实非易事。
但是，不同形式的资产带来的收入是可以比较的。
目前能够找到的数据显示，少数几个贵族拥有相对丰厚的收入：诺森伯兰公爵，格罗夫纳伯爵，斯塔福德侯爵以及布里奇沃特伯爵在1819年，除去所有（开支），另外还有10万英镑的收入；距离他们不远的是贝德福德、里士满、萨瑟兰、巴克卢公爵、威斯敏斯特、比特侯爵，以及德比、朗斯代尔、达德利和莱斯特伯爵。
举一个例子，第六位德文希尔公爵在内森去世的那个10年里，收入在8～10万英镑间。
与此对比，内森在去世前5年（以伦敦分行的平均收入作为近似数额）每年平均收入为87 623英镑。
但是，这些数字忽视了内森相对于同时代贵族拥有的金融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有债务人，后者则欠债。
截至19世纪30年代，德文希尔公爵奢华的生活方式已经使得债务成为他的一个沉重负担，欠债总额从593万英镑上升到了70万英镑；这些债务的利息消耗了他一半的收入，每年还有36万英镑的收入要支付查茨沃思的家庭开支。
实际上，就在内森去世的时候，大量的地主遇到了财务危机。
到1844年，德文希尔公爵的债务离100万英镑只差一点点儿，他不得不卖出更多的土地以便于周转。
1848年的时候，白金汉公爵实际上已宣告破产，当时他的债务超过了150万英镑。
内森·罗斯柴尔德死后留下5 000万英镑财产的传言自然引起了公众的好奇甚至惊讶，因此它也出现在了纪念围巾的正中间。
这个数字可能有少许的夸大，但是这完全可以理解。
从净资产的数额来讲，内森确实是无人触及。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0）更值得注意的是，内森·罗斯柴尔德去世时的身家比他刚到英国时多了多少。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抵达英国时只有2万英镑。
此外，他一路打拼，从纺织行业起步，闯进了伦敦；他在英国最初的经商生涯是曼彻斯特的一名布料商人。
与19世纪大多数富有的犹太人不同的是，他真的是白手起家，最终成了富豪。
因为这一点，他完美地阐释了19世纪正在形成中的自力更生理念。
当然，他也不是唯一富有的罗斯柴尔德人。
米尔施泰因的数据显示，詹姆斯可能已经是法国最富有的人。
在不那么繁荣的欧洲大陆，阿姆谢尔、萨洛蒙和卡尔领先对手的距离甚至更大。
几个兄弟加在一起，罗斯柴尔德家族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
尤其对较为贫困的犹太人来说，内森超乎寻常的致富故事有着近乎神秘的重要意义——因此出现了希伯来护身符的传说，内森好运的来源将他与犹太传说联系到了一起。
这个不寻常的故事——其中的一个版本由一个匿名作者发表，那时内森去世仅过了4天——也是所谓的罗斯柴尔德神话早期最为怪异的一个事例。
尽管故事的作者很明显是个犹太人，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反犹作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它的语调具有明显的挑衅性。
实际上，故事引用了19世纪40年代公开反对罗斯柴尔德的小册子的作者荒谬的论断。
故事由一个神秘的幽灵讲述，他自称厌恶……基督的追随者，是一种最神圣、最炙热的厌恶，并且因为一个基督徒的报复而使得他经受了多年的痛苦。
他是一个护身符的保管人，这个护身符能给持有它的人以魔力。
我不能驾驭黄金？我不是有护身符吗？我说错了什么？不能买下整个邪恶的种族，从他们错误的先知到最低级别的魔仆？我不能用午夜的咒语驱使他们干活？看！看到太阳升起，不足以让我的族人感到高兴吗？他的目标是将护身符送给一个极为憎恶基督徒的人——这个人非常希望他们堕落腐化……他是犹太人为自己所受错误对待而采取报复行动的拥护者。
这个幽灵在拿破仑占领期间抵达了法兰克福，他目睹了法国军队的劫掠场面。
法兰克福犹太人更是成为系统掠夺的目标。
在犹太社区的一个遭到劫掠的办公室里，他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眼睛红红的，含着眼泪，脸色苍白而且憔悴，他哀叹着，还有失眠带来的困顿。
就在这时，一个法国士兵冲进了办公室，要求得到更多的钱。
‘亚伯拉罕、伊萨克和雅各布！’年轻人喊着，他跪了下去，颤抖的双手伸向东方，‘（还要）多久，上帝！还要多久？……异教徒的胜利，你的人民沦为上帝的玩笑还要持续多久’？法国人不为所动，拿走了他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家族的神龛。
法国士兵走后，年轻人诅咒基督徒，以愤怒的语气祈祷，希望自己能有打垮他们的力量，并以常人忌讳说的耶和华的名字发誓，他如果有机会一定拿走他们所有的财产，并践踏、踩碎他们黑色而且不虔诚的心脏。
现在，幽灵说，有了一个伟大主人的奴仆——有了一个适合伟大事业的拥护者。
他的过错……将使他成为仇视基督徒最忠诚、最热心的信徒，无论那些基督徒在哪个国家。
最终，这个人将建造起神庙，让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感到敬畏并顺从。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1）幽灵讲述者于是现身（穿着飘动的远东长裙，加上灰白的头发和胡须……惨白得像一具尸体，大大的黑眼睛，向前喷射着可怕的火光，任何凡人都不敢正视，在我面前无不战栗）。
我念着咒语，护身符再次托付给我受压迫族人中的一个成员。
这次护身符是一个戒指。
我给了那戒指魔力，它可能拥有了伟大的所罗门封印的力量。
做完这些之后，我命令那个年轻人说出三个愿望，它们立刻可以实现；按照我的指示，他把戒指戴到食指上，接着听从其他的步骤。
一个人走了进来（后来被证明是一个王子），卸下了他扛来的一袋金子，并把金子交给了年轻人。
毋庸讳言，口袋里装着的金子正是他第一次施展护身符魔力时大声喊出的数量。
他是受诅咒和被劫掠种族的成员！幽灵宣称，最终揭示了他所选择的人选的身份：年轻的犹太人，我将护身符托付给了他，他将会见识它浩瀚的力量，那个人就是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
他的财富迅速增加，比任何人都要富有，他的财富震惊了异教徒。
他们说的话非常有理，即如此让人吃惊的财富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积聚起来，绝非人力所为——他们是正确的，它是护身符的力量。
随后是内森从法兰克福遭劫掠后的废墟中成名以及致富的故事，篇幅虽短但带着经典的神话色彩。
他遵照我指引的方向，进入了提供贷款和投机的天堂里，成为欧洲货币市场的主宰……变成了异教徒国王的贷款提供人、批发商和债主。
当拿破仑（受幽灵蛊惑）入侵俄罗斯，罗斯柴尔德立刻决定了他走向毁灭的结局——而且无法回头。
当拿破仑从厄尔巴返回时，谁让他的希望破灭？就是拥有护身符的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
英国政府需要金钱支付威灵顿在滑铁卢的军事开支，同时贿赂法国的将军和议员，使其背弃拿破仑。
只有一个人能够也愿意提供数百万英镑的金币，这些钱是英国大臣所急需的。
那个人是罗斯柴尔德。
在我的指示下，他让大臣得到了黄金……它暗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内森借钱只为了一个目的……犹太王国的重建——重建塔楼，哦！耶路撒冷！历史肯定会说，最精心编制的拙劣玩笑就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借钱给老基督徒利物浦勋爵，钱的数量足够打败拿破仑·波拿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牟取25%的利息。
如果这样写，写历史的人与平常一样，是在撒谎……罗斯柴尔德被命令提供金钱……是为了换取犹太人重归古老的民族；英国担保犹太王国获得独立……12小时内，英国大臣得到了数百万的金钱，罗斯柴尔德获得了一项秘密协议，上面盖有皇室的印章，英国承诺将拿破仑彻底赶出法国的21年后，将重建犹太国。
故事随后发生了转折：到了今年（1836年）我的任务应该完成了；但是他，罗斯柴尔德……在第12个小时的时候被证明犯了错……他长久以来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散发着铜臭气……因此他亲口说他已经卑贱地将犹太复国的协议卖了，用来换取一个小规模的英国犹太人解放法案，以及他自己的一个贵族头衔；我听到后并没感到惊讶，更多的是伤心。
这个令人欣喜的工作、这种高尚的交易应该接下来的一年中实现，届时，散发着铜臭气的高傲以及傲慢的背叛有望获取500万英镑的价值。
他已经有了4倍以上的钱了。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2）当时，由于他背叛了导师，这些虚荣的梦想只能破灭。
他的护身符消失了，我让他知道，它永远地消失了。
他再没去交易所冒险，或者说他的遗嘱起草人将能够节省很多麻烦和时间。
我给他护身符，从而使他能够让他的家族挤入贵族阶层？或者用财富的重压蒙蔽了他的良知？没有一个犹太人能承担得起这项伟大的事业，回望过去，好好生活。
在这个怪诞的故事里，内森的死是因为未能履行将巴勒斯坦交给犹太人的承诺而受到的惩罚；幽灵继续搜寻上天任命的拥护者来接受护身符。
就如犹太版本的尼伯龙根传奇魔戒被赋予魔力时，它就会使人道德败坏；希伯来护身符的故事鲜活地刻画了1840年便开始围绕内森·罗斯柴尔德与他兄弟的神秘色彩。
这类传说广泛传播便是很好的证明，内森去世后不久，美国一份报纸——很明显不是犹太人的报纸——报道说：葬礼结束后，一些看守人将长时间守在墓园，以阻止任何可能发生的亵渎亡者的事情发生。
