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小亚细亚血路

突厥人把十字军当成泛泛之辈，因而才一交手，便遭挫败。

十字军把尼西亚看作囊中之物，不料螳螂黄雀，平白辛苦。

突厥人设伏奇袭，志在必得，结果一剑无血，反遭包抄。

十字军不谙地理，深入荒原，以致断水绝粮，尸横遍野。

……谁都没想到，在这个输家轮流做的氛围中，新星升起了。

\\\');牛bb小说阅读网ACT.59【围攻尼西亚：揭幕战】十字军是拉丁国际的大会师，参与者来自天南海北，风俗不一、语言各异，将领们也各事其主，指挥调动很成问题。

军队除了士兵，还有一心想移民圣地的随军家属、想靠朝圣赢得免罪罚的迟暮老人、想赌命翻身的贫民十字军残部，以及各国神父、修女、修士、仆役、随从、商贩、妓女、浪荡儿……五花八门三教九流的闲杂人员数不胜数。

这么一群人与其说是联军远征，倒不如看成民族迁徙；小亚细亚艰险荒瘠，凭十字军现在的给养，很多人恐怕都是过不了关的。

但决策层既不考虑卒子的死活，卒子也没瞻前顾后的余裕。

如今突厥苏丹乞立赤?阿尔斯兰的国都尼西亚已近在眼前，城中金银如山美女如云，早日攻克早日发财，更别提基督的褒奖了，阿门。

十字军本是散沙，如今上下秉此一念，倒团结了起来。

－－－－－说到尼西亚，那可是宗教史上鼎鼎有名的城市――这里召开过第一届基督教普世会议，见证了公元325年《尼西亚信经》的诞生。

之前人们一直在争论，耶稣是人是神还是半人半神。

信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人，也是神――他集两者的本质于一身。

11世纪的尼西亚依然繁荣昌盛，人口稠密；而且当年拜占庭为尼西亚配置的高明城防，如今都已成为高墙后穆斯林守军的优势。

本城位居群山之间、大湖之畔，纵然今日观之，仍有据险难克的威严。

在土耳其伊兹尼克，当年百塔拱卫的尼西亚城墙仍有大段幸存，向世人透露了昔日的辉煌。

－－－－－初造古城的十字军的确困扰过。

他们把攻城塔推向城郭，试图从塔顶放跳板登城杀敌。

但突厥人却能从城墙上发力，把攻城塔推倒在地。

纵然有个别攻城塔挨上了城墙，骑士们也不得不一个挨一个孤身陷阵，去冲击严阵以待的刀林斧海。

图卢兹伯爵雷蒙便打起了城墙的主意。

掘子军成立了，都是伯爵和主教的亲兵，现在头顶移动掩体龟壳testudo，冒着给滚油浇灌、乱箭灭口的风险战战兢兢地推进到一座特别碍眼的塔底下，好容易挖空了它的基础，忙不迭撤出来，放火烧了支撑坑道的木梁，欢呼着下了班。

如此折腾，城墙必垮。

这一夜，十字军估计睡得特别香――尼西亚的一段高墙轰轰烈烈地倒了下去，却没惊动任何坏人。

翌日清早，攻城的赶到现场，发觉缺口虽然按计划打开过，但现已给守兵们彻夜赶造的新墙堵上了。

换作笔者，可能要仰天长啸热泪滂沱。

－－－－－那一边，每日例行的翻墙斗争还在继续。

话说有那么个操标枪的突厥巨人天天到城头值班，居高临下，放眼敌阵，见谁射谁，射谁死谁。

标枪扔完了就登上高塔掼石头，极大打击了骑士们爬云梯的积极性。

十字军当然要还击，但他们的孬弓劲道远不及骑射民族的同类装备，因此不敢冒险逼近；加上人始终处于仰位，射出去的箭每次都中途而坠，徒然灭了自家志气。

终于，戈德弗鲁瓦坐不住了。

他亮出那种名唤十字?弓的器材，瞄准突厥歌利亚的心脏，发射――大块头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挂了，戚戚然跌下了城垛。

但戈德弗鲁瓦的胜利并未带来实质性的突破。

整整两个星期，十字军想尽一切花招，就是看不到墙那边的风景。

整整两个星期，每隔几钟头就有突击队押着攻城锤敲门，但始终没人熬到门开。

当然咯，十字军毕竟人多，勇士们又百折不挠，所以突厥军不得不整天跟敢死队纠缠，周而复始地挫败对方徒劳的尝试。

伤亡不断累加，血腥程度也与日俱增。

十字军如果在城根战死或负了重伤，会给守兵用钩子吊上去，剥掉值钱的装备，然后再赤条条地摔回去。

如果此时苏丹阿尔斯兰本人能坐镇都城，伺机劫营，则尼西亚的前途还未可预料。

但他这些天却在和半岛东北的大石马王朝争霸，收到警讯了才匆匆议和，率主力驰返据点。

他想当然地把新来的法兰克人视为卷土重来的欧洲难民，踌躇满志地要挨着穷人十字军的血肉耻辱柱造一座新京观。

牛bb小说阅读网ACT.60【尼西亚战役：公牛vs斗牛士】突厥人沿着山麓行进在重重林莽之中，手里大多提着套奴隶的绳索，开心得像要去打猎似的。

他们的先锋就在这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踏进一块开阔地，撞上了杀气腾腾的十字军。

人仰马嘶，血肉横飞。

骑士以蛮力见长，战术简单粗暴：整队，收紧阵型，夹紧长矛，直线冲锋――听上去像红眼蛮牛的战术，简单，但不无效果。

安娜公主曾感叹过：一个马背上的法兰克人（泛指西欧佬）能把巴比伦的城墙捅出窟窿。

先锋抵挡不住，慌忙撤退。

次日，突厥主力抵达。

骑士照旧一口气冲锋过去，对方立刻作鸟兽散。

西人一看惊喜：这就赢了？大错特错。

突厥马贼阴险透顶，奔不多远一个回马枪围了过来，继续周旋在直来直去的十字军近旁，拉开短而有力的复合弓朝骑士老爷的背心射冷箭，真如斗牛士挑逗公牛一般。

突厥弓箭远可杀伤走卒、马匹，近可洞穿骑士锁甲。

一个成熟的射手纵然在策马飞奔时也能取箭射击；奔马从距敌30米到距敌5米虽只刹那功夫，马背上的行家却已经瞄准目标射出五箭。

穆斯林弓箭手对于射杀骑兵很有研究。

一本东方兵书上写道：射静止不动的骑手，瞄准鞍头，这样箭偏高，中人；偏低，中马。

若他转身露背，瞄准双肩正中。

若他持剑冲来，要射，但别太远放箭；因为你若失手，恐（不及再射，就）被砍倒。

但突厥骑兵虽有手段，却也没占尽上风：他们的长腿牝马虽然速度飞快，也容易驾驭，可正值发情季节；十字军胯下未经阉割的精壮**哪受得住雌性有意无意的挑逗，一旦锁定目标，必然奋起直追。

为求机动放弃了重甲厚盾的突厥轻骑一旦被重骑兵逼进死角，必无生还之理。

是把紧密阵型坚持到底，成为战场上所向披靡的绞肉机器，还是被突厥骑手分割包围，遭短剑剁成肉泥，被箭雨射成豪猪？――对于十字军而言，这是个攸关生死的问题。

于是两军在同等狂暴中相交，相汇，相击，埃德萨的马泰忆起往事不免心潮澎湃，有盔与盾到处闪耀；有长枪打响胸甲；有呼号刺耳，回荡空中；有兵器铿锵，羽箭嗖咻，令战马畏缩不前；战士脚下，大地索索抖颤；平原扎满投枪，如惊惧难抑，寒毛倒立……这一战双方都死伤惨重，但惟有十字军士气高昂，愈战愈勇：先是老伯爵雷蒙与顶盔贯甲的阿代马尔并肩御敌，顶住了阿尔斯兰志在必得的头一波攻势，接着是勇冠三军的佛兰德伯爵罗贝尔赶来助阵，所过之处风腥雨血，锐不可当。

戈德弗鲁瓦和博厄蒙德怕城兵与苏丹会师，被迫坚守阵地，没来参战。

但诺曼小将坦克雷德不能坐等战报，心急火燎地赶到现场，一马当先地杀进敌阵――用拉杜夫的话说，大大鼓舞了基督的战士们的士气，而把敌兵变成了娘们。

待夜幕四合，突厥军队已支离破碎，只好骑着自己极善爬坡的战马撤进了山区。

望尘莫及的十字军这才想到要欢欣鼓舞，赞美上帝――这些挂彩率逼近百分之百的骑士业已赢得了东征以来的第一场大战役。

牛bb小说阅读网ACT.61【僵局】尘埃落定，扈从和奴仆彻查了战场，见有自家伤员就抬回去好生照料，牺牲或濒死的也带回营地让教士送终。

碰到没死透的异教徒则补一棒槌，搜刮干净，再割下脑袋丢进大车拉走。

尼西亚一役突厥横尸四千，遇俘众多。

俘虏里有些用处的就卖到君士坦丁堡，没销路的也作砍头处理。

其中1000首级送去给拜占庭皇帝，剩下的都当成弹药射进尼西亚城内。

十字军想象着城里人认出丈夫和父亲的头颅后涕泪纵横无限恐慌的糗样，大约会稍解连日来攻略无果的愤恨，露出阴暗而会心的一笑。

此外还有燃烧弹、蜂巢、巨石、染了瘟疫的活牛和烂到一半的死马时不时飞向尼西亚的天空，淋到广大市民的头顶。

再也指靠不上苏丹救兵的尼西亚守军既无喘息之机，也无胜利之望，只能整天价打扫垃圾，收拾头颅，修补城墙，屠杀敢死队，洋溢着混一天算一天的消极情绪。

纵然如此，十字军仍死活攻不陷城池。

冲车、地道、攻城塔、投石机，试了一次又一次，败了一回又一回。

于是便梦想城内有一天弹尽粮绝。

但尼西亚位于伊兹尼克湖东岸，粮草和建材可以源源不绝地从水路输入城中，基督徒没有船队部署封锁，休想让守军少吃一餐鱼肉。

\\\');牛bb小说阅读网ACT.62【终于，皇帝出手了】６周过去了，十字军进展寥寥。

亚历克赛看不下去了。

他造了一大批轻型船，用大车运过群山、密林，投入伊兹尼克湖，然后一艘艘满载精兵驶向尼西亚。

联想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为攻打君士坦丁堡而把整支舰队拖进金角湾的壮举，不能不感叹历史的相似。

破晓，十字军攻城。

守兵正要接招，不意城西鼓声、号声、啸叫声骤然间响成一片，循声望去，却见湖面密布小艇，城垣以西旌旗如云。

原来皇帝特别关照临时水军多带旌旗鼓号，因此声势也比实际浩大了几倍。

尼西亚人自然心惊肉跳――如今不但城墙被十字军打开了新缺口，城内补给也已被从天而降的拜占庭水师切断。

这时，劝降使者来了。

他强调，皇帝是仁慈的。

毕竟，谁都不想让西欧野蛮人洗劫这座美丽的城市。

1097年6月19日清晨，尼西亚城头换上了东罗马的旗帜。

但十字军的营帐中并未传出胜利的欢呼。

骑士们简直气得脸色发青。

亚历克赛和他的虾兵蟹让连日来血战不休的正义之师失去了唾手可得的战利品，甚至对俘虏网开一面，不但饶过了全城居民，还把阿尔斯兰的妻、子、家产平安送去了君士坦丁堡。

无耻！正当十字军战士燃起复仇的火焰和抢劫的激情时，他却把上帝的死敌招徕到自己的保护伞下！为平息拉丁人的怒气，亚历克赛又给他们送去大量给养，并再度贿赂了将领们。

但再多金子也收买不了手握重兵的野心家。

当亚历克赛迫使那些尚未效忠的十字军将领前来表态时，居然连乳臭未干的坦克雷德都不肯屈从：皇帝，你如今叫博厄蒙德强迫我来报到，乃是侵犯我的自由，违背我的意志；我今天被迫作出的决定，以后肯定反悔。

看到对方脸色难看，坦克雷德又补上一句：不过你要肯把御帐和今天分发给诸侯的所有礼物都转赠于我，我就给你卖命。

皇帝身边有个亲信听了这戏言当即无名火起，伸手推搡那口无遮拦的臭小子。

但坦克雷德是何等人物？没给推开，反而顺势跟对方掐上了。

亚历克赛连忙起身劝架，博厄蒙德也厉声喝止，这才没酿成血光之灾。

但效忠仪式总要收场。

于是安娜公主说坦克雷德最后还是作了皇帝的臣子，但卡昂的拉杜夫却讲，诺曼小将抛给皇帝一句我看你值得做敌人，而非朋友，便跟亚历克赛分道扬镳了。

――十字军抛弃帝国，已是迟早的事了。

\\\');牛bb小说阅读网ACT.63【去安条克】1097年6月底，十字军重新上路，斗志昂扬地向安条克进军。

不出五周，归心似箭的布卢瓦伯爵艾蒂安又在给爱妻写信了，我们就能进入耶路撒冷。

联想到最近的胜利，他不禁得意起来。

随即，笑容消失了。

他提起笔，蘸蘸墨水。

除非在安条克耽搁了。

耽搁几乎在所难免。

遇上坚城，一周两周地僵持也是无奈何的事。

但他决不会料到，从尼西亚到圣地的700里路会耗掉远征军整整2年时间。

此时浩荡的十字军因为人多路窄而被一分为二：前锋由博厄蒙德、坦克雷德和诺曼底的罗贝尔率领；主力则迁延一天，以图鲁兹的雷蒙和布永的戈德弗鲁瓦为统帅。

这当然也暂时解决了博厄蒙德和雷蒙争夺头把交椅的问题。

然则正中乞立赤?阿尔斯兰下怀。

\\\');牛bb小说阅读网ACT.64【多列良战役：苏丹之怒II】痛失都城的乞立赤?阿尔斯兰不甘认命，以群山为掩护徘徊在十字军左右，严密监视仇敌的一举一动。

他渴望复仇，但敌众我寡，不能贸然出手，只可出奇制胜。

十字军此时正行进在通向多列良的狭长道路上，地形复杂多变，不愁找不到设伏的场所。

阿尔斯兰赶在十字军前头仔细勘查了地形，最终在在距尼西亚35里之地物色了一处有两道山谷会合的开阔地，决定在此一雪前耻。

果然，十字军在圈套里扎了营。

－－－7月1日天才破晓，突厥骑兵便突然涌出山谷，一举席卷十字军营地。

营地不乏妇孺老弱，被铺天盖地的突厥兵吓了个肝胆俱裂，手足无措；后者利用骚乱大开杀戒，除了那些能捉来孝敬苏丹的金童玉女，根本不留活口。

有些贵妇便哆嗦着换上盛装，祈望靠美貌苟全性命，把随军东征的初衷忘了个一干二净。

泰山崩于前，博厄蒙德却没乱方寸。

他的誓师仍然简练，他的声音仍然洪亮。

贵胄们，基督的勇士们，你们也看到，我们给包围了，恶战已在所难免。

他道，所以骑士们，都像个男人的样子，出去会会你们的对手！诺曼底公爵短袜子身边只有小股骑士，此时却从亲卫手里一把夺过白地金彩的矛旗，毫不犹豫地拔剑骤马杀入重围，边冲边喊：神旨！神旨！DeusVult！敢来争锋的无不被他挥剑刈倒，或摔下马背，给铁蹄活活踏断脊梁。

十字军很快遵照博厄蒙德的命令结成紧密方阵，决不贸然反攻。

重甲骑士把长盾牌牢牢树在地上，如铁壁般肩并肩站在外圈抵挡箭雨。

骑士背后是贫甲步卒，负责保护妇女、孩子和老人。

整个铁桶阵摆在河岸，身后便是淡水。

女人们从河中汲水，奔走着地给汗流浃背的士兵们送去。

阿尔斯兰来去如风的骁骑不断用矢石冲击基督徒的阵脚，想诱使骑士放弃阵型前来追击。

他们离胜利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狂野的战嚎惊天动地：AllahuAkbar，赞美安拉！突厥人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们，投掷飞镖和标枪，博厄蒙德手下一个骑士如此回忆道，还从惊人远处射来利箭。

原来有这么一批突厥弓箭手在远处摆开阵势，躺倒在地，以双臂挽弓、双腿蹬弦来施展巨弓。

当箭云掠过长空，坠向几百米远处的十字军时，有一刹那，阳光会消失，而众人则像《300》里的斯巴达壮士一样fightintheshade。

十字军的伤亡数以千计，但阵型始终没有涣散。

骑士装备精良，扛得住明刀暗箭，从突厥射手那儿得来了铁人之誉。

但他们毕竟是血肉之躯，一旦被重创乃至阵亡，步卒就立刻顶上。

若步卒也不幸战死，那就轮到女人、教士、孩子和老香客拿起剑和盾去补缺补漏了。

也许诺曼人的阵脚有过动摇，也许他们想到过逃跑或投降；但博厄蒙德，那个曾为他们屡摘胜果的巨人，如今为了燃起众人的斗志，马不停蹄地在阵前奔驰、高喊、呼叫――别逃，没人能逃掉！别降，除非想老死囚牢！－－－午后，洛林公爵戈德弗鲁瓦率先赶到，与麾下五十骑士杀透重围，汇入博厄蒙德阵中。

其大部队之后逐渐跟上，老伯爵雷蒙、小王子于格的人马也三三两两地陆续抵达。

但不管杀戮多少，总有更多突厥人从山地、丘陵、峡谷、平原源源不绝地冒出来，把十字军已从河岸阵地逼进了浅滩。

鏖战7个小时，情势已千钧一发――突然，普罗旺斯主力赶到，奇袭突厥侧翼。

诺曼人也乘势发起反攻，坚信若今天上帝开恩，你们都能发财。

突厥人猝不及防，业已动摇；忽见自家营寨也火光冲天，接着背后杀出了那个火烧连营的阿代马尔主教和如狼似虎的南法骑士，当下士气荡然，仓促撤退。

这是场决定性的胜利。

阿尔斯兰这天统帅的是鲁姆苏丹国和大石马王朝的联军，论兵力冠绝小亚细亚，天时地利也无不具备，却仍在8小时苦战之后遭人包抄，功亏一篑。

十字军战无不败的神话由此诞生，穿越安纳托利亚的一路上再无人螳臂当车。

－－－黄昏，阿代马尔主教主持了一场赞美与感恩的弥撒。

约四千基督徒葬身此地，包括坦克雷德那年仅19岁的兄弟纪尧姆。

但他们的悲伤转眼就被瓜分战利品的狂欢取代。

有人换上敌手的盔甲和染血的绢袍，有人捡起了东方骑兵的弯刀和短剑，有人在箭囊里盛满激战时射向他们的羽箭，还有人聚集在穆斯林权贵的豪华帐篷里装腔作势地玩赏种种奇珍异宝，不时爆发出猥亵的哄笑……十字军的前程似乎一片光明。

牛bb小说阅读网ACT.65【安纳托利亚梦魇】阿尔斯兰一边撤退一边坚壁清野，要让他的辽阔高原替他报仇。

这招在仲夏的安纳托利亚立竿见影。

当十字军深入一块无水无粮的不毛之地达500里之远时，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在噩梦中行军。

现在是7月中旬，白昼的地表气温常一路飚到40摄氏度以上。

没有林阴，没有田地，没有草甸，也没有洁净水源。

唯一的饮料要从沼泽里汲取。

唯一的食物要到荆棘里搜寻。

许多马匹累垮了，沦为几餐肉食。

一些战功彪炳的军马也没能幸免。

这行径在有些地方，如不列颠，是仅次于食婴的罪恶。

但饥肠辘辘的十字军没有其他选择。

最后，连大贵族的猎鹰和猎犬也给陆陆续续丢进了餐锅。

女人在路旁分娩，婴儿刚问世就被遗弃。

老人也被抛下，枯树般倒在路旁。

人们张着嘴蹒跚而行，指望借新鲜空气消减喉中的焦渴。

瘟疫肆虐。

许多人突然发起高烧，或剧痛不已。

图卢兹的雷蒙病势危急，奥兰治主教甚至给他办了临终法事。

博厄蒙德手下那个作家骑士记载，穿越安纳托利亚的行军损失了那么多马匹，以致骑士不得不像步卒一样前进，或以牛代马。

高头大马的相继倒毙终究会使这支军队引以为豪的骑兵力量大打折扣。

8月，穷山恶水走到了尽头。

精疲力竭的十字军遇上一条河流，在那里，许多虚弱的人和役畜因饮水过量而倒毙。

他们脚下是一方沃土，吃的、喝的应有尽有。

得救了？得救了。

中旬，他们抵达伊康――一座塞尔柱王朝的边陲重镇――吓跑了这儿的突厥驻军，得到了亚美尼亚基督徒的热烈欢迎。

当地教友被异乡客不带水囊就横越戈壁的壮举娱乐到了。

他们教十字军用动物肠子做出的水密皮囊被后者奉为至宝，从此随身携带，形影不离。

月底，十字军已逼近西里西亚门――一道位于安纳托利亚和地中海岸交界处的山隘。

面前有两条路可选：往北，翻越险恶难行的前托罗斯山脉，绕了远路，但能争取更多盟友和粮草；往南，穿越山海合抱的西里西亚地区，抄捷径，但可能在离安条克一步之遥的贝伦关被敌兵堵住。

最后，他们决定主力走北路，奇兵走南路，形成钳形攻势。

但谁去统帅南路奇兵，为日后的西方援军疏通这条直达安条克的重要捷径呢？期待的目光落到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坦克雷德和博杜安身上。

\\\');牛bb小说阅读网ACT.66【西利西亚竞逐：博杜安v坦克雷德】出发时博杜安手下五百精兵，坦克雷德两百，人不多，但打惯了胜仗，都威风得紧。

他们的第一站自然是圣保罗的家乡塔尔苏斯。

11世纪，这座繁荣的商路都市仍闪耀着古典时代的光辉，令西方小诸侯神往不已。

坦克雷德有亚美尼亚先导带路，因此首先抵达该城。

小将一本正经地恐吓城里的突厥驻军，说自己不过是朝圣雄师的区区前锋，他那个伟大的舅舅博厄蒙德指日可达。

当天夜里，突厥人逃掉大半，剩下的一大早把坦克雷德的旗号插在城头，表示诚心归降，恳请饶命。

当天晚些时候，地平线尘土飞扬，一彪人马径取塔尔苏斯而来。

坦克雷德起初以为是突厥大部队，和手下百来将士焦虑得坐立不安；挨近了一看原来是博杜安，心中释然，当即以东道主身份在城下摆酒宴招待客人。

一夜狂欢，转眼天明。

坦克雷德素来大方，遂决定分那么一点战利品给迟到的战友。

博杜安摆摆手。

他嫌少，说要平分。

坦克雷德诧异。

我且问你谁拿下了塔尔苏斯？博杜安也有话说。

诚然，你先下的手。

但我俩是合作关系，患难与共，利益均沾；这个塔尔苏斯作为联合行动的产物，自然得平分。

谁有理？对于突厥驻军，这不难判断。

坦克雷德论兵力不到博杜安的一半，论处境还没进入城中，他的立场又能有多坚定？博杜安也放出狠话，说纵然坦克雷德有博厄蒙德撑腰，但布永的戈德弗鲁瓦，十字军中头号勇将，站在他这边。

如果塔尔苏斯不尊重戈德弗鲁瓦的兄弟，那头号勇将铁定把整个城市踏成齑粉。

转眼间，坦克雷德的旗帜给扯下来扔进泥坑，博杜安的则在塔尔苏斯的城上猎猎飘扬起来。

小将的心情可想而知。

但他克制住自己，没跟鹰钩鼻大叔博杜安动手。

几小时内，他集合部队，奔东方去了。

－－－博杜安赶跑了坦克雷德之后，又有300十字军造访塔尔苏斯，号称是博厄蒙德派来增援坦克雷德的队伍。

他们又累又饿，乞求博杜安让他们在城内过夜。

博杜安自然不准――谁让你们是坦克雷德那小子的爪牙。

于是就出事了。

当天夜里，又有突厥人弃城逃亡，顺手把城外梦乡里的300人宰了个干净。

次日，兽行曝光，城中十字军暴怒难抑，疾风烈火般扫荡了城里残余的突厥兵。

博杜安涉案了吗？我们没证据。

只知道他把自己锁在塔里，避了一阵风头，等到大家情绪稳定了才跳出来给自己辩白。

他指出，比之泼自家领袖的脏水，还有更有意义的事可做。

于是指挥手下搜刮了城内不属于亚美尼亚基督徒的财产，屯驻了守军，然后就踩着坦克雷德的足迹向东去了。

－－－在东边的阿达纳城，亚美尼亚市民刚推翻突厥统治。

坦克雷德一来，就受到热烈欢迎。

但小将并不快乐，因为征服的机会又泡了汤。

市长见十字军头目心怀不满，连忙祸水东引：有个玛弥斯特拉城，比俺们这旮旯有钱，但城防却很弱，我立刻就带你去。

市长所言不虚，坦克雷德轻松拿下了富庶的玛弥斯特拉。

在当地基督徒的欢呼声中，小将当上了城主，得意洋洋地分发起了拖欠已久的食物、衣装和金银。

好景不长，博杜安来了。

坦克雷德此时有亚美尼亚盟军助阵，而且有玛弥斯特拉作大本营，实力不在大叔之下。

于是帐下才响起报仇的声音，主战论便已甚嚣尘上。

博杜安没把诺曼后生放在眼里，仍在皮拉穆斯河对岸虎视眈眈。

结果某日械斗爆发，死了两个，伤了一打。

经过这次事件，两人清醒了。

基督的骑士同室操戈，成何体统？他们决定分道扬镳，给各自留一点空间。

坦克雷德在玛弥斯特拉驻了人马，继续南下，最后穿过贝伦关，进入叙利亚，与十字军主力会师。

博杜安则根据新入手的线报，把争议之地西利西亚抛给坦克雷德，深入东方谋大业去了。

牛bb小说阅读网ACT.67【第一个十字军国家的诞生】矢志东行的博杜安一度与十字军主力会合，眼睁睁看着诺曼妻子歌薇拉死于急病。

这对他不啻晴天霹雳。

妻子至死没给他留下后代，因此其大笔财产会一个子儿不剩地流回娘家。

现在，西利西亚的胜果已成往事；如果冒险东进的计划再不能奏效，那在欧洲老家等待他的将只有贫困潦倒。

博杜安决定孤注一掷。

他断然背弃解放圣城的誓言，挑出不到一百名骑士驰向西亚腹地。

奇妙的是，十字军骑士的名声如此显赫，以致突厥守兵望风披靡，而亚美尼亚教友咸来接应。

到1097年底，博杜安的势力圈已远达幼发拉底河东岸。

不远处，就是大都市埃德萨了。

埃德萨是贸易枢纽，而且得益于河岸的沃土和发达的金属加工业，繁荣富庶又在西利西亚城市之上。

但锦衣玉食的城主托罗斯却整日忧心忡忡。

他已年老力衰，却还无子嗣接班。

突厥邻居觊觎他的都市，他也无力解围。

甚至因为他与拜占庭暗通款曲，连城中的亚美尼亚豪族也抵触他的统治。

所以新登场的博杜安立刻成了托罗斯和亚美尼亚贵族竞相争取的棋子。

当这个在欧陆默默无闻的还俗教士在1098年2月带着一小撮骑士到达埃德萨时，市民展现出了超规格的热情。

他们谦卑出迎，高举十字架和旗幡，亲吻我们的双脚和衣袍，感激天父慈仁，博杜安的一个跟班回忆道，因为他们已得知我等将保护其不受突厥侵害。

所有人中最热情的当属城主托罗斯。

他决定把博杜安收为养子兼继承人。

仪式当众举行：托罗斯和博杜安都袒露上身，抱在一起，以示肝胆相照；然后把一件长衣同时披在两人身上，以示父子联合。

博杜安随即被父王委以军权，去解除突厥威胁。

凯旋归来，他发现亚美尼亚贵族已准备刺杀托罗斯，并立自己为新君。

对此，博杜安态度暧昧。

毕竟，他是个含蓄而深邃的人。

3月，埃德萨市民发动暴乱，要托罗斯纳命。

托罗斯甘心放弃城主地位，只求和夫人远走他乡，安度晚年。

他守着要塞化的府邸，求博杜安助他逃生。

博杜安答应了。

他把手搁在埃德萨最神圣的圣物上庄严宣誓：他，博杜安，必保全父亲托罗斯的生命。

托罗斯便把他放进了要塞。

呈现在博杜安面前的城主府邸依然美丽而壮观。

15米高的柯林斯立柱和异教时代的女神圣池没因为腥风血雨的逼近而失色半分。

次日，博杜安给暴徒开了门。

他们到处搜捕托罗斯，找到他，追上他，揪住他，推下城垛，任其掉进狂怒的群氓中。

老人被撕成碎片，尸块扎在矛尖游遍全城。

先王已死，吾王永世――丧父的悲痛并不妨碍博杜安继承埃德萨，并光大这座富裕的城市。

他降伏邻近的突厥军阀，分封属下以加速领土扩张，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建起了史上第一个十字军国家――埃德萨伯国。

牛bb小说阅读网ACT.68【结语】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幸运儿的冒险。

当基督徒联合起来向东方进军时，塞尔柱帝国正陷于内乱：王子、将军、权臣、望族纷纷割据称雄，在西亚形成一系列明争暗斗、离心离德的小城邦。

面对数万大军压境，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而小亚细亚，十字军首先突破的地区，还远不是伊斯兰世界的薄弱环节。

曾有基督徒夸口说，多列良一役，十字军2万人马挡住了突厥15万大军的偷袭。

但近年的研究表明，那个敌酋阿尔斯兰组织的联军人数尚不满一万。

对于惜败的突厥勇士，博厄蒙德麾下的作家骑士曾如此慷慨盛赞：有谁足够明智而博学，乃敢描述突厥人的审慎、骁悍和英勇？……除了法兰克族和他们自己（突厥），没人具备骑士的天资。

如果他们能信仰基督……，那就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强大、勇敢而善战的民族了。

最后他说：感谢上帝，我们打败了他们。

阿尔斯兰的政权是块难啃的骨头――这鲁姆苏丹国之于东方好比拜占庭之于西方。

可它却失守了。

阿尔斯兰第一次战败，伊斯兰世界失去了尼西亚的堡垒。

第二次战败，整个叙利亚向侵略者敞开了门户。

小亚细亚东部的亚美尼亚人素来不甘服从异族统治，无论发号施令的是苏丹、哈里发还是罗马皇帝。

所以十字军才能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力，结交到这个盟友；博杜安和坦克雷德才能率领几百号人长驱直入、攻城略地。

而面对杀气腾腾的十字军，一盘散沙的穆斯林不是坚守阵地，而是不止一次屈服、撤退、连夜逃窜，希望别人来担负抵抗重任，于是也就没一个人能赢得抗战。

西利西亚已经见证了太多逃兵，但在安条克城下，我们还将大开眼界。

新月既已破碎，又何以抵抗铁十字的侵袭？\\\');牛bb小说阅读网VOL.00如果我们把秦汉看做中华第一帝国时期，那么隋唐则是第二帝国时代，而在两者之间的，是长达几乎四百多年的混战时期，如果从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到隋文帝夺北周帝位，发兵南下统一全国算起，则是将近四百多年的乱世。

公元180年前后对于整个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是一个微妙的年份，在西方，罗马帝国最后一位贤明的皇帝马可.奥勒利留斯在与日耳曼人的征战途中去世，他的儿子康茂德继承帝位，随后而来的蛮族入侵和大瘟疫以及政治的动荡开始了罗马长达几百年的乱世，并最终丢掉了帝国的西方大部分领土。

与中国西晋相似的是，罗马也曾经出现过相似的复兴时代，戴克里先重建了帝国的秩序，确立了四帝分治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下的分裂又一次的让罗马陷入内战之中。

而在中国，晋武帝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模式，鉴于曹魏削弱宗室而使得临难之时外枝无用的局面，分封子弟为王，除了监管民事之外，再加授都督地方军事的权力，兵权与民政集中于一身，为将来的动乱埋下了祸根。

这个时期，是古典时代向封建时代一个转变过程，东西方的两个帝国都面临着瘟疫，天灾，太阳黑子异常运动导致的气候异常，古典式的政治体制无法有效的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传统的地方权力自治被收回，中央开始谋求对于地方的绝对控制。

