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不像归顺誓言——虽然这从本质上看是基督徒的责任，但对于这些责任，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准备从原则上去执行，而他们的出席是最低限度的、被动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梅耶在19世纪30年代基于以上观点参加了三一圣堂的礼拜；而且当阿瑟·科恩属于梅耶母亲那边的表亲，在1849年秋季——正好在列昂内尔在补选中取得了对曼纳斯的胜利——进入到剑桥念数学时，他认为类似这样的安排是可行的。
通过J·阿伯尔·史密斯——一位最活跃的列昂内尔的政治支持者，他们试图去说服基督教科学派的主事詹姆斯·卡特梅尔为阿瑟·科恩对礼拜堂的规则做些调整，理由是（像卡特梅尔说的）：如果我接受科恩先生，除了我之外，没有人需要知道他的宗教信条是什么。
梅耶也告诉卡特梅尔：科恩先生准备好了在学校礼拜堂参加礼拜活动。
然而，主事却没有被说服。
他认为，掩藏科恩的信仰，会破坏社会的善良诚信，而科恩先生祈祷时仅外在的形式符合要求，而他对根本的精神实质却怀疑和拒绝，这让我的感情无法接受，并且与我的是非观相左。
对于梅耶来说，这将会直截了当地将一个信仰族群排除在享受剑桥大学教育的大门之外。
因此，他和摩西·蒙蒂菲奥里直接找到了阿尔伯特王子——时任大学校长，要求他将科恩的事交给玛格达莱尼主事处理，他同时也是温莎的主任。
来自皇室的压力终于在罗斯柴尔德的压力在19世纪30年代未能奏效的地方取得了突破，当时，梅耶曾经由于参加礼拜的问题被强迫离开学校。
科恩正好相机入学，与主任达成的条件是，正如科恩所报告的通知我星期三和星期五礼拜只持续10分钟，（并且）通知我在这几天去，不要在其他日子去，同时还要跟我讲不要求我参加周日圣礼。
当罗斯柴尔德家的男孩子逐渐长大以后，类似的安排在三一学院不得不再次进行谈判，首先从1859年由纳蒂开始。
此时，1854年和1856年通过的法案意味着犹太人能够获得学位（除了在神学领域）。
但是宗教义务的问题仍然存在于学院的层面上。
尽管纳蒂的导师约瑟夫·莱特福特承诺过尽其所能在礼拜方面做些工作， 但威廉·休厄尔仍然是改革道路上的绊脚石。
1862年，纳蒂向他的父母汇报：三一学院的神父们……因威胁说要把那些拒绝在礼拜堂里参加圣礼的所有人留校惩戒，而遭到了广大同学的憎恶，这条新规所引发的后果是，有很多同学缺席了今天的礼拜，因而面临因为违反一条重要的院规而引起的麻烦。
纳蒂清楚地感觉到19世纪50年代的改革所取得的实效相当有限。
要使这里的改革产生一点影响他抱怨道：但只要大学看上去还像是英格兰教堂的神学院，或者是它自己建立起来的教堂的一部分，我们就得再等待些时日，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理所当然应当废除的，是7年之后或者是完全退教后才能取得学位的规定……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被剥夺了教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不会宣称自己成为英格兰国教的信徒。
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像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一个在法律和政治进步——同时也包括宗教进步方面起着基石作用的机构，为什么要由牧师们来统治，就好像是耶稣会的神学院或者塔木德学校Talmud，犹太法典。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