有传言说，有人出高价买他的眼睛——据说一只犹太人的眼睛值很大一笔钱。
内森死后，一个神话诞生，它将被证明与19世纪的任何一个神话一样，具有持久的活力和危险性。
继承现实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司令去世后，这个家族的领导权护身符传给了谁？传统的假设一直是，五兄弟中最小的詹姆斯立刻继承了内森的衣钵。
这也是他朋友海涅的观点。
海涅在内森去世后不久写道，自从他杰出的哥哥去世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政治影响力全部集中到了詹姆斯手里。
这个家族的首领，或更像是家族的大脑，是詹姆斯男爵，一个杰出的人……海涅为何这样说的原因也不难看出。
在1841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里，他将詹姆斯近乎描述成了一个金融帝王，在拉斐特街道宫殿迷宫，财富营垒的中心运筹帷幄。
实际上，他注意到詹姆斯——效仿他哥哥内森——开始用那些从他手里贷过款的欧洲国王的半身像装饰办公室。
与内森一样，詹姆斯的本性也咄咄逼人。
人们必须尊敬这个人，海涅写道，只是因为他让别人产生了这种敬畏之感：我最喜欢造访他银行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可以带着思考去观察人们——不仅是特定的人群，还有其他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卑躬屈膝。
你所看到的脊骨扭曲、弯折的情形，即便最高超的杂技演员做起来都有些难度。
我曾看到，人们一接近伟大的男爵便会出现痉挛似的举动，如同触电一样。
即便走近他私人办公室的门口，许多人都会产生一种敬畏感，就如摩西在他的门口，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何烈山上一样，意识到自己站在一块圣地之上。
摩西于是脱去了鞋子，众多敢进入詹姆斯办公室的交易员或委托代理人都自愿脱去了鞋子，当然前提是不必担心自己脚上的气味会冒犯到别人。
内室实际上是一个非凡的地方，海涅继续说道，它激发了宏伟的思想和感觉，就如看到浩瀚的海洋或星光闪耀的宇宙一样。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渺小以及神的伟大。
当然，海涅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戏剧想象力，他描述了一个股票投机家在詹姆斯的巨大夜壶前，摘下帽子以示敬意；或者一个身份不明的朋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与詹姆斯共进午餐的荣耀。
但是交易所一个小人物埃内斯特·费多的回忆生动地证明了詹姆斯在巴黎近乎帝王的地位，一个嘈杂宫廷里的暴君，从早上9点开市到下午4点收市，他被一群阿谀奉承的交易员、投机商和食客随从包围着。
费多回忆（他在19世纪50年代经常造访拉斐特街）说，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3）詹姆斯被迫接受所有这些沉闷、忙碌的人们的奉承，有时这些让人厌恶。
几乎所有的人都奴颜婢膝，他们的恳求无趣迟钝，他们的奉承奴颜屈从。
詹姆斯靠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接过这些无趣的人递给他的报价单，他很少看上一眼，有时会故意地把报价单扔进废纸篓里，不过通常情况下只是把它直接递还，然后再转向下一个人。
尽管费多日复一日地见到这些令人沮丧的场面，不过他从未停止过对詹姆斯的惊奇，男爵在地狱般喧嚣、令人困惑的混乱中，运作最为庞大的金融活动；每天都是如此，没有片刻休息。
他的办公室：充满着震耳欲聋、无休无止的声音，关门以及拿着派遣单或寻求签字的员工来来去去制造了无尽的喧闹纷乱。
寻求交易指令的交易商办事员以及投机者为喧嚣又增加了不少嘈杂，从而使得男爵先生的办公室很像是巴别塔。
在这里，能听到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包括希伯来语。
一群囊括了三种性别的人——男人、女人和乞丐——整天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办公室里，询问有关消息。
珠宝商会来到男爵的跟前，打开他们的盒子，展示宝石；瓷器和艺术品交易商前来推销他们的精品。
漂亮的女人到处走来走去，凭借自己的魅力搜罗信息或别的东西。
在这个无尽折磨的过程中，百万富翁的大脑在数据和计算不断累积的情形下近乎爆炸，但他最小的儿子——个头高，胖乎乎的一个小男孩，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样子——不时地冲进来嬉闹，把父亲的手杖当做马来骑，还吹着他的小喇叭，就像是约萨法特山谷（《圣经》中的圣谷）的天使。
可怜的男爵没有一句怨言，即便皱眉都很少见。
他甚至没有安安静静吃饭和睡觉的权利。
无论冬夏，从早上5点开始，递送以及等待消息的人就围满在他的门前……如果生意需要，他就会和所有家人在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用餐，用股票交易行情表作为佐料，而交易商仍然不断地走到他的餐桌旁，无情地打断他用餐。
实际上，对费多来说，詹姆斯有时并不像一个掌握宫廷的帝王，更像是一个被自己的职业道德监禁的囚犯。
除了强迫性的习惯和值得赞美的职业野心，还有其他的原因来解释为何一个如此富有的人仍然愿意在如此繁重累人的条件下工作吗？但是，最终，由于詹姆斯对于其他人——包括费多所实施的暴政，人们对他的怨恨多过了同情：他有一个恶毒的习惯……就是一句话不说，甚至看都不看来访者，将他晾在那里，一脸的尴尬；来者手里拿着帽子，一条腿站着，将他的报价表依次递给他（詹姆斯）的家人，后者也几乎是看都不看一眼。
一天，他对我耍这个卑鄙伎俩时，我表露出了一丝不悦，他感到必须对我施以恩惠，以便让我平静下来。
那是在1月，桌上的盘子里盛着大草莓。
他用叉子挑出了一颗最美味的草莓，然后递给我，就好像喂一只鹦鹉一样，并且说：你想吃一个吗？费多自然被这种丢脸的对待弄得难堪不已，尤其是在詹姆斯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场的情况下。
但是，他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回答说，向后退了一步，但是我更想得到一个交易指令。
男爵没有感到不安。
他的话让我惊呆在原地：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4）现金买5股北方（公司）的股票。
5股北方股份的价格大约为50法郎，我从这样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交易中只能够赚12法郎50生丁。
这种冷酷对待下属的做法，按照费多的说法，司空见惯（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印证，他在1849年造访了拉斐特街）：你让我非常生气！那不是真的！让我安静一会！这些便是他展示给我的礼貌……只要我对一个交易指令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的情形便会上演。
需要牢记的是，由于他所用的怪诞语言以及他的口音，经常很难听懂他说的是什么。
一天，提及一只股票的价格时，他暴跳如雷，把我的报价单撕成两半，然后强迫我再次粘起来，并称我是该诅咒的白痴！其他人，甚至他的犹太同胞同样得不到他的好脸色：‘啊！你敢这样，你这个该死的德国犹太佬！’有一天他骂一个去他办公室的犹太同胞……那个不幸的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灰心丧气，哑口无言，脸色灰白。
一个名叫曼努埃尔的交易员敢于向詹姆斯说出自己的想法成为交易所神话的一部分。
早上好，男爵，他进到詹姆斯的办公室里，然后说，您今天怎么样？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詹姆斯没好气地回应说。
您说得很对，曼努埃尔大声说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您或许会暴毙；而我才不在乎一条狗的死活。
当时如此多的巴黎人认定詹姆斯是内森的继承人，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詹姆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是否也有他哥哥那样的权威，远没有那么清楚。
在内森死后，毫无疑问他立刻试图将自己的权威施加到侄子们的头上。
他在1836年新的利润分配时写给列昂内尔以及他的弟弟们的信，以非常肯定的口吻说：我请求你们，我亲爱的侄子们，能够耐心地读我的信，因为我今天十分坦白，因为我非常希望按照我与你们过世的父亲合作的方式，继续与伦敦合作。
不要（让我）被迫写言辞激烈的信，因为要管理好企业，只有在小生意上花费的注意力赶得上大生意上花费的精力才行。
信的后半部分内容指出了伦敦分行犯下的3个罪过。
这些冲突在之后的10年里不时地出现，詹姆斯经常挂在嘴边的批评就是他的侄子们光顾着读信，而很少回他的信。
特别暗示内森在世时做事的方式，也并不是詹姆斯一个人这么做，其余3个兄弟同样如此。