各种的政治势力风起云涌，而在意识形态上，基督教开始在罗马传播，并最终奠定了其世界性宗教的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对于中国的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爱琴海灿烂的阳光和温柔的海风已经无法顾及七丘之城的子民，虽远必诛的少年将军纵马驰骋的背影也只能在书中神往。

这是一个传统死亡而新生之物尚未出现的时代，过去的经验无法在这个时代立足和生存，外向型的帝国模式开始逐步转向文化的内省，变革在危机中孕育，而在经历这些灾难之后，留下的经验和勇气，将重新铸造新的辉煌的帝国。

汉代对于中国历史影响的深远至今深深的烙印在我们民族的称呼上，在那个时代能够与横跨欧，亚，非三州的罗马帝国比肩的也只有中国的汉帝国。

三代以来，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炎黄子民，逐步的扩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并且不断的将周围的土地稳步的纳入自己的版图，这是一个缓慢而充满了反复的过程，首先是黄河流域，接着是长江流域，沿着适宜农耕的土地进发，直到近代的对于满洲森林的开发。

这种充满了反复的开发过程也伴随着早期国家形态的建立，部族之间通过血缘为纽带的联系逐步转化为以对于文化的认同感为标准的族群划分。

这种在发展过程中更为重视文化认同的心态是中国与罗马最大的不同，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在五胡乱华的时代，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士人和民众投奔少数民族的领袖，而在罗马分裂时期，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更少。

农耕文明的曙光赋予了我们的祖先更为优越的武力支持，与现在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不同的事，农耕文明比游牧文明先进的原因，不光在于农耕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喂养更多的人口，组成更多的军队，更重要的是，手工业很早的就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充足的劳动力能够保证大量的矿石的采集和冶炼，也就能够保证农耕文明的军队装备能够优于游牧民族。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样的优势，中原的王朝一直保持着对于北方游牧民的优势，直到五胡乱华的开始。

牛bb小说阅读网VOL.01刘皇叔卖着草鞋的时候，曹孟德和袁本初正在祸害京城中的良家女子，一个是有着皇室血统的偏远皇族，两外两个，也都是门阀显赫的世家子弟。

整一个三国之中，几乎就没有什么出身低微者出场的机会，从这里，在这个故事讲述之前，我们先得弄清楚中国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所谓从龙有功的人，说到底就是在政治投机中找到最后的绩优股，这个股不用当时就是高点，真正智慧的人懂得做长线操作，最终吃定市场，像袁绍，四世三公，一出场就背景深厚，**之中的**，结果最后还是辛苦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

而曹孟德尽管开局不利，但是有着极强的短线操作能力，最后一步步的做大做强，也实属不易。

而跟着开国皇帝打天下的人，图的也很简单，所谓五子登科的事也不是现代人弄出来的，无非就是土地，金钱，女子，地位，或者再加上权力。

刘邦当年打天下，开空头支票无数，哄得一堆穷哥儿们为自己出生入死的，到了结束，又开始玩资产兼并重组，让人家什么也得不到，显然不厚道。

刘秀显然没有他老祖宗的胆大心细手段狠毒，一句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

倒是道出了自己率性的一面。

但是上位者永远不可能道德优良与治国有方共存，蛋糕就那么多，手下的弟兄们分光了也就没有了，而东汉开始，中国的士族们开始过上了一个快速发家致富的日子，出行浩浩荡荡，动辄千人，家中屋舍无数，在没有城管的时代，可以到处违章盖别墅，还有仆人伺候，没有国土资源部的遥感卫星，圈占个把土地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最可怕的是，他们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武装：部曲。

大户人家安置些人手看家护院的其实也无可厚非，毕竟那个年代一没保险公司，二没专业保安公司。

北京的安元鼎要是到了那会儿，保证成为全国第一强。

在那个治安基本靠狗的年代，毕竟，地主家里的余粮不光是国家惦记着，难保不准有些人喜欢玩打家劫舍的勾当。

中国传统对于劫富济贫的豪侠都是十分敬重的，更何况汉代中国最后一点的侠士的风气还尚存，豪侠仗剑四方，可不是闹着玩的。

中国作为一个共同国家的形成持续了漫长的过程，但是老祖宗留给我们一笔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对于统一的无条件支持，分裂带来的痛苦和屈辱深深的进入我们的记忆之中，一代代的传下来，所以即使是到了中国近代，广东的陈济棠仗着广东的富庶与中央分庭抗礼也不敢提分裂之事。

即使是实际上裂土为王，名义上也得跟曹阿瞒学习，把中央共主当着菩萨供着。

但是中央要控制地方，就需要任命地方官员，东汉一来为了削弱地方权力，二来也确实是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的管理需要，在州，县之中又加了郡，形成了县，郡，州三级的地方管理体制。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直属国家的，并且军民分治，美国的州长权力再大，可以不把联邦的法案当回事，也无权动用军队，因为军队的控制权在中央，换句话说，地方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中央的统一，并且军权，外交权，和立法权都收归中央。

但是在汉代，乃至西晋时代，这一点无法实现，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技术上的不可行性，前面说到了，中国中央王朝的扩张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首先开发的地区主要在黄河流域，而在南面的长江流域，特别是崇山峻岭之中的地方，还有很多不服王化的少数民族，在北方，匈奴，鲜卑这些马背上的民族还在虎视眈眈，而在西北，羌人则伺机而动。

地方政府需要军队领军自卫，中央驻军不可能总是能够那么及时的到位应战，毕竟从中央（主要是洛阳，长安）到地方的路途遥远，军队调动需要时间。

所以地方就面临一个局面，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没法帮。

要想解决问题，还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所以地方上的有名望的人们聚集起来，武装自己的奴仆，组成地方民团维护当地秩序，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

处理地方军事保护的需求和防止地方趁机作乱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地方民变层出不穷，古代不比现代，不明真相群众占了大多数，古代政府也不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所以，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此类事情的办法大体两种思路。

第一，地方军权通通收回，一切打仗之事国家说了算，比如明代非常成功的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以及军队的农民化，世代为兵，屯驻地方，平时自己种粮吃饭，战时地方供应，花钱不多，效果当然不好，地方政府根本不把这些子弟兵当回事，打仗的时候不好好供给，伤兵也不好好照顾，这种恶习传到民国，直接导致了军队士气的低落，原因很简单，又不是我这个地方的人，打死打伤与我何关。

我们不能强迫古人有多么高的政治素养，因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办事不用心，将士打仗自然也不尽力，所以很简单的一件事，往往变得很复杂。

后来的曾文正公办法很简单，地方募兵，在自己家乡打仗，说的都是家乡话，保卫的是乡里乡亲，亲不亲，故乡人，再加上湖南人民豪勇的性格，自然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要将士好好打仗很容易，要地方好好支援前线也很容易，只是需要一个理由。

第二，两层分置，地方有地方武装，中央有中央武装，有了事，地方先抗住，等着中央来帮忙。

但是这又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地方太管用了，地方军事实力强大到中央都比不上的时候，就要内乱了，比如安禄山造反，就是仗着地方军镇的强悍，而生活在京城的禁军早晚会腐化堕落，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这对中央而言很危险。

地方扛不住的情况是大多数，毕竟不能指望着地方民团和正规军打仗，战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勇气，而是整体的实力比较，等到中央军劳师远征的过来，又面临地方情况不熟悉，不服水土等问题。

有人说，把中央军派驻地方不就得了，但是这么做，显然又走了第一种思路的老路。

正是由于这样问题的存在，再加上乱世之中，有枪就是草头王，因此地方官员一直不遗余力的扩张自己的军力。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三国乱世前期的时候，领兵的多是地方上的长官，比如董卓当过并州刺史，河东太守等职务，而刘皇叔最喜欢别人叫他刘豫州。

因为有了地盘，才能有实力发展军力，而那些没有地盘，光有军马的人往往最先败亡，比如寿春的袁术同志。

刺史领兵原本是东汉末年为了镇压各地民变和入侵不得已的举措，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小农经济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容易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在这个地区中一切维持生存的资源都能够自给，因此往往也很容易出现独立的情况。

关起门来当土皇帝，至于外界的事情，暂且不管。

所以，西晋统一全国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要削弱地方的军力，武帝借口四海归一，废除了兵役，同时想要废除的，还有刺史，也就是各省省长们上马打仗，下马管民的局面。

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前面罗嗦一大堆的目的就是在于说明地方需要一定的武力以自保，这种客观要求和地方士族拥有的庞大的准军事力量的现实，使得武帝的改革根本推行不下去。

文武分制，是三国之后中国的一个特点，军事官员只管军事，而文官只管民政，这无疑是中国当时领先世界的一个新的政治举措，罗马还依赖于地方总督对于皇帝的效忠这薄弱的统一联系，如果总督拥兵自立，中央衰微的话，根本那他也没办法。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一直存在，中央从技术上永远不可能控制住地方的每一个举动，而且过多的控制会使得地方缺乏活力和应变能力，在灾难发生时候缺乏自救的能力。

而如果不控制，地方势力做大之后，就有倾覆中央的危险。

总之，削弱刺史的权力在于中央把自己触角更深的深入基层，但是很快，晋武帝就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策。

皇室宗亲的出路问题一直是困扰历代皇室的大问题，皇室子弟中又不成器的纨绔子弟，也有资质出色的青年才俊，但是政治的敏感性使得任何时候这些人血管之中流淌的血脉都会成为自己荣华富贵的凭据，也会成为杀身之祸的由来。

曹阿瞒行法家的刚猛之说，身后几个继承人对自家兄弟也多是防范之心多余亲族之爱，没办法，人家也有曹家血统，万一哪天手下人不老实，那就麻烦了。

所以曹魏被司马氏如此轻易的取代，家族成员都在首都被抓了个干净，地方有没有手握兵权的声援，所以司马氏处理起曹家来无所顾忌，也就更为心狠手辣。

晋武帝当然不希望司马家被人重蹈覆辙，所以要用办法解决。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学当年的刘邦同志，把本家侄子什么的都封出去当王，不过司马氏比较爱护动物，没舍得杀白马昭告天下非司马氏不王。

也许晋武帝同志不相信这套封建迷信，不过有时候，封建迷信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现代社会的王室还有各个亲王，比如眼下大热的英国王室威廉王子的订婚仪式，就闹得全英国，全世界都知道了，英国人希望借此增加旅游收入，曾经的大不列颠帝国沦落到要靠王子结婚收门票创收，是在是可悲的一件事。

不过，亲王也是有不同的，威廉他爹查尔斯王子就是威尔士亲王，这是英国王室授予男性王位继承人的荣誉。

扯了个题外话，不过晋武帝却是认真的封了本家大侄子们去往各地，本来，封王不一定就藩，查尔斯王子也不是一直呆在威尔士的，但是这次晋武帝的分封动了真格，原本封王只是一项产业，就像后世的明朝亲王一样，各王只是享有封地的收入而已，并无民政，军事权力，但是晋武帝在这次封王之外，还给各个本家大侄子们加上了一道日后颠覆中央的宝物：都督地方军事。

一流的政治家和二流的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靠外在的压力使人臣服，而前者则依靠人格的魅力让人自愿跟随，晋武帝同志说的很好听，为了日后天下太平而罢黜地方兵役，又剥夺了地方官员的领军职权，到头来，只不过是为了换上自家人铺路罢了。

西汉时期，鉴于外姓诸王起兵叛乱事情，刘邦同志痛定思痛，宁可自家子弟争来夺去，也不能便宜了外姓的家奴，所以大封刘姓子弟为王，而且，刘姓诸王在日后对抗吕氏乱政时期，却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个王们也想要在头上弄个白帽子戴戴了。

晋武帝不可能不知道七国之乱的危害，但是他还是十分自信，自信的认为自己能够避开历史的规律。

晋武帝同志的举措很简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构建既得利益同盟，在京师中不断扩充禁军的规模，除了当初的中卫军被扩编之外，又为自己的儿子加置了五卫率作为东宫宿卫。

在从宫殿门外到宫城的内宫，有骁骑、游击二营，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分驻宫城外四门。

汉代时候就有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保留，又增加了翊军、积弩二营。

贾谊的《过秦论》有一句话非常经典陈利兵而谁何。

晋武帝大规模的扩张禁卫军，把精锐之士搜集到京师，这样，任何地方作乱，武力上都无法与中央的禁军对抗，自然能够保证他这一脉的传承下去。

京师禁军的来源非常有趣，从汉代开始，遴选西北六郡的良家子编为羽林军，后逐渐成为传统，良家子，指的是不在指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或非医、巫、商贾、百工之子的人，出身清白家庭，品貌良好，以前打仗除了贵族子弟从军之外，还多有如贱民，囚犯，入赘之人（上门女婿要小心啊）被强制征发为兵，这些事实上都是低级炮灰，而良家子则是属于精锐部队序列。

套用我们现在的话，良家子也就是根正苗红，家境不错，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的人才，而这样遴选到了最后的结果就是，禁军中进了不少官家子弟或是士族子弟，晋武帝司马炎的算盘打得很精，官宦子弟总是要有出路的，混不进中央公务员队伍总得给人家孩子找个地方呆着，进了东宫禁卫，好歹也是事业编制，而且跟着太子混，也是属于从龙的一帮人，他们的爹一个个的都是中央或者地方上的实权派，到时候就算造反也得掂量掂量站在那边的问题。

精锐部队留驻中央，选取豪门子弟为禁卫，又把自家大侄子封到各地执掌大权，官员们的子弟多送往京师充任羽林，说好听的叫禁卫，说不好听就是人质。

中央禁卫兵力强大而地方各王兵力有限制，司马炎算的很清楚，给地方各王的兵力替朝廷灭个把叛民足够，但是造反绝对没可能，如此巧妙的设计，足够让司马家永享富贵了。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无数伟大的人物都曾梦想着征服或者打破历史发展背后的规律，而这种尝试最后往往是以失败而告终，司马炎同志也不例外，他的精巧的政治布局是为了家族利益的长远，不过，他的布局之中存在一个致命的疏漏，而这个疏漏，最终导致了晋的统一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繁华，而且，开启了长达四百年的中华乱世的悲惨序幕。

牛bb小说阅读网VOL.02征服者成吉思汗说过一句话，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到处追杀你的敌人，侵略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财富，然后听他们妻子儿女的痛哭声。

其实完全可以再加上一句，不光要听见孩子的哭声，还要让敌人的子弟为自己而战。

让这些被洗脑了的孩子去杀死自己的父兄。

从被征服的部落和民族中选拔当地部落首领的子弟充任军人，是东西方都喜欢使用的方法，罗马人自必不说了，亚瑟王同志就是打下生活在罗马式的环境中，鞍前马后多年之后才开始结束打工生涯，自己创业。

这种方式，早期仅仅局限于贵族和头领的子弟，这些人往往是地方统治的核心力量，不列颠的总督以往都要选拔男孩送往罗马训练，学习，等到这些孩子学成之后，从生活习惯乃至思考行为上都已经被罗马化了，而这时候他们的父亲也老了，放他们回去接班，心理上自然对于罗马非常亲近，而自己也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了，这样的同化方式虽然耗时很长，但是却极为有效。

后来这样的方式被无数民族，帝国复制，后来彻底葬送了罗马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做的更为彻底，他们发明了一种更为反人性的方式血贡，征召被征服的巴尔干地区的男孩子，强迫其改宗，再从小进行土耳其化的训练和军事技能的培养，成年之后充入耶尼切里即近卫军中，成为征服巴尔干的主力。

不过，这样的制度也要分民族对待，罗马人一般从北方彪悍的民族中选拔，比如日耳曼人，哥特人，而南方地中海沿岸性情比较温顺的民族就没有这个待遇了。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晋帝国的首都，也存在这样的方式。

不过，这样残酷的制度，倒也是不要也罢。

公元283年，当时的洛阳迎来了一位北方的客人，或者说是囚犯，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刘渊。

刘渊当初是作为人质的身份来到洛阳的，曹魏奉行法术与王霸之说，当然对待外族也是一视同仁，降服外族的方法也是简单，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武力征服和文化怀柔，让没见过大城市繁华的外乡穷小子多看几眼，见过大都市的繁华壮丽之后，看他还敢不敢起二心。

实事求是的说，笔者实在不认为刘渊在当人质的这一年就已经定下造反，或者说图谋不轨的心思了，任何时候的风云人物或者历史人物都是在借着潮流大势而动的，刘渊也不例外，匈奴自从西迁和内附之后，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实力，而且当时的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相互杂居多年了，门口卖糖果的可能是个汉人，而村东头赶车的也许是鲜卑人，南面卖羊肉汤的估计是羌人，汉人觉得鲜卑人的短袖衣服更适合劳动，羌人做的羊汤味道不错，而匈奴人做的皮靴质地优良，如果晋朝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再过几十年，或者百年，这些人的孩子们就会在同一种文化氛围中逐渐消除彼此的差距，而实现最终的民族同化。

而刘渊同志最终也许会成为地方上的一个优秀的长官，由于业绩出色而不断的受到上级的表扬，在年末的总结大会上还能够带上大红花上台发言讲话。

但是，晋武帝同志早已经给这一切埋下了定时炸弹，而此时距离引爆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

牛bb小说阅读网VOL.03张轨先生的家境和大耳朵的刘皇叔很相像，都是皇室贵胄之后，张轨先生出生的时候，倒也没有什么红光满天，紫气东来的这些异象，不过，作为西汉常山王张耳的第十七代孙，张轨还是很可以为自己的祖上骄傲一下的。

这个张耳同志在历史上戏份不少，当过信陵君的门客，秦末乱世的时候造反复国，被秦军包围，又引来了西楚霸王项羽的惊天表演，最后投奔刘邦，当了异姓王。

张耳的儿子张敖娶了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成了皇室驸马，之后又是牵扯到政治斗争之中，先是牵扯到谋刺刘邦的案件，被贬为侯，等到不读书的刘邦同志西去，其子嗣又牵扯到了吕氏乱政的政治斗争中。

但是张家似乎有着特殊的政治天赋，在每一个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最终都能够全身而退，甚至在风波过去之后反而更进一步的得到更多的政治地位，张敖的国相因为刘邦对这个女婿太过无礼而图谋行刺，结果事情败露，这案子一级一级的查下去，异姓诸王中，没有谋反之心的都让刘邦给逼反了，而这张敖是把自己送到了刘邦的手上，照着刘邦同志的脾气，估计剁了自己这个女婿的心都有，不过吕后心疼女儿，把这事挡了下来，只是夺去王位，还能有个侯爵的位置。

而到了吕后专政时候，张敖和鲁元公主的儿子有重新被封王，另外的几个儿子也是封了侯，恩宠一时，等到吕氏倒台，刘氏开始大清算的时候，张家也是奇迹般的逃过一劫，只是被削去爵位，但还是保留了侯爵的位置。

张家的这种政治天赋似乎能够遗传，这种在灾难来临时候成功避险的家族特长，也将在日后张轨的成长道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不过，张轨同学这时候还属于我祖上阔过的情况，家里虽然也有人是国家公务员，但是都是属于混的不甚得意的角色，祖父只是外黄县的县令，不过，这个县令倒也是属于衣锦还乡式的任命，因为张家祖上张耳就是外黄县人，几百年之后，子孙重新回到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做官，倒也是荣归故里。

不过张轨倒没时间去体会衣锦还乡的感觉，因为他的父亲做的比较出色，升了官，成了太官令。

太官令现在已经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政府职务了，笔者暗自揣度一下，姑且认为这个官职类似于钓鱼台国宾馆的行政总厨的角色。

是的，张轨的父亲是御膳房的大总管，总理每日皇宫的膳食事务，内宫每天吃什么，怎么做，估计都得张轨的父亲每日操劳，所以，笔者一直相信，张轨同学的童年一定吃得非常不错，因为，自己的老爸就是管这个的。

不过张家父子两代人都无法进入中央的核心体系中，张轨的爷爷只是地方公务员，而张轨的父亲虽是中央编制，却属于没有实权的类型，这一切都说明张家虽然在地方上可能家境不错，但是在高官如云的京城，他们只是小户人家。

小户人家的孩子自然从小就要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的为家族增光添彩，所以张轨同学很早就开始努力读书，同时好好锻炼身体，为将来做官做准备。

说到考试，笔者至今对于当年惨烈无比的高考记忆犹新，并且学生时代无条件的支持赞同废除高考。

但是几年之后，经历一些事情，却发现高考，其实是中国相对而言，最重要也是最公平的制度。

眼下各个大学的自主招生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几所全国排名靠前的大学还要搞大学同盟，同盟之间实现资源共享，说是要构建中国的常青藤联盟。

我一直曾经天真的认为高考制度的万恶，但是高考却是保证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孩子能够相对公平竞争的最后一个筹码，就在今天教育部调整了高考加分政策，因为教育事关人生的公平，这也是一个社会能否实现上下级正常流动的重要渠道。

但是张轨同学没得考试，因为魏晋选官制度还没有发展到隋唐时期的科举制，想想后世的李商隐同学考试前还和主考官一起喝酒，写首好诗就能高中，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胸襟开阔的唐代，而在晋代，张轨同学想要超越自己的父辈，还需要一些别的方法。

三代出一个贵族，张轨同学祖上可不止三代是贵族了，所以，张轨同学的志向也当然不是祖父那样的地方公务员，也不是父亲那样的没有实权的职位，而是要奔着有实权的高位而去。

但是，先得弄清楚，在晋代，怎么才能当官呐？牛bb小说阅读网VOL.04之前说过了，古典时代的中国有几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地方与中央的问题，军事力量归属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再加上一条，官员的选拨。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当然也有官员，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当然需要组织领导关怀，所以，官员就要选拨。

先秦时代，这个其实不是问题，夏，商尚属于早期国家形态，原来的各个部落的酋长，长老就自然成为了地方管理的官员，而至于都城的官员任用，因为人数少，国家领导人可以亲自考察，而张轨其实从政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当年伊尹和姜太公都是做得一手好吃的，引得成汤和周文王上钩。

所以，要勾住一个男人，要先勾住他的胃不光是对女同胞适用，同样适用于想要从政之人，毕竟，张轨的老爹管着天下最好的厨师。

到了周代，姬家比较讲究，什么家族宗亲，七大姑八大姨的，还有开国功臣通通裂土分封，这些诸侯们能够在自己的属地任用官员，形成了国中之国的局面。

其实这才是中国的封建时代，通过封建采邑形成的国家组成，君主和地方的贵族形成契约式的关系，君主以土地，子民给予贵族，贵族则提供士兵，这样的契约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制衡，最后逐步为欧洲的民主契约精神发展提供土壤。

但是很可惜，中国在魏晋之后就不存在这样的封建情况了，原因很简单，科举制的实行使得中央终于可以将选拔官员的权力握在自己手中，从中央到地方上的一个乡，用什么样的人，用人标准是什么，怎么考核升迁，全是国家说了算，到了这个时候，笔者姑且称之为中国特色封建主义。

而张轨所生活的晋代，官员选拔使用的是当年名动京师的采花贼曹阿瞒同学使用的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就是按照人才的品德，能力，家世，名望等分为九个等级，分别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而又在郡中设中正官，州设大中正，负责给人才打分，择优录取。

这是一种看上去很美好的制度，评价人才分为三个标准，家世，道德，才能，家世自不必说了，若是作奸犯科之人，怎么能混进公务员队伍呐？所以就如同现在的政治审查一样，要保证进入官员队伍的都是家世清白的良家子弟。

家世不错是上一辈为你打好的基础，但是作为个人还得继续努力，比如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是道德上的要求，生活上要严于律己，要孝顺老人，要爱护乡里，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

才能上，饱读诗书是最起码的要求，要有办事能力，要能够积极为国家服务等等不一而足。

看上去很美好的制度，却有着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人才的评定无法量化。

任何一种人才选拔的制度发展到最后都将成为一种标准化的选拨，这种制度最终面对的将是普通的大众，而不是少数特立独行的精英人群，九品中正是曹丕在篡汉之前由陈群制定的，这项制度有一个关键部分，就是掌握评定人才等级的官员，中正官只能由当地人担任。

乍看一下这个要求很合理，因为毕竟生长在当地的人，才更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但是，能担任中正官的都是当地的豪门士族，换句话说，都是体制内的人在评选，评到最后，进入体制内的也都是体制内的子弟。

都是为官之人，也都在这个圈子里混，怎么能不照顾那些同是为官的人的子弟呐？所以，今天我把你儿子安排到了吏部，明天你把我闺女弄到了礼部，这样裙带交易到最后，全坑了那些无权无势的寒门子弟。

不过张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他读书求官的时代，还是这个制度创立运转的开始阶段，一个新的制度总会有一个上升期，并且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张轨就赶上了好时候。

近年来，总有一个问题扣问着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钱老发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笔者不敢回答，只是认为，眼下大学之中缺乏大师，而学霸横行，或许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张轨开始读书，自然要找个好老师，十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当时那个时代杰出的名士，我国著名的医学家皇甫谧，注意，后面没有之一。

现在我们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一个老师，最欣慰的事就是几十年后看到自己当年教过的学生成长为社会的栋梁之才，而无比欣慰。

不过，当年张轨见到皇甫谧的时候，估计是自己欣喜不已。

皇甫谧也是安定郡人，和张轨是同乡，不过他们都是属于籍贯安定，但是户口和常住地在宜阳的流动人口。

皇甫家祖上更为显赫，祖上多以军功出将，凉州地区民风勇武，自古就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皇甫谧的先祖先后出了多位将领，而凉州地区地处西北，当时各民族杂居，羌人，西迁的匈奴，包括后来的鲜卑人，战乱之地倒也锤炼出了凉州子弟的悍勇之气，多年之后，这些将成为张轨铸就大业的基石。

皇甫谧的一生，生动的给我们阐释了浪子回头的含义，从小就丧母的皇甫谧，一直是由叔父抚养长大的，这个时候，皇甫家依然家道中落了，虽然还没惨到像刘皇叔卖草鞋那般田地，不过，也只能勉强维持。

不过皇甫谧可没这么想，在他看来，生活就是要自己活得自在，而且男孩子本身对于战争天生的热爱和家族尚无的遗传，使得他每日和同伴玩些打仗的游戏。

而且他的动手能力也很强，没钱也不敢买军事用的盾牌，长矛，就自己用荆条编盾牌，拿着擀面杖当长矛使。

当年彼得大帝也喜欢和同伴玩打仗的游戏，那些从小和他一起玩的同伴很多日后都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将军，而彼得大帝喜欢玩这种游戏，也被认为是从小就显示出战争天赋。

受到赞扬。

可惜人家是一国之君，小时候怎么玩都不过分，只要玩的不是太过分，日后总有国王的位子可以接班，不过皇甫谧可不是什么少年天子，家里也没什么钱，祖上是光辉过，但是眼下就是一普通人家，要是再这么混下去，皇甫谧很有可能提前给我们上演古惑仔之宜阳风云。

在这个紧要的关头，皇甫谧的叔母出手了，皇甫谧是被过继给自己的叔叔家，而且从小被叔母抚养长大，因此，虽然每日游手好闲，但是对叔母却是极为孝顺，有了好吃的也不忘记孝敬老人，一次，皇甫谧弄到了几个瓜果，马上送给自己的叔母去。

平心而论，有了好吃的第一个想到的是抚养自己长大的叔母，这份心思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联想到眼下许多混的还是不错的人因为谁抚养父母的问题，或者是赡养费出多出少而大打出手，结果谁也不管老人的行径，皇甫谧做的还是不错。

不过，皇甫谧的叔母显然不是几个瓜果就能糊弄过去的，眼看自己的这个儿子（过继而来）二十多了，还是不成器，当下就把瓜果摔在地上，边哭边教育皇甫谧不能在这么混下去了，咱们小户人家，比不得大户人家，人家子弟混了半天也可以有官做，锦衣玉食的少不了，可是皇甫家现在这情形，皇甫谧现在又天天的聚众斗殴（玩打仗），没有公安部门的聚会审批，要是被抓进去可怎么办？人生中总会有一两个贵人相助，这种贵人不是地位高贵或者拥有财富，而是在自己人生最迷茫，或者在自己即将走上不归路的时候点醒自己，让自己幡然醒悟，走入正途，而皇甫谧的叔母显然就是皇甫谧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

被点醒的皇甫谧从此开始勤奋求学，就像无数励志电视剧一样，皇甫谧不但在史学，哲学，医学方面有了很高的成就，而且开始系统的研究针灸，并且将这一国粹发扬光大。

他编写的《黄帝三步针灸甲乙经》成为后世医官的必备医学教科书，并且传入日本，朝鲜，深远的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医学发展。

而此时张轨遇到的皇甫谧，无疑就是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两人归隐于宜阳女几山，也开始了张轨漫长的求学之路。

古人对于自然美景的追求显然不亚于现代人，这女几山在宜阳境内，距离洛阳不是很远，环境优美，绿化率高，瀑布珍禽都有，整一个国家4A级景区，天然氧，在这样的地方上课，求学，说是归隐，怎么看上去像度假呐？不过张轨求学的时候年龄还很小，不过十几岁，怎么就归隐了呐？在我们的印象中，所谓古代的隐士都是些身负才学，年龄很大，胡须很长的仙翁似的人物，而且都是有能力做官而不做的大学问家，张轨年龄小，也没什么学问，竟然就归隐了？张轨同学年龄还很小，而且也要背负将来振兴家业的大任，你让一个孩子看空世俗，六根清净的一辈子呆在山里，拒绝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是不可能的，张轨隐居女几山，既是为了与自己的这位国学大师级的老师求学，也是为了更好的出仕做官。

隐居和出仕做官有什么关系？这就又得从当时选官的风气上说起了。

牛bb小说阅读网VOL.05现在大家流行玩微薄了，名人草根纷纷在微薄上晒自己的心情，分享最近的感受，粉丝们也能够第一时间把握自己的偶像在做什么，倒是省了娱记和狗仔的的中间程序。

名人的**之所以受到大家的追捧，还在于名人的名气太大，名人，或者有大学问，或者观点独特，能够代表一部分人的心声，或者本身就在制造着新闻亮点，牺牲自我，娱乐大众。

而在张轨生活的时代，所谓的名人，也是有几个硬性要求的，首先家世清白是必须的，祖上不必封侯拜相，但是得清白做人，不能出过什么作奸犯科的人物，当然，有几个当高官的更好。

按照这个标准，张轨和他的老师皇甫谧先生还都算合格。

第二个要求便是自身，要有能够吸引大众眼球的资本，一般来说是有大学问的人，而且这种大学问不是那种老学究式的死学问，还得是让人信服的，就比如皇甫谧先生，看个病手到擒来，谈起经史子集头头是道，不经意间把针灸的学问还给发扬光大了，而且两人聊天是不是的还能给你来点哲学的思辨色彩，这种不是名士，那还有谁是名士？所以，名士不好当，首先得是祖上给你创造条件，而且还得自己后天努力成大器才行。

正是因为名士不好当，所以汉代以来，历代当权者都希望能够多笼络几个名士进入政府之中效力，毕竟，这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来争取更多的民众的认可。

而名士对于政府的态度，我们引用范文澜范老先生的话来说，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就是打死也不做官的类型，这类名士皇甫谧就是典型，我在花果山（女几山，后世称为花果山，据说吴承恩同学当年写《西游记》的时候就是以此山作为花果山的原型的，不过，这个还有些争议，所以只是提一下）当大王当的好好的，去你那天庭当个小官有什么好的，所以，司马氏多次征召为官，就是不去，不过皇甫谧同学虽然死硬，但是方法比较灵活，司马氏得国不正，欺负曹家的孤儿寡母得天下，为了争取自身的合法性，便大力提倡孝道，结果皇甫谧将计就计，你说要提倡孝道，我就要为叔母尽孝，弄得司马氏很是尴尬，只好作罢，同时期的李密也用了同一招，结果不经意间为我们留下了《陈情表》这样的千古好文。

第二类，我们可以归为中青年愤青主义，前一类是不做官，但也不跟政府对着干，最多就是自己写写诗，溜溜鸟，没事写点文章让粉丝们激动一下的主儿。

而这第二类的同学，大多数都是属于有这一套自己价值观点的人群，很有价值和道德操守，凡是和自己这套价值观不对等的都是错的，就比如三国后期的吴国名士张温同学，名动江东，到最后孙权同志亲自去请才出来做官，结果考察官吏品行，把考察的人全部降级，触犯众怒，自己也下狱。

