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家族中的其他人来说，这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期待的政治胜利。
纳特写道，这是家族中一个最大的胜利，同时也是对身处德国以及全世界可怜的犹太人最大的喜讯。
他的妻子称拥有像你这样最杰出的战士，是犹太民族新纪元的曙光。
缺口已经打开， 贝蒂欢呼道，诽谤、偏见与狭隘的障碍显然正在消除。
甚至梅特涅（他似乎没有想到自由党人的一场胜利会在一年之后使他被放逐）都发来了贺信。
然而，所有这些令人愉快的祝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如果列昂内尔想要坐到下院议员的位置上，他还必须宣誓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念——当然，除非政府能通过那项11年前已经证明不可能被通过的议案，也就是废除这个誓词的法案。
罗素早就已经提出过一个类似的提案。
事实上，列昂内尔的胜利只有当这种提案在国会的两院投票中都获得多数支持时才有可能最终得以实现。
盟友的支持列昂内尔的选举所引发的问题随着对这个可预见的结果是感兴趣还是敬而远之，把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分成两派。
出乎人们预料的情况是，罗素废除国会剥夺人权的提案所受到的支持不仅来自议院里他的盟友，还得到了来自两派分裂了的托利党人的支持。
当他在1847年正式提出这份法案的时候，主流皮尔派保守党成员格莱德斯东和保守党领导人乔治·本丁克爵士和迪斯雷利都表示了支持。
当然，迪斯雷利是对此最感兴趣的人，尽管他的动机和行动非常复杂——复杂的程度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到那时为止，迪斯雷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相识已经接近10年了。
他与这个家族有记录的最早交往是在1838年，此时，他们已经非常熟悉，足以保证当他在1842年访问巴黎时可以享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友好接待。
到了1844～1845年，他和他妻子玛丽·安娜常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吃饭：1844年5月、1845年6月两次，那年夏季的晚些时候在布莱顿还有一次。
1846年的时候，列昂内尔帮助迪斯雷利在法国铁路上进行投机，稍晚，又帮助迪斯雷利处理他的债务纠纷（当时的金额超过了5 000英镑）。
这份友谊超出了迪斯雷利对他们金钱的欣赏，而他们也很欣赏迪斯雷利的智慧。
这是迪斯雷利作为小说家最为高产的时期：1844年有《科宁斯比》和《年青一代》，1845年有《女巫》和《两个国家》，1847年有《唐克雷德》与《新十字军》。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帮助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大概是由于他曾经受过洗，而退教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父亲依萨克与其犹太教会闹翻，同时他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乡绅的原因，迪斯雷利一生都对犹太教充满了兴趣。
他的政敌试图用他的血统来攻击他，但迪斯雷利勇敢地把别人看成是弱点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力量。
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中，他把自己的犹太人种族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相调和，有力地说明他享受着这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
毫无疑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往对他的犹太主义特征有很大的影响。
列昂内尔和夏洛特是很有吸引力的一对，列昂内尔富有而又有影响力，夏洛特聪明而又美丽；但他们身上最吸引迪斯雷利的——实际上还包括他的妻子——是他们浑身上下的犹太气息。
另外，对没有子嗣的迪斯雷利夫妇更具吸引力的是他们的5个子女。
迪斯雷利写道（1845年6月邀请他们到格罗夫纳门观看海德公园里的游行），他们是美妙的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