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的1850年间，詹姆斯都在努力去调整他与拿破仑两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拿破仑掌握着主动，而这可能会给詹姆斯带来麻烦。
元首大概认为我有什么方面对不住他。
詹姆斯在1850年1月的时候说道，因此，似乎我在他那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特别是在福尔德不帮助我的情况下。
感谢上帝，我并不需要他。
按照这个说法，他信不过福尔德的传闻是真的（这和他与一个异教徒结婚并没有多大关系）。
还有就是，他们之间的竞争本质不应该被曲解——他们经常来往，而且人们发现了很不应该的一面：一个兄弟做银行家，而另一个兄弟做财政部部长，用詹姆斯的话说，这不是什么公平的战术。
詹姆斯明显感受到了自己在生意和政治上的不利地位。
很遗憾，他满腹牢骚地说，我很不乐意看到我们的生意被抢走，我们跟从前比好像已完全不同。
但是如果认为发生在1850年的那件使他未能保住年金业务的事情就代表着他的金融影响力在降低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詹姆斯当时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标书，但没有去参加竞标，原因是纳特4岁大的儿子梅耶·阿尔伯特去世了，而葬礼恰好就在财政部部长定下开标的日子。
尽管在参加葬礼，他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窃喜，因为他的缺席造成了福尔德招标活动的惨淡收场：现在他看到了，没有人能把罗斯柴尔德抛在一边，福尔德不可能为所欲为。
真实的情况是，詹姆斯当时真正最为关切的是外交而不是金融。
他担心元首变幻无常的对外政策会在法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导致摩擦，甚至是导致战争，对手有可能是英国（针对唐·帕西菲科事件）或者是普鲁士（针对日耳曼问题）。
希拉克关于詹姆斯在一次与拿破仑和康嘉尼尔在1850年末的会议中试图缓和法国政策的故事证实了这个说法。
好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次伊（与）德国的争吵是关于深木（什么）问题？詹姆斯以辩解的口吻说，让我们来做一些按（安）排，看在赏（上）帝的分上，让我们来做一些按（安）排。
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拿破仑的反应只是把自己的后背转向了他。
詹姆斯确实于1850～1851年间在很多场合多次见到过拿破仑，但詹姆斯在影响他的政策方面的尝试从来没有成功过。
相反，詹姆斯抱怨元首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戏弄小兵，他是一头驴……最终会使整个世界都变成他的敌人。
具体来说，法国插手1850年下半年间发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争端的可能性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
尽管他一直担心死于红魔之手，如果路易·拿破仑由于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像路易·菲利浦一样被追得走投无路，詹姆斯认为他不会觉得太意外。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波拿巴分子政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詹姆斯也变得越来越焦虑起来的原因。
早在1850年10月，他就开始向伦敦分行转移黄金，他对侄子的解释是当一个像他（拿破仑）那样的人有可能会因为我是康嘉尼尔的朋友就没收我的钱财的时候，我情愿把我的黄金放到这儿去挣3%的存款利息，也不愿意放到国债上或是将它束之高阁。
我并不是害怕，但我宁愿小心行事。
从政治上看，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同时，詹姆斯由于一直保持着跟康嘉尼尔的来往（甚至在康嘉尼尔被他的军队解职，离开国民卫队司令部后，两人也来往不断）而大大增加了他的政治曝光度。
1851年10月，詹姆斯告诉他的侄子说，我们的将军胸怀远大的理想。
我怀疑在这些理想实现之前，他又很不安地说，巴黎可能浸泡在血泊中。
我已经卖出了我所有的公债。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詹姆斯担心在12月1～2日的叛乱发生的夜晚，他会与康嘉尼尔以及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一起被捕。
很有象征意义的是，在卢比孔行动（暴动的代号）前一周，他从楼梯上跌倒，弄伤了脚踝，因此，当波拿巴分子展开攻击的时候，他十分顺理成章地放弃了抵抗。
但是有点让人不解的是，他在暴动发生的当时发给伦敦的信上，对于政治问题居然只字未提，对此，詹姆斯的解释是，他有理由担心这些信件会被检查。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贝蒂在遇到阿波尼（Apponyi）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得很矜持，因此让我们知道了她的很多激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