而张温是出来做官的，像竹林七贤之中的嵇康等人，不光不做官，还喜欢在自己的诗文中弄些夹带膈应一下不着自己喜欢的司马氏，结果一曲《广陵散》终成绝唱。

第三类，就是附庸风雅型的，比如我们的张轨同学，因为名士大多数都是隐居，而且不是一征召就去做官的，所以民众几乎都对名士形成了思维定势，觉得名士就该隐居深山，就该多次不应征召，结果逼得很多本来很想为官一方，为国效力的有志青年比如张轨同学，不得不先去山中隐居几年，先混些大众知名度，走个程序再说。

不过后来恒玄篡位闹剧的时候，硬是把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去山上隐居，再请他下来做官，以示天降祥瑞的事情，只能当个喜剧看。

魏晋时代风骨，一直深远的影响着后世的中国文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豪放与洒脱的性情，正是我们当下却少的一种文人情怀。

不过，就此打住，因为魏晋风骨的这种清净，自然，无为的风气若是自己调节身心还不错，但若是用于齐家治国的话，就是麻烦了。

由于中国的传统结构设计是将文化的传承寄托于中国的官僚体系之中，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不光是用于国家的治理，也是文化传播和普及的重要力量，而魏晋风骨的情怀渗入官僚体系之中之后，产生的后果超出了当世人的想象。

我们可以从后世无数的政治斗争中找到魏晋时代赋予的这种政治传统，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东林党争，清代的乾嘉学派。

自我的修养和内省是必要的，但是当发展到对自身的自残式的钳制时候，就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了，东林党认为只有自己的主张和正义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却忘了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语，而在风雨飘摇的时候大搞政党斗争。

中国的文人是政府文官体系几乎唯一的补充来源，但是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徘徊的文人们，又是在儒家的道德自省和法家的功利之间徘徊。

但这些后世的事暂时烦恼不到小张轨，他在女几山快乐的学习，有如此优秀的名士做老师，有如此美丽的环境舒展身心。

他快乐的成长着，直到13岁，他的叔父张锡去世了。

亲人去世，还在悲伤中的张轨却因祸得福，由于他的叔父没有子嗣，自己从小就被以过继给叔父，所以，在叔父去世之后，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财产。

在中国的古代，虽然寒门出身的子弟想要在体制内往上怕很不容易，但不得不承认，中国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而正是这种待遇刺激着一代一代优秀的年轻人义无反顾的投身宦海沉浮。

张轨的叔父生前属于中层国家干部，国家不但负责把人送上山，还要负责身后的家属安置问题。

作为梦想着创造一个几乎没有流动，一切都一成不变的社会的司马氏来说，搞定属下的饭碗问题很重要，但同时，**的出路也要安排好，京师柴米贵，司马氏也是知道的。

把**送进禁军的那点薪水显然还不够人家吃顿饭的，所以，推出人性化服务，就是老子死了，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生前的薪水。

不过，这是有条件的，一般是嫡长子才能继承，张轨的叔父没有儿子，所以过继去的张轨自然是唯一的财产合法继承人，于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突然就享受国家中级以上国家公务员待遇了。

所以看来，张轨的早年颇沾了家族的光，有了名士做老师，家族出身又是不错，关键，小小年纪，就享受国家中级以上公务员待遇，连后半生的饭碗问题都解决了。

这样的帅小伙当然成为了当地的绩优股，估计当时给张家说媒的人都是踩破了门槛，不过，千挑万选之后，张家封建式的包办了儿子的婚姻问题，让张轨娶了宜阳当地的大户人家，辛家的闺女。

有人可能会问了，张轨不是安定郡人吗，怎么娶了中原女子呐？万一两人婚后生活习惯不一样怎么办？其实，张轨早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人了，宜阳就在京师洛阳边上，京城物价贵，估计房价也不便宜，车多，人也多，还是宜阳适宜人类居住。

况且张轨的父亲虽然是太官令，掌管国家领导人的饮食问题的，但是收入中等（当时一个省级干部一年二千石，张轨的父亲为六百石），有没有权力，搞点灰色收入什么的，所以，也就只好在宜阳住着。

而作为一个已经河南化了的凉州人，张轨更不适应的估计是自己名义上的故乡的生活，而且如果日后不出什么意外，张家也就在宜阳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下去了，娶了当地的女子，更是要把在宜阳扎根的想法贯彻下去。

但是，个人的荣辱往往和历史的进程息息相关，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张轨日后进入京师，当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中央公务员，和妻子长相厮守的过一辈子，没事再去花果山上拜访师父，品尝山上的美味，日子也是不错。

但是，张轨所生活的，是中华千年未遇的大变革时代，在这个乱世的前夜，这对小夫妻的生活，也必将被牵扯其中。

牛bb小说阅读网VOL.06张轨年轻时候的洛阳，绝对称的上是当时国际化的大都市，往来的各方商人带来各地的奇珍异宝，各色商品前来兜售，上至南方的稀奇珍珠，北到塞外的绝世良马，当然，奴隶买卖倒是允许，只要有钱，当然是政府发行的铜钱，就能买到几乎你想要的一切。

张轨不是来洛阳逛市场的，也不是学当时的晋朝首富排行榜第一的石崇那样（这个排名有争议）花上大把的珍珠去买绿珠的。

来洛阳，原因在于老师皇甫谧的推荐，他要去拜访当时的名士，黄门侍郎张华。

如果说皇甫谧的故事告诉我们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么张华则要给我们讲述孤儿在这个艰难的社会中，如何一步一步的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才的故事。

张华的家乡在今天北京附近，可惜当时的首都不是北京，也享受不到首都户口带来的种种优待，而且，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成了孤儿。

在古代男权为主的社会里，男子往往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方兴未艾的女权运动当时还不见踪影。

而张华的父亲，虽然是曹操当权时候的渔阳太守，相当于北京地方市长，公安局局长等诸多职务一肩挑，权力还是很大。

可显然在收黑钱，混灰色收入方面和现在的李刚李局长一比，只能属于幼儿园水平，因为他死后，家境立刻陷入困境，年幼的张华不得不靠放羊维持家庭的生活。

有一种观点，是男孩子要穷着养，这样能锻炼出他们坚韧的品格，也不会形成骄奢的心理，而女孩子则要富着养，这样以后再找人家的时候，不会被物质的条件轻易迷惑。

而我们的小张华，则显然属于没人管的地步，自己虽然有个权一代的父亲，但是不会用权，结果人走茶凉，不过张华倒是刻苦用功，除了放羊，还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等待将来有一日报效祖国。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张家当时败落到了什么地步，魏晋时代的士族结亲是很讲究门当户对的，什么档次的家庭找什么样的儿媳妇有诸多的讲究，后世手握兵权的侯景想解决个人婚姻问题，打报告给上级梁武帝，要求找当时的大户人家，王家或者谢家找个姑娘娶了，结果上级批复，你的出身有问题，需要加强自我改造，王谢两家你就不要想了，再往下的家庭中寻一个。

心怀不满的侯景后来发兵叛乱，尽屠王谢等大户士族，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高级士族对于血统的看重和门第的重视。

张华也属于当时典型的绩优股，但是奈何没人看上，家里太穷，也没有哪个大户人家愿意把女儿嫁过去受苦，结果，眼看着张华要成为大龄剩男了，乡里的刘放亦出手了，把女儿嫁给了他。

话说中国古代，大户人家嫁女儿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往前了说，吕老爷子看上了当时的街头小混混刘邦，把女儿嫁给了他，有了之后吕氏无限风光（不过后来作乱被诛是后话），刘秀起兵时候，也是靠着郭家的小舅子鼎力相助。

而最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属后来的独孤信，一门三女皆是皇后，北周，隋，唐三朝的皇室血脉里都是流淌着独孤氏的血液，到了谁当政都不吃亏，这才是嫁出了水平，嫁出了风格！不过，既然有人愿意嫁女儿，张华家里也就这情况，连个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只好就这么凑合了，乡人刘放亦之后究竟家世如何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不过从乡人两字的称呼上，我们不难猜出他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很高，很有可能是当地的一个富裕的小地主，也就是俗称的庶族地主。

但是我们要佩服他看人的眼光和勇气，在没有人关注张华的时候，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而张华也没有辜负老丈人的期许，自身的艰难处境并没有打垮这个年轻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于写出了《鹪鹩赋》这样的传世名篇，让当时的名士阮籍看了之后也是赞叹不已。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每当笔者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能想起那个千年前伏案写作的那个年轻人，虽然卑微的小鸟也有自己的天空，也有自己的羽翼要展开，可以粗布麻衣，可以节衣缩食，但是，我还有我的梦想，我会为了这个梦想而奋斗，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那春光里。

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追逐梦想的权力，那种逐梦人的执着也坚持，往往最能打动我们得到当时名士赞赏的张华从此命运改变，不久，自己的父母官鲜于嗣向朝廷举荐了张华，进入当局者视野中的张华，随即开始了自己的宦海沉浮，人世间多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官僚，少了一个奋发著书的少年。

张轨得到老师的推荐，只是比起别人来多了一个面试的机会，若是没有些真才实学，倒是瞒不住这位从小便见识过人世艰险的张大人。

不过，到底是从小跟着名师学习，而且就居住在京师洛阳附近，天下的新鲜消息通过路边社张轨也是能够跟得上时代步伐。

不出所料发挥出色，面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试官和面试者不光对学问（经义）进行了深入的交换意见，而且对于当下的国家大事，双方互相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广泛共识。

张华交谈之后当即认为自己为国家又发现了一个人才，而对于安定郡（张轨户籍所在地，所以招工，升学都需要以安定郡为准办理）的人事选拔工作很是不满意，认为如此人才都被埋没了十分可惜，当下给张轨打了个高分（二品之精，注意一品大多是虚设的，并不授予个人，所以二品之精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不过，发觉了人才的张华此时倒还无法直接向朝廷推荐，因为这个时候自己的官职也只是黄门侍郎，类似于现在中南海幕僚的性质，并没有实际权力，看上去天天跟着领导转悠，但实际上并无实权。

于是，为了不埋没人才，也是不想把张轨拖入党争之中（张华的政治生涯起起伏伏，最后身死族灭，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就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引荐给了当时的掌管皇宫禁卫军的卫将军杨珧。

杨珧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不过他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哥哥叫杨骏，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侄女，就是当时晋武帝的正妻杨皇后。

哥哥是太傅，自己掌管禁军，又主持过人事工作，权高位重属于实权派中的实权派。

杨骏仗着自己女儿受宠，又是当朝国舅爷，骄横跋扈的目空一世，不过自己这个弟弟倒是十分有自知之名，多次劝阻哥哥要收敛一些，可是就是不听，后来武帝一死，杨骏把持朝政，又被贾后勾结外藩做掉，杨珧虽然依然辞官，急流勇退，但是受到哥哥牵连，还是身死。

不过这个时候的朝廷之中，南面的吴国还没平定，西面羌人正在开展一年一度的造反大戏。

外界的压力使得朝中大佬们有所顾忌，政治斗争还没有表现的那么明显，杨珧感觉舍不得外放这样一个人才，中央公务员招考有没有放出合适张轨的岗位，一拍脑袋，算了，给我当办公室助理（辟为掾，掾即副手之意）。

张轨就此迈出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一步，出任卫将军的副手，凭借着自己老师为自己打造的良好关系网，凭借着自身出色的条件加上自己父亲的努力，张轨一步一步的在京师这个官员一抓一大把的地方站稳了脚跟，直到被任命为太子舍人。

我们知道，接班人的问题关乎国体安危，就比如眼下人类历史最伟大的金胖子家族第三代即将顺利完成史无前例的三代世袭，在一个共和国名号的国家实现这样的创举，着实是不容易。

二代领导人，伟大的金日成将军自然要为儿子铺好路，垫好砖。

晋武帝司马炎同志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按照传统，他的接班人将是诸位皇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一般是嫡长子，不过长子早亡，排名第二的司马衷因为母亲是杨皇后，因此光荣的晋升嫡长子序列，并被立为太子。

这位司马衷同志，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皇帝，当然有名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弱智和低能，比如闹饥荒的时候老百姓为什么不喝肉羹，院子里的青蛙是给谁家叫等经典的问题一直娱乐着后人。

不过实事求是的来说，司马衷同学智商不高可能是真的，但真实弱智或者呆傻，到应该还不至于。

作为养尊处优的皇家公子，不知道民间疾苦是很正常的事，毕竟我们不能要求官二代也天天下基层锻炼，回答的问题如此，只能是缺乏生活常识和生活经验所致，而至于青蛙为谁叫的问题，倒是给人以穿越般的物权法的概念，从小就对于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分的如此清楚，其实司马衷的智商还是可以的。

不过身处乱世之中，司马衷就算是再精明能干，他那个好爹爹留下的看似精巧无比，实则步步臭棋的安排，早就注定了他的一生将充满了波折，我们不能忘记，为了永保司马家的江山，晋武帝将自己子弟都外封为王，并且授予了地方民政，军事大权，一个个虎视眈眈的叔叔伯伯们，可对这个小侄儿一点好感也没有。

在这样的环境中，张轨出任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本是汉代设立的官职，通俗来说，就是像当年陪着彼得大帝玩打仗的那伙小朋友们的角色一样，选择出身清白的良家子，陪着太子殿下，也就是司马衷同学看书，学习，玩耍。

牛bb小说阅读网VOL.07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司马炎同志为自己这个宝贝儿子设的局。

司马炎究竟知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子的智商有些异于常人呐？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因为司马炎确实是对于将这么大一个国家交给这个极品儿子不放心，所以三番五次的组织专家团队对自己的儿子进行结构化面试，面试什么内容？其实也就是读书，学习这些，但是结论非常糟糕，弄得大臣们也都知道宫内养了这么个活宝级的人物，让司马炎很是没面子。

在现代社会中，权责相等是一条很简单的道理，权力越大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同理，权利和义务也是对等的，权利可以不行使，但是义务不能不履行。

很遗憾，天天在媒体上曝光，拿着巨额收入的君主立宪的王室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福利，万恶的封建社会，权力越大，风险也就越大，而像司马衷同学这样很傻很天真的贵家子，是个人都替他担心。

碰上这样的极品太子，有人说换了不就得了，且慢，储备干部之所以重要在于得有储备的人才，不过，人才不是大白菜，说储备就储备的，我们先看看司马炎究竟能不能换人。

作为一个国的开国之君，司马炎同志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可以说做的比较失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国人都熟知这一点，但是有时候数量并不决定一切，质量有时候更为重要。

为了有一个参照指标，也为了公平起见，我们把他和我国历史著名人物朱重八同志做一个对比。

首先，作为在开展妇女工作方面创下我国历史记录的司马炎，他创建的晋朝**妇女联合会无论人数上，还是规模上，都远远超越乡镇企业家出身的朱重八同志，宫女人数上万，想想嘉靖爷时候励精图治，宫女人数也就勉强相当，乡镇企业家朱重八同志肯定达不到。

不由得佩服司马炎同志的挖潜能力。

而且，不光赢在数量，而且，司马炎还发明了中国优秀的人才选拔机制――羊车！第一次将选择权交给了动物，不能不认真的说，司马炎在动物保护方面的突出贡献。

但是，我们看看结果，乡镇企业家朱重八虽然出身低微，人也脾气暴，但是培养出来的儿子，有长子朱标那样雍容华贵，气度非凡，让陕甘父老惊叹百二川州，复见汉宫威仪的领袖级人物，也有宁王那样砍人不眨眼的猛人，而像蜀王等，又在才学上不输给当时任何一位文学家，至于燕王，那就更不用说了。

说个个非凡，那是假话，但是至少有很多人中俊杰。

而回过头来看看司马炎，其实才能明白他的深深地痛苦，朱重八二十四个儿子，司马炎又赢了，二十六个，两人都一样是长子早逝，可是人家儿子个顶个的强，司马炎的儿子呐？要不就是能力低下，要不就是长相俊美但是没有内涵，而且有一个统一的特点，就是不爱读书。

显然，司马炎的关心下一代工程极为失败。

所以，我们应该深深理解作为一个失败的父亲的司马炎的悲哀，他是在无人可换。

当司马家肆意的欺凌曹家的孤儿寡母的时候，当司马家几乎屠光曹家上下，几乎连儿童也不放过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这是政治斗争，这是现实。

而当司马炎环顾二十几个儿子，竟然选不出一个稍微像样的人才的时候，当五胡乱华开始之后，司马炎的子嗣几乎被杀绝，我只能说天道好还，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只是，这次的报应，要以整个华夏文明拖入深渊为代价。

司马家都是如此货色，怎么还能篡夺曹魏的基业呐？实事求是的说，司马炎却是心狠手辣遭了报应，但是司马家族中还是有比较出色的人物的，比如当时大家都比较认可的齐王司马攸。

爱读书，性情随和，有才华，关键一点，管理过军事大权，能文能武，而且大家比较服他。

但是打住，齐王司马攸是司马炎的弟弟，当年就因为太出色，弄得司马炎老爹好几次想废了司马炎，换上司马攸，弄得司马炎对于自己这个亲弟弟心中留下了深深地阴影，因此，上台之后对于打击这个亲弟弟一直不遗余力，大家可以想想当年曹丕是怎么整曹植的，就可以明白当年司马攸有多惨了。

经过无数次心理迫害加**，司马炎成功的把自己三十多岁的弟弟逼死，期间所用之手段之丰富，内涵之饱满，足以写入整人宝典以流传后世，但是，司马炎的宝贝儿子也就此失去了最后的一线希望。

曹阿瞒同志当年写诗明志，一句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让人不觉得拍案叫好，当然周公同志那是偶像级的人物，辅佐先王后代成才，保住国家在风雨飘摇中坚持下来，而且勤政爱民，但是最让曹阿瞒欣赏的一点，恐怕是周公作为周武王的亲弟弟，不篡位，辅佐侄子治理国家，有心甘情愿的将权力交还，如此胸襟，也确实值得后人敬佩。

这里提到周公，无非是因为在亲族之中，齐王的才能，声望，完全可以扮演一个周公式的人物，以辅佐自己这个极品侄子应对当时险恶的局势，不过，很多时候，很多事，不是你能做就做的，领导说行你就行，领导说不行，你行也不行，司马攸属于后者，还丢了性命，所以，在张轨同学这个时代，站好队有时候比有才能更重要。

而既然族中最优秀的人才被自己人做掉了，司马衷，这个以痴傻闻名中国历史的皇帝，也只能独自应对险恶的局势了。

我们之前说了，作为一个刚刚统一的王朝，晋的统治根基还不深厚，官方的说法是未泽王化，通俗点说就是思想工作还没做到家，不明真相群众对于以司马炎为首，司马衷第二的的晋朝领导干部们的感情还不深，刚刚扳倒的蜀，吴等反动派势力两座大山还在勾结境内外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不过还得加上一条，就是尖锐的民族矛盾。

之后的五胡乱华，这五胡可不是从石头中突然蹦出来的，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华文明的视线之中了，比如被卫青，霍去病这舅甥两打的找不着北的匈奴，以及一直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羌族等。

从东汉末期开始，中国的气候变得不正常，动不动就是地震，洪水等天灾，最关键的问题是，气候开始变冷了。

今年是传说中的千年极寒，只是笔者身处南方，倒还真没感觉到寒冷，但是笔者去过祖国的最北端，体验过零下四十几度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因此也是对于寒冷心有余悸。

而在晋朝刚刚统一的时候，天气依然不正常，气温不断下降，太阳黑子活动频繁，最直接就是祖国北方开始大幅度降温，古人没有羽绒服，下了大雪之后被困住，也没有解放军叔叔送去草料和救灾物资，只能自生自灭，于是一合计，听说南方暖和，南下。

当时刚刚结束三国战乱的晋朝，此时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劳动力严重不足，东汉末年开始的战乱，几乎毁灭了中国大部分的人口，晋武帝刚统一时候，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竟然还不到一千万，土地到处荒芜，因此，此时游牧民族的迁入，极大地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

但是这也导致一个问题，大量迁入的异族凭借着本身庞大的人口，再加上可怕的繁殖能力，一些地区在人数上开始压倒了汉人，而且，这些迁入的民族，大部分还沿袭着传统的部落，部族的管理方式，没有被纳入国家统一的郡县管理中，因此，总是管理问题频出，民族问题难以处理。

客观来说，在当时以不作为为美德，以无政府主义为第一原则的晋朝官场上，明白人还是有的，一团和气和黄老玄学无法掩盖尖锐的民族矛盾，而这个时候，一个叫江统的人，说话了。

牛bb小说阅读网VOL.08江统的观点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从哪来的回哪儿去，比如匈奴人现在已经呆在山西了，不行，离京师洛阳太近了，统统回去，羌人已经进入关中了，离长安太近了，统统回河湟地区。

还有什么鲜卑，氐人什么的，一个不留，统统赶走。

很多人会说，当时要是听了江统的话，也就是没有五胡乱华的悲剧了，中华帝国就还是中华帝国，也就没有我们民族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个时期了。

但是很可惜，这个建议只是看上去很美好。

评价一个计划或者意见，不能只从他的推论上去分析，特别是国家决策，很多时候当政者要考虑方方面面的瓜葛，以及最重要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那么，我们套用营销分析中一个最简单的SWOT分析法，来看看江先生的观点究竟可不可行。

首先是优势，这个计划的优势就在于一劳永逸的解决民族问题，很简单，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谁的孩子不乖谁的妈妈打屁股。

也就没什么民族问题可言了，华夏民族继续生活在东亚大陆最富庶的地方，而至于匈奴人，鲜卑人被赶回沙漠吞沙子，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如同前段时间，法国总统萨科奇同志驱逐吉普赛人一样，塞进飞机，打包运走，管他什么国际组织抗议，先管好自家人再说。

当然有优势也有劣势，关键是，你让人家回冰天雪地里挨冷受冻，先问句凭什么，先不说当时由于内乱导致的汉族实际上在北方地区已经没有了当年汉朝那样绝对的武力优势，关键这迁移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口所需要的成本，江大人有没有计算过？萨科奇仗着法国财政钱多，关键是只驱逐几千人，法国还负担的起，要是换做驱逐法国国内任何一个大的族裔，科就真吃不消了。

我们再说说机会，江统同志很善于观察形势，这个时候关中的齐万年同志刚刚造反，弄得整个关中不得安宁，按理说一般的农民起义历朝历代都有，但是关键是齐万年同志民族问题比较特殊，他是氐人首领，造反时候拥护他的基本都是生活在当地的羌人，氐人，等少数民族，这下很麻烦，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非常不和谐，于是乎国之栋梁张华张大人派人搞定，总之是废了很多功夫，才把这件事摆平，而机遇就是，由于这件事刚刚发生，江统先生的建议极有针对性，而且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

毕竟伤疤还没好利索，总归是吃起药来方便些。

最后说说威胁这个方案实施的问题，结果出乎意料，竟然是晋朝的公务员队伍出现了反对之声，答案很简单，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作为当时整个东亚地区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不欺负别的民族已经是表示慈悲了，哪家哪户没有百十，上千的异族奴隶呐？我们注意到，跟着齐大哥造反的大部分都是羌人，氐人，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内迁之后的他们大部分沦为被剥削阶层，天天的受着汉族地主的压迫。

而少部分幸运的，身体强壮的，则变为地主们的爪牙（别误会，这是武士的意思）而在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眼里，这些异族人是最好的劳动力，身体强壮，繁殖能力强不说，而且干活还不错，扔给刀枪还能帮忙友情客串保安，驱逐了他们，谁给自己干活？但是江先生看错了时候，这个时候，当年那个还算得上是有些英武的晋武帝同志早已经送邙山干部公墓了，眼下当政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不作为皇帝司马衷同志，而问题在于，当时实际掌权的，是司马衷的老婆，贾南风同志。

记得之前说过的卫将军杨大人吗？没错，他向朝廷推荐了张轨，并且让他给自己做了段时间的副手，而杨家靠着自家闺女嫁得好，一个个得道升天，自家三兄弟名震天下，当然，不是个人品德优秀，而是地位太高。

属于典型的政治暴发户。

一般来说，靠着裙带关系上去的关系户们，也就两个类型，要么狂的没边，要么低调的不行，杨骏杨大人显然属于前者，本就是皇帝老丈人，未来皇帝的外公，又是封侯，升将军，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晋武帝上山前留下的遗诏。

一般人的遗嘱也就是分分家里的几个锅碗瓢盆的，可是皇帝的不一样，这么大的家业，总要有人管理，儿子又是这个状况，总是不放心，于是，司马炎同志又一次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亲自选定了两个辅政大臣，一是司马衷外公，杨骏，而是汝南王司马亮。

同时，又把太子的几个亲兄弟们纷纷送出京城，全部打发到外地去，干嘛？别忘了之前提到的，诸王都督各地军事，也就是掌握当地兵权！说实话，即使是现在人，碰到司马炎的这个局面，也应该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杨骏是司马衷亲外公，总不至于害自己的外孙，而汝南王司马亮，是司马炎的叔父，司马衷得叫他什么，大家自己算算，德高望重的老人压场面，关键还是司马家的人，用着放心。

而各地的诸王们，手里是有兵权，但是不足以和中央的禁军对抗，所以，万一这中央有人起了二心，就是想要谋逆，各地司马家的大侄子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而要是有哪个王要造反，嘿嘿，禁军也不是吃素的！司马炎同志没看过社会契约论，自然也不知道权力的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关系，不过，他已经很是难能可贵的想到了政治斗争中最关键的相互制约的一点，只是，在精巧的制度，也架不住实行制度的人搞破坏啊。

笔者作为一个伪球迷，一直不明白作为强队的英格兰，虽然有着号称世界上最强中场的英格兰双德为什么就是不能给球队带来胜利，所谓双德等于无德，双核心等于无核，两个人之间太容易打架了，还是三人之间容易平衡，别的不说，三角形不就是最稳固的机构吗？所以，司马炎还没上山，就有一小撮混进晋朝干部队伍中的敌对势力蠢蠢欲动了，而最令人惊讶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司马衷的亲外公！杨骏杨大人！牛bb小说阅读网VOL.09说起来，这也实在算不上什么谋逆之事，只不过杨大人做事太高调，做人也太高调，一想着手下人整理汇报要两份，他一份，司马亮一份，心里就不是滋味，我杨骏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是就盼着有一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你司马亮算什么东西，也就是投胎命好，除了长的好看些，真本事一样没有，凭什么和我平起平坐的。

自尊心严重受损的杨大人决心和命运斗争到底，随即找到自家闺女，趁着自己女婿病重，竟然把人家遗嘱给改了，原来说是和汝南王共同辅政，结果改成了一人专领朝政。

自以为做的漂亮的杨骏当然没想到自己存在一个问题，他全部的权力基础其实来自于那个临走了还被他欺负的女婿，而自己不光排挤了司马亮，还顺道又表扬了一下老杨家的人，两个弟弟也没忘记，各个封赏，反正这边签字那边盖章，不拿白不拿。

这下就触犯众怒了，有句话叫君子无才，怀璧有罪，道理很简单，你拥有了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物，反而边有可能惹祸上身，杨骏压根没想过管理国家是需要很大的精力投入和才干的，只是看着大家全都对着自己低头哈腰的感觉很爽，但是，排挤了司马家的人，又是做人如此高调，早就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危难时刻总是有英雄出马，此次拯救司马家于水火之中的，就是司马衷的正妻，贾南风同志，作为我国历史上优秀杰出的女性人物，她已经等了太久了，下面，热烈欢迎贾南风同志上台发言，题目是新时代女性的内在美大家鼓掌欢迎！贾南风同志首先分析了目前的国内斗争形势，正确指出目前国内最主要的矛盾在于以杨骏为首的一小撮反动势力阴谋窃取革命政权和以司马衷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决维护政权之间的矛盾，同时，指出了目前可以依靠和信赖的各种社会力量，比如坚决支持拥护司马衷同志的东海王司马越，楚王司马玮等老同志，并且指出了消灭杨骏**集团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报告生动翔实，引人入胜，听众们深受感动和教育，纷纷表示要积极团结在以司马衷为首的政府周围，坚决与杨骏为首的**组织作斗争。

而在这个时候，作为从龙有功的功臣，张轨在陪着太子读书了多年之后，也终于收获了回报，毕竟多年媳妇熬成婆，司马衷一登基，自己也从中书舍人晋升为散骑常侍。

中书舍人基本是陪太子读书的，那散骑常侍是做什么的？不好意思，既然您老以前陪着太子读书，太子当了皇帝，您也得升级换代不是，所以，散骑常侍，还是陪着皇帝转悠，别小瞧了这个职务，没有真才实学，会得马上功夫的人才是无法胜任的，因为就类似于皇帝身边的亲随，上到政务处理，下到骑马打猎，您都得跟着，皇帝张口一句，您就得说出点门道来，否则，也是在无法交差。

不过，对于司马衷同志，我们不能抱有太高的幻想。

不过张轨同志干的很不错，一方面他确实有真才实学，另一方面，联想到司马衷同志之前那些无比经典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明白做他的随从大部分时候是在帮领导救场，这更需要随机应变而不是老学究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将在未来凉州的风云变幻中得到体现。

升了官，多发了工资，膝下还有养育了两个儿子，张轨奋斗这么多年，幸福生活似乎开始了。

但是偏偏当时的政治形势，根本让张轨这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梦想没法实现。

晋朝有很多名号名不副实，就比如永平元年291年，就一点也不永平，这一年，贾南风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借着两位王爷和禁卫军的支持，一举打掉了以杨骏的为首的**组织窝点，顺便灭了杨骏三族，亲信等人，连带着杨家三兄弟。

这里插句嘴，杨骏再不济也知道要搞定禁卫军，所以一直费尽心机的讨好，压制禁卫军的势力，但是还记得在本文开篇讲的吗？当年司马炎同志痛定思痛的决定打造一个彻底的利益集团，所以进入禁卫军的大部分都是官宦子弟，他们的指向，很大程度反映了他们父亲，也就是朝中诸多高级公务员的意向。

这次风波是年轻的张轨第一次面临死亡的威胁，因为贾南风同志有一个优秀的品德，就是斩尽杀绝，和杨家走的近的的很多人都被干掉了，作为当初被杨家举荐过的人，在这个大清洗的时候，是很容易因为这个历史问题而被牵扯进去。

有人会说，张轨一直陪着傻皇帝司马衷玩，从傻太子陪到傻皇帝，这样的老干部也要动？回答是，同样也是天天陪着皇帝玩的散骑常侍段广、杨邈也一同株连处死，看着昔日的同事被人拖出去像牲畜一样宰杀，张轨第一次开始对于这个险恶的官场有了更深的体会。

不过这个时候没人回顾及高级秘书张轨的想法，在干掉了杨骏，逼死了自己婆婆之后，贾南风同志终于开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先河，鉴于司马衷同志放任自流的工作态度，本着为全国人民负责的态度，贾南风毅然决然的挑起了管理国家的重任，当然工作之余享受是必不可少的，不过也不排除少数**残余分子趁机恶毒的攻击贾南风同志的生活作风问题，鉴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部门拒绝回应有关问题。

从291年到300年，几乎快十年的功夫，贾南风同志管理着国家，或者说是洛阳更合适一些，毕竟那些分封在外地上马打仗下马治民的王爷们，听不听她的还是另说，直到公元300年的到来。

侯门深似海，这句话形容公元300年的张轨来说，一定不为过，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天天学习的政治理论到了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一点说服力也没有，上一次侥幸躲过了灾难，只是没想到这一年的四月份，京师又发生了大事。

不过眼下的情况就很微妙，贾南风去年刚刚逼死了太子（不是自己生的），为此和张华接下了梁子。

做老大最大的悲哀在于总是会被下一个老大取代，对于权力的狂热渴求使得这种竞争没有失败者可言，先后主政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玮，卫?先后被杀，身居幕后的贾南风同志走上台前。

而对于贾南风来说，虽然和张华接下了梁子，不过搞定了太子，倒也是达成了目的。

可是，很快，某些不老实的同志又开始动歪脑筋了，赵王司马伦蠢蠢欲动，想找张华一起动手干掉贾南风，老牌公务员张华此时犯了一个菜鸟才会犯的错误，他观望了，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看谁斗得过谁，结果，司马伦干掉了贾南风，回过头来又收拾了张华。

笔者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评论张华这样的人物，他苦难的童年，勤奋刻苦的青年，对于国家的忠诚和努力，办过许许多多的实事。

许许多多碌碌无为混日子的晋朝官员不同，吃过太多苦的张华知道老百姓活的不容易，也知道国家面临着危险，他直言上书，力劝晋武帝伐吴以统一全国，结果得罪了内侍和高官们，晋武帝一生没有得到重用，发配回故乡，却并没有意志消沉，而是任用人才，驱除入侵的鲜卑人，为国家开疆扩土。

