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停了下来，过了一两秒后说：我省略这些词句，因为这些对我的道德没有约束力。
然后他把帽子戴到头上，亲吻了《旧约》，加上了请帮助我吧，上帝。
这个举动获得了议院内自由党人的喝彩。
他取出了钢笔，在反对声中——我们猜想——准备在国会的测试卷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弗雷德里克·特西格爵士迅速站起来，激动的情绪开始在所有的党派中蔓延，其中夹杂着会议主席呼吁他放弃。
（有人大喊反对，反对；有人大喊坐下；还有人喊主持人，秩序。
）男爵（列昂内尔）最终放弃了。
尽管与当时的气氛不相称，但这也许是一个聪明的决定。
僵持下去，结果只会导致失败。
当8月5日辩论重新恢复的时候，会议通过了一个行政决定，如果列昂内尔不完整地宣誓誓词，就不能取得他的席位，而政府如果要通过一个能达到要求的经过修改的誓词提案，为时需一年左右。
当戴维·萨洛蒙赢得格林尼治补选的胜利后，曾经试图加快这个进程，但并没取得更多的进展，只是留下了一个更有失身份的形象。
萨洛蒙没有完整地起完那三段誓言就坐到了他的席位上， 被会议主席命令退出，但他予以拒绝；当要求他退出的动议通过后，他还是拒绝，并且又是发言，又是投票，反对这个动议；当主席要求议会警卫驱逐他后，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下院。
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经过新一轮的投票确认，无论是他还是列昂内尔，在起完誓言之前都不能获得自己的席位。
萨洛蒙唯一的成果是1852年6月的一次举动废除了一个古老的刑罚，从理论上说，由于议会成功通过了针对他的议案，而他做出了不合法的反应，他应该接受这个刑罚。
选区对他的这些做法进行了判决，他在1852年的大选中被彻底打败；相反，列昂内尔再次赢得了胜利。
守株待兔的游戏重新开始，因为没过多久事情就变得明朗起来，跟以前一样，犹太人解放运动在下院仍是争执不下，而在上院则明显不受欢迎。
事实上，列昂内尔就像是没有席位的议员，国会有与犹太人有关的事项时（比如1851～1852年政府资助犹太人学校和1857年免除民事离婚法院对按犹太法典离婚的司法管辖权），他在室外对议员进行游说。
但从法理上看，这还是一个僵局。
然而，又一个提案在上院遭到了否决；在185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托马斯·邓库姆（Thomas Duncombe）甚至非常有创意地试图促成另一次金融城补选，理由是由于为政府的克里米亚战争提供金融服务，列昂内尔已经获得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合同。
进入国会1857年大选（列昂内尔再次当选为代表金融城的议员，这次的得票甚至领先于罗素，因为后者与自由党的核心小组吵翻了）之后，国会里的战火重燃。
由于身后有多数人支持，帕默斯顿觉得由于伦敦金融城选举了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在本届国会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国会一个再次考虑接受犹太人的机会，而且这样一个提案由政府来提，获得通过的机会是最大的。
于是，一份提案不失时机地在5月15日推出，在三读的时候获得了绝对的大多数支持，得票123票。
为了取悦支持者，为数不少的托利党高层发出了改变立场的信号，例如著名的约翰·帕金敦爵士、菲茨罗伊·凯利爵士，以及最重要的人物德比伯爵的儿子，领袖史丹利勋爵。
在上院，新当选的伦敦主教表示了支持，总共有139位上院议员投了赞成票。
再一次——让列昂内尔大失所望——他们只是少数。
当政府从用单边决议否决上院的立场上退缩，而不是提出新的《誓词有效性法案修正案》的时候，列昂内尔决定再一次放弃自己的席位，并就此事宜进行了一次补选。
选举中他没有遭遇到任何对手，顺利地重新当选，并展开了一次强烈反击，针对那些去了，但是很少出现在人民中，根本不了解人民愿望的人（这些人事实上除了自己的喜好之外，对其他的事情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