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詹姆斯在1849年出发前往法兰克福去探望他的兄弟和侄子们的时候，贝蒂满心希望大会能改变我们各家银行之间的基础，跟随伦敦银行，让大家都能从目前这种不能适应政治发展状况的限制中脱离出来。
在同一年中稍晚的时候，巴黎和伦敦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成为争吵，因为詹姆斯听说梅耶·卡尔已经命令戴维森兄弟不要再给巴黎发送任何黄金——这可是英国方面最高层领导的指令——这让詹姆斯觉得再也无法忍受。
而在巴黎银行自身内部，纳特和詹姆斯的摩擦也是由来已久。
前者由于比他的叔叔表现得更谨慎，因而生意一直都比较顺手，但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革命几乎摧毁了他作为商人的神经。
我建议你们在正常的商业交往中一定要加倍小心。
他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所写的一封典型的信件中这样劝告他的兄弟们。
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对生意是如此厌恶，不想再接手任何类型、任何性质的业务……整个世界局势的现状是革命每时每刻都在蔓延，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跃入齐颈的烫水中只是为了寻求赚一点小钱的机会，那简直就是完完全全地疯了。
我们的好叔叔们是如此可笑地着迷于为生意而生意，而且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不想让别人做任何他们发现别人想做而又不能放任让别人去做的事情。
从我的角度说，我十分确信巴林银行再怎么努力进军西班牙水银市场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威胁，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就让他们去做，我们自己应该知足常乐，并以平常心对待。
贝蒂也看到了这种情况。
她曾经评论道：我们的好叔叔（阿姆斯洛）无法接受我们的财富缩水的现实，他急切地希望将它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为此，他会毫不犹豫地将我们重新抛回危险业务的折磨中。
但是，詹姆斯对纳特的这种怯懦越来越不耐烦。
夏洛特猜想詹姆斯应该肯定会欢迎他的侄子从生意中撤出，因为这使得他年龄稍长的两个儿子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他们的第一次露面出现在1846年的函件中）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业务中。
正如贝蒂所指出的，这种长期以来的兄弟团结的老传统似乎已经接近分崩离析的边缘。
这些还不是家庭失和的唯一原因。
甚至早在1848年革命爆发之前，法兰克福银行就对伦敦方面的态度有很多怨言。
安瑟尔姆抱怨道：做最卑微的仆人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在执行您的指令时甚至都无法通过西班牙的信使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
准确地说，是我们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很久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由不同的公司所组成的群体中被归类为二等公民。
正如这段话所暗示的，安瑟尔姆认为，作为下一辈人中的长子，他应该成为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的继承人。
然而，维也纳分部所受到的打击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因为这个变故促使他继承了他父亲在奥地利的位置。
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卡尔希望他的长子梅耶·卡尔到意大利继承他的事业。
然而，没有子嗣的阿姆斯洛更坚决地认为梅耶·卡尔应该在法兰克福接替他，让他能力稍逊的弟弟阿道夫去那不勒斯。
就像詹姆斯所看到的，这样的争论不仅发生在这几个年迈的兄弟之间，也同时发生在他们的儿子和侄子之间，原因很明显，他们都觊觎着法兰克福银行，因为它仍然主宰着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分部的业务：安瑟尔姆在和梅耶·卡尔较劲。
梅耶·卡尔在和阿道夫较劲。
尽管夏洛特很明显与她的哥哥一个鼻孔出气，但她在日记里还是详细描绘了这种竞争所产生的那种不和谐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