回到朝堂之后，又尽心辅佐痴傻的司马衷，直到被赵王伦所杀。

张华一生举荐过很多人才，这些被他看中的青年才俊们，后来都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发挥出了不一样的光彩，他使用严询打败了入侵幽州的鲜卑部落，保护了家乡的父老，他推荐孟观平定了齐万年的叛乱，拯救了战乱中的百姓，他的罪过很多人，为他的直言，和坚持，而被他举荐的张轨，随后又在西北的凉州，缔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张华，一个从东北方走来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博得当时上层官僚们的青睐，一步一步的做到高级官员。

他从小失去了父亲，放羊为生，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刻苦学习，他也有污点，但是却无私的为国家推荐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他也有野心，却总是能够在国家危难的时刻用自己的努力去拯救国家。

这个帖子并不是讲述晋朝岁月的，笔者只是单单讲述张轨的凉州故事，但是作为张轨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贵人，张华用他的品行告诉了张轨和许多人，真正的国士，真正的国之重臣应有的风骨和品德，在那个被鲜血和仇杀所掩盖的荒唐岁月，却总留下一丝光辉，让我们对于这个时代，保持着敬意。

牛bb小说阅读网VOL.10但是光有敬意是不够的，这个时候的张轨一定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崩溃了，先是之前的同事被拖出去砍了，现在又是那个举荐过自己，对自己很欣赏的老前辈，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一将功成万骨枯，同样，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治家身后一定是无数失败者的尸骨。

该怎么办？张轨可不是车尼尔雪夫斯基那样的文学创作家，用小说慰藉一下自己在现实中受伤的心灵，毕竟现在有了老婆孩子（两个儿子），还有一大家子得养，天天这样担惊受怕的去上班，哪个公务员受得了，所以，得赶紧想办法。

这几年有些先富起来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当初那些千辛万苦，闯过独木桥进入城市或者大学的乡村人，纷纷又一次义无反顾的要把自己的户口改回当初迁出去就不想回来的家乡，原因很简单，拜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所赐，到处大兴土木的结果就是高昂的拆迁补偿款，户口回了当地，就有不菲的补偿款可以拿，很多村里更是聪明，集体土地卖掉不拿现款，而是折价入股，每年再以分红形式返给村民，于是，竟然出现了在校生要求学校将其开除以便将户籍转回的情况。

当然，张轨同志不是那样的人，因为他的户口压根没转过来到洛阳，他是凉州安定郡人，无论升学，找工作，组织升迁，档案上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留京有风险，生活需谨慎，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谁也受不了，想了半天，他决定回老家了。

这个回老家也是有讲究的，想当年项羽同志被一句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

给忽悠了，白白放弃了关中千里沃土，让刘邦刘亭长占了个大便宜。

而刘邦吸取教训，除了看望自己老爹，出差顺道的，也再也没有刻意的回过老家。

张轨想回凉州，当然有避祸的心思在里面，但要说他当时就已经想着霸占凉州，以图自立的话，实在不靠谱，毕竟在随时可能掉脑袋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想得这么长远。

家乡，其实是一个离开了就再也回不去的地方，现在流行逃离北上广，但是其实很多人估计有很多的不舍，尽管人多，车多，物价高，房子更是不敢想，但是毕竟自己混了这么多年了，总还是各种人脉都在这里，街头巷尾的还是很熟悉，而家乡，一年过年回去一次的，生活习惯，消费方式慢慢的不适应，到了后来反而感觉自己错把他乡当故乡，身在故乡像异乡。

对于张轨来说，问题更严重些，毕竟自己从小就是在洛阳附近长大的，长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公元2世纪到公元3世纪），故乡是在是个太过模糊的概念，而且在京师混了这么多年，就算再不济，也是人头比较熟悉，孩子上个机关幼儿园，进重点小学的也是方便。

于是，为了表示慎重起见，也是为了更加坚定的说服自己，张轨决定去做一件事，算卦。

现在大家对于算卦的印象也就是在广场上无证摆摊，神神秘秘的，突然跳出来拉住你的衣袖，神神叨叨的告诉你最近面堂发暗，将有血光之灾，总之，就是没什么好事。

当然，发现问题自然要解决，所以人家也会人性化的提出可以帮助你破解，当然这种逆天的事是很耗费体力的，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不应该收费，不过，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跟天上的神仙沟通不得打个的什么的）就得你报销了。

每当碰到这种情况，笔者总会充分配合着人家的动作，在面部挤出笑容，然后很配合的拿出钱包，表示自己身无分文，希望人家能够发扬雷锋精神或者白求恩同志那样的国际**精神，不过，这个世界一般都是算卦的人多，愿意当活雷锋的少，每当这个时候，人家就会寻觅下一个目标。

不过这是现在的算卦情况，到了古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其实人类古代一直非常看重这种对于未来的预测之事，希腊人拿动物内脏测吉凶，我们的祖先烧乌龟壳，这不是什么封建迷信（那是万恶的奴隶社会，怎么会有封建迷信这种好事），而在于对于未知的事物，我们心底本能的会有恐惧，就算是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碰上个升学考试，您去瞧瞧，各种寺庙，道观里人比那里都多。

算卦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在张轨同志那个时代，结婚办酒得算算（现在也一样）日子，造房子搞装修得算（那个时候没有商品房，您得自己盖），做官得算（主意是算吉凶，毕竟有些派驻到偏远艰苦地区的，去了得病，道上碰上土匪什么的就不好了）。

张轨算的很简单，其实就是回家之后的情况，结果，和无数去算过命的同志们一样，大吉大利（遇《泰》之《观》）。

不过，回家一事不能这样操之过急，除了个人意愿，还得有组织的正式任命，毕竟自己好歹是呆在国家领导身边久了，没有官职，回到家乡，一家老小的吃喝问题怎么解决？于是，经过了上下活动，走后门，送厚礼，群众考评一致满意，大家都认为张轨出任凉州刺史没有问题，并且一致同意向领导（晋惠帝，也就是司马衷同志）推荐。

于是，在301年，组织正式下文件，做出关于任命张轨同志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的决定。

凉州刺史，这个官职很有来头，刺史本来只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人员，负责监督检查地方公务员工作，有点纪委的意思，可是时间久了，监督的权力越来越大，管得事情越来越多，发展到了张轨同志那个时代，已然是一州之长，地位极高，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省长，不过刺史派驻地方的时候，往往还有别的附加职务，比如持节，都督军事（兼任省军区司令）等，再加上晋代全国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省级单位，所以刺史权高位重，完全是地方诸侯的性质（还记得开篇所讲的，刘皇叔一段时间最喜欢的称呼，刘豫州吗）牛bb小说阅读网VOL.11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张轨的老首长，老领导晋惠帝司马衷同志被人给搞下了台，赵王司马伦自己当家作主，过了把天子瘾，各地分封诸王不服（谁服？都姓司马，凭什么你当皇帝），纷纷起兵，同时各个王爷们开始武装自己的部曲，就是私家奴隶，也就是自己的私兵，其中，就包括了各个少数民族的武装。

这一年，西南面的益州（四川一带）出了大事，氐人李氏兄弟带着流动到此地的流民们被逼造反，攻陷成都，派去讨伐的晋朝正规军大败而归，蜀中大乱，连带着整个长江上游地区一片混乱。

这一年，确确实实是个灾年，这一年八王之乱的序幕正是拉开，晋武帝司马炎同志生前精心安排的好棋到了这个时候完全成了毁灭国家的工具，拥有都督各地军事权力的王爷们，纷纷起兵，相互功伐，中央政府颜面扫地。

就在这一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开始为官一任的生活。

远离关中腹地的西北凉州，暂时还没受到几个王爷们战争的影响，但是这里却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张轨这个时候估计也没有什么衣锦还乡的荣耀感（这里是他的籍贯地，不是户口所在地），而且，还有一大堆的烂摊子等着自己去收拾。

公元前121年，年轻的骠骑大将军霍去病，领兵出北地郡，摧毁匈奴右贤王在河西走廊的势力，随即又和匈奴主力会战，连续取胜，纵横一千多公里，在中华大地上画出一个美丽的弧线，也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贡献了一块富饶的土地，河西走廊。

进入中原王朝视野的西北第一次呈现出她的魅力所在，这里可以放牧成群的牛羊，出产优秀的战马，孕育尚武的儿郎，从这里走出的西北子弟们，一代又一代的勤于王事，为国家奋战在偏远的苦寒第一线，从汉代这片土地纳入中华文明的怀抱之后，这些西北汉子们，如同坚强的殉道者，戍守着帝国沟通东西方的咽喉要道，汉代的羽林郎，唐代的西北军镇，宋代的西北军，明代的秦军，这片土地上有着太多的牺牲与奉献，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为这些曾经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保卫过他们身后土地的勇士们，致以最高的敬意。

不过张轨就算是面对这样一块宝地，心中却是十分的不踏实，如果形容一下他的处境，那就是卧榻之旁，全是猛虎。

北面，彪悍的鲜卑人虎视眈眈，南面，羌人，氐人，这两个在这里生活了许久的民族一直不安生，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造反，第二喜欢干的是还是造反，没办法，虽然内附许久，但是就生产力上来说，还是不如内地的居民，因此如果能够抢的话自然是最好的。

东汉时期，羌人的造反运动达到了顶峰，甚至逼得朝中的部分高级公务员打算放弃这块土地，最后还是赵充国挺身而出，才搞定了叛乱。

但是这些威胁还不是最直接的，凉州儿郎多次忠于国事不假，不过作为边境省份，民风尚武好斗，同样适用于凉州的地方豪族，打个比方，同样是士族，洛阳的士族可能喜欢玩赛牛车，砸珊瑚这样文雅的体育运动，但是凉州的豪族，骑马，射箭，上战场砍人。

吴地的士族（江东地区，原三国吴国）喜欢喝喝酒，做做诗，没事吃新鲜的鲈鱼羹，有事的时候泛舟太湖上。

而凉州的士族，则还是砍人。

没办法，险恶的地缘环境逼迫当地的士族做出适应，谁都想舒舒服服的吹着暖风，高雅的谈一天自己也不知道在谈什么的理论（俗称扯淡），但是洛阳是京师，吴地环境好，而凉州，如果不让自己变得强大，那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而这样的基本情况，在张轨这个对于凉州当地士族眼里的外乡人来说，也成为了一种威胁，因为对于这些土皇帝们来说，一个根本没有在这里生活过的外乡人出任自己的长官，心理肯定是不服的，他们想要一个反抗的借口，而很快，这个借口就来了，鲜卑人，造反了。

牛bb小说阅读网VOL.12对于刚刚到任的张轨来说，满地造反的暴民算得上是给了自己结结实实的第一个下马威，之前交代过，凉州实际上是处于各个势力包围之中的孤岛，北边的鲜卑人，遍布州内的羌人，南面的氐人，当时这些民族大多数还处在比较处于比较落后的生产状态之中（不过当时的生产力水普遍也是不高），社会组织形式比较落后（具体来说就是没有人民代表之类的组织，一切都是各个部落的首领说了算），业余娱乐活动是抢劫，砍人（没办法，生产能力低下，很多时候吃不饱）。

这个时候的凉州，其实是各个民族杂居的状态，对于内迁的各民族，晋人实行的分而治之的方法，用财物，官职笼络上层贵族和武士阶层，而对于处于下层的普通人，则是卖做奴隶，送往各个地主的庄园之中劳作。

张轨没有被突然遍地而起的暴动震住，他仔细分析了形式，发觉在凉州中最具有战斗力的陇西鲜卑的几个大的部族的首领并没有参与其中，只是一些鲜卑人自发自觉的抢劫活动引发了长期受着压迫的奴隶的响应，同时，还有个别社会不安定因素，某些反社会分子趁机参与打砸抢烧活动。

充其量，这就是一场暴动，对手全是缺乏训练的奴隶，一些抢劫犯，关键是，这些暴民缺乏有效的组织。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发现了对手的这些问题，张轨开始了行动，实事求是的说，这个时候的凉州政府军（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常备军队）的战斗力却是了得，况且无组织的暴民也确实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政府军的对手，张轨随即对这些暴民各个击破，斩首上万。

干净利索的干掉了造反者，张轨度过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考验，关键的是，整个凉州都被这位京师来的中青年干部震住了，不是别的，而是张轨的大手笔。

一次性杀了这么多人，这个一直做着领导秘书工作的外来户，竟然也是如此的心狠手辣。

张轨没时间去在乎别人对于自己的评价，对于他来说，在这个乱世之中，对于任何胆敢挑战政府法纪和权威者都必须受到惩处，套用我国著名足球主席的一句经典名言，即乱世需用重典，矫枉未必过正。

不过在清查这次引起严重社会后果的群体**件的时候，张轨惊讶的发觉背后竟然有着诸多凉州当地豪族的影子，造反的奴隶是一回事，但是那些趁机参与其中的打砸抢烧分子，有许多与这些当地的豪门士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于这种事件，后世的朱重八同志的处理意见很简单，杀，有多少杀多少，只是那是封建主义高度发达的后世，生活水平高度提高，而且以锦衣卫为首的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扎实有效，而对于张轨这个时代，大家请别忘了，这是一个属于士族，属于豪门大族的时代，国家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他们在这次群体**件中的态度，让张轨十分寒心。

对于一个新来的领导不满意，不信服，许多人是选择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消极应对，当然圣雄甘地那个时代还没有降生，让这些从来都只是任拳头的豪门信服，最好的办法就是显示出更强的实力。

但是张轨的目的不是让人信服就够了，关键是他要借助凉州这一方宝地做出些成绩出来，眼下关中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而周围的鲜卑人，羌人，氐人的部族首领们也是虎视眈眈，若是此次事件处理的不好，张轨很有理由呢相信这些酋长们不会不落井下石的给自己再来次火上浇油。

所以要团结凉州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可以团结的力量，其实就是凉州的豪门士族，只是知道的目的和重要性，怎么去做却是个大问题，张轨不可能每逢节假日的上门去慰问探访，送水果的嘘寒问暖的。

知道了目的，而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其实，对于张轨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这主政凉州的第一步怎么迈，充满了讲究和学问。

牛bb小说阅读网VOL.13对于中国的家长而言，无论何时何处，只要是为人父母者，子女的教育问题一直是他们最重视的问题，毕竟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我们有着深厚的重视教育的传统，当然，前段时间比较热的华约北约等高校自主招生的同盟确实是国家教育的一大进步，只是效果如何，还是有待时间考察。

之所以扯到教育问题，是因为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深刻的为我们诠释了教育改变命运的张轨同志，决心在刚刚解决完群体**件之后，开始把建设放在教育上来，具体来说，就是作为州长，张轨同志深感凉州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决心下大力气改变教育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力争把凉州建设成为一个文化，教育事业高度发达的模范州。

争取在全晋教育代表大会上实现教育事业的新突破。

当然，实际情况是，张轨面临这一新的环境，迫切的需要争取当地士族的支持，兴办州学，就是一项。

州学其实从汉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按照规定，每个郡国（汉代封王）都应有学校，只是学校的设立和兴办全部取决于行政一把手的个人意志，如果当权者重视教育，自然学校兴旺，如果执政者忙于吃喝，那么学校就自然衰败了。

张轨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嗜好，不抽烟（那时候也没有烟，烟草当时美洲印第安人的专利），也不太饮酒，因此兴办教育成了他到任之后着力办的一件大事，具体来说，就是设立办学地点，招募老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崇文祭酒），招募学生，传授春秋，乡射之礼（周礼中的礼节，将礼节与射这种技艺结合起来）。

发展教育事业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张轨同志所办州学的学员的时候，就会发现州学不光是发展教育那么简单。

第一期学员都是从凉州九郡中征集的，这个当然，毕竟是当地地方学习，不过后面还有，征集的是地方贵族或者士族的长子。

大家似乎有些眼熟，没错，当年汉武帝征发的良家子充任羽林郎，晋武帝扩充禁军并用贵胄子弟担任，都是在打造一个共同利益集团，自己儿子（注意，其实是长子，长子在那个时代的意义，笔者就不多说了）都在人家手下听着人家上课，自己再造老师的反，是在就有些不好意思了。

所以，州学的建立其实是张轨官宦生涯中打赢的第一个漂亮仗，之前困扰过许多人物的政权当地化的问题，在张轨这里，被一种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解决了，而且，张轨所做的还不止于此，他先后征集了宋配、阴充、?瑗、阴澹等人作为自己的谋士，为自己出谋划策，这四个人都是才学很高，能力很强的青年才俊，当然，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凉州当地豪门士族子弟（这几个人的家族究竟有多重要，以后的行文中会慢慢提到）。

有了人，有了当地士族的支持（至少是表面上的）张轨终于要开始大展拳脚了，当然，封建社会没有那么多的富士康，张轨所要做的也就是督促大家努力种地，多打粮食，多多织布，多多养家畜之类的。

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百姓，只要是能够不折腾的休养生息，其实是能够把日子过好的，历史上中国出色的国君，或者是有名的官吏，也都是做好了无为而治的不扰民，发展教育施行教化，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

而终于开始奔上小康日子的张轨，也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经营这凉州一地，而是把目光再次投向了曾经的故乡，现在早已经战火纷飞的中原大地。

牛bb小说阅读网VOL.14就在张州长带着全州人民奔小康的时候，在张州长长大的地方，当时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中心，中原大地，战火早已经燃烧了好几年，而且，不但没有熄灭，反而有更加加剧之势。

前面说过，张轨同志一出洛阳，没多久他的老首长就被赵王司马伦搞下了台，虽然晋惠帝同志平日里基本不做什么正事，纯粹一个摆设，可是赵王司马伦不地道，借着干掉贾南风的机会，又顺势在洛阳来了次大清洗，像张华这样的老干部都被一网打尽，随即，赵王伦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大侄子，皇帝这么辛苦，还危险，叔叔为你好，还是我来替你当。

这样就乱套了，司马伦怎么能这么不讲究呐，废了本家大侄子，不对，按辈分自己都是人家爷爷了（司马伦为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司马炎的父亲，为司马懿次子，大家看看这个辈分确实有点乱）。

然后自己当了皇帝。

之前说了，各地封王们个个有兵有权的，个别封在关键地区，比如幽州，关中的，还能得到鲜卑，羌人的少数民族雇佣军的支持，司马衷确实当皇帝不太称职，不过好歹人家是先皇之子，有没有犯过什么大错（当然，他也没这个能力犯错），说废就废，就算废了，下一任领导也不搞民主选举，竟然是一言堂，爷爷废了孙子，这还像话吗？当然不像话，很快，驻军许昌的齐王司马?便起兵勤王（当然，勤的是晋惠帝司马衷），随即，洛阳禁军指挥官王舆也是起兵反正（当初您干嘛去了），一干人等又把傻皇帝司马衷迎了回来，重新上位，至于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首犯司马伦，念在宗亲份上，直接赐死。

其实这些本来都不关凉州什么事，反正打来打去也翻不了天，毕竟是内战，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打到最后肯定还是司马家的人上台，更何况眼下诸位王爷们想清楚了一点，这个傻皇帝司马衷还真是不能动，谁动了谁就是逆贼，道义上就站不住了，结果，司马衷同志在这个混乱中竟然还能继续活的好好的，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张轨同志作为一个勤政有为的官员，当然是看不下去这群当权派这样祸害国家，只是自己人微言轻，让大家别打了之类的基本没有用，不过，强烈的责任心还是驱使着他做些什么，刚好，有了一个机会。

前面说了齐王同志成了反正的功臣，当然要享受功臣的待遇，生活方式极度腐化，关键是和之前的赵王伦同志一样，开始觉得自己才是天下老大，开始搞一言堂。

历史无数次证明了一点，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既然齐王同志不民主，搞独裁，就要让他下台，很快，长沙王司马?搞定了不民主的齐王，自己搞起了独裁。

西晋的历史到了这里几乎成了一出闹剧，是个王爷都想要去京师当把皇帝瘾，掌权者换的如同台上唱戏的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

而既然长沙王也不民主，那么就要让他下台，很快，成都王，河间王起兵。

其实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和张轨同志也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河间王司马?有一个比较给力的部下，都督张方，张方同志打仗，特别是打内战是把好手，同样，抢劫打劫的什么也是行家里手，打下洛阳，大肆掠夺，造成洛阳市民死伤万人。

这些张轨看不过去了，战争应该是军人之间的事，为何要拿百姓出气，而且竟然还是对自己的首都，国家中最富裕，最繁华，最优美的城市，这其实我们民族的悲哀，当无数次历史文化的名城消失不见的时候，罪魁祸首竟然是我们这些后世子孙。

看不下去的张州长决定发兵护民，一定要严惩凶手，毕竟那里是自己生活了多年的第二故乡，发兵没问题，只不过，人数上有些问题。

凉州出兵三千，我们做个对比，当时张方同志手下有七万人。

若是这三千兵士都是在那个时代已经登上战争舞台并且纵横无敌的甲骑具装倒还好说（甲骑具装，装备了玄甲，即给战马使用的马甲重甲骑兵，不要羡慕欧洲的重骑兵，当他们的老祖宗还不知道该怎么兴建城郭的时候，华夏先祖就已经开始这么奢侈的玩起重骑兵了）只是凉州根本没那么多重骑兵，有也不敢派（别忘了还有鲜卑人，羌人，氐人）。

于是这三千援军基本变为了打酱油的角色，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好的开始，张州长在逐步让凉州走上正轨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还处于战火之中的中原百姓，而就从这三千凉州儿郎开始，一批有一批的凉州子弟走上了保家卫国的第一线，很快，他们的敌人将不再是和自己同文同种的汉人，而是更加凶狠的匈奴骑兵。

牛bb小说阅读网VOL.15第一次勤王的打酱油并没有打消张轨同志工作的积极性，真正的职业军人是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的，既然是内战，就不便参与了，张轨同志决心继续搞好凉州的生产安全工作，加快凉州地区赶超中原先进州的速度。

张轨同志这段时间除了抓抓生产生活，还对凉州的人文历史多多关注，前面说了，凉州儿郎不仅重视忠勇，而且也十分义气，而且出了几位有名的人物。

汉末（东汉）天下大乱，金城人阳成远杀太守发动叛乱，郡人冯忠带头为死难的太守号哭，吐血而死。

张掖人吴咏最初是被护羌校尉马贤聘请为助理（当初张轨也干过这个，还记得杨大将军吗？），之后又被太尉庞参请了去当助理，本来，能够被太尉这样的三公请为助理，已经算是对于其才学和品行的证明了，只是问题就在于之后庞参和马贤二人相互控告，而且任何一方被控的罪名，都是死罪，又都拉吴咏来作证。

吴咏左右为难，只好自刎而死。

两人这才醒悟过来，消除了误会。

对于这样的忠义之士，张州长当然要褒奖，于是在他们的坟墓前祭奠二人，又厚待二人的子孙。

当然，张州长这样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些目的的，此时已然是八王之乱渐入佳境的时候，阴谋与背叛不断的出现，诸位王爷们为了打赢战争，使出浑身手段，各地军政长官们也是开始以一方诸侯自居，不再服从中央命令，相互征发，忠诚忽然变得廉价，没有收买不了的，张轨一方面感叹这个混乱的世道，另一方面心底也是寄希望于古人的忠义之风，多少对于当下这个乱世有所警醒。

但是，中原大地此时已经战火连天，早已经内迁许久的各个少数民族的首领们也被鼓动着参与了战事，很快他们中一些不甘寂寞的人就将在这片群雄争霸的战场上，试一试自己的身手了。

鲜卑首领若罗拔能可以算作一个想在这乱世之中浑水摸鱼的人物，作为当初晋武帝同志还在位时候，秃发树机能领导的河西鲜卑起义军的主义干将，他先是在造反事业中过足了瘾，砍翻了许多朝廷地方大员，包括当时的凉州刺史牵弘，又是在晋朝中央军的围剿下，假装投降，随后又造反，砍翻了继任刺史杨欣，然后再投降，接受招安，放任自己的老领导若罗拔能被晋军剿匪司令马隆砍下人头送往京师表功。

对于若罗拔能来说，背叛是在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无论是谁都是可以出卖的，哪怕自己的老领导，只不过，人生谁都有追求，若罗拔能的追求就是抢的更多，只是当上河西地区的抢劫大王，于是很自然的，他的目光又盯上了凉州。

由于之前的赫赫战绩（砍翻了两任凉州州长），若罗拔能这次很自信，能够在凉州抢到更多的粮食，奴隶，美女，和财物，为了充分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若罗拔能同志还特意进行了抢劫凉州动员大会，大会是成功的，团结的，胜利的，若罗拔能成功的鼓动起了十余万的部众（当然，老弱病残都算上，但是可战之兵也有数万），奔着姑臧（凉州州政府所在地）就去了。

对于张州长来说，这才是自己上任之后最凶险的挑战，一旦有失，不光是自己身家性命不保，而且凉州境内的民众也必然生灵涂炭，而鲜卑骑手，在当时，都是一个强悍的武力的象征，如何应对，如何御敌，张轨的头又大了。

牛bb小说阅读网VOL.16五胡十六国的时代，既是乱世，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宋配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张轨初到凉州就被选中的人才，这个从小便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成为了凉州的救世主。

河西鲜卑来势汹涌，不过张轨此前已经通过开办学校，重用当地士族子弟获取了凉州士族的支持，而且抢劫大王同志之前的名声实在是太臭了，出卖自家首领，所过之处残酷暴虐的对待平民和其他部族民众，对于之前鲜卑叛乱的惨祸（当时凉州一度被鲜卑占据）还心有余悸的凉州百姓们也是同仇敌忾，决心为保卫家园而战。

而作为一皱之长的张州长也是不敢怠慢，下令全州总动员。

国危思良将，张家的遗传基因中似乎对于选择人才特别在行（以后会看到更多），张轨选择了宋配为主帅，把兵马都交给了他。

宋配没有让张州长失望，第一次带兵上阵，宋配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军事上的才华，用劣势兵力击破若罗拔能全军，不但砍下了抢劫大王若罗拔能的人头，而且俘获鲜卑部众近十万多人。

整个西北乃至中华都被这一次战争的胜利震撼了，远在洛阳，又重新上位的老领导司马衷第一时间送来了慰问电，不但大加褒奖，而且加封张州长为安西将军，并且封安乐乡侯。

赐予一千户人家作为封建采邑。

晋惠帝同志却是又必要高兴一把，在八王之乱中风雨飘摇的晋王朝此时已经开始走向覆亡的道路了，就在去年（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之前那个被无数洛阳大臣们看好的有为青年匈奴族长刘渊，在并州老家接受了匈奴贵族的拥戴，自封大单于，自称汉王，开始建立政权，与晋朝分庭抗礼了。

对于匈奴暴虐还心有余悸的晋朝并州州长司马腾同志迅速起兵讨伐，结果连战连败，不得已把民众迁往内地避祸，而并州几乎沦丧于匈奴手中。

这不单单是一个战败，而是在于自从汉武帝开始的华夏盛世，中原政权对于周围少数民族压倒性的武力优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个别地方的军事长官甚至出现了面对蛮族畏惧而不敢作战的情形。

刘渊打着兴复汉室的名号，把自己和先汉时期和亲的公主扯上关系，终于在法统上为自己逐鹿中原做好舆论准备，但是最关键的还在于，此时已经是八王之乱接近尾声之时了，在内战中损失惨重的晋朝此时已经拿不出多少兵力去对抗新兴的匈奴政权。

不止是在北方的并州，南面的益州，好不容易压下去的氐人首领，李家兄弟们又开始不安分的造反了，放眼全国，稍微安定一点的地方除了东南，也就只剩下西北了。

司马衷同志应该为当时自己选择这个常侍感到激动，在各地都是败仗，丧地的坏消息中，张州长的大胜如同强心剂，又让朝中大臣们和普通百姓看到了希望。

牛bb小说阅读网VOL.17当了侯爵，自然要有侯爵相匹配的住所，张州长虽然没有三妻四妾，但是普通人，也是要为自己两个儿子考虑下，虽然州长的儿子不愁娶不到老婆，但是毕竟不能让自己儿媳妇们没房子住，张州长在初步安定了州内外的各方势力之后，决心稍微享受下生活，好好弄弄房子的问题。

如果把这种行为理解成张州长大兴土木，骄奢淫逸，不图进取可就错了，张轨很清楚眼下的局势还没有到可以安安稳稳的睡大觉的地步，而他要做的，其实是把姑臧城好好的修筑一下。

姑臧是凉州当时的州政府所在地，套用今天的话，就是省会城市，姑臧其实是少数民族的用语，原来叫盖臧，当年匈奴人盘踞河西地区的时候，修筑此城，到了骠骑大将军霍去病收复河西一带时候，顺手也把姑臧城划入了汉王朝的疆域之内。

姑臧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西方贸易往来都需要从这里经过，交通便利，又有石羊河经过，加上之前匈奴人修建城市的基础，因此姑臧很快便成为凉州境内最富庶的城市，随即顺理成章的成为凉州的州政府所在地。

上次的鲜卑人的抢劫活动给张轨敲了个醒，姑臧城此时主体还是匈奴人时候留下来的，后来又是历经战乱，因此若是当时鲜卑人真的冲到了城下，破旧的城墙还真的没法提供多少帮助，因此，重新修筑姑臧城，也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

当然，修筑姑臧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年匈奴人打下这座城市基础的时候，显然没想到之后姑臧会发展成为一座繁华的新兴城市，因此在建设的时候南面小家子气了点，城市面积南北长只有七里，东西长也只有三里，哪里是城市，分明还是比不上张州长宜阳老家的一个小镇。

所以，修城成了当务之急，按照现在的思路，对于这些历史遗留建筑，自然有威武的城管大哥直接荡平，横扫一切，但是张州长没那么大魄力，也没那么多资金，只能小打小闹，原先的地方不够住人了（想想凉州公务员队伍基本都把家安在这儿），怎么办？张州长便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修筑了一个新城。

笔者写到这里，也不得不佩服张州长的建筑学观念了，新筑的城与老城联通，但若是被外敌入侵，两者之间还可以相互隔绝，万一外城失守，内城还可以继续坚守，这个有点类似于船舶中的隔水舱。

平时相互联通，若是紧急时刻，还能提供缓冲，而且还能不破坏原有城墙，减少了劳动力，实在是高明。

于是，房子造好了，境内外的反动势力也暂时消停了，张州长这个时候终于能够松一口气了，不过，享受生活不是这个时候能做的事，因为，凉州一旁的秦州，出了件大事。

按理说刺史这个职务，作为统领一州的长官，也是省级领导干部，生活一定是十分安逸舒适，当然张州长这样勤奋的不算。

但是，秦州刺史张辅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说起来，和张轨一样，张辅也是名门之后，祖上是东汉大发明家张衡，自己也是少年得志，学习用功刻苦，很早就进入了公务员队伍中。

但是张辅这个有一个可以算是优点也可以算是缺点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一切都是按律办事，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份，地位就阿于奉承，或者改变自己的办案标准。

张刺史在家的时候，便是严惩地方上骄横的地方豪族，到了京师，又是严办当时风光无限的几位当朝重臣，这现在去了秦州当地方官，还是一贯的套路。

但是乱世之中，这样的做法也是让他吃了大亏，刚刚上任，便因为过错杀了天水太守，又把东羌校尉，陇西太守韩稚叫来开会。

韩稚早就听说张大人的办事风格了，这刚来秦州便是拿一个太守不当回事，说杀就杀，心中忐忑不已，到了会场，几句话没说完，韩太守就和张刺史吵了起来，韩太守是个武人，兼着东羌校尉的官衔，几句话不对付，当下开打，打来打去，竟然杀了张刺史。

秦州就在凉州边上，而且是凉州和内地交流的重要联系纽带，出了这么大的事，张州长不可能不知道，只是知道了之后，该怎么做，是个问题。

牛bb小说阅读网VOL.18按理说，堂堂刺史，怎么说也是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员，怎么能说杀就杀，韩校尉这个篓子算是捅大了，但是忐忑了一会儿，发现朝廷竟然没来追究。

说来也是晋的气数已尽了，张辅能够成为秦州刺史，河间王司马?出力最多，但是张辅被杀，河间王这个老领导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实在不是不想不报仇，而是没法报仇了，就在这一年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异军突起，又开始跟河间王抢老大的位置，河间王同志此时已经是折腾不起了，连连战败。

除去个人的恩仇来说，张辅作为朝廷官员，竟然被属下所杀，实在是对于朝廷纲纪国法的挑衅，张州长刚刚听到消息也是很气愤，只不过按照惯例，这样的事情，自然有有关部门做出处罚，自己就期待着公正的裁决。