你们现在应该明白我当时是何等的正确，萨洛蒙要人领情式地在1837年写道：我就生意问题曾写信给你们，你们现在必须承认，我亲爱的侄子们，我们必须推进生意。
这是你们父亲过去一直说的一句话。
无论他什么时候看到别人试图将我们排挤出交易，他就会在信里说：我亲爱的兄弟，我们必须渡过难关。
现在也是一样，无论我们遭遇亏损或收获利润，无论我们赚到什么或失去什么，我们都不能让别人骑到我们头上，或将我们挤到一边。
我希望你们听从我的建议，我亲爱的侄子们，不管我们是收获利润还是遭遇亏损，我们都要推进生意。
不久之后，詹姆斯写信给伦敦指出：你们爸爸在世的时候，他通常会以25%的利率给我们提供贴现票据，但现在优质票据在伦敦也已按照3%的利率贴现，其他银行在这方面会取得优势……因此你们如果希望能够与他们竞争并做生意的话，你们必须给我们提供同样的条件。
阿姆谢尔也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唠叨。
他和詹姆斯在1839年感慨道：失去我们的兄弟内森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们不能期望年轻一辈会表现出与上一辈同样的尊敬、恐惧和信任。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5）就如詹姆斯抱怨贴现利率一样，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分行抱怨最多的就是伦敦分行忽视他们的利益；这与内森生前出现过的指责一模一样。
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证明内森的儿子们成功地捍卫了他们相对自治的地位，从而使得内森去世一年后仍然会出现类似的指责。
这种指责在这之后也一再出现。
比如，1839年9月，詹姆斯指责伦敦分行获取了西班牙生意一半的利润，但却让巴黎分行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他抱怨说：我认为唯一正确且合理的方式是，我们下一次的行动中，巴黎分行应该与伦敦分行承担同等的风险，两家银行的地位平等，不能有一家凌驾于另一家之上。
因为只要一家发现这类（不平等的）行为，就会引发不信任的感觉，那么所有事情都会搞砸。
这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事。
一周后，他再次诉说了他的冤屈。
只要我活着，他对纳特说，我绝不会支持我们当中的一家银行试图寻求对另一家的优势地位，或对另一家做不公正的事情。
但是当你们（指伦敦分行）看到一宗交易进展顺利时，你们就会说，‘我们把它留在这里’，而如果它进展得不顺利，你们就会把一个份额给巴黎分行。
我亲爱的纳特，这种态度只会带来障碍，只会导致相互间在信里彼此指责。
围绕集体账户的利益引发的小争端变得非常频繁。
1840～1841年间也发生了摩擦，詹姆斯和阿姆谢尔同时指责他们的侄子们将汇票给了他们在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竞争对手。
对于内森的四个儿子来说，他们经常感到被几个叔叔弄得火冒三丈。
我可以向你保证，要安排那些对钱如此敏感的人将是一个大麻烦。
安东尼向列昂内尔抱怨说，当时他们的4个叔叔似乎对他的婚姻计划过于关注。
我可以保证，尽管查尔斯叔叔（卡尔）是你的岳父，但是与这位先生越少接触越好。
阿姆谢尔经常通过修改他的遗嘱来对他的侄子们施加某种控制力，则是另一个引起不满的根源。
从资产方面来讲，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此时的地位已经相当平衡，因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像内森当年一样取得一家独大的地位。
我亲爱的侄子们，詹姆斯在1838年3月的一次争执后，不得不向他们道歉，我为你们感到高兴，我急切地请求你们不要按照字面意思看待我说过的话，当一个人必须忍受这类痛苦时，他有时会变得非常极端和不高兴。
我很容易生气。
在与几个兄弟的关系中，詹姆斯也无法占据主导地位。
阿姆谢尔经常威胁退出生意，当他以健康为由威胁退出时，詹姆斯连忙赶到法兰克福劝慰。
不过萨洛蒙、他的儿子安塞尔姆以及卡尔的大儿子迈耶·卡尔承担起了家族的职责，这也反映了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的紧密商业联系。
当詹姆斯自己在1838～1839年的冬季患上重病时，任何扮演司令角色的想法都被迫放到一边。
实际上，1848年之前，他很少，甚至没有反对过三个哥哥的意愿。
正如纳特所评论的那样，当萨洛蒙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铁路和政府生意时，我们这里总是习惯给法兰克福让路。
与之前一样，老一辈的罗斯柴尔德成员试图阻止公司的离心倾向，他们所用的方法仍是呼吁空洞的兄弟和谐原则：直到现在，我们的力量存在于哪里？詹姆斯1839年责备道，当时他与侄子们再次发生了口角，只存在于这样的想法里，即一个地方的人将给另一个地方的人提供支持……你们都十分了解，在我的心里，我们家族的繁荣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重要。
1841年，阿姆谢尔对相互间的摩擦感到非常担忧，他给所有的兄弟和侄子们发出了热切的呼吁，希望保持家族团结，这也让人想起当年迈耶·阿姆谢尔的做法。
詹姆斯在随后一年也呼吁：让我们再次平和、和睦地做生意，彼此间不要再争吵。
如果我们能保持和平，这只会给我们带来财富和祝福，你们和我们都不应该缺少平和。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6）可能非常明智的是，几个合伙人于1841年在巴黎碰面时，决定维持1836年的协议不变，用汉娜的话来说：老一辈的几兄弟似乎对目前的情况很满意，要求不作任何改变。
但是，她又强调说：每家分行的账房有自己的资金，它们应该各自独立；而且他们必须监控每家的收入，以便让有关各方获得平等的利益；老一辈成员的资金如此庞大，他们有更多的话语权。
这也是她几个儿子的想法。
两年后，列昂内尔按照这个方向准确地修改了合伙协议。
列昂内尔和弟弟们正式从合伙资金的个人份额中取出了340 250英镑，从而将他们的比例下调到与他们叔父相等的水平，终结了内森一直是最大股东的情形。
这样做，人们会认为列昂内尔主动放弃了一个筹码。
实际上，他放弃的比这个还要多，因为他并没有修改1836年协议确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协议明确规定欧洲大陆分行只有10%的利润归伦敦分行所有。
我十分肯定，提及修改利润分配必然会带来更多不开心的纷争或讨论，列昂内尔向他的弟弟们报告说：我也很肯定，我们肯定不会从中得到任何东西，因此我才不会提利润分配更大份额的事；为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感谢上帝，希望下一次我们碰面时能够分到同样多的钱。
但是，列昂内尔的目标主要是保持伦敦分行相对自治的地位。
他真实的胜利是要击败詹姆斯的提议——早在30年前便提出的一个建议：五家分行的合伙协议应该公开：詹姆斯叔叔拟订不提及我们资金内容的合伙协议，以便他在巴黎遇到谁是家族合伙人的问题时能够出示——现在，就如我们在伦敦经常说的那样，我们的银行与其他银行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希望避免任何人出示合伙协议的情形，涉及所有资金事务的协议不可能拟订出来，但（詹姆斯叔叔）的这个建议可能很容易导致合伙协议被公众获悉，因此不能拟订，他们立刻同意了我的观点。
多亏了列昂内尔，五家分行联系的准确情况一直隐藏在神秘之中，合伙人和他们的律师才了解其中的秘密。
这种保密做法是罗斯柴尔德的一个传统；但似乎很容易合理地推断，列昂内尔倾向于不再与其他四家分行保持过于紧密的联系。
为我们已经有的感谢上帝吧：这是内森的儿子们最典型的想法。
纳特和安东尼在几个月前都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句子：我们必须要为我们已经得到的感谢上帝并努力保住它。
实际上，很容易将对于事业的态度方面的代沟作为他们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不和的一个解释。
毫无疑问，此时的纽考特已经比内森时代的纽考特在财政上更为稳定：比如，减少了债券市场的投机，更多地从事汇票承兑业务。
我们喜欢利润微薄的大量交易，持有非常大数量的股票，等待非常高的价格。
纳特从巴黎写给兄弟们的信里说，这是他写到纸上的众多经商箴言的其中之一。
由于被流放到海峡的对岸，他倾向于用国家特性的因素来解释纽考特与拉斐特街之间的差异。
我看得越多，他的弟弟1846年到访巴黎时说道，我越相信，这里没一个地方像我的老纽考特。
如果我们没有给它们提供支持的话，法国的股票会是何等的垃圾？我想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些自信，做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伟人。
很难想象内森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尽管列昂内尔与他的叔叔之间只相差了16岁，但他们对于生意的态度相差颇多。
对詹姆斯和他的兄弟来说，仍然保持着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带给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
