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那些参加典礼的各色人等之间的反差所深深地刺痛，这些人有犹太学生、主教、资助人、朋友和来宾，他们也参加过（天主教）慈善会的类似活动……艾德雷博士（可能是总拉比的儿子赫尔曼，贝斯瓦特犹太教堂的首席牧师）简单讲了几句话后就匆匆离去，就好像房间里面有什么瘟疫在流行似的，而格林先生（中央犹太教堂的A· L· 格林拉比，他同时还是替她颁奖的人）从侧门逃也似的离开，没对任何人说半句话。
没有一个来宾，一个很大的空间里摆满了空椅子。
我一个人就霸占了如此大的地方，让我感觉无地自容，我宁愿退到唱诗班附近的一个角落里。
天主教的跪拜及表现的礼仪、绚丽的仪式，他们的各种做法、各种优秀的做法是那么高贵和庄重，而我们，则根本没有人来费这番心思。
按照这个说法，一切都变得十分明了了，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基督教组织曾经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申请过经济资助。
这些申请中有些是成功的，比如1871年，一位天主教牧师就说服夏洛特为他在布罗涅特福德的学校捐出了50英镑。
这同时也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主要还是通过慈善工作来保持他们对宗教事务的影响力，男性为主的慈善形式一直以非常明显的方式长期存在着。
在维也纳，安瑟尔姆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30分从浏览那些申请资助函开始每天的工作，他自己决定给每个申请人的资助金额；甚至在他每天到香布路恩动物园散步的时候，都有一名银行的职员跟随，给那些他遇到的乞丐分发硬币。
在法兰克福，雅各布·罗森海姆是威廉·卡尔的乞丐事务秘书，但威廉·卡尔仍然自己对资助事宜做决定。
他的儿子这样写道：每天晚上，通常是20点或是21点，我父亲都会到位于法尔伽斯的办公大楼去面见男爵，有时候是去格鲁内博格，亲自将一份由我母亲认真起草的，平均20～30人的申请资助人名单交给男爵。
这些申请来自整个犹太人圈子，由每个国家最受尊重的拉比，以及来自东西方的福利组织推荐。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由男爵亲自决定他认为合适的金额。
偶尔，他还会很惬意地阅读收到的每一封感谢信。
在提交给男爵之前，对每份申请的所有信息都必须通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某一位男爵信得过的拉比进行调查，每条信息都要进行登记，并逐字逐句地抄录到一本书里。
对每份申请都如此谨小慎微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当申请资助的量大到用这种传统方式根本无法管理的时候，特别是当从东欧移民过来的穷困犹太人的数量大量增加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对像列昂内尔这种处理几百万业务的人，期望他亲自去处理那些像他在1850年给为贫困的外国人建立救济所基金捐赠几百英镑，或者两年后他的叔叔阿姆斯洛让他捐给法兰克福犹太人女子学校的类似金额这样的事情，就显得有点荒唐了。
因此，大量的这类工作开始被委托出去。
在伦敦，阿希尔——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博士，1866年后当选为大犹太教会的秘书长——按照当时某媒体的说法，成为了列昂内尔的义务私人慈善代表，虚拟的纽科特‘慈善部’经理。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巴黎，费多回忆起了一间特别的办公室，有几名雇员在那里专门记录资助申请，对申请进行研究，收集这些申请资助人的真实情况。
慈善变成了很难从更单调乏味的银行事务中分离出来的一堆繁杂事务。
1859年之后，这项工作的某些部分转交给了新成立的贫困犹太人救济理事会，或者说至少是由贫困犹太人救济理事会进行协调。
比如说在1868年，有一位名叫易曼纽尔·斯贝林的人——他是4个孩子的父亲，一位高度令人尊敬而且很值得推荐的人，非常渴望开一家小店，并为此目的自己筹措了很小的一笔钱；索菲·本德海姆是戴维森家族一位远亲的女儿，她需要钱为她的女儿准备嫁妆。
然而，这些事情从来也没有取代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公司中的慈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