只是左等右等，朝廷那边什么信也没有，再一问，发现河间王同志此时正被东海王弄得焦头烂额的，根本没心思去整顿官员纪律。

如果张轨能够坐视韩校尉这样滥杀上司耳不闻不问的话，他也就不是张轨了，想想当初河间王部下张方兵威最盛的时候，张州长都敢派兵京师，为民请命，一个校尉，还敢翻天不成。

但是这件事却有难办之处，张州长只是凉州州长，不是秦州州长，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张方抢劫京师的时候，已经引起众怒了，所以张州长的义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这次，河间王同志明显的想要息事宁人，不想自己在对付东边的威胁时，背后的秦州再给自己捣乱，没有朝廷的公文，师出无名啊。

少府司马杨胤看出了张州长的顾虑，只用了一句话，就打消了张州长心中的孤寂。

春秋之义！春秋之义到底是什么，笔者才疏学浅，只好长话短说，简单说来，可以理解为一切以国事为重，具体来说，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这句话背后其实隐含着更深的意思，魏晋时期，蛮族入侵，各地叛乱，中国历史上与之最为接近的时代（当然，是张州长他们之前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了，一方面春秋时期的战争多少还保存着上古时代贵族战争的风范，不像战国时代完全演变为灭国性质的总体战，而且最关键的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们，也是面临着四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危险，而争霸诸侯中的霸主，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驱除这些入侵的蛮夷。

杨司马书没少读，先是把张州长到任之后的政绩成果讲了讲，而话锋一转，随即提到了齐桓公的春秋之义，齐桓公救援被蛮族侵略的诸侯国，因此成就霸业，眼下这样做下一个齐桓公的机会就摆在眼前，张州长不能不抓紧啊。

杨司马的话只说对了一半，首先我们得明确，杨司马拿齐桓公这样对比有些欠妥，毕竟张轨是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而不是裂土一方的诸侯（赐予的采邑只有收税的权力），但是打动张州长的关键，还是在于后者，春秋之义。

春秋之义的背后，其实是要维护当时的伦理纲常和社会秩序，把因为战乱而礼乐崩坏的人心重新聚拢起来，通俗来说，就是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价值尺度。

张州长从小便是受着正统的教育长大的，他在凉州当地开办学校，教导学生周礼，他聘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士族子弟为官吏，他设置专门的教育官员，除去笼络当地士族之外，他还有一个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梦想。

许多年后的民族英雄岳爷爷对着山河飘扬，高喊出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将我们对于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的深深的眷恋和不舍的感情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苦难和屈辱太多，太重，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现今。

却始终怀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即使是一只鸟，死后也要让羽毛腐烂在这土地里。

因为生长于斯，所以不舍离弃，张州长的梦想，是要把凉州变为中兴的基地，这块土地，出产优秀的战马，拥有通达西方的贸易通道，带来滚滚财富，最重要的是，这块土地的儿郎，悍勇，忠诚。

所以韩校尉是在是触动了张州长的底线，虽然这年头每天都会有郡长，校尉，甚至刺史被杀，但是，决不允许叛乱的发生，也决不允许对于法纪和道义的藐视。

没什么好说的了，出兵！牛bb小说阅读网VOL.19经过几年的发展，凉州的家底此时也比张轨刚到任时候充实了很多，这一次临危受命的是?瑗，张轨给了他两万人马，讨平叛乱的韩校尉。

当然，先礼后兵的道理张州长还是懂的，大军出发前，先给韩稚写了封信，先是陈述了一下目前的国内外动荡的局势，以及身为地方大员，该做之事（今天纲纷挠，牧守宜戮力勤王。

），回顾了这几年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对于韩校尉这种外敌尚在就开始窝里斗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然后笔锋一转，说明目前自己兵强马壮（武旅三万），要韩校尉认清形势，不要和政府为敌。

大体来说，劝降都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基础作保证，先是申明大义，把公理抓在自己手里，然后说请形势，最后晓以利害，让对方知难而退。

在信的最后，张州长也人性化的给韩校尉指了条出路，只要投降，既往不咎（当然是张州长这边），以后还能一起为国效忠。

也许是张州长之前的声威太大了，荡平盗贼，扫荡鲜卑，还敢和巅峰时期的河间王对着干，韩校尉估摸了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一看信，二话没说就投降了，?瑗带着两万人马权当公费出游一番，到秦州边上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不战而屈人之，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当时河间王同志已经失势，代替他镇守西北的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弟弟南阳王司马模，听说了这件事也很高兴，将张轨老领导惠帝司马衷赐予自己的佩剑送给张轨，并赋予他征伐陇西地区的权力。

整个一部西晋史，各个王爷们走马观花式的上台又下台，由于他们和凉州关系不大，所以本文并不涉及，但是这位司马模同志很值得一说，因为他很有名。

一般来说，魏晋时期是一个门阀掌握社会的时代，因此，提到某某人，一般得提到他父亲是谁，但是这位司马模同志得反过来，因为他的儿子，很有名。

而且决定凉州未来走向的几个节点上，他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司马模的儿子司马保，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出众，或者品德高尚，而是这位仁兄是在是太胖了，而且好吃嗜睡，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当西晋的最后一任皇帝晋愍帝司马业被俘虏杀害之后，司马保同志自己在陇西地区称帝，但是手没有琅琊王快，结果当了第二，不被人承认。

由于这件事，还差点引起内乱，最后也是被自己的部下杀死。

不过这些后来发生的事张州长还不知道，东海王上台之后，风雨飘摇的晋王朝竟然显现出一丝回光返照的景象，东海王司马越迎回晋惠帝，东返洛阳，各地造反的王爷此时也是死的死，跑的跑，国家经过如此战乱，也是再也没有力气打下去了，各地开始招募流民，恢复农垦，似乎有了一丝复兴的迹象。

手持天子剑，专断征伐西北各地大权的张轨，此时也是雄心万丈，经过这五年的发展，凉州此时终于显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州学开办起来，一批一批的学生毕业之后充实到凉州的地方官员队伍和军队之中，通往西域的商道重新联系了起来，往来商贾带来大量的财富，最重要的是，凉州内部对于张轨充满了信心，而自己的政绩，也是得到了上级的认可，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但是太平日子总有人不安分，已经在并州地区发展壮大的刘氏父子开始频繁的南下攻伐，劫掠人口，财富，东北面的鲜卑人也是不太安分，而最关键的是，光熙元年（306）末，已经不知道是被多少次绑架过的晋惠帝，司马衷终于走到了自己的人生尽头。

司马衷如果出生于太平盛世，以他的能力，虽然开拓不成，但是做个守成之君也是尚可，而嫌他碍事的东海王，已经迫不及待的把毒酒送到了这位末代皇帝的身边，他的死，也如同最后一缕残阳，带走了西晋身上最后的国运，司马家族成员们为了私利而肆意的杀伐，也终于将潜藏着的恶魔释放了出来，很快，帝国的东方，就重新陷入战火之中。

牛bb小说阅读网VOL.20司马衷的这一辈子，前半生生活的锦衣玉食，后半生却是刀光剑影，身不由己，他的智力被人诟病，他的行事成了许多人的笑柄，而西晋的覆亡，也大部分被归罪到他的身上。

这里，多插一个小故事，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迎司马衷同志重新上位，攻击成都王司马颖，结果在荡阴全军覆没，被司马越拉上战场的傻皇帝司马衷被无情的抛下，身边侍卫大臣瞬间平跑了个精光，只剩下侍中嵇绍陪在一旁，乱军所至，乱箭齐发，嵇绍用身体护卫司马衷，保其安全，自己却被射死。

等到成都王的部下找到司马衷的时候，这位皇帝的衣服上全是鲜血，嵇绍用自己的身体为盾牌，挡住了致命的箭矢，司马衷的左右侍从要帮他换洗衣服，被这位公认的傻皇帝拒绝了。

这是嵇侍中的血，别洗掉！嵇绍，是嵇康的儿子，当年司马衷的爷爷司马昭处死嵇康，广陵散终成绝唱，几十年之后，嵇康却用身体忠诚的护卫了杀父仇人的孙子，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

司马衷是不是白痴，或许还会争论很久，只是单从那句饱含深情的话来看，他便不是个不知人间冷暖的傻子，他知道何人对他好，也痛惜忠义之士的牺牲，只是在这个乱世之中，他没有绝决的手段，没有凶狠的胆识，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个被宠坏的富家公子，若是生在富贵之家，也是能够无忧终老，而当把整个帝国的重任放到他的肩膀上的时候，他却无力承担。

无论如何，司马衷离开了整个纷乱的世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是幸运的，他再也不用承受被人当做筹码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了，他也不用去见证洛阳，长安城冲天的大火，不用看见满地公卿的尸骨被蛮族践踏，不用看见曾经的东亚霸主的子孙们，在异族的统治下呻吟，哀嚎，他的死，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帝国的中兴者已经准备上场，忠勇的臣子在各地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实践自己的誓言。

复兴的火种也在孕育，荡阴之战，东海王司马越发布檄文，号召天下忠义之士起兵勤王，在起兵的诸位宗室中，有一个名叫司马睿的年轻将军，在此之后，他将东渡东南，在中华的名城洛阳，长安相继陷入蛮族之手之后，在健康，保留复兴的火种，重建复国的希望。

\\\');牛bb小说阅读网VOL.21公元180年对于东西方文明都是一个大的拐点，这一年，东汉人何进向皇帝献上了自己的妹妹，进而加封为大将军，而兴盛了百年的汉帝国，此时正处在帝国最后的余晖之中，朝中的大臣和宦官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

而在西方的罗马帝国，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马可.奥利塞留斯去世，这位为后人留下了《沉思录》等诸多名著的哲学家皇帝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奥古斯都，之后，陷入禁卫军和宫廷斗争的罗马，开始衰落。

两个帝国都在同一时刻拥有了一次自救的机会，和统一全国的晋武帝一样，戴克里先也在罗马血腥的内战中，重新恢复了帝国的秩序，但是两人却似乎只是帝国的回光返照，而他们的一些做法，却加速了帝国的衰亡。

与晋武帝分封诸位宗室为王，并且掌握兵权一样，戴克里先也把帝国分成四个部分，交给自己最亲近之人统治，这些强势的政治家在位的时候，帝国尚能够因为威权而保持完整，只是若是帝国的统治者稍稍能力不足，或是手握兵权的地方大员们心怀反念，一切便无法挽回。

二人死后，留下的政治制度反而加速了帝国的崩溃，与晋朝的王爷们一样，罗马的凯撒们也开始做起了自己的奥古斯都的梦想，重新陷入内战的帝国，最终让蛮族，有了可乘之机。

从公元180年开始的大混乱，对于东西方而言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退守南方的东晋，以中华正统自居，开始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抗，而在西方，帝国复兴者君士坦丁大帝重建了君士坦丁堡，将此作为延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的复兴基地。

所不同的是，大乱之中的民族融合，让随后大一统的中华隋唐，有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新的扩张能力，而在西方，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则在苦苦支撑着。

公元180年开始，也是意识形态发展的新的起点，佛教开始在中国大地广泛流传，其顽强的生命力最终完成了中国化，并且渗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在西方，皈依了基督的罗马人，则开始寻求精神上的内省，重建帝国，开始变得遥遥无期。

\\\');牛bb小说阅读网VOL.22与司马衷同志一起去见司马懿爷爷的，还有河间，成都二位王爷，八王之乱至此，只剩下了东海王司马越一人，到了公元306年，八王之乱告终。

司马炎同志一生聪明，却没有想到自己生前苦心设计的妙局，竟然成为了加速王朝倾覆的关键，若是没有这些拥兵自重，野心勃勃的王爷们，八王之乱如何发动的起来，而最重要的是，被内乱掏空了实力的中华大地，开始面对新的对手，不安分的异族入侵者。

306年这一年，司马越同志并没有闲着，北方的局势不断的恶化，而刘渊同志在北边经营的赵国却是日子过得非常滋润，并州刺史司马腾同志，此时已经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了，从理论上来说，刘渊的叛乱分子在自己地盘上，按照谁的地盘谁做主的精神，自然是他出兵围剿，只是**围剿多次，不但没有消灭这一小簇反动分子，反而**损失惨重，司马腾眼看着就要被刘渊当乱党给剿了。

关键时刻，还是本家兄弟东海王司马越想的周全，加封司马腾为东燕王，而提升了刘琨为并州刺史，终于解脱了的司马腾拍拍屁股走人，把并州这个烂摊子扔给了刘琨。

刘琨，至此终于开始展露出他才干，而祖逖，则还隐居在老家之中不出，当年闻鸡起舞的国之少年，此时都已经是经历过风雨的男子，岁月褪去了他们身上的浮华之气，却给了他们坚毅和决绝，在随后即将到来的永嘉之乱中，他们的坚强和勇敢，将成为承托起我们民族的脊梁，留给后人无限的感伤。

只是现在刘并州还没时间感叹，只是带着一千多人好不容易到了晋阳，却发现没有人山人海的欢迎队伍，没有横幅，没有彩旗，最麻烦的是，连个开门的人都没有。

不是人民群众不欢迎刘州长，而是，城中已经没人了。

并州此时已经成了匈奴人的天下，刘渊自称大单于，建立国家，蜂拥前来投奔的人数以千计，借着汉家大旗起死回生的匈奴国家又出现在了中华的大地上，如果汉武帝同志泉下有知，估计能被气的再活过来一次。

所以刘并州第一要务不是什么政绩工程，而是拼命的活下来，修缮城池，组织手下人马开荒种地，安置人民，再和不断袭扰的匈奴骑兵作战。

应当说，刘并州同志的工作卓有成效，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晋阳竟然成了抵挡匈奴骑兵南下的重要军事要塞，而且，如果扣掉因为粮食短缺问题而带来的管理问题，他还是很成功的经营了一座城市。

而张轨同志也没闲着，编练军队，训练战士，购买养殖军马，这些都是能够让他烦心的事，而最重要的是，公元308年，也就是永嘉二年，王弥来了。

实事求是的说，作为五胡乱华时代，除了个别极品人渣，比如石虎之外，其他的少数民族领袖在为人上，还是比较正常的，也是知道不能滥杀百姓，而作为晋朝汉奸队伍的优秀代表，久经考验的**分子，王弥实在是一个极品汉奸，不对，应该叫他晋奸。

此公人品极为恶劣，行为及其残暴，以至于后来和他共事的匈奴贵族刘曜，后来的汉赵帝国皇帝都无法忍受他的残忍，而与他决裂。

一般来说，王弥这样的**分子，要么是从小家庭变故，心理受了刺激，要不就是从小受人欺压，心理扭曲，只是王弥就是与众不同，家族在当地是名门望族，祖上都是太守一级的国家干部，而且从小便是受到教育，骑马射箭无所不精。

一个人是否成为对于社会有用的人，不在于他的家庭出身，社会背景，而在于他自身，王弥就是这样的人，从下便自命不凡的他，一直感叹为何天下太平，而让自己无用武之地，等到八王之乱开始，自己则是开心不已，第一个报名参加了同乡人柏根组织的**组织，积极投身于抢劫造反事业。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而且王弥不是普通流氓，还是个会武术，能骑马射箭的流氓，因此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在当地成了气候，抢劫活动次次顺利，到了308年，突然想起去早年游学过的京师洛阳看看以前的老熟人，只是王弥此时已经是国家安全部门通缉的要犯了，自己一个人去是自投罗网，因此，为了安全，更是为了舒心，王流氓带着手下弟兄一起去，对此，晋朝方面的反应只有四个字京师震动。

牛bb小说阅读网VOL.23永嘉二年（308年），晋朝天下倒是没有太多大事发生，王弥造反算是一件，而更为重要的事，则发生在凉州。

这一年开春没到，辛勤忧劳的张州长就病倒了，而且病的很严重，中风，不能讲话，由于大儿子还在京城办公（此时张轨的大儿子张?早就顺利的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被朝廷授予骁骑将军的职务，正在洛阳），只好让小儿子张茂带领州长的职务，处理公务。

任何一出电视剧都不会让主人公的好日子一直过下去，总要有些波折才算是有起伏，凉州也不例外，虽然张州长一心为民，苦心经营着凉州，而且，凉州百姓们的生活水平自从张州长到来之后也是提高了很多（之后会讲到），但是总有阴谋家和野心家不乐意看到这样的局面。

陇西郡长（内史）张越就是这样的人，作为凉州世家豪门子弟，而且又是自认为英武不凡的人才，感觉一个小小的陇西郡这样的地市级单位实在是太屈才了，要做，就要做到凉州刺史那样省部级的领导才有意义，因此，找到自己的老哥，酒泉郡长张镇（一家之中有两个市长，是在不简单）以及西平郡郡长曹祛商量个办法，驱除张轨。

要说下级官员对于上级不满意，也最多就是越级抗议，只不过这三位郡长凑在一起，胆子大了许多，也更有民主意识，直接越过许多级，向当时在长安主持西北工作的南阳王司马模上书，要求更换州长张轨，听说凉州边上秦州州长贾龛政绩不错，要求换他。

而且，撤换张轨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风的张州长眼下成了残疾人，不能办公了。

先不说张州长是不是中风严重到残疾的地步，只是下级官员竟然可以要求上级调派符合他们心意的官员就任，就已经让人惊讶了，只能说明，要不晋朝的公务员太有民主意识了，要不就是朝廷的法纪已经荡然无存了。

贾龛也是糊涂，凉州比秦州富庶，又有眼巴巴盼着自己过去就任的下属（张越等人），当即就同意了，只是他的哥哥不傻，一看这个苗头，肯定不是希望自己弟弟去凉州发展，而是张越找个借口踢开张轨罢了，而且张轨在凉州多年，政绩卓著，人民又是十分满意，自己弟弟去了，岂不是被人当了枪使！把道理说清楚了，贾龛也是惊出一身冷汗，赶紧拒绝，这边张越等人早就等不及了，反正贾龛也好张龛也罢，都只是个幌子而已，真正的目的是自己当州长，因此直接踢开政府闹革命，一边直接上洛阳的晋怀帝上书，要求州长换人，一边公然宣布推选主管州内军事的参谋长（军司）杜耽为州长。

再由杜耽上书朝廷，推荐张越担任州长，玩了一出曲线救国的棋局。

这下就是**裸的叛变行为了，没有上级有关部门的授权和命令，直接就罢免了一州之长，而且换谁都是他们说了算，对于这种叛乱行为，中风在床的张轨，却第一次表示了忍让。

张州长不能说话，写还是能写，让人拿来笔和木简（那会儿纸是稀罕物），准备起草文告，说明自己确实身体衰老，也是力不从心了，准备归隐宜阳老家（张州长在那里出生，长大）。

张州长不是小孩子了，这种时候开不得玩笑，宜阳现在什么情况，他应该比谁都清楚，早十年他这么说，大家都会羡慕嫉妒他，因为那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附近（洛阳边上），环境良好，适宜人类居住，只是现在整个中原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抢劫的强盗和匪徒，还有不安分的异族人，现在回宜阳，那是送死啊。

越是危难的时刻，越能反应出一个人的品质，长史王融和参军孟畅闯进张州长的卧室，当面把张镇等人写的罢免张轨的公告踩断（公告写在木简上），然后拔剑而出，召集军队，准备讨伐叛乱分子。

这时，张轨的大儿子张?刚好思念家乡（京师饥馑，估计也是吃不好，穿不好），辞职回家，遇上叛乱，于是被任命为讨伐叛军中军指挥官，指挥平叛事宜。

出兵之前，张?和他父亲一样，还是认为能尽量减少死伤就应该减少死伤，因此，派了张镇的外甥，在讨平叛乱军司令部担任后勤职务（主薄，管理钱粮等杂事）的令狐亚去劝说劝说自己的舅舅。

这下知道火玩大了的张镇清醒了过来，发现自己的弟弟却是不厚道，最关键的是，凉州其他郡长们纷纷表示支持张州长，酒泉太守张?派儿子张坦飞马入京师，向上级说明情况，而张轨的助理（治中）杨澹更是跑到长安，当着南阳王司马模的面，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以表示张轨是遭人陷害的。

明白了人心向背之后的张镇赶紧跑到张?面前请罪。

这下，领头挑事的两人，张镇软了，张越不知所踪，剩下一个西平郡长曹祛苦苦支撑，晋怀帝这个时候也是醒悟过来，在南阳王司马模的证明下，明白了始末，因此下令严惩闹事者。

这个时候闹事者只剩下了个西平郡守曹祛，张?集结州中主力，步骑三万，击破曹祛的抵抗，把这个谋反案的从犯斩首示众。

牛bb小说阅读网VOL.24内部安静了，外部的威胁也就变大了，**组织头目王弥此时颇有些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意思，虽然在老家青州总是被重重围剿的政府军打的一败涂地的，但是灾荒和邪教组织的思想动员，使得绰号飞豹的王反贼不愁没有兵员。

不能不说，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要是一般的造反组织，政府军来了多少，就跟人家打，王弥很聪明，而且读过书，知道兵法，主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把战火烧到广大的晋王朝的后方，借着晋军集结于青州的机会，打了个措手不及，攻下许昌。

许昌是当时东海王司马越的大本营，剿匪剿匪，剿了半天，竟然把自己老巢给弄丢了，而问题是，丢了许昌不是问题，问题是飞豹还是想到洛阳去走走看看，而主力集结在青州的晋军在洛阳城防空虚，如果王弥动作快的话，洛阳城就得易主了。

这个时候，主政的东海王司马越同志却不在洛阳，原因很简单，新上任的晋怀帝同志发愤图强（很像后世的崇祯爷，本非亡国之君，却多亡国之事），要把晋帝国这个破败的车拉回正轨上来，而以拥立功臣自居的东海王同志，显然不喜欢这么有个性的领导，几句话不对付，竟然发了脾气，一怒之下回了自己的根据地，谁也不见谁，图个清静。

而眼下，丢了许昌，东面各州也是战火纷飞，只是盗贼入境，身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还是要表示一下，于是急令部下加速向洛阳进发，自己也是将大营向着洛阳城移动了一些。

张轨张州长，在处理了州内的事务之后，心情也是不错，加上朝廷嘉奖，派兵送贡品，预备干部到京师。

按照规矩，凉州地方要选拔优秀青年前往首都，进一步深造，作为未来国家的公务员预备人员，只是永嘉二年（308年）的凉州优秀青年们，估计心情分外糟糕，考不上的（秀才是需要考试的）被考上的羡慕，因为，洛阳眼看就要不保了，这个时候再去京师，是在是凶多吉少。

乱世给了英雄充分的舞台发挥自己，而这一次，几乎空虚的洛阳城也是急需要一个英雄人物，被张州长派到洛阳护送物资的北宫纯同志，将创造一个奇迹。

永嘉二年，五月十九日，已经逼近了洛阳城的王弥大军开始在津阳门搭建攻城武器，准备攻城，人马数万，声势浩大，司马越同志的援军这个时候打了酱油，没赶上，京师空虚。

此时已经被晋怀帝任命为剿匪总司令的王衍也在紧张的关注着战局，京师无兵可用，正好护送物资，人员到京师的北宫纯被抓了壮丁，抵挡造反派。

一般这种情况下，敌众我寡，而且对方几乎全是骑兵，北宫纯带领的大部分是步兵，一般人的思维就是靠着城墙，打一场规规矩矩的守城战，然后等着各地援军到位，逼退敌人，天下大吉。

但是北宫纯不是一般人，老老实实的打常规作战可不是他的作风，而且重要的问题是，此时终于晋王室的几个地方大员，南面的援军没走一半就被乱民砍翻，并州刺史刘琨自顾不暇，东海王打了酱油，也只剩下自己带着的凉州子弟能够依靠，而且，京师和别处不同，作为当时天下最大的城市，虽然经历了战火的摧残，但是城中需要的粮食还是很多，时间拖久了，反而是对于习惯了四处觅食，野生能力特别强的王弥大军有利。

于是，五月十九日这一天，正在忙着修筑工事的洛阳守军和正在忙着建造攻城武器的王弥军士兵，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洛阳的城门，缓缓打开了，城中走出了一支军队（人数有争议，但是不超过一千人），随后，城门又缓缓关上了。

北宫纯和他的部下，凉州的子弟们，手持盾牌，身披重甲，就这样站在城门外，看着王弥和他忙碌的数万骑射手。

人数稀少，又多是步兵，还背靠城门，主动出击，最绝的是还把城门给关了，王弥的脑子在那一瞬间短路了，开神马玩笑，这帮人想要干什么？投降？带着武器，开打？就这么点人？北宫纯和他的部下们的神情倒是无比轻松，看着忙忙碌碌的乱党们倒是不慌不忙，放佛面前不是横扫三州，纵横中原无敌手的可怕军队，而只是一群灰太狼。

无视，最彻底的无视，哪怕你横扫中原，哪怕你凶残成性，哪怕你杀人如麻，但是你缺少一样东西。

1941年底，德军逼近莫斯科，精锐的中央集团军群期待着博克元帅在红场的阅兵，但是，他们最终失败了。

西方的历史学家会为德意志帝国的失败找出无数的理由，但是有一句话，却久久的回响着。

俄罗斯虽大，却已无路可退，身后就是莫斯科！千百年的光阴，却总有一些事物不会改变，忠勇的义士驱动着自己的身躯，去填平祖国的苦难。

那天站在洛阳城下的凉州儿郎们，手握着手中的长戟，背后就是洛阳，这座东亚最大的城市，这座文明的中心之地，这座帝国最耀眼的明珠，身后的城市中，有上万名无辜的百姓，有历经十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财富，有无数的华夏典籍，乐府华章，有无数精巧的工艺品。

但是最重要的是，背后城中，是和自己一样普通人，是无数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是无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和自己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他们也有活下去的渴求。

守护你最珍视的，保卫她，珍惜她。

中华虽大，却已无路可退，背后就是洛阳！牛bb小说阅读网VOL.25无视，**裸的无视。

数万大军，震动天下，北宫纯还竟然敢孤军出城迎战，而且那个神情，根本不是送死，反而是出来武装越野五公里的。

作为一个有着极强自尊心的有为青年，王弥同志这次火大了，北宫纯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对于这个年纪的男人，自尊心和面子比什么都重要，于是，攻城武器不造了，大家放下手中的榔头，换上垂头，上阵砍人。

不能不说，王弥纵横数州之地，横扫官军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就是老大本人很能打，作为一个世家子弟，马上骑射的功夫相当精湛，而且手下人马也都是经验丰富，用公共安全专家的话，就是一群惯犯，职业打群架分子，拿着好狠勇斗的刑事犯对付大部分是农民组成的晋军地方部队，当然屡战屡胜。

但是北宫纯也有自己的秘密武器，经过了张州长苦心经营，凉州地方军无论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上了一个台阶，具体来说，就是北宫纯直接带领着一百人，奔着王弥冲了过去。

具体来说，应该是一百人和一百匹马，这都是骑兵，而且是自从三国时代开始就享誉全国的凉州铁骑，魏晋南北朝时代，既是从未有过的乱世，也是一个新兴兵种登上历史舞台，并大发异彩的时代，而这个兵种就是甲骑具装，通俗来说，就是重骑兵。

曹阿瞒同志曾有有一次写信给友人，诉说当时自己和袁本初这对原本共同战斗在采花第一线的战友的贫富差距，先是带着半是艳慕，半是哀叹的口气说道袁本初有上百套战马使用的玄甲，随即又是长叹一声，自己的用十个指头就能数过来。

中国重骑兵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受到当时的萨珊波斯的影响，萨珊当时和罗马人打的不亦乐乎，都是从农民中征召的步兵根本拿罗马的职业龟壳没办法，只能靠着自己的老本行，强悍的骑兵，而到了这个时候，为了防止马匹受到弓箭的杀伤（人身上有铁甲），因此开始给战马披上铠甲，再加上东方民族传统的对于弓箭的热爱，萨珊铁骑远可射箭，近可冲锋，完全变成了全能小坦克。

当然，凉州铁骑当时的装备并没有那么完善，马甲（玄甲）也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细致，出现专门用于马身上各个部位的细致分类，只是简单的在马的躯干部分简单的围上了用鳞片穿成的甲片，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是王弥能够应付的。

敌众我寡，不宜久拖，北宫纯心里明白的很，带着手下就奔着王弥而去，擒贼先擒王，更何况王弥身材高大，体格健硕，本就是个极佳的目标。

凉州铁骑先是一阵箭雨伺候，接着放倒长槊，整个标准的重骑兵冲锋的架势，杀进乱军之中。

甲骑具装的威力，不能用人数衡量，宁可少些，也要好些，这些出身士族的子弟，从小习武，每天骑马射箭，拿着长槊刺草人练技术，练好了再拉到边境地区锻炼，毕竟凉州当时并不算安生，周围反动势力还是蠢蠢欲动的。

而事实求是的说，在平原上，面对面硬碰的话，当时还真没有什么能够遏制这些重型压路机的办法。

两军一项砰，高下立刻就分了出来，职业打手再狠也没法和正规军相比，更何况是在平地之上，当时有没有什么超长枪方阵，没有什么瑞士戟兵方阵，至于宋的神臂弩，步人甲更是千年之后的事了，更变态的是，长槊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长枪或者欧洲骑士的那种骑枪，而是柔韧适中，适宜马上格斗的武器。

当个撑杆跳的没问题。

对于这样浑身上下都是铁甲的小坦克，抢劫犯们一没有莫洛托夫鸡尾酒瓶，而没有RPG，岳爷爷发明的滚到地上砍马腿的战法，又不是这群贪生怕死的职业犯罪分子能做的了的。

于是结果很简单，铁骑轻松的撕碎了王弥的阵型，随即奔着王弥而来。

关键时刻，让领导先走的觉悟还是要有的，王弥的抢劫大军本来大部分来准备抢上一笔就走的主，死战不退的政治觉悟一点也没有，看着情势不妙，随即一哄而散。

作为资深惯匪，别的技能可以欠缺，但是跑路的能力一定要很强，王弥充分发挥了自己马上功夫，飞马而逃。

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抢劫瞬间变身为王跑跑。

让士兵先走，指挥官留下。

那是犹太人干的事。

到了这个时候，北宫纯才发觉一个问题，铁骑身上的铠甲太重了，根本没法追击，这也是甲骑具装的一个致命问题，由于负担了太重的重量（人马俱甲，还带着武器），所以重骑兵往往只能进行一次冲锋（让马加班也得给加班费），而且，冲锋距离还不能太长，而几乎无甲的抢劫犯们（那个年代，铁甲是宝贵物品，一般抢不到）这时候反而有了优势，无甲一身轻，小马蹄跑的飞快，很快就没影了。

永嘉二年的这场洛阳之战，就此结束，三天后，气不过的王弥还想回来碰碰运气，结果被胜利激发起信心的守军弓箭，石头一阵伺候，最后烧了个城门泄愤（破坏国家文物，又多条罪证），而原先龟缩在城中的左卫将军（负责洛阳防务，洛阳卫戍军区司令）王秉充分了发挥了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率军追击，把王弥彻底赶出了洛阳地界。

牛bb小说阅读网VOL.26关于洛阳城下的这场战斗，可能会有争议，比如有些观点认为经过应该是，凉州卫队出城迎战，随后王弥大军箭如雨下，箭矢用尽，而重甲厚盔的凉州士兵并无重创，因此，轻骑兵发起自杀性冲锋，奔着重步兵而去，随后的场景，大家可以回忆下勇敢的心里面，鲁莽的英格兰骑士冲锋的场景。

笔者不太认同这种说法，晋书并无详细记载此事，而在资治通鉴中，提到的是一百人的突击队，大破敌军。

由于魏晋史的资料并不是很多（笔者搜集资料能力也是有限），因此，我想说说看我的分析方法。

1，俄而王弥寇洛阳，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浚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京师歌之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凉州鸱苕，寇贼消；鸱苕翩翩，怖杀人。

这是晋书记载，注意歌谣所唱，凉州大马，自是京师百姓对于凉州骑兵印象深刻，而如果在洛阳破敌的是依靠步卒，而破刘聪是在河东，那么这首歌谣是在无法解释。

2，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来卫京都。

这是洛阳陷落前凉州增援京师的记载，当然，这五千精骑不可能全是甲骑具装，但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骑兵在护卫城市时候的重要性，否则，也是应该多增派步兵而来（守城战，重步兵比重骑兵更有用处）。