无论什么时候我写信给你们，别人都会更留心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会去做更多的生意，但你们却立刻认为我们是要和你们吵架。
詹姆斯在1845年写给侄子们的信中有些感伤地说，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亲爱的侄子们，我丝毫没有那样的想法，但是我看到每个人都在竭力把我们挤出所有的交易时，我的心都碎了。
即便墙上的石头都心怀妒忌，也成为我们的敌人。
这种认为所有竞争都是威胁的倾向自然不是下一代能够继承的东西。
但是，即便没有态度上的差异，五个分行之间的摩擦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是成功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
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每家罗斯柴尔德分行都已经成为所在国家金融领域的主导力量。
各个大国在1830～1833年的革命危机后，都倾向于缩减借贷的，这是公认的。
除了1835年提供给西印度奴隶主的贷款，英国、法国和奥地利一直到1839～1841年才开始大量地借贷。
但是，19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革命危机拉近了三家罗斯柴尔德分行以及它们所在国的关系。
对于列昂内尔和他的弟弟们来说，他们显然对英国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感。
萨洛蒙也是一样，受他与梅特涅紧密关系的影响，也日益倾向于优先考虑奥地利帝国的利益。
即便是詹姆斯，尽管他极为蔑视路易·菲利普的大臣们，但也不能完全回避法国优先的考虑。
如果欧洲的和平得以维持，这些国家认同感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但是当大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就越来越难以保持中立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各个大国资金需求减少的自然反应就是到别的地方寻找生意。
但是，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欧洲列强没有踏足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列强们的利益能够完美地协调一致。
在四个地区——伊比利亚（古西班牙）、美洲、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和近东——要达成一项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集体利益的政策是一项挑战，因为当时这几个当地政府的国家利益正处在冲突的状态中。
即便内森仍然在世，这也是项十分困难的任务；没有了他，则变成了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序（1）如果我们把1789～1848年间看成是大革命时代的话，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是大革命最大的受益者。
而1848～1849年间发生的政治剧变，则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当时的政治巨变有点像1830年的情形，但规模远比1830年的要大，革命使得受到影响的那些政府所发行的债券的价值成自由落体式下跌。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在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里，这种债券占了很大的比例，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本损失。
雪上加霜的是，大革命将他们设在维也纳和巴黎的银行带向了破产的边缘，迫使他们其他地方的银行——比如设在伦敦、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的银行——进行救援。
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大难不死，并成功地挺过了1815～1914年间所有重大的金融危机以及其间所爆发的革命。
事实上，如果他们没能挺过来，那真是一个让人感觉奇怪的嘲讽：因为要是没有发生革命，他们也就不会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东西。
最初发端于1796年的法国大革命真正地拆除了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藩篱，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开始他们那非凡的、史无前例的，而且空前绝后的经济起飞。
在1789年之前，梅耶·A·罗斯柴尔德以及整个家族的生活受到了种族歧视法律的重重限制。
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农耕以及武器、香料、酒类和粮食的交易。
他们被禁止在犹太聚居区以外的地方居住，而且在夜晚、星期天以及基督徒的节庆日不得离开聚居区。
此外，他们还受到了税收歧视。
无论梅耶怎样努力工作，他起初作为金银币经销商之后又成为纸币经纪人和商业银行家所能取得的成就，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但当法国向德国南部输出革命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有了犹太人街，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法律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这主要得益于梅耶对拿破仑在莱茵地区的追随者卡尔-冯-达尔伯格的经济影响力。
在法国人及其支持者被驱逐之后，无论法兰克福的非犹太人怎样努力，过去种族隔离式的居住和社会限制体系不再可能被完全恢复。
另外，这些革命战争把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机会呈现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面前。
由于法国与欧洲其他地区出现冲突的规模以及军费开支呈节节上升的趋势，交战各国的借款需求也随之上升。
同时，战争对过去建立起来的贸易及银行格局的破坏也给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们提供了很多发挥空间。
就这样，拿破仑驱逐赫思-凯瑟威廉王子家族的决定，使梅耶（自1769年起出任威廉王子指定代理人）成为了威廉王子的资金管理人，负责替他收取那些瞒过了法国人的资产所赚取的收益，并用这些钱进行再投资。
这可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工作：法国警察对梅耶的活动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曾多次审问他和他的家人，但是他最终也没有遭到起诉。
利润和风险是对等的，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快就掌握了保守秘密的艺术。
同时，革命和战争也给了梅耶专横跋扈的儿子内森崭露头角的机会，他整天忙于从曼切斯特出口英国纺织品到为英国的战争准备提供资金的伦敦金融城。
要是在平常的情况下，内森无疑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布匹商人：他通过压低价格来扩大销量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旺盛精力、远大志向以及极强的能力无一不是惊人的。
（我不看书，他在1816年告诉他的兄弟们，我不玩牌，我也不去戏院，我唯一的兴趣是我的生意。
）英国与法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所带来的环境，特别有利于那些勇敢而富有创新精神的新生力量。
拿破仑在1806年对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出口所进行的封锁，在增加了贸易风险的同时，也为像内森这样愿意去突破禁运的人，提供了潜在的高额回报的可能。
法国当局允许英国金条通过英吉利海峡的天真想法给予了内森更多有利可图的生意机会。
在1808年，他从曼彻斯特搬到了伦敦，因为在阿姆斯特丹被拿破仑占领后，当时的伦敦已经确立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序（2）让内森能跨越式地跻身于商业银行家第一集团军的妙招，是使用威廉王子在英国的投资来支撑他自己的生意。
在1809年，内森获得了授权，可以用威廉王子现有资产组合所获取的收益购买新的英国债券。
在此后的4年中，他所购买的债券总值超过60万英镑。
要是在正常的时期，这可能已经使内森变成有名的基金经理人。
