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列昂内尔在这个方面做了多少努力，结果证明还是远远不够的：想象一下，上院议员的反对可以通过给宫中人物意思一下后就得以化解，是一点都不现实的想法。
正如罗素十分无奈地说：你有一个如此令人讨厌的习惯，把任何事情都赋予一个货币价值，你好像认为甚至原则都可以买到。
现在全国上下反对你的提案的是以高教会派（High Church Party）和低教会派(Low Church Party)中的大多数人对一个人的方式。
现在，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让他们中的一个机构来为你出战，因为他们的反对是最有原则性的。
罗素认为，说服而不是行贿才是唯一可以推进整个事件的办法。
尽管罗素在1849年夏天又提出了另一个提案，并在下院获得通过，但同样（跟他事前预计的一模一样）在上院以95票对25票被否决。
这激励列昂内尔最终接受奇尔特恩英皇直属领地总管的职务——强行在金融城里进行一次递补选举——这是他发表在《时报》上声明中宣布的致伦敦市的选举人行动：现在是一场在上院议员与你们之间的战争。
他们试图维护最后残留的宗教歧视，而你们希望推翻它……我相信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发动一场摆在你们面前的维护《宪法》的斗争。
实际上，他的那些更为激进朋友——比较著名的有下院议员J·阿贝尔·史密斯和约翰·路巴克——在一年前罗素的提案第一次被否决后就要求他进行一次强制补选，因此，这次运动本身并不令人意外。
是列昂内尔讲话中的那些火暴语言挑起了夏洛特描述的那些批判风暴。
要想弄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心里牢记当时在更广大的欧洲范围内的历史背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那样的环境状况下产生的。
1848年1月1日，阿尔方索给列昂内尔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在新年的时候见证超越迷信和偏见原则的宗教平等的胜利的期待。
毋庸讳言，最后他所见证的远远超过了这个期待。
然而，虽然1848年的革命确实在某些欧洲国家给予了犹太人政治平等（尽管只是暂时性的），但是这场革命对于解放运动在英国的净效应基本上是负的。
正如来自巴黎、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信中所表达的，突如其来的革命对大规模反犹太人暴力行动产生了隔离作用，而且也发出了可能爆发这种问题的警告，例如在德国的农村地区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
然而，与此同时，很多自认为是革命领袖的更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就像梅耶·卡尔所认为的犹太人自己挑起了反犹浪潮。
犹太人的解放思潮与欧洲大陆的革命胶合在一起，因此也就具有双倍的破坏性。
列昂内尔的讲话向很多支持他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加入到他们的激进主义阵营——甚至宪章运动——而当时这些激进分子正在谴责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镇压匈牙利革命提供金融支持。
不论列昂内尔在他的支持者中唤醒了什么样的意识，他的策略只是选举的开局。
他战胜了他的托利党对手约翰·玛耐斯，最后得票是6 017票对2 814票。
由于把自己放到了激进分子阵营中，列昂内尔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听从他们的下一步战术安排：现身下院去主张自己的席位。
这基本上是在学天主教的欧·科奈尔和贵格教友会的皮斯，然而也代表着列昂内尔走出了最咄咄逼人的一步；皮尔很直率地提醒过列昂内尔不要接受。
列昂内尔略显踌躇，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试图说服罗素提出另一个提案。
但是在1850年7月在伦敦客栈举行的一次狂躁喧闹的金融城自由党人聚会上，他公开攻击政府没有拿出什么改革和发展的措施，也没有提出进一步推进社会和宗教自由进程的办法。
第二天的12点20，根据会上一致通过的决议，他出现在喧闹的下院会议桌旁，而且在回答工作人员关于他是希望选择新教还是天主教的誓词时，他回答道：我要凭着《旧约》宣誓。
由于托利党人中的顽固分子罗伯特·英吉利斯爵士站起来反对，会议主席命令列昂内尔退出，随后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一开始关注的焦点是程序。
过了一个周末后，大家决定直接去问列昂内尔为什么他希望凭着《旧约》宣誓，对于这个问题，列昂内尔的回答是：因为那是一种对我的道德最有约束力的起誓方式。
他再一次被要求退出，然后，在激烈的辩论之后，最终（113票对59票）列昂内尔被允许按照他的要求宣誓。
第二天（7月30日），列昂内尔再次出现在议会，有人适时交给了他一本《旧约》。
誓词中的效忠和至高无上的内容已经进行了处理。
但当工作人员读到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的字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