关于重骑兵的可怕战斗力，后来的事件更能说明，比如契胡铁骑打破葛荣乱军，可怕的白袍骑兵，但是，这里笔者想要说说为何重骑兵会在中国没落。

首先要明确，中国的重骑兵和西方的骑士其实并不一样，西方骑士装备自备，粮食自给，打仗分战利品，和国王或者君上只是合作关系。

这种权利的分治，其实也是西方近代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中国或者东方国家，重骑兵都是国家征召，从小训练，装备国家配给，发给粮饷，战利品统一归国家，属于绝对服从，这样，中国就没有骑士这个阶层，而只有重骑兵这个兵种（骑士并不仅仅是一个兵种）。

而重骑兵在中国的消亡，许多观点认为是其本身的灵活性差，无法适应中国的军事作战方式。

在这里，想要说说士族这个阶层的衰落，从魏晋开始，士族门阀的兴盛，到了科举开始之后以庶出地主为代表的新兴官僚的兴起，其实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悄然的改变，从另一方面反应，就是中央权力对于地方的扩张，和地方自知道额削弱，前文说过，庞大的地域使得统治缺乏技术支持，因此往往是放权于地方大员，比如罗马的总督，魏晋的刺史，军，政，民，财等权一起集中于一个人，方便于战争，或者救灾等事务。

而魏晋时代，中央权力的衰微，和士族势力的强大，为甲骑具装提供了条件，这个时期的战争，开始有像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的模式演变的趋势，构成双方军队精锐和核心的，是出身门第的士族子弟，重骑兵高昂的开支，使得平民和自耕农阶层无法负担，春秋亦然，昂贵的战车费用，也不是一般人家担负的起的，而且，国家衰微的另一方面，是无力提供军队充足的保障，起兵征战之人，只能自备粮草，因此，细节上，开始有些类似于后期的欧洲中世纪。

但是，隋唐的统一，随即的大一统，国力的迅速恢复，也使得中央的权威迅速重建，同时科举之后，门阀士族衰落，培育中国骑士的土壤不复存在。

而到了宋之后，文武分制，武人地位的快速下降，更是使得这种职业军人开始消失。

牛bb小说阅读网VOL.27打了败仗的王弥，一气之下做了伪军，投靠了当时还在并州的刘渊，而北宫纯则是再接再厉，在河东把想趁着内乱而捞上一笔的刘聪打的落荒而逃，凉州大马自此，横行天下。

话说王弥本人还颇有些喜剧色彩，打了败仗之后，想要投奔刘氏，却又有些顾虑，刘渊倒是察觉到了，派了自己的最高咨询官和监察长前去迎接，并且好言好语，劝说王弥。

在晋朝一直都是头号通缉犯的王弥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当下到了黎亭（山西省壶关县，当时汉赵的首都），刘渊也是很欣赏王弥这浑身匪气，两人一见面竟然兮兮相惜，任命王弥为首都卫戍军区司令，一直以来胸怀大志的王弥终于找到了归属，向新任领导表决心，一定要将造反事业进行到底，双方共同回顾了对晋作战的有益经验，并且决心决心一定打倒压在广大各族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晋朝官僚和司马反动派势力。

只是王弥的春天其实根本没到，没多久，他就又得在北宫纯手上痛苦一回，不过现在，他总算在刘渊这个**头目哪里，找寻到了一丝慰藉。

晋朝这边，打了胜仗当然得奖励，当然张州长领导有方，培养出这么出色的下属，也是要奖励，晋怀帝和司马衷不一样，心里清楚的很，洛阳城被围，周围的郡长，州长们一个个眼巴巴的看着，就盼着晋怀帝老人家早点归天，谁忠诚，谁奸邪，一眼就看了出来，于是要奖励，要重重的奖励。

于是，鉴于张轨同志的优秀政绩和出色领导才能，晋怀帝决定授予他西平郡公的称号。

这下张轨可是真不敢要了，郡公这个爵位是晋武帝还在位时候设立的，晋朝爵位沿袭前朝，但是又有自己特色，西平郡公严格意义上前面应该加上开国二字，以示褒奖开国功臣的封号，而且，作为人臣，而非宗室，这已经是晋怀帝能够封赏给张轨最高的爵位了。

这么大的爵位，张轨当然不敢接受，但是不接受不代表张轨对京师弃之不顾，已经实际上沦为一片孤岛的洛阳，此时全部依靠于外地的货物和粮食才能勉强支撑，而割据各地的州长们这个时候倒是想起了路途劳顿，劳民伤财的借口，一个个的拒绝向京师运送物资，太常（掌管宗庙祭祀的官员）挚虞写信给张轨，告诉他京师饥荒，请求支援。

乱世人不如太平犬，挚虞和张轨是当时一同在皇甫老师那里求学的同学，之后两人也是同朝为官，感情深厚，老朋友话说到了这个份上，让张轨心中也是无比难受，赶紧派出参军杜勋送战马，布匹前往京师。

说到这里，其实不能不表扬一下张轨张州长的聪明，京师饥馑，正常人肯定会派人往京师运送粮食，但是张州长却是送布匹，这是为何？请大家拿出中国地图，在今天的甘肃武威民勤县和河南洛阳之间画一条直线，看看实际距离到底多少，而且这一路走来，山路纵横，粮食全靠人马运输，当时没有什么高速铁路，运粮食的民壮们路上所吃的粮食也需要自己携带，因此，到了洛阳，还能剩下多少粮食？但是布匹就不同了，首先，布匹运量比粮食少，方便运输，而且，布匹运往京师，可以帮助众人御寒，但是最重要的是一点，充当货币。

话说张州长有一次闲来无事，想去街上逛逛，给自己孙子张骏（307年出生，此时一岁，张家三代到了张骏这一代，只有一个男丁）买点吃食，毕竟，当了爷爷谁都开心，只是到了街上一看，张州长才发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张州长挑选了几样小孩用的小玩具，掏出朝廷发行的铜钱就要付钱，商户接了铜钱，却找给张州长几块破布。

张州长当时就愣住了，虽然说人民公仆为人民，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拿破布给我算怎么回事，结果商户反而一脸委屈，这几块破布还得来不易呐，要不是看你是张州长，我才不找给你。

拜八王之乱所赐，整个国家陷入了空前的动荡之中，田地荒芜，人口减少，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灾荒经常袭击各地，经济的损坏使得经济崩溃，金银铜等物不能御寒，充饥，因此在很多地方，人们开始了以物换物的方式，具体一点，老张家有一块布，可是孙子晚上想吃羊肉，于是老张拿着布到村头的郑屠户家想要换些羊肉，郑屠户一看，这一匹布，抵得上半只羊，老张一想，半只吃不完，少一些，郑屠户也是爽气，那就少点，只是这布就不用一匹了。

这个好办，老张哪来刀子，就把布给分了，割出一部分换羊肉，另外的带回家。

这还只是买大件物品，如果是针头线脑之类的，布匹就得不停的割裂，割裂，到了最后，就成了张州长手上的几块碎步了。

这还是在凉州这块相对安定的地区，而在洛阳等经常性战乱的地方，如果没有金银之物，甚至换不到一口吃食，因此，张州长送去的三万匹布抵了大用处，可以让京师用来和周围地方交换粮食，这样一来，省去了中途运输的消耗，而且，洛阳附近，已经都是敌对势力控制的区域了，这样一交换，自然让对方的存粮少了不少。

但是，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因为布匹不停的分割之后，就会导致布匹成为废物，根本无法再使用了，造成极大的浪费，因此，张州长开始琢磨一个解决的方法。

牛bb小说阅读网VOL.28实事求是的说，当时的凉州，坐拥世界级的贸易路线，又有西域的胡商穿梭而来，金银铜钱等货币并不缺乏，关键在于，有钱无物，也就是没有商品可以买。

笔者最近爱上看电视剧，每每里面提到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拿着人民币却因为没有供应卷而无法买到商品的时候，总是感觉不可思议，当然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无法理解，而张州长眼下就是这个局面，凉州民间拥有大量财富，但是由于缺乏商品，无法运转起来。

张州长当时面对的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也遇到过，办法就是放开市场，发展生产力，敞开供应，使得货币自由流动起来，而获得商品，无外乎自己生产和从国外进口。

张州长那会儿可没有WTO，胡商运进来的还都是奢侈品，张州长不加人家奢侈品税就不错了，因此，实现货币流通，还得发展经济，多打粮食，自力更生。

张州长还在凉州苦恼着，这边并州的王弥倒是人生第二春了，原来，王跑跑摇身一变变身首都警备司令，自然地位不同，新进提拔的干部想要进步也是正常的，只是王司令是在打不过北宫纯凶悍的凉州兵，而功劳还是想立，怎么办，一拍脑袋，干脆劝上级领导称帝。

说实话，中国自古以来，当皇帝，跟谈恋爱一样，虽然想的要命，却又不好意思明说，非得找个媒婆中间撮合一下，王司令摇身一变王媒婆，劝说刘渊同志更上一层，把王换了，换成皇帝，这边刘渊也是正有此意，只是手下一个个脑筋不开窍，没和自己想到一块去，现在王司令如此乖巧，自然高兴，于是当年（308年）十月，刘渊沐猴而冠，当了皇帝。

至此，刘氏匈奴终于站到了对抗晋朝的第一线，套用御用史书的话说，就是鲜明的亮出了反对以晋王朝为代表的腐朽堕落的地主阶级的第一线，不过，刘渊可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就算后世无数人为他唱赞歌，也改变不了匈奴人作为文明的破坏者所扮演的角色。

当了皇帝，感觉自然不一样了，接下来的程序很简单，儿子老婆都纷纷升级，将军变王，王后变皇后，只是并州刺史刘琨偏偏不消停，眼瞅着人家老刘家好不容易大喜，偏偏给人家难看。

为了祝贺刘渊终于修成正果，刘琨刘州长特意命上党郡长（内史）带着鲜卑骑兵，给刘皇帝送贺礼，立国第一战，匈奴骑兵被打的落荒而逃，刘皇帝的脸色挂不住了。

丢了面子就得找回来，只是这大喜的日子，不宜动刀兵，刘皇帝念着百姓之苦，还是决定忍忍，不过，封赏的事一定要做，要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培养梯级队伍，于是，刘姓子孙，按照血缘亲疏，封王的封王，封侯的封侯，汉赵帝国变身家族企业，让刘氏子孙们开心不已。

刘皇帝忙着收贺礼，这边北宫纯则是更忙，京师虽然有凉州的接济，但是情形依然十分危急，于是张州长继续向凉州增发援军，张斐、郭敷几位将军带着五千精锐骑兵来到洛阳，增强了京师的防护。

到了这个时候才体会到张轨忠诚的晋王朝，此时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封赏了，有的也只是官号和爵位，于是，晋怀帝特意派使者，加封张轨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将军、开府辟如、仪同三司。

这句话重点在前后，镇西将军是镇守一方的军事大员，级别几乎相当于三公，而都督陇右诸军事，意味着张轨有权力管辖（陇山，陕甘交界之处）陇山移西的所有晋朝部队全部由张轨指挥）。

开府，仪同三司，张州长有权力开自己的幕府（别看错，日本幕府学的是中国），征召，任命官员，仪同三司，则是已然在实际地位上相当于官员最顶级的三公序列了，在出行的建制，规模上已经是位极人臣了（简单来说，就是张州长原先出门坐桑塔纳，之后清一色的奥迪A6L）。

这么隆重的礼节，张轨当然不敢要，想想之前自己连西平郡公都没敢接受，这份超级大礼包自然更是不敢动，但是不敢动是不敢动，但是晋王室的心意，却让张州长很感动。

308年的后半年，得益于张轨，刘琨等人的努力，再加上东海王司马越同志不怎么打酱油的态度，晋王朝竟然出现了些许复兴的迹象，只是这份回光返照，已然出现了太多次了，这次，会是真的吗？牛bb小说阅读网VOL.29刘渊并不是一个能忍的人，更何况，年轻时候人生过的太过潇洒了，自然公子哥的秉性还没改，去年丢了的面子，第二年就得找回来。

公元309年，一开年，年都没过完，刘渊的太史令（国家天文台台长）宣于修之就来揣摩领导心思了，首先，去年吃了这么大的亏，不能不报，因此，先是用天意给领导一颗定心丸，洛阳三年之内一定攻陷，另一件事，刘渊现在是皇帝了，不是原先的赵王，家大业大的，蒲子地方小，住起来也不方便，因此建议迁都，搬到全国比较大的城市，比如平阳。

刘渊从善如流，欣然接受，开始在309年一开年就忙着大搬家，搬家，自然费时费力的，也就没时间去南面的邻居晋怀帝那儿讨杯茶喝了，而晋朝这边，也是内乱不已。

之前说了，晋朝在八王之乱后，有过很多次自救的机会，但是晋朝的王爷和主政者们充分发挥了宁与外掳，不与兄弟的民族团结精神，生命不息，内斗不止，洛阳刚刚消停没几天，东海王又开始惹事了。

晋怀帝司马炽同志倒是一心想要匡扶祖宗江山，因此培养些帝党也无可厚非，毕竟上次王弥前来洛阳武装游行的时候，被他最看重的东海王司马越竟然打了酱油，是在让人寒心。

新的干部一定要能够站好队，要能够分清楚形式，就是忠诚于以晋怀帝为首的晋朝中央，怎么选人？很简单，发小加亲戚，晋怀帝还是皇太弟的时候的好朋友缪播，缪胤，舅舅王延等，纷纷加官，进入核心领导层。

这样一来东海王同志就脸色难看了，有拥立之功的东海王感觉自己被架空了，手下刘舆更是力劝东海王赶紧先下手为强，做掉这些帝党分子。

三月，之前追击王弥的卫国英雄王秉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但外战打的好，内战也不弱，带兵三千入皇宫（王弥兵围洛阳的时候，除了北宫纯的凉州子弟，无人敢出城迎战，王将军也只是在北宫纯大胜之后才出城追击，而内斗时候，却突然有兵马如此多，真是可悲），当着晋怀帝的面，将缪播等十多人全部抓获，送往廷尉处，斩首。

东海王做事一向有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了的光荣传统，既然晋怀帝不听话，那么就得让他明白这个天下谁才是老大，鉴于晋武帝爷爷留下的宫廷禁卫军（还记得这些官二代吗）每次外战都不给力，内斗总是冲在第一线，因此全部解散，换上刚刚清君侧有功的王秉将军指挥东海王的私人部队，名义上保护，实际上完全软禁了晋怀帝。

内斗解决了，东海王的日子也是舒服了，天下这么乱，得让人明白谁才是老大，重新当家作主的东海王又开始意气风发，下了几个任命，王敦为扬州刺史。

至此，王氏家族开始转移他们的工作重心，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此时局势的险恶，因此很多人开始离开洛阳，经营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王敦都督扬州，为王家南下打了前站，也为之后的健康小朝廷，留下了一丝血脉。

内斗当然免不了清洗，禁卫军的左积弩将军（属于太子营，也即太子亲军）朱诞下了岗，心情郁闷之余决心报复，于是一气之下奔赴平阳，找到刘渊，告诉他洛阳城的空虚情况，建议出兵灭晋。

朱诞同志这样做就很不对了，下岗之后要自己努力再就业，一不能怪政府，二不能怨社会，小小打击都承受不住，又怎么再重头再来。

不过刘渊今年反倒是喜事临门，眼看着家搬的差不多了，大手一挥，不说了，去洛阳！至此，公元309年的战争大幕徐徐拉开，刘渊先行开打，灭晋大将军刘宣领兵扫荡洛阳附近郡县，王弥和刘聪二人随即在东面跟进，担任两人先锋的，是曾经的胡雏儿，现在的安东大将军石勒。

王弥同志这个时候可是鸟枪换炮了，刘渊鉴于王弥对于晋王朝的深仇大恨，苦大仇深，因此特意让他也参与到这次战争中，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看上去微风无比，可是仔细瞧瞧，这六个州全部都在晋朝统治之下，王弥就是拿了一打白条，当然了，为了体现汉赵帝国人性化管理，刘渊特别体贴的还任命王弥为他故乡青州的州长（刺史），当然，上级领导的期望是很高的，既然地方不在自己手里，那就去抢过来！大军声势浩大，东海王布置的防线几乎全面崩溃，眼看着这次不仅仅是奔着洛阳而来，连带着自己也要一块收拾了，东海王坐不住了，赶紧下令迎战，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领兵数万，迎战。

这也是贫血的晋朝和东海王能够凑出的最后的机动部队了，打不打的赢就看这一次，西面的洛阳，无数人在焚香祷告，祈求官军得胜，保佑这座风雨飘摇的城市。

牛bb小说阅读网VOL.30作为有着光荣内斗传统的晋王朝，这个时候也是不消停，石勒大军直指壶关，目标奔着刘并州刘州长的大本营而来，刘州长不敢怠慢，东拼西凑人马，交给护军黄肃，韩述统领，救援壶关。

要是以往，这两人还是能够应付局面，不过这次不同，石勒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还有刘聪等新一代汉赵国的领导集体压阵，领导面前，自然十分卖力，刘聪和石勒相互配合，将黄肃，韩述的援军击破，将两人击杀。

这场战斗是在乏善可陈，晋军早就把精锐丢在了内战的战场上，面对外掳，已经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兵马了，但是黄肃和韩述还是带着兵马前进，明知道前面是死路一条，但是仍然飞蛾扑火般的前进。

历史总是喜欢歌颂胜利者，而往往将这些小人物湮灭在时间的风尘中，但是历史却总是有着无数这样不识时务的小人物出场，他们已经进军到了西涧和封田，这里已经可以看到壶关的城墙，然后，被早就等待在这里的匈奴骑手用箭雨淹没。

值得一提的是黄肃，他带领的军队比韩述的晚到战场，也早就知道了韩述全军覆没的消息，而且，刘聪的大军已经在等待着他了，但是他依然领兵前进，即使那是死亡的终点。

五胡乱华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才华横溢的天才将领层出不穷，黄肃和韩述是在太过普通了，即使出现，也只是成为了胜利者炫耀的垫脚石而已，但是他们身上却有着深藏在我们民族血脉中的坚韧和执着。

无数精妙的乐章毁灭了，无数辉煌的城郭成了废土，但是我们的文明依然存活了下来，我们依然能够读懂千年前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和经验，而不是被亡国灭种，也正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中，有着许多这样坚韧的小人物的存在。

言归正传，黄肃，韩述的军队全军覆没，除了让刘聪开心了一会儿之外，对于晋朝还是有些好处的，比如说，拖延了时间。

壶关作为晋朝在并州最为重要的军事要塞，必须救援，东海王司马越也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派出援军，只是这个援军的来源有些问题。

淮南在今天安徽的寿县，从那里出发到达今天的山西壶关县需要多长时间，大家可以算一下，更何况在一个没有高速铁路和航空客运的时代，靠着11路行走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从南方调兵也就算了，问题是作为三人之中品级最高的淮南内史王旷，对于战局自然有自己的打算，一直在安定和平的淮南地区主持政务的王旷，显然不明白眼下发生了什么情况。

作为内部通告，自然是不会写明汉赵帝国，或者赵王国，或者汉国等等，而是统一的加以虏，匪，寇等词语，虽然打不过你，但是照样看不起你，晋朝也会玩阿Q胜利法，只是这样一来反而坑苦了晋军。

王旷不了解情况，每天看政府通告自然是祖国大地一片安定祥和，各地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满，至于个别的反动分子，那是成不了气候的，大老远的来一趟不容易，要赶紧把事办了才行，于是不等待其他援军到齐，就抄家伙要上了。

将军施融可是和匈奴人打了多年仗了，一听这个消息就头大，现在就算是对方开来仗着城墙打对攻，五五开还不一定，王旷内史（郡长，掌管地方军民大权）就算想要封狼居胥也得看看时候。

于是赶紧提建议，大军新到，还是疲惫，而且情况不明，和并州那边还没接上头，而且现成的黄河天险为何不用一下？再加上眼下壶关已经是孤城一座了，手头上这些仅剩的人马还是保卫更有价值的洛阳。

说了一大堆，反而弄的王旷不高兴了，中国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很多领导往往出于维护自己自尊心的考虑，对于下属的合理化建议充耳不闻，反而你说怎么做我反而和你反着来，王旷此时还犹豫着，听了这番话，还等什么？出发！可怜施，曹二位将军了，这次是真的知道是不归路了，但是没办法，人生路上陪你最后走一程，大军在长平与刘聪大军相遇，一千多年前，战国时代赵国将军赵括带军在这里与秦军会战，结果身死国灭，一千年之后，王旷带着晋朝最后的一点家当，在这里，也是全军覆没。

噩耗传来，京师再次震动，刘聪再接再厉，扫荡并州，刘琨辛苦数年稳定下来的局势又一次恶化，屯留，长子陷落，上党内史庞淳干脆开城投降，把壶关交给了刘聪，洛阳，这下真的是无险可守了。

到了八月，刘聪兵锋已经攻陷了距离洛阳很近的宜阳，也就是张轨张州长的老家，到了这里，洛阳城的繁华已经在望了。

京师再一次发出勤王的命令，但是这一次，洛阳周围几乎都被匈奴骑兵扫荡了一圈，洛阳几成孤岛。

而孤岛之中，仅剩下的，就是北宫纯带领的入卫洛阳的凉州子弟了。

牛bb小说阅读网VOL.31前面说过，作为凉州张氏家族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也就这么一个男丁，张轨次子张茂没有子嗣），张骏一出生便是含着金钥匙的，生活自然是十分的富足。

请大家注意，以下情节完全虚构，提到的所有名词皆是有据可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考下《中国饮食史》之类的书籍。

这里就不标出页码了。

友情提醒，鉴于张骏同志的个人作风问题是在有些难以启齿，而且和曹阿瞒同志有着相同的爱好，所以这里不谈风月，希望看采花的同学可以忽视。

好了，作为一个人，一天之中当然是要通过吃饭来吸收营养，张骏不是什么辟谷的道士，也不是喜欢喝茶的胡人和尚（关于佛教和茶文化的关系，大家有兴趣自己研究），吃饭当然要吃，但是吃什么？张骏某一日醒来，便是觉得肚子中空空如野，饥饿难耐，一般这种情况下，家中餐桌上怎么也得摆上些吃食，粉蒸糕，酒酿圆子，定胜糕。

好了，打住，张骏生活在西北，有没有铁路，吃不到东北大米，也没有什么糯米可以用，自然以小麦为主，简单点，来点馒头加鸡蛋。

对不起，没有。

什么没有，馒头，就是面粉做的，白白的，圆圆的，经常吃的那种。

张骏同志犯了个错误，馒头当时不叫馒头，而是蒸饼，什么蒸饼？那饼叫什么？我们现在街上一元人民币可以买两个的那种带着芝麻的饼，当时有一个十分时尚的名字，叫做胡饼，带着汤水一起煮，加点羊肉就成羊肉泡馍的叫汤饼，要是饼里面有馅，就更有讲究了，和面时候加上牛羊乳，就是加牛奶或者羊奶的，叫做乳饼。

如果和面时候加点油（动物油，植物的不算），然后再来点蜜（注意，白糖这种会导致人长胖的邪恶的食物，要到宋代才出现，所以张骏同学至少不用担心蛀牙问题）调和，那就是髓饼。

所以，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没事不要乱穿越，否则到了饭店都有可能叫不到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当然，作为锦衣玉食的富二代，张骏同学有一个寻常百姓家不能比的优势，就是他可以一天吃三顿饭，或者说，他想吃几顿吃几顿。

一天三顿饭还是贵族才能享受到的？（张骏一出生就是西平郡公，兼任护羌校尉，所以必然是贵族中的战斗机）那是当然，那个时候寻常人家一天就两顿饭，上午7点到9点一顿，叫朝食，下午3点到5点，哺食。

其余时间，对不起，粮食很珍贵，少吃一点是一点，没事就躺着，节省体力。

吃完早饭，张骏同学觉得有点无聊，没问题，自然有随从陪着富二代同志玩，当然，张骏没有马六，也玩不了欺实马，从小接受正统教育，也不干那种校园飙车撞死女学生的事情，家旁边就是讲武场，干嘛的？当然是练武的地方。

张骏同学当然不蹲马步，上来先热身，当然是骑着马的，坐下的马也有讲究，河套地区自古就出产精良战马，北面的鲜卑人，东面的匈奴人，还有西域，都是有好马，加上后来从东北移民西北的吐谷浑人弄出了个波斯马加上本地马混血的青海骢，更是名马开会，齐聚一堂。

好了，热身完毕，下面就是正事了，骑马射箭，作为有着保家卫国光荣传统的张家的第三代的唯一传人，张骏不会骑马射箭是绝对不行的，周礼明确规定射箭是每个人男人必须会的技能，不会就会被人鄙视死（这个……）张骏当然也得弓马娴熟，作为中国传统武人的形象，可以不会舞刀，可以不会使枪，但是如果连弓箭都不会用，那基本就可以归入文官的序列了（不要以为这是荣誉，宋代之前华夏尚武之风甚烈）。

由于受到了匈奴蛮子的强烈刺激（具体事宜可以参见石勒全歼东海王主力那一幕，不好意思还没讲到），骑在马上飞驰如风的骑射手射出致命的箭矢，然后纵马远遁，就是不和你玩近战肉搏，追不上我，就是追不上我，这下可坑苦了晋朝骑兵，重骑兵追不上，轻骑兵追上了打不过，这仗没法打。

好了，射箭同时要高喊几句口号，什么光复中原，还我河山，打回老家去（宜阳在匈奴人手里，不知道张骏的籍贯该怎么写了）等等，不过口号是口号，射完了箭，人也是累了，到了午饭时间。

午饭当然比起早饭要丰盛许多，张骏同学可以慢慢享用，先来块蔓菁（大头菜）润润嗓子，蔓菁的根部经过蒸煮之后，放入口中咀嚼，味美甘甜。

随即是重头戏，奥肉新鲜出炉，精选的猪的肋下五花肉，小火精心熬制，然后撒上盐，豉，等作料再大火煎煮，权当重头戏了（五胡时代中国养猪业急剧萎缩，猪肉价格一飞冲天，但是牛羊肉的价格却是便宜了下来）。

真正的好戏在后面，只见奴仆小心翼翼的端上一张薄饼，张骏同学不待热气散尽便是大张一口咬下去，竟然是韭菜馅儿的！这里插播，社会主义好，冬季也有反季节蔬菜丰富大家的菜篮子，但是在五胡时代，反季节基本是不可能的，张骏同学要是春天里吃到这个韭菜盒子，那倒是**体验生活，感受民间疾苦了，但是若是冬季吃到，那绝对是奢侈的行为。

凉州地处西北，饮食风格也是受到各民族影响，最重的便是久居于此的羌人，羌人最喜欢放羊，自然羊肉多了许多，但是到了冬季没有蔬菜解下油腻怎么办。

很简单，老祖宗也是懂得生活的，弄个房间，用炭火保持温度，然后精心栽培韭菜，为什么是韭菜不是别的蔬菜，还是因为这种菜长的快，换成晚熟种类，这个取暖费也是付不起的。

当然这个方法不是张骏发明的，当年石崇同志富可敌国（砸珊瑚那位），家里冬季吃这个韭菜盒子，也得掺着麦苗吃（没那么多韭菜），所以，可以想象到这个小小的韭菜盒子背后的珍贵之处了。

当然，张骏同学大可以选取别的吃食，比如炙，就是烧烤，烧烤牛羊肉，张骏同学那会儿一没孜然（关于香料的问题的严重性，可以参考一下达伽马同志航海缘由），二没辣椒（宋代传入），做出来的味道自然不如现在，因此省略不提。

好吃的当然要有美酒做伴，张骏可以选择许多新的花样，拜匈奴等马背上的民族所赐，马**酒开始流行起来，入口甘甜，杏香四溢，若是喝不惯，也可以选一下西域或者凉州本土出产的葡萄酒，总之，花样百出。

酒足饭饱，自然要有饭后点心，只看见侍者端上来几个桃子，一个巨大无比，要两手才能握住，一个稍小些，一手便可以握住，大的是王母桃，据说是昆仑上出产的，小的，自然是凉州自产自销的木桃，张定摆摆手，今天胃口不好，来点苹果。

对不起，没有，当时苹果的主产地在山东，那是石勒先生的地盘，而且当时的苹果类似于现在的沙果，小而涩，大家都不喜欢，最受欢迎的是。

侍者有些委屈，木桃也是桃啊，当年您爷爷的老领导晋惠帝没饭吃，也是拿这个充饥的，不过既然时代进步了，当然要精益求精，来点有特色的。

随即侍者端上一个巨大的梨，说巨大实在是贬低人家了，这一个梨有十几斤重，传说中的含消梨，水分贼多，养生贼好，张定咬了一口，好是好，就是不甜，水分太多，但是念在是好不容易从东面进贡来的，还是忍忍吃下去。

牛bb小说阅读网VOL.32好了，吃饱喝足，下午干点什么？对不起，作为公众人物，张骏的一天真正由自己安排的时间并不过，况且凉州以中华文明的坚守者和保护者自居，因此儒学经典诗书还是要读的，和那些每日在竹林中闲谈，聊聊人生谈谈理想的朝廷高官不一样，张骏学的得是经世致用的才学，因此，每日下午，都能看到宋纤老伯伯那可爱的背影和雪白的胡子。

宋爷爷可是很难请到的，因此跻坐一连几个时辰都不能乱动，幸好世家子弟从小训练跪着坐，因此张骏倒还是能够应付，只是学好习，也是盼着出门走一圈。

不过张骏同学功课还是很用功的，十岁就能够写诗，写作文了，虽然不如骆宾王那样的一曲成名，但是整个姑臧还是知道刺史家里养了个很有出息的孙子，无数家长都拿张骏做榜样，鞭策自己的儿子（女子不读书），不过，张骏的第二个最大爱好，很快就会让姑臧城后怕的。

张轨时代的姑臧城，虽然开始了发展，但和繁华还远远扯不上关系，城外的石羊河倒是可以走一圈，但是也是荒无人烟的，倒是灵钧台这样的姑臧第一高层建筑可以爬上去玩耍，顺便看看美丽的夕阳，体会人生理想什么的，但是都怪那个姓阎的怪老头，半夜不睡觉非得在我家大门外砸石头，还敢假冒爷爷的声音训我叔叔，骚民不说，脾气还大的狠，要不是叔叔脾气好，换个别人，收拾这个老头就是分分钟的事。

结果，叔叔被人丢了石头，没睡好觉，还被人训了一顿，弄得灵钧台都成了修了一半的豆腐渣工程，这下姑臧真没什么好玩的了，听说金城在黄河边上，?罕那边都是羌人住着，但是对不起，作为凉州最重要的人物，张骏分分钟都有人跟着，一步也别想离开姑臧。

到了晚饭时间，一般这个时候都是家人团聚的日子，父亲会讲一些当年他在洛阳的故事和大家分享，还有好酒和美食，但是自从那个叫刘弘的道人出现之后，父亲就好像失踪了，叔叔再也不和我提父亲了，不久，那个刘弘也失踪了，真是奇怪。

张骏同学的一天到此结束。

\\\');牛bb小说阅读网VOL.33公元309年，永嘉三年，上半年，局势日趋紧张，汉赵帝国灭晋大将军（名字真威风）兼大都督刘景攻陷延津，这是位于洛阳东北的一座城市，位于黄河岸边，以往晋军防御都是依托着黄河天险，兵力不足使得晋军无法救援，得胜的刘景十分开心，把抓到的三万多名晋朝百姓驱逐到黄河之中淹死。

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每一个的改朝换代或是战国乱世，都是英雄豪杰施展自身本领的舞台，但是生逢乱世的百姓，却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盛世自为奴隶，而乱世之中，欲苟活而不得，黄河见证过了太多我们民族的苦难，这一次，浩荡的浮尸漂向下游，直到东海。

晋怀帝来不及伤心子民被屠杀了，宜阳沦陷，延津沦陷，黄河天险不复存在，最麻烦的是，老天爷似乎嫌晋的麻烦不够多，还要来添乱，这一年夏季，全国大旱，各地粮食歉收，最麻烦的是，黄河这条母亲河，洛阳的天险，竟然枯竭了，徒步就可以行走通过。

国之将亡，妖孽必出，似乎是看到了这一次晋朝一定玩完了，汉赵帝国全家总动员，石勒在东面点火，刘家在中原摘桃子，晋平北将军曹武领兵对抗刘聪，战败逃亡，得意洋洋的刘聪把大本营设在了张轨州长的老家宜阳。