在战时的动荡时期，内森可以将威廉王子的债券当成是自己的资本。
不知不觉间，这位被放逐的威廉王子成为了一家新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匿名股东。
（而他的大臣布德鲁斯则是法兰克福银行的自愿投资人）。
因此，在1813年的时候，内森有能力在英国政府倾囊相助威灵顿抵抗拿破仑的倒数第二次战役时，向英国政府提供服务。
这就是卡尔在后面说到的这位老人——指的是威廉王子——给我们带来了富贵的真实含义。
实际上，他们或许更应该感激这个行业以及他们自己 老人的聪明才智。
是梅耶·A·罗斯柴尔德在1810年设计的合伙制，将家族的男性谱系结合在了一起，长达4代，同时又严格地将女性及其配偶排除在外，使家族企业保持了几近一个世纪的活力。
这个制度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几经修改，但其精神实质得到了保留。
还是梅耶·A·罗斯柴尔德教会了他的儿子们这些精明实用的生意信条，例如，最好的生意伙伴是陷入困境中的政府，而不是被幸运眷顾着的政府；如果你不能够被人爱戴，就要让人畏惧；如果一个高层人士与犹太人成为（金融）伙伴，他就属于犹太人。
最后这条来自于几兄弟长期以来通过送礼、贷款、投资红利及毫不掩饰的贿赂与政治实权人物保持交往的实践。
最为关键的是，梅耶教会了他的儿子们团结的价值：阿姆斯洛，他在1812年临终前告诉守在床边的长子，只要你能让你的兄弟们不分开，你们就会成为德国最富有的人。
30年后，他的儿子们仍然在重复着这句箴言，而此时，他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事实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家族。
发生在1814年和1815年的那些军事行动，把我们带入了金融史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在这期间，内森和他的兄弟们不仅为威灵顿，同时还为英国的大陆盟友们筹措了数额巨大的金条。
罗斯柴尔德家族把他们的信用用到了极致，有时候甚至完全忽视了他们的资产和负债的关系，为了获取政府的佣金、利息收入，为了从汇率和公债红利的波动中获取投机收益，而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搭了上去。
仅在1815年，内森与英国政府的来往账目就接近1 000万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当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称内森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朋友时，他采用的是一种史诗般的低调陈述修辞手法。
正如其他同时代的人所评述的，这是一种拿破仑式的金融手段，如果没有这些手段，拿破仑的军事统治就不会被推翻。
路德维希·伯尔内(Ludwig Borne)很客观地把这几兄弟称为理财能手；而内森被所罗门（Salomon）称为几兄弟的总司令。
尽管当法国人在滑铁卢遭到惨败时——战争结束得远比内森当初预见的要快很多——他们已经濒临破产，但在1815年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
几乎是与此同时，内森开始着手一项也许算得上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交易：大量投资于英国政府债券指永续公债，一种由英国政府发行的无到期日的永续年金式债券。
——译者注。
由此，他搭上了政府战后稳定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快车，而且恰好在市场见顶之前收获了自己的利润。
这是内森的超级商业杰作，这样一买一卖之间就获利超过25万英镑。
序（3）19世纪20年代是美国政治和经济双重复辟的时期。
在整个欧洲大陆，被废黜的王室几乎全部返回重掌王权。
在梅特涅王子（Prince Metternich）的领导下，欧洲大陆的几大势力联合起来镇压任何可能出现的革命萌芽。
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复辟提供了经济支持。
他们的资助使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这些神圣同盟的成员国，也包括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可以以先前只有英国和荷兰可以享受的利率水平发行债券。
有了这些基础，梅特涅王子维护欧洲治安就变得更加容易——最有名的要数奥地利和法国在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恢复波旁王朝统治遇阻的事件，有人曾开玩笑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神圣同盟最主要的盟友，事实确实也是如此。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贷款还支持了那个时期很多上层人士的私人财务，包括梅特涅本人、乔治王四世及其女婿萨克森-科堡领主利奥波德（Leopold of SaxeCoburg），他后来成为了比利时国王。
正如路德维希·伯尔内所抱怨的，罗斯柴尔德是这样一个人，他赋予了贵族们践踏自由并剥夺人们抵御暴力的勇气和力量……是恐惧的大祭师……在他的神坛上，自由、爱国、荣耀及所有其他的人类美德都成为祭品。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复辟的态度，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而且自相矛盾的情况。
他们基本上不愿意看到权力重新回到那些试图把犹太人变为二等公民的保守派精英手中——最明显的当然是德国。
另一方面，内森不是那种仅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就放弃千载难逢的商业机会的人。
神圣同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对革命运动的干预对生意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对各国国家预算的破坏性影响。
在西班牙、巴西和希腊等国出现的新政权也是潜在的新客户。
过去的经营似乎表明，君主立宪制与集权制相比，前者是更好的债务人。
颇令人玩味的是，费尔南德七世复辟成为集权体制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倾向于借钱给西班牙解放者，而拒绝继续资助费尔南德七世。
正如拜伦在《唐璜》(Don Juan)中所描绘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保皇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海恩里希·海涅走得更远，他称罗斯柴尔德在革命和罗伯斯庇尔之间是半斤对八两的关系，因为：罗斯柴尔德……使土地丧失了固有的优势，把国家债券体系的作用提高到了极致，因此让资产和收入能够流动起来，与此同时，还把以前土地所拥有的特权赋予了货币。
同时，还是海恩里希历史性地断言：货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而罗斯柴尔德是神的先知。
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经济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起了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债券市场。
当然，以前也存在资本的跨境流动：18世纪时，荷兰曾经投资于英国政府债券，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贝斯曼家族也大量买卖奥地利债券。
但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债券能同时在数个市场按照（以1818年的普鲁士债券为例）以标准银计价、在发行地付息而且还是偿债基金这样一些颇具吸引力的条件来发行。
债券发行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的业务。
他们也做商业票据的贴现、贵金属的经纪业务、国际汇兑业务、直接参与商品贸易、涉足保险业务，甚至还为个人精英客户提供私人银行服务。
他们在贵金属市场上的作用举足轻重：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最终贷款人对最终借款人的作用，从而帮助英格兰银行在1852年的时候避免了可能被迫暂停交易的危机。
但他们最先进入的还是债券市场。
另外，在不同的二级市场间买卖债券几乎是与发行债券同等重要的利润来源：这种方式是几兄弟乐此不疲的主要的投机手段。
罗斯柴尔德家族明显区别于其他竞争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业务的跨国特点。
当内森的长兄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继续家族原有业务的同时，他最小的兄弟詹姆斯自己在巴黎开始创业。
