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迪斯雷利，他在11月16日信心满满地向本庭克和约翰·曼奈斯保证：风险不是很大，而且在明年之前也不会交锋。
两人都抱有很大的希望。
事实上，只有另外两名保守党人在提案投票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米尔尼斯·加斯克尔和——很可能是一名转变了信仰的人——托马斯·巴林）。
以那些顽固的守旧分子为首，比如罗伯特·英格里斯爵士，投反对票的不少于138人，使该党又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
当迪斯雷利宣称那些用十字架钉死耶稣的人和在耶稣被钉死前跪在他面前的人之间没有差异的时候，我是否应该为他欢呼？奥加斯塔·斯戴福特要求进行澄清。
本庭克辞职，把他现在称之为没有罗马天主教、没有犹太人党的领导职位留给了史丹利爵士。
这就很好地理解了为什么迪斯雷利随后在下院辩论时调整了自己的态度的原因：最重要的事情是，当时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一位人物从此以后好像良心被狗吃了，并没有悄悄地放弃他对恢复犹太人人权的全部支持。
对于他的行为最常见的那些批评——特别是来自于夏洛特和路易莎的那些批评——是不公平的，因为迪斯雷利继续投票并偶尔还会站在他1847年时候的立场上发表讲话。
一个无法宽恕的情况当然是他那段时间对列昂内尔的经济依赖避免了出现180度转变的情况，这是夏洛特一直都心存疑虑的。
1848年5月还出现了另外一次她与玛丽·安娜之间的尴尬情况，因为玛丽·安娜谴责列昂内尔不回复迪斯雷利的信函。
这些情况暴露了她的丈夫还深陷在债务之中，正被放债人拼命追讨，哀求我的丈夫给予帮助和支持。
在两位女人再一次交锋之后，列昂内尔决定另外再借给迪斯雷利1 000英镑。
皮尔派保守党阵营也出现了分裂。
当罗素在1847年12月提出他的提案时，另一位表示支持的是皮尔派的一位刻板的高教会派被保护人格莱德斯通，他以前曾经是恢复犹太人人生权利的反对者。
尽管他发现这个决定很痛苦（并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个事件可能迫使他离开国会的想法），格莱德斯通的逻辑还是相当严谨：下院已经接受了天主教、贵格教会、摩拉维亚人、独立派、一神教，地方政府已经接受了犹太人，因此，继续对犹太教国会议员进行限制就显得自相矛盾了。
皮尔后来在1848年2月的辩论中也表示支持，在表决时，其他的9位支持者也加入了进来。
但是，他们的同僚古尔本——以前做过皮尔的秘书——发言表示反对，因为他把选举一名没有资格的候选人看成是对国会一次革命性的挑战，得到了另外40名皮尔派议员的附议。
在二读的时候，皮尔派再次分化，29人赞成，43人反对。
然而，托利党人和皮尔派的反对票没有达到阻止罗素提案的目的：在一读前就以67票的多数获得了预审通过；二读又以73票的多数得以确保；三读得到61票。
但真正的挑战是在上院。
在进行了比较缓和的劝说后，一部分辉格党人表示支持。
然而，与考茨这样的银行不一样，相对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贵族债务人很少——爱利丝贝瑞夫人是一个少见的例外，因此，他们在这个领域里能够采用的手段受到了限制。
像德万希尔公爵和蓝斯丹尼侯爵这样的辉格党显贵可以算上，而伦敦德瑞侯爵在1848年初的时候也被争取了过来，但奥尔福德伯爵已经在于贝德福德公爵家里见到汉娜时，告诉过她自己反对这个提案（尽管他向她保证列昂内尔最后会赢得胜利）。
阿希利勋爵——未来的萨夫兹伯里伯爵——在当时主要负责那些最重要的社会立法工作——是另一位反对者。
在那些主教中，完全可以预见到会有强大的阻力。
当罗素的提案在1848年5月进行辩论的时候，遭到了牛津主教威尔贝福斯的强烈反对，而且他获得了坎特贝雷和阿玛格大主教以及16位主教的支持。
只有约克大主教和四位辉格党人主教投了赞成票。
列昂内尔、安东尼、梅耶、汉娜和她的妹妹蒙蒂菲奥里在走廊上眼睁睁地看着提案被35票的多数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