大胜的匈奴骑兵开始得意洋洋，反正虽然军粮还有供给，但是出一趟远门，差旅费可是没人报销的，因此四处出击，抢劫强奸的事情自然多了很多，晋朝反正就要忘了，这些和绵羊一样软弱的晋人到时候就是自己的奴仆，过去的奴仆翻身做主人，自然是要把歌唱。

反击的力量也在酝酿，杀戮和抢劫激怒了生活在这里的晋人百姓，也刺痛了忠诚于国家的臣子，弘农郡长垣延虽然也是没有多少兵马，和精锐的匈奴骑射手比起来，自己手中从农夫中征召来的志愿兵战斗力自然更为低下，但是被保卫家园热情所激励，准备和匈奴人决一死战。

如果真的那么做了，那么最多是让匈奴骑兵多了一些人头作为战绩，垣延没那么傻，先假装投降，安排匈奴鬼子们住下来，然后等到半夜，四面放火，伏兵四出，刘聪半夜睡觉搞不清楚状况，不敢恋战，带着手下四个蹄子飞奔，赶紧跑路。

刘聪吃了如此大的亏，却还不敢说明是自己麻痹轻敌被土晋军打了埋伏，最麻烦的还在东面。

就在刘聪失败的同时，晋骠骑大将军，幽州刺史王浚派出鲜卑族同盟军，段务勿尘带领的鲜卑骑兵南下迎战石勒，这些来自东北彪悍的骑兵没有让王刺史失望，击败石勒。

消息传来，洛阳城一片欢腾，眼看着冬季快到了，到时候大雪降下，道路结冰交通不便，匈奴人入侵的可能性更加降低，因此放松了警惕，但是没想到刘渊同志是一个死脑筋，既然天文台台长告诉自己晋朝今年就得玩完，那么一万年太长，要只争朝夕，刘聪重新披挂上阵，这一次石勒这个异姓看来是靠不住了，换上清一色的刘家子弟，楚王刘聪，征东大将军王弥，始安王刘曜（后来的汉赵皇帝），汝阴王刘景，为了防止刘聪再次谎报军情，把土八路说成正规军，刘渊还十分体贴的派出自己的老丈人，呼延皇后的父亲，大司空呼延翼亲自督阵，看样子不灭晋，这个年也不过了。

刘景就是前面的说过的，把三万多无辜百姓驱逐到黄河淹死的灭晋大将军，事发之后，仁慈的刘渊同志十分愤怒，降了刘景的官，但是没过多久，刘景又被封王，再一次奋战在灭晋斗争的第一线。

有一种观点认为，刘渊，石勒这几位蛮族开国帝王，从底层奋斗而起，比起晋朝不思进取的惠帝，是更知道爱护人民，勤政治国的，但是不要忘记黄河岸边的冤魂，还有无数在匈奴骑兵马蹄下失去亲人，生命的晋朝子民，石勒称帝之后，人为划定国人，面对着胡人对于中华人的欺凌，这位勤政爱民的奴隶皇帝明知如此，却还是无动于衷，这些所谓的惺惺作态不过是为了维护统治，减少反抗的一些表面态度而已，却被后世的一些历史学家引以为民族团结的典范大加宣扬，而把刘琨，张轨之类抗拒国家团结，拒不服从蛮族统治的人归为地方割据势力。

本文无意涉及敏感的民族问题，但是套用笔者最喜欢的当年明月先生的一句话，就是元末的汉人，恐怕没有心情和蒙古骑兵搞什么民族大联欢，同样的，生活在五胡时代的晋人，也是不会有什么心情去和蛮族进行民族团结的。

五胡乱华时代，并不是一个终结，而只是无数次大乱时代的开端，在这之后，还会有无数次的外敌入侵，无数次的家国破灭，也还会有许多像刘琨，张轨这样的仁人志士为国靖难，后世的岳武穆，文文山，张煌言，夏完淳，还有之后抗击外辱的英烈，他们并不是抗拒民族团结的顽固分子，而只是一群对于自己的民族国家怀有无比志诚热爱的英雄。

他们无所谓后人对于他们的评价，因为这种志诚的牺牲，本就是不求回报的壮烈，而那些湮灭在故纸堆中的默默无闻的故事，和那些没有详实记载，甚至连名字都未能留下的殉道者，和他们，一起构成了历史中最为绚烂的一瞬。

牛bb小说阅读网VOL.34刘景的问责风暴没吹几天就偃旗息鼓了，刘渊老领导还指望着这群本家大侄子们给自己胜利的好消息，不对，应该是顺应上天的意志，谁让天文台长说了，晋朝活不过今年了。

洛阳城弹冠相庆，没想到鬼子复原能力这么强，冬季不在家涮羊肉反而跑来打秋风，十月二十一日，刘聪主力已经抵达宜阳（张州长老家），二十六日，大军迫近洛阳西明门，洛阳城又一次慌乱。

为难时刻，凉州督护北宫纯又一次恰好在洛阳，又恰好带着凉州勤王军，这一次，敌军换成了横扫中原无敌手的匈奴骑兵，北宫纯该怎么做？之前说过了刘聪同志的诸多胜利，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从刘渊发家开始，刘家人其实并没有打过什么关键性的战役，刘渊起兵的时候八王之乱玩的正在兴头上，能打的过他的人没空搭理他，想收拾他的人（司马腾）没这个能力，而等到刘渊隐居二线，让官二代刘聪上阵的时候，其实胜利并不多。

我们来分析一下，刘聪同志到底水平如何，作为刘渊的第四个儿子，上面还一个大哥刘和，所以刘聪同志摆明了没法接班，政治前景一片灰暗。

但是机会是自己争取的，刘聪和他父亲年轻时候很像，走的都是游历京师，结交高官，再借机获得推荐，出仕做官的道路，但是对比一下，当年他父亲游历京师是以人质的身份，但是因为才华横溢而遭人猜忌，差点受杀身之祸（齐王司马攸就预言这个蛮族年轻人早晚会是祸害），而在王浑的帮助下才免遭一死，这件事情反而更加增大了他的名气，冀州都有人前来和他结交。

注意，这个时候刘渊只是一名人质，说的直接一点，他的性命完全取决于当时主政者的个人喜怒，所以刘渊能够幸运的活下来，甚至博取这么大的名声，和自身的努力（或者说会做人）是分不开的。

好了，我们再看看刘聪，评价一个人的优秀，一般喜欢引用另一个很优秀人物的话，刘聪的评语很不错，王浑看到他之后也是十分高兴，但是，考虑到王浑和刘聪老爹这种过命的交情，王浑究竟是看在故友的面子上还是真的是刘聪天赋过人，就真的不好说了，而且还有一点，作为走动的比较近的两家人，王浑拍着这个年轻后生的脑袋，夸奖一番怕是一个长辈对于晚辈的鞭策更为合适。

实事求是的说，王浑是当时朝中的名士，而且世袭祖上爵位，和张轨这些要靠着自己奋斗往上爬的中产子弟们来说，王浑一上位就继承父亲京陵侯的位置，但是他绝不是什么纨绔子弟，水平能力也是齐备的，而他说的话则是更有深意，叫做不可测。

什么不可测？是前程？当时刘渊不过一个匈奴小头领，刘聪混的再好也没法接班（上面还有哥哥刘和），自己最多就是充当雇佣军，能有什么不可测的？但是王浑的水平确实高，之后刘渊当了皇帝，刘聪也是不甘寂寞的杀了兄长继位，然后有宠幸外戚，结果让老丈人一家子一锅端，身死族灭，差点亡国，这一生也算得上是跌宕起伏，不可测了。

而张华等另外的人力资源专家看到刘聪的反应则是比较普通，异之，什么意思，就是看到人感觉很奇异，这是好听的，实际上也就是又看到了一个身强力壮的蛮族小伙子，以后又是祖国边防哨所的一个好兵。

没有人想到过要杀了他，也没有人认为他会是个威胁，就这一点来说，刘聪要么是表现的比他老爹还好，还厚黑，要么就是确实水平不如他老爹。

回到战场，刘聪之后在八王之乱中一直充当打工者的角色，反正又不是自家生意，当然打不起积极性，之后回到并州，老爹手上刚好有了本钱，但是刘聪的表现如何？单就这一年的点评情况，首先灭晋大业，刘聪打头阵，但是扫荡的都是晋军的守备部队，那民兵练手反应不出战斗力，碰上的王旷带领的中央军，还是在兄弟部队（石勒）的指挥下才击败的。

如果说这是他指挥有方的话，那么乘胜追击的时候，还是无法攻克刘琨死守的晋阳就有些说过不过了（刘琨可是只带着几百人去了并州创业，这样一对比，刘聪竟也算得上是富二代）。

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在宜阳大意的一次，被土八路打了埋伏，竟然第一个率先跑路，丢掉了半年多战斗的城果，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夜惊之后第二日，也应该收拾溃兵，重整再战，因为晋军的主力早就在洛阳附近全军覆没了，伏击他的到底是何方队伍，第二天清醒了应该心里有数。

这一次刘聪是知道了，晋军的主力早就丢在并州了，一群土八路是挡不住胜利的步伐的，况且，匈奴骑兵的战斗力，还是相当可观的。

刘聪这一次真的觉得天真蓝，天气真好，世界一片寂静，洛阳，里面无数的财富，女人都是我的了，而且，灭了晋，自己博上位的机会又会大增，这样煮熟的鸭子，肯定飞不了了。

想到这里，刘聪决定晚上先好好睡上一觉，明日天一亮，再准备攻城，反正这也是晋朝存在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得让人家把最后的晚餐吃完，而且，当年留学过的洛阳城，刘聪油然而发乡亲们，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感触。

但是鸭子确确实实的飞了，夜色一浓，恰好在洛阳的北宫纯带领着一千人就冲了出来，别的不做，就是直取刘聪而来。

看样子就是不让你睡好觉。

而且，还要你的首级做京观。

刘聪同志还保持着当年留学时候的好习惯，没事那本书在枕头边翻翻，这一翻就救了命，趁着彪悍的凉州大马在匈奴兵的营帐里发威的时候，刘聪又一次发挥了刘跑跑的本能，第一个冲在了逃跑的第一线。

主将跑了，剩下的可就倒霉了，征虏大将军呼延颢（hao，第三声）成了挡刀的，直接被杀，大军一触即溃，刘聪狼狈逃了一夜，第二天才开始收拢溃兵。

刘聪果然很傻很天真，相同的夜袭老套路竟然还能够受两次，上一次一个市长带着群农民就把刘聪搞定了，这一次，北宫纯带着凉州精锐骑兵，也是够刘聪受的了。

这里就有疑问了，为什么北宫纯的凉州手下这么强悍，那为什么不跟着晋军出城野战，非得等到敌军兵临城下才迎击呐？说到这里，北宫纯也有自己的苦衷，首先，这一千人并不全是凉州重骑兵，而且，可能连骑兵都不是，因为大部分人是北宫纯征募来的敢死队。

北宫纯也有一肚子的苦水，首先，张轨给他的人马就不多（想一想凉州平定张越叛乱这样的大事，也只能动用几万人马，而且已经是极限了），而且，洛阳不但不能够供应军队的吃住，反而要依靠凉州接济，凉州军的吃食也得依靠从凉州运送或者用凉州的财物采购，所以，张轨根本负担不起一支庞大的驻京办。

最后一点，北宫纯始终无法避免的，就是晋朝的内斗，王旷是东海王司马越的部下，驻防京师的还有天子晋怀帝的人马，两派人正在闹矛盾，北宫纯一个外来户，究竟听谁的？所以被这样限制住的北宫纯，也只能在敌军压境，内部终于达成谅解的情况下（东海王同志还在洛阳那）征募敢死队，发动夜袭，还得是晚上偷袭，因为一旦白天被人发现自己手下人马很少，而且大部分是业余选手（临时征募的敢死队，凉州铁骑很少），那么溃败的就不是刘聪，而是北宫纯自己了。

正是因为这么多不利的条件下，所以才使得北宫纯的这场胜利显得如此的珍贵，这不是在刘氏闹内乱之后，也不是石虎时代，这是在几个蛮族国家都处于国力上升期，这是许多晋朝将领听到蛮族都害怕的时代，取得的一场艰难的胜利，赢得惊险，也赢得难得，光荣属于北宫纯，也属于那些戍守在洛阳的凉州儿郎们，更属于那些为了保卫家园而牺牲的默默无闻的人们。

因为，中华虽大，但是已经无路可退！背后就是洛阳！牛bb小说阅读网VOL.35一路狂奔的刘聪这时候也清醒了，连续两次被人家半夜里面拔了营寨，后果是在不堪设想，再加上一直在后方看笑话的兄长刘和的鼓动，若是就这么回去了，自己的地位也就不保了。

于是，收拢溃军的刘聪沿着洛水集结重新布阵，大司空呼延翼带领的援军进抵大阳（山西平陆县），作为呼应，十月三十日，援军夜惊，呼延翼被乱兵所杀，援军溃败，逃回平阳。

呼延翼之死始终疑点重重，如果是刘聪的新败之军，担惊受怕的，确实很有可能发生营啸，但是呼延翼带领的是从平阳出发的，还未上过战场的生力军，而且，大阳位于并州，是汉赵的统治核心区域，也不存在什么土八路打游击的袭扰问题（刘琨还被困在晋阳）。

本着越是简单的事件背后原因越是复杂，越是复杂事件背后原因越是简单的观点，笔者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呼延翼是刘渊正妻，也就是皇后呼延氏的父亲。

把老丈人派上战场，一般都不会拉上一线真刀真枪，当个督战队员，打胜之后拿到领导有方的成绩，也算圆满，而更诡异的是，呼延皇后的亲生儿子，是当时的太子，刘聪的大哥，刘和。

刘聪当时封号为楚王，但是实际上来说，刘聪的实力已经远远强于他在平阳当太子的大哥（嫡出，刘聪是庶出，刘渊死后，官拜大司马，辅政），而呼延翼的军队没有任何理由会自行崩溃，而且，还会恰好的杀死了呼延翼。

刘聪新败，如果再被呼延翼赶上，借口败军理由收了兵权，那么灭晋的功劳就得记在呼延翼头上了，而呼延翼是刘和的亲姥爷，这层关系，更为麻烦。

因此，在呼延翼被乱军所杀之后，刘聪反而来了精神，刘渊让他班师回家，刘聪不肯，反而上书刘渊，不能因为一个高级干部的牺牲就放弃灭晋大业，要踩着先烈的足迹继续奋斗云云。

又是很恰好，刘聪不在被土八路打了埋伏之后坚持灭晋，也不在洛阳兵败之后上书坚持，反而是大司空呼延翼一死，整个人就来了精神，因此，笔者猜测，呼延翼之死，和刘聪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就是刘聪指示的。

呼延翼带领的是主力步兵，精锐的骑兵全在刘聪手里，但是呼延翼是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刘聪既不想呼延翼吞了他灭晋的功劳，也害怕呼延翼借着这个机会扩张太子的势力，因此，只有死的呼延翼，才是好的呼延翼。

呼延翼一死，按照级别和资历，刘聪顺理成章的成了灭晋总指挥官，这位指挥官也不着急，继续围攻洛阳，也不认真攻城，到了十一月十四日，反而跑到嵩山拜拜神，祈祷上天帮助他完成心愿，玩了套天人合一的感觉。

问题是这嵩山是在晋朝的控制范围内，刘聪就算是拜神，架子摆得也太大了些，不但自己去了，还带着诸位将领和精锐骑兵，而把冠军将军呼延朗和安阳王刘厉留在大营看家。

而且要命的是，大营就在洛阳城外，一举一动，城内都看的清楚。

主将和主力尽出，留下少量部队守老家，而且，随军的诸位重要王爷们也是一并拜神去了，为何要留下呼延朗？而更诡异的是，留守洛阳的东海王参军孙询，通过斥候探知了这个消息，随即推断出匈奴大本营空虚，然后说服东海王司马越，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的晋军是东海王亲自挑选的家底，面对着主力尽出的匈奴军，自然手到擒来，阵斩呼延朗，摧毁匈奴军大营。

得知消息的刘聪还是来晚了，大营被毁，将军阵亡，刘厉知道这位楚王的手段，不等他来追究责任，便投水自尽了。

打到这个份上，匈奴军终于打不动了，之前宣传说今年必然灭晋的天文台台长这个时候有是恰好发现了自己的计算错误，不是今年能灭晋，而是还需要三年，所以，既然上天没答应给，你不能抢，死了老丈人，折损诸多兵将的刘渊不得已，让刘聪班师回朝。

309年的洛阳保卫战落下帷幕，汉赵帝国从一开始的势如破竹，到最后的虎头蛇尾，表现水平起伏之大，让人惊讶，这一仗，刘聪没有实现灭晋的梦想，但是也为损失过多，官位还在。

呼延家则是损失惨重，家主呼延翼死的不明不白，呼延翼的儿子，刘和的舅舅呼延朗战死，**势力受到严重打击，既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势力严重受挫，那么刘聪的势力也就相对的反而提升了。

反观刘聪几次退兵班师，都是刘渊命令下完成的，不能不佩服刘氏父子在心机上的深厚，不是我不想打，而是领导不给我机会，回到平阳的刘聪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反观晋朝，战争结果十分糟糕，虽然拼尽全力挡住了匈奴人的攻势，但是王弥这个滔天祸害，这个时候充分发挥了自己小，快，灵的特点，带着人马在晋朝腹地烧杀抢劫，破坏生产，晋军主力都往洛阳集结，实在没有能力顾及。

309年的冬天就快要结束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但是对于困守洛阳的晋朝天子来说，310年的到来，绝不是什么春之觉醒的触底反弹，而是一曲悲凉的诸神之黄昏。

牛bb小说阅读网VOL.36310年，永嘉四年的开年就很不顺利，王弥打起游击来得心应手，继续扫荡晋朝在河南地方的郡县，甚至和石勒合兵，南下攻击徐州，兖州等郡县，直接威胁到晋朝的淮河一线。

同时，洛阳的粮食供应几乎断绝，京师缺粮，晋怀帝不得已，下令大赦天下。

刘渊那边日子确实过得不错，又娶了一个新妻子。

把氐人酋长单薇的女儿立为皇后，不过对于刘和一家在灭晋战争作出的突出贡献，以及补偿呼延皇后，领导也要做好奖励和烈属的安慰工作，因此正式册封刘和为太子。

刘聪同志的努力，看似白费了。

这一年，众人对于局势的判断都已经明了，东海王司马越为了保卫洛阳，已经几乎把所有自己的家底都集中到了洛阳，结果缺乏防御的土地大片沦陷，勤王令再次下达，晋怀帝哭着对使者哀求，提醒诸位地方手握兵权的大员们不要等到一切都太晚再来救援，但是仍然无人响应，征南将军山简所派出的援军尚未走到洛阳就被雍州的暴民击败，而石勒随即侵入南阳一带，兵威直指汉水流域。

暴动使得凉州通往洛阳的道路，也就此堵塞了。

到了这个份上，朝中诸位吃不饱饭的大臣们已经决心不在洛阳这座即将沉没的大船上继续呆着了，纷纷要求迁都，但是太尉王衍坚决拒绝，还在闹市卖了自己的公车（牛车），以示于首都共存亡的决心。

千百年之后的北京，面对着蜂拥而来的民军和东面的后金铁骑，崇祯爷也不是没有动过迁都的念头，但是崇祯爷好面子，坚决不做南渡之君，因此始终犹犹豫豫没敢行动，结果被人一网打尽。

而千百年前，励精图治的晋怀帝倒没那么多的顾虑，但是奈何王衍是东海王司马越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对他实在没办法。

原来，不光是朝中官员，连地方大员们也看出洛阳已经守不住了，扬州都督诸军事周馥就直言上书，要求迁都寿春，这里处于淮河一带，能够受到晋朝几个地方强力都督们的保护，而且粮食供给也方便，但是东海王司马越认为，晋怀帝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拥立），而周馥竟然胆敢不通过自己直接向皇帝上书，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因此断然拒绝，这才有了王衍总司令卖车的那一幕。

到了这一年，晋朝最后的自救机会也不是没有，最大的死对头刘渊此时已经在夏天去世了，继位的刘和对于自己那个如狼似虎的兄弟刘聪怕的要命，决定先下手为强，两兄弟为了权力打了起来。

而汉帝国最大的两大打手之一的石勒，此时又被幽州刺史王浚击败，并州刺史刘琨联合鲜卑族段家联合，打算趁此机会出兵消灭石勒，剪除东北面的祸害。

应该说这个时机非常的好，刘氏内乱，无法支援石勒，而石勒北面被王浚的幽州军包围，西面是刘琨和强悍的鲜卑骑兵，只要驻扎在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派兵配合，剪除石勒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但是东海王根本没这个打算，抱着有一天混一天的观点，又是拒绝了。

自救的机会就此溜走，内乱结束的刘氏由更为凶狠残暴的刘聪掌管，重新开启对晋朝的灭国战争，石勒在晋朝腹地继续劫掠。

而就在天平已经转向蛮族的时候，已经对于匡扶社稷失去信心的东海王，终于决心逃出洛阳这块绝地。

十一月，饥荒中死气沉沉的洛阳皇宫中，身着军装的东海王觐见晋怀帝，决心率军出征，消灭石勒。

这也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会面，自此之后，同为黄泉下人再相见，不知会是何感想。

这是表面上的台词，实际上是想带着最后的家当离开洛阳这个即将陷落的城市，返回自己在山东地区的老根据地，再作打算。

晋怀帝当然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当即问道今逆虏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心。

朝廷社稷，倚赖于公，岂可远出以孤根本！朝廷大事全都是你在拿主意，连我都得听你的（撤换禁军，换成东海国士兵），现在你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这个烂摊子，让我怎么办！东海王司马越的回答也很有趣：臣今率众邀贼，势必灭之。

贼灭则不逞消殄，已东诸州职贡流通。

此所以宣畅国威，?屏之宜也。

若端坐京辇以失机会，则衅弊日滋，所忧逾重。

现在的情况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与其在城中被困死，饿死，还不如找敌人拼命去！东海王司马越到底在想什么，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但是观察一下他的布局就会发现，此次东征绝不是为了消灭石勒而进行，之前如此好的机会被白白错过而不用已经说明了问题，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四万多的武装部队，竟然有大量的朝廷大臣，有名望的人跟随，总共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十余万，这不是去打仗，而是在大搬家。

当然，一是为了堵住天下人的口，二来也是为了继续监视晋怀帝，东海王还是把自己的正妻，世子都留了下来，而且任命了一批洛阳守备官员，但同时，又把洛阳但凡有战斗能力的士兵和平民全部编入东征大军，洛阳实际上已经成为没有防御能力的空城。

至此，洛阳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东海王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军队，大量的朝中大臣，晋朝最精华，最具有修养和文化的精英也随军而走，剩下在城中的，已经是只能自保的饥民了。

北宫纯的凉州军马，此时是洛阳几乎最后的武装力量了。

而已经磨刀霍霍的石勒，也悄然亮出了屠刀。

牛bb小说阅读网VOL.37出奔洛阳的东海王大军行走速度并不快，东海王司马越虽然身在外地，但是对于京城的情况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留下的军队，世子和首都市长等人知晓。

前面说过，晋怀帝同志自己的警卫团早就让东海王缴了枪，下岗分流了，身边无兵可用，何伦的机会来了。

对于守着洛阳城，坐拥大量财富和美女的晋怀帝来说，身边的何伦绝对不是什么善类，先是借着兵威所要财物，接着荷尔蒙激素分泌过多，又从**索走宫女，可能是觉得宫女不够刺激，干脆对宫中的公主下手了。

对于这种比当年和当年董卓一样的人物，晋怀帝可没有当汉献帝的觉悟，公元311年，永嘉五年，这一年注定将因为屈辱而载入民族的史册，不过从当时的进程来看，晋怀帝并没有放弃希望。

青州刺史荀?当初因为分地盘的问题和东海王有矛盾，永嘉五年初，石勒发兵南下，丢了青州地盘的荀?跑到巨野，但是对于晋怀帝来说，荀?手里还有兵，还有地盘，最重要的是，荀?和自己一样恨司马越，因此是一个可以潜在的盟友。

荀?也在郁闷着，这边东海王坐下打手潘滔也在背后将自己坏话，荀?忍无可忍，要求交出潘滔人头（省一级地方大员要求交出首都市长的人头，越是末世，越是混乱），正好晋怀帝也早就对何伦，潘滔这一帮东海王留下的人马忍受不了了，当即诏书一下，两边就开始联络讨伐事宜了，只是东海王虽然军国大事十分糊涂，但是抢班夺权这一套他比谁都玩的转，抓了两人的信使，搜出信函，东海王打内战比打外战在行，当即命令兖州刺史杨瑁和徐州刺史裴盾，发兵攻击荀?。

东海王征讨石勒是假，回师封地，经营东南是真，把这个烂摊子丢给晋怀帝，到时候自己布下的局也可以收网了，只是手下两个刺史行军速度拖拖拉拉，谁都知道洛阳危在旦夕，没人想在这个时候为了别人卖命，结果拼命的荀?首先发动攻击，轻骑兵攻入洛阳，潘滔仓皇而逃。

何伦手下还有兵，双方开打，只是东海王司马越同志接到消息，竟然身体没撑住，一命呜呼，去邙山见老领导去了，东海王的正妻，世子和何伦接到消息，立刻带人跑路，至此，洛阳城终于清静了，但也是干干净净。

仗打完了，按理说当然要开表彰大会，表扬有功人员，处理犯罪人士。

荀?勤王有功，晋怀帝任命他为大将军，大都督，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这六个州当时基本都控制在东海王司马越的部下手里，所以荀?接到的基本还是口头支票。

东海王司马越，则是让晋怀帝越想越气愤，虽然自己使东海王一手推上位置的，但是东海王之后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超过了老好人晋怀帝的忍耐极限，因此剥夺东海王司马越的一切封号，降为县王（王的最低级），并且开动批斗大会，痛斥东海王的罪行，不过最让东海王情何以堪的是，自己一死，天下的情形竟然开始好转。

四川蔓延许久的战乱和流民闹事在益州忠于朝廷的将领下有了些许的好转，梁州刺史张光，率军光复汉中地区，驱除了石勒的军队，安抚流民。

这些小的方面的好转，很快就被石勒的一次辉煌胜利所掩盖，东海王司马越死后，太尉王衍作为官职最高的随行人员，被众人推选为领导者，只是王衍同志深感责任重大，个人能力欠缺，决心发扬一下风格，坚决不接受，反而提出集体领导，把随行的几位王爷，诸位大臣们统统吸收进入领导层，发扬民主决策精神，共同带领队伍走向胜利。

实话实说，王衍所带领的人马此时已经陷入危险境地了，永嘉五年年初，石勒率军南下，想要借着乱世的机会攻陷南方地区，兵威直指江夏，但是由于南方的降水和气候，使得瘟疫流行，因此不得不返回北方，而此时，回师路上，东海王的四万多军队和加起来有尽十万人的公款旅行大队正在从容不迫的行走着。

四月份，石勒开始动手了，苦县的宁平城，石勒的轻骑兵围住了晋朝最后一支主力军团，骑射手箭如雨下，射向人群。

骑射手，也就是手持弓箭的骑兵，这是游牧民族最常见的兵种，一般是袭扰作用，但是由于骑射手限于马匹，无法使用弩等破甲武器，所以直到突厥弓等复合弓出现之后，才能够对于披挂铠甲的士兵造成重大杀伤。

但是石勒不用骑射手射击士兵，而是那些随军而来的士族和平民，箭雨落下，从未见过鲜血和杀戮的平民瞬时间陷入混乱，连带着把布局防卫的晋军阵型冲散，随即骑兵发动冲锋，开始收割人命。

以步制骑不是晋朝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的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必考的高考命题，各朝有各朝的答题规范，但是有一个采分点必须拿到，那就是严密的组织和纪律。

限于农耕文明的弱势，中原无法培养出足够多的优秀骑射手，因此大部分时候自己的步兵要暴露在对方的箭雨之下，这个时候若是士兵无法忍受被动挨打的情况而贸然出击，就会使得阵型混乱，而给了对方的重骑兵以机会，因此，必须用严酷的纪律和坚强的组织来弥补这一缺憾。

但是遗憾的是，王衍同志之前不玩民主，到了要担责任的时候，开始想起民主集中制的好处，不用一个人背黑锅，只是这样一来，失去统一指挥的晋军无人指挥，几下之后便抛弃武器和难民一起逃命，石勒的轻骑兵从容不迫，弓箭，长矛，砍刀全都用上，十万人全军覆没，王爷大臣们统统被抓。

晋朝最后的机动部队全军覆没，连带着国家最精华的知识分子，文人，全部陷入石勒手中，王衍倒是想的通，先是劝进，推举石勒当皇帝，接着坚决痛斥以东海王为首的晋朝的**统治，对于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劳苦大众的压榨，决心坚决投身反晋斗争，只是石勒是个蛮族，还不懂得统一战线的妙处，不齿于王衍这种行为，直接将其用墙压死。

何伦紧赶慢赶，带着手下兄弟和世子等东海王家眷想玩一次胜利大逃亡，结果没想到又被石勒打个正着，一战之后，东海王的子嗣全部落入石勒手中，何伦成了光杆，一人逃命。

这里插一句，东海王正妻裴妃后来逃奔正在健康的琅琊王司马睿，当年司马睿走的是东海王的路线，才谋得琅琊王的位置，又是裴妃的帮助，才得以出镇东南，所以为了让恩人的血脉能够传承下去，所以将自己的儿子司马冲过继给裴氏，继承东海王的爵位。

牛bb小说阅读网VOL.38东海王究竟想要做什么？东海王司马越的身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状态，一方面，他是终结了八王之乱，有机会和能力开创中兴大业的人臣。

另一方面，他又是把持朝纲，欺君凌上的不轨之人，这些让人看不懂的地方一直被理解为司马家族遗传性的精神错乱或者是智商问题，事实上，作为司马家族的旁系人员，遗传先不考虑，但是能够凭借着疏远的血缘而得到高位，就已经说明东海王的智商和情商不但没有问题，而且非常的高，但是既然这样，他后来所做的一系列毁灭帝国的举动，又该如何解释？首先，从东海王发迹开始，东海王司马越是司马馗的孙子，司马馗是谁？他是司马防的第四个儿子，而司马防是司马懿的父亲，也就是说，司马越这一脉，并非司马懿的亲传，而只是旁支，在注重血统伦理的晋朝，司马越的出身虽然是宗室，高贵无比，但是却始终无法登上帝位（因为血缘的疏远）。

记住这一点，因为这将能够解释东海王后来所做的很多事情的原因。

他有这个能力和野心，但是血统出身注定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皇帝梦想。

之后是发家历程，司马馗有贤达之名，但是这个名声究竟是多少是靠自己挣出来的，有多少是靠家族的关系而得来的，就不得而知了，而司马越家真正的发家，要到他父亲司马泰。

晋武帝去世之后，最为被看好的齐王司马攸早死，辅政王被杨骏架空，在这个时候，贾南风女士充分发挥了妇联的半边天作用，做掉了杨骏，而司马泰作为宗室，坚定的站在了贾南风这一边，管住了杨骏的兵马，获得组织赏识和重用。

如果说杨骏只是司马泰的垫脚石的话，那么真正决定他高升一步的是楚王司马玮的死亡，在这次对宗室的清洗中，同为宗室的司马泰又一次站在了贾南风一边，当时楚王司马玮深得民心，而且有统兵才能，是晋室中兴的希望之星，不过贾南风同志更喜欢老同志，司马泰本来想救，但是随即被劝阻，坐看楚王被处死，因为行政不作为，司马泰进一步高升为太尉。

贾南风说到底还是缺乏统治根基，因此司马泰很明智的选择提前隐退，凭借着服务多年，受封高密王，食万户，从最初的陇西王时候的采邑不过三千户，变为今日的万户，司马泰的一生可以说是赚够了。

随即是东海王司马越，东海王司马越靠的是当年讨伐杨骏的功劳起家，随即步步高升，封东海王，东海王封号一下，采邑六个县，比起父亲来，也是不错，关键是，省出了一个位置，给自己的弟弟司马略继承高密王的爵位。

这里再看一下东海王的根基，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东海王弟弟司马腾，都督并州，后封新蔡王，南阳王司马模，督阵关中，三个弟弟，控制了东南，西北，以及北方的几个强镇，这正是东海王司马越虽然能够打出荡阴之战这样的惊世骇俗的大溃败之后还能屹立不倒的原因，无他，家族势力太过强大。