在稍后的19世纪20年代，萨洛蒙和卡尔在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建立了法兰克福银行的分行。
这五家机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合伙体制，联手进行大宗交易，分享利润并分摊成本。
经常性的事无巨细的通信联络克服了地理分割的障碍。
合伙人之间只有在环境变化需要对他们之间的合伙条约进行修改时，大家才会聚首，而这种情况也是很多年才会出现一次。
序（4）这种跨国的结构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几方面特别重要的优势。
首先，这种结构使他们可以进行套利操作，充分利用市场间——比如说伦敦市场和巴黎市场的价格差异。
其次，他们相互间可以在某一机构出现资金困难及偿付压力时进行相互救助。
金融危机从来就没有以同等的严重性在欧洲各地同时出现过，就连1848年的时候也没有。
当英国在1825年遭受严重危机时，詹姆斯可以援助内森。
而1830年巴黎市场出现暴跌时，内森有了报答的机会。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如果维也纳的银行是一个独立实体的话，它在1848年的时候就已经破产。
只有在其他银行愿意勾销掉巨额欠债的情况下，萨洛蒙的儿子安瑟尔姆才有可能重建它。
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分配利润，只是以他们各自的合伙股份为基数收取很低的利息——他们很快就有能力操作那些规模空前的业务，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
到1825年的时候，他们的银行规模已经10倍于与他们差距最小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的银行。
反过来，这又使他们开始修正他们的经营战略。
在经过早年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后，他们现在可以在不危及他们的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从事利润摊薄的业务。
事实上，这个从追求利润最大化上退下来的转变，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罗斯柴尔德合伙制作为企业能做到基业常青的原因。
在他们的发展道路上曾经反反复复遭遇过很多对手——雅克·拉斐特是在复辟时期的一个经典例子，他在市场上涨时通过高风险交易已经超过了他们，但在跌落周期出现时，他只是保全了自身。
贵随富来。
在同时代人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新金融的化身：他们出生于犹太家庭，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很粗俗——但只是数年的时间，他们积蓄的账面财富已经远远多于大多数贵族的资产。
从表面上看，这些暴发户都渴求那些原有精英们的接纳。
似乎是为了抹去那些过去（像卡尔所说的）我们都挤在一个小小的阁楼间里睡觉的记忆，他们购买了繁华大街上雅致的联排别墅，比如皮卡迪利大街、拉斐特大道，不久之后，他们在加奈斯贝里、弗里耶尔和希勒斯多夫等地购买了第一批乡村别墅。
他们用17世纪的荷兰油画和18世纪的法国家具装饰这些房子。
他们举办奢华的宴会和珠光宝气的舞会。
他们追寻名衔和其他荣誉：平民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摇身一变，成为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阁下、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荣誉军团骑士。
他们把自己的儿子作为绅士来培养，为他们提供在犹太聚居区闻所未闻的休闲活动：骑马、打猎和艺术欣赏。
他们的女儿上肖邦的钢琴课。
那些知名的人物——最有影响的，比如迪斯雷利、海涅、巴尔扎克都从这些新的美第奇家族寻求赞助，对这些新贵的讥讽，只会偶尔出现在他们的作品里。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私底下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急剧上升却常常自嘲。
头衔和荣誉称号只是社交的一部分，可以为这几兄弟进入权势的中心提供帮助。
做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结果却都是大同小异：大多数情况都是工作应酬，这与我们今天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
他们对下一代的绅士化教育也很肤浅：他们的儿子真正的教育课堂还是在账房。
序（5）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社会认同传统是宗教。
他们不像很多其他富裕的欧洲犹太人那样在19世纪20年代改为信奉基督教，而是一直坚定不移地信奉着他们祖宗的信仰。
尽管他们每个人对信仰的虔诚度不一——阿姆斯洛严格遵守各种教规，而詹姆斯却相对懈怠，但几兄弟却都认同这个观点，即他们能取得这种世界性的成功与他们的犹太信仰密不可分。
正像詹姆斯所说，宗教就是一切，我们的好运和我们的祝福都依赖于它。
当内森的女儿汉娜·梅耶为了能与亨利·菲茨罗伊结婚而在1839年改信奉基督教时，她所有的亲戚，包括她自己的母亲，几乎都与她断绝了关系。
罗斯柴尔德家族坚信他们对犹太教忠贞不渝的信仰与他们取得的全球性成功密不可分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他们对那些穷困的同教兄弟姐妹命运的关注。
他们把自己对更广大的犹太社区所肩负的这项使命的范围，从传统的慈善捐助扩展到了为犹太人的完全解放进行系统的政治游说。
由梅耶·A·罗斯柴尔德在拿破仑时代所采取的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钱保卫犹太人的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做法，几乎通行无阻地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当1840年犹太人在大马士革被错误地指控宗教谋杀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指挥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运动，结束了对他们的指控，这只是众多成功案例中的一个。
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给天主教大主教的贷款也被用来作为改善那些天主教国家中犹太人地位的手段。
但很有意思的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家门口的努力却很不成功。
内森和他的妻子汉娜早在1829年时就开始参与了结束国会排斥犹太人的运动。
但一直到内森死了7年之后，事情仍然毫无起色。
这就留给他的儿子列昂内尔一个领导盎格鲁——犹太人争取解放的机会：这就是本集开篇的事件。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更广大的犹太社区的认同感并不是绝对的。
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富有，也因他们的家族谱系把他们与其他欧洲犹太人割裂了。
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推崇同族通婚——婚配不仅限于他们的共同信仰，甚至只限于自己最近的血亲家庭。
当时的情况似乎是只有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可以娶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在1824～1877年间，梅耶·A·罗斯柴尔德的后代有21桩婚事，其中不少于15桩出现在他的直系后人中。
最典型的要数内森的儿子列昂内尔和卡尔的女儿夏洛特在1836年的婚姻，这是一桩包办的并不太幸福的婚姻。
这种做法背后最主要的考虑是加强经济合伙制的凝聚力。
尽管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那一阶段的家族树看起来充满了遗传风险，但他们的这个目的还是达到了。
堂表亲间的婚姻确保了家族的资本不会被分散。
与被奉为圣典的不准女儿和女婿参与合伙的严格规定，以及梅耶·A·罗斯柴尔德要求兄弟间保持团结的不厌其烦的交代一样，血缘婚姻也是防止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蹈托马斯·曼所描写的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覆辙的一项重要策略。
当然，其他的王朝家族也采用类似的做法。
堂表亲婚姻在犹太商业家族里相对比较常见。
其实这种情况也不仅限于犹太人：英国的贵格会教友之间也有类似的习俗。
事实上，甚至欧洲的皇室家庭也都采用堂表亲婚姻来加强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血亲婚姻推崇的程度，连萨克森-科堡美国王室（1901～1910）。
——译者注皇族都难望其项背。
正是这个原因使海恩里希·海涅把他们称为异乎寻常的家族。
确实，其他的犹太人基本上都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成是某种类型的希伯来皇族：既是犹太人的王者，同时也是王者的犹太人。
序（6）1830年的革命揭示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跟神圣同盟狼狈为奸，而是完全愿意对解放者甚至是革命政权提供他们的金融服务。
要是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在被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吓得魂飞魄散之后回过神来，詹姆斯发现与路易·菲利浦这样的资产阶级领主做生意要更容易。
与这种情况完全一致的还有新的比利时政府，特别是当它（像希腊一样）接受了一位听话的日耳曼王子作为他们的领主（这位新领主早已经是罗斯柴尔德的客户）并屈从于这些大国制定的共同国际准则时。
第二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这些大国达成这种局面持乐观的态度，并且深信在这种局面下，金融的杠杆作用可以得到尽情发挥。
革命的爆发一度引发了法国的长期公债暴跌（法国的永续债券就相当于英国的永续公债）。
这场灾难几乎让詹姆斯在惊恐中陷入了灭顶之灾，他的账面出现了巨额的赤字。
但是，造成欧洲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如此巨额缩水的原因——甚至还推延了长期公债在相对稳定的君主立宪体制确立后的恢复——是担心像18世纪90年代那样，由法国革命引发欧洲大陆的战争。
正是这种担心与那些引发当时金融市场恶化的所有其他原因一起推高了公债的利息，连那些没有受到革命波及的国家也未能幸免。
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波兰和意大利多次面临战争一触即发的险境。
这期间，每一次危机出现时，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很好地联合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
他们独特的高速通信网络——主要依靠私人信使带着信件穿梭往返——直到现在都还被欧洲大陆的主要政治人物用来作为特快邮件服务。
这给了这个家族另外一种权势：知识。
詹姆斯面见路易·菲利浦，聆听他的意见，之后把他的这些意见写在他给萨洛蒙的信里；萨洛蒙去拜会梅特涅，把这些意见传过去。
这个过程然后又反向重复，当梅特涅的回复抵达路易·菲利浦时至少经过了两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
我们这里不需要点明，信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很巧妙地改变信函的内容；或者，在信函被送达之前，相关的消息已经在股票交易中发挥了作用。
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国家债券市场的控制又赋予了他们另外一种权势。
因为任何一个图谋发动战争的国家都需要借钱来做军备，一旦罗斯柴尔德家族洞悉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可以行使否决权：不和平，不借钱。
或者是像奥地利外交官普鲁克西·冯·奥斯登在1830年12月时所说的：这完全是一个方法和手段的问题，而且罗斯柴尔德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他不会为战争提供一分钱。
事情并不是如此单纯。
尽管他们同时期的人都被这种观点所迷惑，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要通过威胁调整贷款就可以保持欧洲的和平，但实际的情况是，在19世纪30年代，之所以没有爆发战争还有其他的原因。
在某些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操纵政治势力。
在萨洛蒙于1832年明确地拒绝提供新的贷款后，梅特涅的好战即使不能说是被阻止，起码也是被压制了。
而希腊和比利时建立新的国家确实是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金融支持的书面承诺，以一种由几个大国提供担保，罗斯柴尔德家族发放贷款的方式才得以确立。
序（7）到内森在1836年令人遗憾而且在巨大的痛苦中去世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建立起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巨大商业帝国，控制了无人可敌的巨额资源，横跨广大的地理区域。
通过代理和建立分行的方式，覆盖的地区还可以进一步延展到欧洲其他的市场，甚至整个世界——从马德里的威斯威勒尔到圣彼得堡的盖塞尔，再到纽约的贝尔蒙特。
他们的权势之所以让同时代的人如此着迷，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发家来得如此迅猛，而起点又是如此之低。
一位美国的观察家是这样描绘这五兄弟的：他们傲视群王，居于众王之上，将整个大陆掌控于他们的掌股之间。
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了基督徒的世界……没有他们的同意，没有一个内阁敢越雷池一步……罗斯柴尔德男爵手里掌握着选择战争还是和平的钥匙。
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却并非无根无据。
这个庞大而且强大的组织一直保持着家族企业的内核。
它一直以私营——事实上是特别神秘的合伙制方式运营，主要的业务是经营家族的自有资本。
当第三代加入到这个合伙制中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创业者的精神，尽管五个机构之间出现了稍许的联盟倾向。
在某种程度上，詹姆斯继承了内森的遗志，担负起了盟主的责任。
他也是一个专横跋扈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意中，既沉迷于那些票据经纪和套利的吃饭生意，也不放过那些利润丰厚的大额债券发行业务。
他的长寿使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的民族特质一直到了19世纪60年代都还保持得相当完好。
然而，詹姆斯不再可能像内森一样去操控其他的四家机构。
尽管内森的儿子之一纳特成为了他在巴黎的传声筒，但其他人却从没有受制于他。
特别是列昂内尔证明了自己在商业上的辉煌足以与其父比肩，但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却不像内森那样火暴，反而是相当低调。
萨洛蒙的儿子安瑟尔姆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詹姆斯也无法真正控制他的兄长们：特别是萨洛蒙，他明显更多地关注与奥地利政府和其他维也纳银行，而他的其他合伙人却并不喜欢这种做法。
从某些方面看，家族中出现的这种从独裁向寡头垄断的转变是有益的：这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应对世纪中叶出现的新的金融机会时可以脱离内森以前的那种严密控制，从而变得更加灵活。
举个例子说，萨洛蒙、詹姆斯和阿姆斯洛可以在奥地利、法国和德国的铁路融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而他们在英格兰的兄弟却很显然忽略了这件事情。
内森把19世纪20年代的习惯延续到了19世纪30年代。
由于主要欧洲国家的金融状况很稳定，他便把眼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客户：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国。
但是，成为比利时的金融之主是一回事，在伊比利亚和美国复制这种方式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政治的动荡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行的债券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失败。
在美国，所遇到的问题是财政和货币体制的权力下放。
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联邦政府能成为一个优良的业务源泉，但联邦政府则倾向于把对外国举债的权利留给各州。
同样，他们希望美国银行能发展成为一家英格兰美洲银行。
但情况恰恰相反，由于政治上的阻挠，加上金融上的经营失误，这家银行在1839年倒闭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建立稳固基地计划的失败——他们对自己委派的在华尔街的代理没有信心——成为了他们家族历史上犯下的最大的战略性决策错误。
序（8）在熟悉的政府金融市场方面的这些挫折使多元化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因此，收购控制欧洲水银市场的决策就是应对政府拖欠风险的部分尝试。
通过拥有像艾尔梅登矿山——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矿山——这样的有形资产，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可以通过水银寄售预支现金的方式，以最小的风险为西班牙提供金融支持。
参与水银开采获得了双重的收益，因为水银被用于白银的精炼生产。
由于1815年前就参与了贵金属的经纪业务，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铸币领域。
铁路融资是最有意思的新的业务线。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在铁路建设中或多或少都起着一定作用，有的是直接融资建设（比如俄国和比利时），有的是进行补贴（比如在法国和一些日耳曼小国）。
这就意味着为铁路公司发行股票或者债券与发行政府债券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除了铁路股票的波动区间要比政府债券大很多。
起初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只想扮演单纯的融资角色。
但从铁路公司成立到铁路线真正运营需要漫长的时间，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深陷其中，更不用说股票红利的支付。
到19世纪40年代，列昂内尔的兄弟安东尼和纳特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料理他们的叔叔詹姆斯在法国铁路的投资上。
这是第三代不喜欢风险的一个明显的证据，纳特严厉批评了詹姆斯对像北方和隆巴德这样的铁路线的挚爱，当事故不断发生（比如1846年在凡勃发生的事故）时，纳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担心的事情终于降临了。
但是詹姆斯的做法仍然可以说是对的：在整个19世纪期间，对大陆铁路的投资收益是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发展速度超过英国银行的主要原因。
到了19世纪中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着手准备修建高盈利的泛欧洲大陆铁路网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纳特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与国债的经营管理不同，铁路的营运对普通人的生活有着直接而且切实的影响。
因此，由于参与到铁路的建设管理事务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自己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并受到了空前的批评。
那些激进的（首次出现的）社会主义作家开始用一种全新而且耸人听闻的笔触来描绘他们：人民大众的剥削者，通过增加纳税人和普通乘客的负担来获取资本收益和利润。
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前也曾经受到过口诛笔伐，但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批评主要是支持政治反对派和（被商业对手批评为）过激的商业行为。
在19世纪40年代，对富人的仇视与对犹太人的仇视被搅和在一起：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互相支持。
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这种思潮运动完美的靶子。
伴随着这些具有煽动性的辩论，19世纪40年代中期萧条的经济情况预示着政治动荡即将来临。
与1830年不同，1848年的革命在爆发之前很早就可以看到革命的脚步正在逼近。
对这些情况，罗斯柴尔德家族并非视而不见，然而他们低估了危机的程度。
现实的问题是经济萧条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了政府的赤字。
这种情况从短期看，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新的商业机会，他们无法抵御这种机会的诱惑。
萨洛蒙和詹姆斯两人在起义爆发前的前夜都承销了大量的贷款。
随着革命从巴黎向东一直延伸，萨洛蒙的工业和铁路债券以及股票已经不可能再销售，他对奥地利政府的合同业务因此也不可能再履行。
詹姆斯也只能通过与这些新的在财政方面还比较稚嫩的政府进行谈判，对最新签订的贷款合同的主要条款进行修改来熬过这场风暴。
序（9）借助于其跨越多国的结构、手中掌控的大量资源以及完善的政治合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在1848～1849年的巨变中独善其身。
在遭受了接近天文数字的损失后，他们相应的地位却比之前稍稍得到了加强。
然而，欧洲经济的复苏（绝非巧合）和政治重新归于稳定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革命所带来的一个并不太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弱化了政府官僚主义对成立合股和有限责任企业这种观点的阻碍。
一旦成立公司变得容易，进入金融领域的新竞争者的数量就会增加。
佩雷尔兄弟开始时以铁路狂热分子的面目示人，他们有很好的技术构想，但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实现——因而在19世纪30年代投靠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门下。
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开始独立出来，将无数的小投资者结合起来筹集到了地产信贷银行（Credit Mobilier）的资本金。
与这个以佩雷尔家族为标志的挑战相关的是政府财政与债券市场之间关系出现的变化。
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通过公众认购方式销售债券的尝试，这种方式不再使用银行作为中介，或者说是银行不再全部包销，而只是以认购人的方式出现。
最起码来说，政府开始利用私营及合股银行间不断增加的竞争来压低手续费。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债券市场占有支配地位，但他们的垄断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电报的普及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掌控，终结了他们的信使能带给他们在竞争中领先别人一步的市场敏感信息的时代。
但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霸权的最大威胁或许还是来自政治方面。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的胜利给欧洲外交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一直到1870年，他效仿他叔父的可能性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
与此同时，国际游戏规则也由于各地不断涌现的政治家——比较著名的有帕默斯顿、凯沃尔和俾斯麦——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国际利益，而且对大炮的信任与对国际会议的信任几乎是一样的。
与1815年开始到1848年结束的相对平静的35年相比，接下来的35年的基本特点就是欧洲大陆延绵不断的战争（先不说美洲）：对于这些战事，罗斯柴尔德家族无奈地发现，虽然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已经无力阻止。
在1848年5月，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声称，她确信欧洲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她的信心在法国大革命出现衰落的时候得到了验证。
在19世纪下半叶，威胁帝王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险确实在减少。
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光明未来取决于家族所具备的迎接新挑战的能力。
当然，民族主义以及那个时代风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将会成为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特别是在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