而东海王的东归原因，也可以从这几个弟弟身上寻找，按照东海王的布局，可以清楚的发现，以并州为屏障，抵挡刘渊，以关中为基地，辐射西北，高密王司马略经营山东根据地，以为根本，自己坐镇洛阳，名为中兴之臣，行摄政之实。

这就是东海王的第一次大布局，但是实际情况和自己所想的不太一样，首先，司马腾内战内行，外战却无法抵挡住刘渊的攻击，并州不得不换上刘琨经营。

其次，南阳王司马模的威信不足，无法压制关中的地方山头，关中大乱，洛阳的北面，西面屏蔽已失。

再看东面，经过石勒和王弥的几番扫荡，洛阳附近一片凋敝，最关键的是，当初内战时候的盟友，幽州刺史王浚开始有了自己称帝的企图，并且开始拥兵自重，妄图南下。

几方面一综合，洛阳必然不保，但是东海王司马越不能平白丢下洛阳，以自己的地位必然被天下非议，所以晋怀帝就是现成的靶子，丢下皇帝，自行东归，将丢失洛阳祖宗陵墓的罪名丢给这个儿皇帝，再合适不过了。

有人会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何还要留下世子和妻子在洛阳，首先是控制洛阳的需要，毕竟皇帝的号召力很大，如果晋怀帝通过联系外藩反对自己，就会很麻烦（事实上也是如此，荀?归来），其次，要掩人耳目，不能给人以东海王放弃洛阳的感觉，但是事实上何伦等人是时刻做好跑路准备的，东海王死讯一来，立刻追大部队而去，没有事前准备，速度不可能这么快。

东海王东归的原因说清楚了，那么他东归之后，又会如何？下面看东海王的第二次布局，前面说了，第一次布局失败，兄弟们内战卖力，外战不给力，造成局面败坏，洛阳已经没有防御的必要，因此开始第二次布局，这次布局就涉及到了王敦和琅琊王司马睿等人。

布局东南，是东海王的第二次布局，这次布局也很简单，需要用自己的人手控制住东南地区，特别是扬州，荆州等地，而司马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棋子。

司马家的光荣传统，各个重要地方都要派去宗室子弟督阵，和司马越不同，司马睿是司马懿的嫡系后裔，但是是庶出，因此在争取皇位的位置上处于不利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司马睿没有司马越那么精明能干的父亲，祖上两代人都是低调做人的良民，因此，家境一般，也没有什么根基。

这样的出身，自然老实听话，不过组织还是要考察一下，但是很快司马睿就让领导放心了，荡阴之战之后，司马睿和晋惠帝一同被虏回洛阳，叔父遇害，自己好容易逃出性命，肯为组织流血牺牲，再加上接出家属之后送到领导处表决心，这才放心。

放心不代表给机会，王导可以说是司马睿一生的大恩人，王导是当时太尉王衍，也就是士人领袖，司马越坐下第一红人的族弟，通过这条线把司马睿和王衍联系起来，又走通了裴氏的门路，司马睿之前低调做人，谁都不认识，一切事情只有靠着王导办，这也是为何后来王敦屡次叛乱，司马睿都不舍得动王导的原因。

忠心耿耿这么多年，总该有点回报，于是出镇下邳，就是成功的第一步，这里是徐州的辖区，处于黄淮海地区，再往南就是富饶的健康，王导再上一步，帮着司马睿出镇健康，都督东南。

307年的这些事之前说过了，这里说一下司马越的失策，按照他的设想，王导，王敦都是王衍这条线上的人，也就是自己人，而司马睿是自己亲小弟，这几个人在，东南的大局就稳了，加上自己在山东的老家地盘，这也可以理解司马越的最终目的地不是东海国封地，而是奔着健康而去，所以，人才，财富大搬家，搜刮的洛阳连粮食都不够吃。

这里再说明一下，首先就是东海王死后，名声发臭，司马睿却坚决捧他的原因，无他，首先有恩，不过这个理由很难成立，最关键的是，自己的职位的法统来源，大部分是依靠东海王的授予，所以批倒东海王，也就是自己成了非法分子，如果晋朝皇室还剩下自己一个倒还好说，关键是当时司马业等人都还在，正统之争没结束，所以，东海王的大旗必须打，而且，东海王在东南部局，这么多的老部下，自然也要安稳住，为何司马睿能够控制住东南局面，第一，他的盘面是依靠王导这些南渡士族，这些人最初而来的大部分是东海王的属下，来这里打前站的，而后来永嘉逃奔的，都是避难的，势力不可相比。

第二，吴地士族，这帮人中也分两拨，一拨是本土派，一辈子就在这地方混，看不惯北方来的，第二是当年出仕到北方的官宦人士，像会稽郡的周家，本来也是东海王的手下，而消除分歧，就是给官职，封官位，至此，两派人马安稳好，东南定下。

这里也就可以解释下面一个问题了，当初要求朝廷迁都的周馥，和淮南郡内史裴硕展开激战，司马睿第一时间选择了支持裴硕，没有别的原因，周馥的迁都之说严重危害到了自己的根本，若是晋怀帝来了健康，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还不得全部交出去，而且算上自己还是东海王司马越这一派系的历史问题，死无葬身之地了。

之后被司马睿一顿暴打的周馥逃奔豫州都督，新蔡王司马确，被直接软禁，忧愤而死，周都督（他是都督州军事，省军区司令，而不是省长，省长是王敦）看错了人，司马确是司马腾的儿子，还是东海王这一派的。

看到这里，其实已经可以明白了，东海王称帝的威望不足，第一血缘有问题，第二前几任篡位者没好下场，因此虚君而治。

两次布局，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只是自己无福消受，便宜了司马睿这个本来没机会上场的替补选手。

而之前征召王衍等名士更好理解，威望不足，血缘疏远，征召名士可以弥补自己的威望，加深统治根基，最重要的一点，司马越深深的体会到了自己祖先的聪慧之处，晋朝天下，说到底是和士族大家共治的天下，抓住了士人的心，天下可定，正是因为如此，人家士人的子弟出路问题要解决好，单从这一点来说，东海王司马越的政治智慧一点也不低。

牛bb小说阅读网VOL.39晋怀帝虽然痛恨东海王，但是作为被东海王一手扶上位，并且靠着东海王的保护生存下来的儿皇帝，其地位并不比当年的汉献帝好到哪里去，虽然踏上了一万只脚开批斗大会，但是黑锅无论如何都要有人背，何况领导职务本身就是要担责任的，既然洛阳守不住了，荀?就派出手下人马（荀大人不在洛阳），前去接应晋怀帝，决心彻底放弃洛阳城。

带头大哥是从事郎中，刘会，随行的还有五百卫士和一些粮食，打算沿着黄河走水路前往山东地区，但是晋怀帝虽然想走，手下的大臣们却是反对。

问题就出在刘会同志不会做人，由于是逆水行船，因此船只数量不多，只能保证把诸位大人们运到山东安全的地方，但是大人们的家产，却是没有地方储存，更重要的是，作为首善之区，当年洛阳的房价也是很高，眼下一旦放弃洛阳，那么这些不动产更是带不走，因此三公，部长以上的官员们纷纷写联名信，要求放弃迁都。

晋怀帝再一次郁闷了，虽说大臣们这次用的还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什么社稷之重等等，但是眼下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晋朝已经没有机动部队能够用来救援洛阳，各地也只是勉强自保，这是最后的自救机会，但是又被民主的晋朝官僚体系放弃了。

这里说一下晋怀帝同志走不了的原因，前面说到过，晋朝本质上是士族治天下的局面，朝中官员和地方士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士族提供了国家的军事，行政人才，而晋怀帝走不了，还是在于在京的士族们不愿意离去。

士人们难道不知道眼前已经是大祸临头了？当然不是，因为在放弃这次机会之后，洛阳城无可避免的陷入了严重的饥荒，之前写信给张轨请求支援粮食的老朋友挚虞，竟然被活活饿死。

而荀?军队一撤，各有神通的诸位大臣们纷纷八仙过海，逃离京师，留下那些没跑出去，不想跑出去，和确实跑不出去的晋怀帝留在洛阳等待末日的来临。

当年崇祯爷也是面临着四面受敌的死局，迁都南京陪都是最后的办法，但是手下诸位公忠体国的大员们一个比一个爱国，爱北京，爱北京**，死活不愿意放弃，其实背后还是那个道理，中国即使是在有了科举制之后，官员的来源还是各地的地主士绅，晋朝则是士族豪门，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们可能官做得不一定好，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技能，那就是行政管理。

历朝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也好，或是改朝换代也罢，最后一旦变成下马治天下，就需要大量的职业官僚，而这也就是晋朝的士族，日后的地主士绅们存在的最大价值所在，董事长是谁无所谓，反正下面的各个科长，部长还是得用老一批的人马，过渡也好，总归是必须用上，所以对于没跑的官员来说，留下洛阳也未尝不是一种政治上投机的表现，再加上之前刘渊同志对于读书人的恩宠和对于士族的尊重，看起来这笔买卖很不错。

而逃往各地的大人们，大多本身就是地方的豪门士族，家中就有田地，回到地方，无非是做个地方上的小国王，日子反而比起京师更为轻松，因此，最倒霉的反倒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晋怀帝同志。

但是晋怀帝不能抛下士族大臣们一个人登上开往山东的特快，原因很简单，晋朝本身就是建立在士人共治天下的局面之下，皇位的稳固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分封各地的宗室诸王的支持，二是各地士人们的支持，八王之乱已经让晋朝王室元气大伤，而仅剩下的士人若是再被抛下，那么晋怀帝同志也就无法再继续自己的领导生涯了。

这一点，观察一下东渡之后生不如死的东晋诸位帝王们就能够得出结论了。

牛bb小说阅读网VOL.40留下的还是有忠臣的，比如东海王司马越死后晋怀帝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司徒傅?，身边的大臣，官员，加上随从不过数百人，这已然是晋怀帝手里最后的家当了，而此时的晋朝，已经对整个洛阳失去了控制能力，城中的难民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不过走了一批意志不坚定者，晋怀帝同志的转进事业反而有了希望，剩下的人都是死忠自己的义士，而且队伍规模缩小了很多，方便穿越封锁线，于是以傅?为先导，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离开洛阳。

傅大人领命，还是走当初刘会的路线，到河阴准备船只，乘船南下，在把身边的人手组织起来，从西掖门而出，走当时晋朝最大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铜驼街，这条相当于今天东西长安街的繁华路段竟然毫无人烟，而且杂草丛生。

晋怀帝其实还是希望碰不到什么人烟，因为很快他们就碰上了一群劫匪，这里插一下，洛阳的局势从王弥扣京之后开始危急，但是真正压垮洛阳的在于外援的丧失，去年的攻防战虽然守住了洛阳，但是洛阳周边供应粮食的地区几乎全部陷入过敌手，因此对于洛阳的粮食供应完全断绝，而洛阳并非是富贵人家的洛阳，城中还生活着大群的平民百姓和买不起房的蜗居蚁族，洛阳危急之后，高级官员和富裕阶层纷纷逃离城市，而这些百姓跑不出去，因此也只能在城中结群自保，而晋怀帝不偏不巧的刚好碰上这么一群人。

要知道皇帝即使是落难时候也是皇帝，至少在衣着打扮上就要突出其高级干部的身份，因此晋怀帝这一行几十人的队伍衣着华丽，许多人知道这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把以往压箱底的好衣服也都搬了出来，花花绿绿的，远远看过去还以为是洛阳城第十二届春秋服装展销会。

衣着好看自然应该有钱，生死存亡之际一切法纪早就抛诸脑后，晋怀帝等人被这群饥民袭击，出发之前晋怀帝就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竟然没有车马等物，要说晋怀帝这个时候还讲究排场什么的就不对了，而是有了车，有了马，逃难的效率，不对，是转进的效率自然高了很多，而且中国历代的汉人王朝的服饰都是宽大为主，撑场面可以，走远路，干活确实不适应。

这群高级领导们，没有护卫，手无缚鸡之力，而且养尊处优惯了，自然斗不过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们，但是有一点救了诸位大臣的命，首先这些饥民并不是来抢钱或者别的东西的，而只是为了粮食，但是晋怀帝他们身上并没有粮食，在饥荒时候，金银等贵重物品还不如胡饼，肉铺能够救人一命，没抢到粮食的饥民们悻悻而归，倒是把准备视察南方的领导们吓的不轻，这下没法走了，赶紧跑回宫城，躲了起来。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读者问了，皇帝再不济也是九五之尊，就这样被欺负的无法踏出洛阳城一步？那些护卫们哪去了？其实这个问题之前已经说过了，洛阳的禁军，晋武帝当年为了笼络高级士人们，进行了大规模扩编，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衙内们的出路问题，像什么越骑，积弩等营都是那会儿才出现的，但是随着八王之乱的开始，禁军也卷入了战乱之中，随着东海王司马越的一声令下，禁军全体下岗，身强力壮的被编入东海王东归的队伍中，全倒在了石勒的枪口下，而留下的护卫全是东海王的人马，东海王一死，全体出奔，吵了晋怀帝的鱿鱼。

而晋怀帝自身并没有什么武力支持，荀?派来的军队护卫，也因为缺粮而四散逃命，更多的跟着当初刘会的船队返回，而张轨张书记的凉州大马，实事求是的说，此时并不在洛阳城中。

之前的王抢抢骚扰洛阳，还有刘聪这些强拆分子们进攻洛阳的企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凉州强悍的武力存在，但是同样的，凉州的军队并非常住京师的禁军，而是地方武装（州军），只有在像北宫纯入京师办事（比如张轨的儿子就在京师任职）时候带领的卫队（王弥进攻那次），或者发出勤王令之后的勤王军（刘聪进攻洛阳），才能名正言顺的进驻洛阳城，否则，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任何省份的军区部队常驻北京城，没有调令，是个什么后果。

牛bb小说阅读网VOL.41虽然逃不出去，但是日常还是得吃饭，没有武装力量的晋怀帝这下真的处于一种坐吃山空的地步了，度支校尉魏浚用着个人能力聚拢了几百名难民，支持着晋怀帝，只不过方法还是当初晋怀帝碰到的，抢劫，难民们抢劫起来可是比宫中大人们熟练多了，靠着这些职业犯罪分子的帮助，晋怀帝好歹活了下来。

至此，洛阳已经彻底丧失了防御能力，嗅觉一向灵敏的刘聪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洛阳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城了，而是一个快要熟的烂透的果实，刘聪派出前军将军呼延晏带军先行，准备拿下第一个人头。

如果大家还记得前面讲过的内容的话，应该对于倒霉的呼延家族并不陌生，而事实求是的说，刘聪同志派出呼延晏作为先锋还是很有领导才能的，呼延晏似乎并没有受到家族在争储斗争中的影响，依然能够获得带军进攻洛阳的机会，笔者也是很奇怪这个问题，但是结合之后呼延晏的表现，便释然了，许多年之后，靳准乱政，宫内大臣纷纷逃亡，只有呼延晏先生最有知人之明，投奔当时镇守关中的刘聪的族弟刘曜，并且带着刘先生报了灭族之仇，又学了回王弥，劝进拥立，两项功劳一下，一生的富贵又有了，所以，呼延晏先生也许不是最好的将领，但是政治嗅觉那可是相当的灵敏。

而在这场最后的战争之前，我们再研究一下，在刘聪主政之前汉赵帝国的进攻模式。

一般情况下都是刘聪作为中军主帅领主力，王弥作为奇兵在晋朝后方杀人放火，石勒部下强大但是已然有了偏离之心，因此一般是盟军而非友军的角色出现，眼下刘聪产房传喜讯，升官，自然不能带着手下小弟们冲到一线砍人去，而这个时候才发现一个问题，缺乏合适的领兵将领。

因此把这个机会给呼延晏，既是表达自己对于呼延放心，保持团结稳定氛围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也是缺乏自身嫡系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而对于呼延晏来说，既是领导给自己吃定心丸，也是一个表达忠诚，名利双收的机会，何乐而不为。

所以，刘聪治国，讲究的利益的最大化，洛阳自从东海王死后便已然随时可以攻下，但是要让这个熟透的果实发挥最大的作用，就要看收获的时机，而眼下，这个时机是最合适的。

呼延大官人把这次进攻当成了一次公款旅行，而且是全副武装的个人表演秀，鉴于有其他人争功的可能，比如什么王弥，石勒等人，因此呼延大军快速行军，为了保证呼延晏的首功，刘聪先生更是给了一个新政策，允许呼延军先行攻击，换句话说，就是可以不用等待友军，盟军，自己先开打。

如果就是这么顺利的结束，那么国祚虽短的西晋王朝不但生的阴暗，而且死的郁闷，但是在呼延晏的大军前面，有人拦住了他。

公元311年，永嘉年号的最后一个年头，遥远的凉州派出了自己的最后一支勤王军，由北宫纯，张斐、郭敷带领的五千凉州骑兵，日夜兼程，终于在呼延晏的军队渡过黄河之后，拦住了他们。

洛阳城的城墙已经在无数次进攻中千疮百孔了，城内除了百姓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提供帮助的友军了，晋朝所有的封疆大吏们都在坐等着首都的失陷，然后拥立新的皇帝，奉上自己的劝进表，保有着自己的一方富贵。

五千凉州子弟疲惫不堪，长途跋涉而来，孤立无援，必死无疑，他们没有后援，家在西北千里之外，不会有援军，也不会有补给，伤员无法后送，战死者的遗体无法掩埋，既然踏上这条路的时候就知道是不归路，那么，来。

牛bb小说阅读网VOL.42实事求是的说，凉州大马能够在晋朝百姓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在是因为他们对于蛮族有着强大的克制力，凉州地处西北，周围鲜卑，羌，氐等民族杂居，匈奴人最擅长的骑射战术在凉州子弟眼里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打法了，而且凉州骑兵也有自己的克制之道，你会骑射，我也懂，要知道老祖宗可是把射箭这项技术作为一个男人必备的本领流传下来的，既然马背上的功夫都不差，凉州骑兵又有可怕的冲锋能力，关键时刻敢于刺刀见红的和人打肉搏，呼延晏先生就得自求多福了。

正在兴头上的呼延显然犯了和同事王弥，领导刘聪同样的错误，轻视凉州的军队，但是当凉州精骑开始冲锋的时候，呼延晏先生又一次发挥了自己最拿手的本领，转进后方，也就是逃跑。

后面的故事实在乏善可陈，想当初在洛阳城下，有一百多人，北宫纯就敢带着出城找王弥拼命，这现在有了五千精骑，自然冲锋起来效果极佳，消灭四害不二法门，呼延晏将军这个时候倒是头脑清醒，当初刘聪先生赶跑路，那是人家是皇子，说到底出了事情责任问责风暴就是走个过场，自己可不一样，要是就这么溜回去，前程，家族，性命可就全交代了。

于是，呼延晏终于勇敢了一把，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带着手下人马又冲了回来，结果非常明了，继续溃败。

十二战十二败，呼延晏也算是创造了刘渊起家以来汉赵帝国最长的连败纪录了，损失三万人，之前出兵的时候，带了两万七千人，一路而来，不断的吸收沿途各地的坞堡，扩充实力，结果，这次本也折进去了。

坞堡是魏晋乱世时候的时代特色，辛勤耕作的农夫们时刻得留神不知道什么时候冲出来的蛮族骑兵，地方上有些财产的士人们也要担心官军的抢劫，因此纷纷修筑堡垒以自卫，更有些大户人家，本身就是宅院宽大，稍微改改就是一座集生活，娱乐，休闲，安保于一体的多功能居住新模式，有人喜欢把坞堡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堡相提并论，但是实事求是的讲，先不谈欧洲城堡出现时间更晚，但就是居住方面缺乏人性化关怀这一点，就和坞堡差的太多了。

石勒本人最喜欢打坞堡，原因很简单，坞堡中有人，有粮食，有财富，打开一座坞堡，足够吃上半年的，青壮年统一编练成军，后方家属送粮，这些丁壮既是炮灰，又是人质，是在是创造性思维，一举两得。

呼延晏有样学样，结果黄河边上碰到凉州大马，连本带利又还回去了。

教训是深刻的，代价是惨重的，呼延晏发现，自己惨败之后本来磨磨蹭蹭的周围友军如同嗅到了腥味豺狼一样，纷纷靠拢过来，王弥，石勒等，纷纷围着洛阳转。

最重要的是，始安王刘曜来了。

牛bb小说阅读网VOL.43打了胜仗的北宫纯是在没有心情高兴，原因很简单，为了赶时间，带领的是五千骑兵，而不是守城用的步兵，而按照北宫纯之前对于洛阳城的了解，其实步兵也无用，洛阳太大了，凉州支援的步兵根本无法满足整座城市的防御需要，最重要的是，洛阳周围，除了凉州子弟，再也不会有其他地区派来的援军了。

只是入了城之后，北宫纯和其他凉州将领才发现，洛阳的情况比自己之前估计的要糟糕太多了，整座城市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皇帝的膳食竟然是需要依靠抢劫而来，满街都是饿死倒毙一旁的尸骨，曾经辉煌无比的铜驼街满是荒草。

最大的麻烦是，洛阳城中已经无兵无粮，无法守卫了。

晋怀帝当然知道这个情况，之前还由于盗匪袭扰而连宫门也无法迈出的他，见有了援军，又打起了转进的主意，让人在洛水边上准备船只，准备撤离，至于城中还剩下的三万多士民，就只能让他们听天由命了。

凉州援军此时也闹起了粮荒，远道而来的救援部队，本身就不会携带太多的辎重，而五千骑兵，辎重也无法跟上其速度，到了这个境地，杀马充作军粮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战马宰杀，已经说明了情况的紧急，没了马，将士们只有步战，将官们也无法逃离死地，只有留下来一同赴死。

打了败仗的呼延晏不敢回去领罪，而是收集了残兵败将之后前往洛阳城，之前的惨败虽然记忆犹新，但是呼延晏注意到出击的晋军军队数量并不多，只是自己倒霉，第一个撞到了枪口上，而这一次，作为被骑兵打怕了后果，呼延将军非常聪明的把军营放在了洛阳城外的碉堡中。

这个位于洛阳城西七里的碉堡，是当年张方为了攻打洛阳而特别修建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当年凉州第一次派出的勤王军针对的目标是谁，就会发现历史充满了戏剧，这座堡垒见证了凉州大马第一次踏入京师的大门，也将见证这些凉州子弟成为帝国最庄严的殉葬。

\\\');牛bb小说阅读网VOL.44五月二十七日，呼延晏重整旗鼓，带军来到洛阳城下，此时，洛阳这座曾经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最辉煌的帝都，已经全然没有了曾经的威严，城中只剩下了三万多饥民和仅有的凉州护卫，颇有些我胡汉三又回来感觉的呼延晏修整一天后，发动攻击。

从五月二十八日开始，呼延晏开始跟着平昌门过不去，二十八，二十九，直到三十日，血战三日，平昌门陷落，从太康之子开始，到周公营洛邑，洛阳从未被蛮族攻破，到了今日，已然无力回天。

西昌门破，但是呼延晏并不敢深入，仍旧在城外游走，纵火焚毁了洛阳东城的东阳门，凉州卫队的拼死抵抗给呼延晏一种错觉，就是洛阳的城防力量仍然很强，西昌门强攻三天方才攻下，而对于东阳门，呼延晏则只是放火焚烧，这种谨慎的考虑使得晋朝又多延续了几日的生命，呼延晏不敢深入城中，只是在城门附近劫掠之后，退出洛阳，等待援军。

时间成了匈奴人最大的盟友，洛阳城从310年开始的饥荒越演愈烈，城中缺粮，缺兵士，缺武器，面临险境，城中人再一次分裂了，晋怀帝之前下令准备的船只在洛水边被焚烧城门的呼延晏发现，被其顺道一起烧毁，六月四日，司空荀藩，光禄大夫荀组出奔，晋怀帝被晋朝的高级官僚，彻底抛弃了。

此时洛阳城中早已经弹尽粮绝，留下的官吏，士人，百姓纷纷筑起碉堡以自卫，凉州军马得不到支援只有孤军奋战，而到了六月五日，局势已经明了，这一天，王弥到达洛阳宣阳门，六日，始安王刘曜到达西明门，两支匈奴主力军在洛阳城西布下阵势，从宣阳门出发，就是晋帝国最辉煌的铜驼大街，直通宫门。

六月六日到达宣阳门之后，刘，王二人大军合流，围攻宣阳门，洛阳到了最后的时刻，却也爆发出了惊人的生存意志，从六月六日开始，到六月十一日宣阳门陷落，整整五日，洛阳最后的守卫者们，凉州卫队，城中的百姓，没有离去的禁军，拿得起刀枪的男子，用自己最后的气血，死死的挡住匈奴兵。

几千年之后，1937年，从12月10到12月15日，历15天血战，中华门陷落，南京沦陷，百年国耻就此上演。

公元311年的洛阳，历经着夏日的苦闷，燥热，绝望，满腹经纶的高官，显贵们早已经先行离开了，留下的只是普通人，那些还有家人，妻女在城中的普通人，还有那些不远千里勤王的凉州子弟，他们会饥饿，会恐惧，也会想逃窜，他们只是普通人，却在用自己的不屈抗争着，这段我们民族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段中，他们不幸经历，他们不幸生在其中，但是他们尽力了，即使倒下，却也壮烈！六月十一日，宣阳门陷落，匈奴骑兵蜂拥入城，自从周公经营洛邑以来，千百年的时光，洛阳，这座千年的帝都，华夏的骄傲，第一次沦陷于蛮族之手，这是第一次，却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民族在这之后还会经历过更多更黑暗的时刻，还会经历过多的屈辱和磨难，但是，凤凰涅?之后，是重生的辉煌，每一次黑暗过后，都是民族重新迎来新的曙光！黑暗还在持续，晋怀帝被俘，皇子，官员，士人，百姓等三万人被杀，王弥等人纵兵劫掠洛阳，焚烧宫殿，挖掘晋朝历代皇陵。

张斐等人殉国战死，凉州子弟，本可以不来，也可以出逃，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了留下，作为这个曾经光耀世界的帝国最庄严的殉葬。

公元311年，永嘉五年，夏，洛阳陷落，华夏衣冠的黑暗时刻并非已然到了顶点，相反，只是刚刚开始。

牛bb小说阅读网VOL.45洛阳死难者的名单中并没有北宫纯的名字，这位帝都曾经最忠诚的保卫者，在最后时刻选择了离开，而不是与这座城市共存亡。

最让人费解的并不在于这里，而是紧接着，进攻长安南阳王司马模的匈奴骑兵，发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

这支队伍衣衫褴褛，筋疲力尽，士卒的脸上皆是尘土，但是匈奴骑兵并不敢大意，反而紧紧的握住了手里的弓矢，因为，这是北宫纯带领的凉州卫队。

永嘉五年，8月，南阳王下属营门官赵染因为未能晋升郡守而叛逃匈奴，随即，刘聪任其为安西将军，派军协助赵染，挥军攻入关中，驻军下郅，北宫纯所带领的凉州卫队从长安出发，在下郅，向曾经的死敌，投降。

这是前凉历史上最无法解释的一个悬案，北宫纯自从三年前带兵从姑臧出发，带领凉州子弟与匈奴骑兵血战多年，让凉州大马的威名传遍天下，双方手上都有着血海深仇，而偏偏在国家倾覆的时候，北宫纯选择了投降。

历史不容许假设，无论如何这个时刻都是北宫纯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但是其中的隐情，却一直隐藏在历史的额尘埃中，让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只能顺着原先来时的路，去摸索出当年的痕迹。

北宫纯第一个举动是从京师出奔，这让人无法理解，笔者也一直无法明白，直到联系到了另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之后，才有了转机。

公元318年，刘聪之子刘粲在位，外戚靳准位高权重，起兵谋反，杀刘粲于殿堂之上，几乎将刘氏灭族。

时任尚书的北宫纯，组织人手在东宫修筑工事，抵抗靳准的军队，事败被杀。

作为一个降官，而且是文臣，北宫纯不可能拥有自己的私人卫队，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些和他一起奋战的人，就是当初离开家乡的凉州子弟。

故乡，是离开之后就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北宫纯从长安出奔之后，是带着人马的，这些凉州子弟并不多，可能是负伤之后的轻伤员，也有可能是家中独子，北宫纯带着这些人趁乱出奔长安，向着故乡返回，北宫纯可以走，因为勤王军的总指挥不是他，而是殉国的张斐。

千古艰难唯一死，当这些幸运儿们离开自己为之奋斗过，流血过的京师，离开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的时候，他们的心理在想着什么？他们的人数不多，前路依然未知，死亡随时等待着他们，而留在城中的将士，则早已经注定了结局。

因为在这座城中，发生过壮烈的牺牲，艰难的付出，以及忠义之士的鲜血，这些故事不应该被风沙埋没，这些故事应该被后人所铭记，这些牺牲者的英魂，应该被子孙后代，供奉于祠堂之中，他们的功绩，应该被万世流传。

所以，要有人活下去，把这个故事，把这些牺牲，告诉家乡的亲人，告诉那些在乱世中依然坚持忠义的人们，每一次的牺牲，每一次的以卵击石，都不是无意义的，都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面临生死时刻的不屈和怒吼，都是挺直了的脊梁，在扛起倾覆的社稷。

走到了长安的北宫纯，再也走不动了，他们筋疲力尽，家乡无望，被赵染所引来的匈奴骑兵蜂拥而至，而南阳王已经无力回天。

不久，长安陷落，南阳王被杀，关中白骨千里，几成一片荒原。

北宫纯的凉州子弟再也打不动了，否则，南阳王也不会放弃如此可观的战斗力不用，而是派出部将淳于定迎战，而最让人伤心的，还在于归乡无望。

公元312年，永嘉之耻的第二年，凉州刺史张轨，倾举州之力，集结兵马七万，誓师东征，意图光复长安，行军至秦州，被秦州刺史裴苞据兵所阻，双方血战多日，凉州兵马方才击退阻拦，得以继续前进。

南阳王司马模守成有余，而开拓不足，裴苞等人早已经拥兵自重，不再服从上峰的命令，任何通过自己地盘的军队，都作为敌人对抗，担心着凉州趁机吞并自己的地盘，凉州主力军尚且通行如此艰难，北宫纯这些死战之后逃出的疲惫之人，又有几何胜算能够活着穿越秦州，回到凉州家乡？于是，有了这一幕让人无法理解的发生，北宫纯，曾经的帝都守卫者，凉州卫队的长官，防守洛阳三年有余，击杀匈奴人无数的勇将，带领着手下的残兵，投降了自己的老对手。

这一刻，他在想什么？我们无从知晓，或许是为了保全剩下的将士们的性命，或许是为了让牺牲者的故事流传下去，他最终选择了投降，死很容易，但是，如果苟且着活下去能够挽救部下的性命，能够让牺牲者的事迹流传下去，又该如何选择？北宫纯，凉州人士，三年前，他从姑臧出发，协防京师，身经数战，皆是以少胜多，从无败绩，击退王弥，杀败刘聪，以一己之力，而保全京师安危，活人无数，他是一个英雄，他也是凉州的骄傲。

这就是北宫纯，他的功绩不会因为他的投降而黯淡，他的付出让更多的人活了下来，让晋朝的官员们有时间逃出洛阳，组建新的流亡政府，继续对于蛮族的抵抗。

投降之后的北宫纯，被授予尚书职位，从此在平阳城闭门谢客，不谈军务，不持兵戈，直到公元318年的大混乱。

曾经的凉州第一勇将，曾经的凉州大马，横行天下，被京师百姓所歌颂的将军，在最后的时刻，是否还会回想起洛阳城下，那些视死如归的凉州儿郎，和那再也回不去的故乡？公元311年秋，长安陷落，关中大乱，至此，中华文明的三大名都，洛阳，长安，邺城，全部落入蛮族之手，血腥和黑暗，只是刚刚拉开了序幕。

牛bb小说阅读网VOL.46有些人死了，但是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但是他已经死了，晋怀帝做了俘虏，对于晋朝而言，也算是开创了华夏衣冠前无古人的记录，帝国的至尊成了蛮族的阶下囚，而仅仅十几年前，这些纵马宫门的蛮族骑手还是帝国恭顺的部曲。

从洛阳出奔的高级领导干部不少，看来大家都没有为怀帝哥哥殉节的打算，乱世之中，皇帝反而变得并不重要，没了再立一个就好，身在健康的司马睿同志跃跃欲试，只是华夏正统还是在黄河流域，国务院总理（司徒）傅?在河阴（就在洛阳边上）打造流亡政府，最高监察长（司空）荀藩驻军阳城，洛阳市长华荟驻军成皋，诸位大员们出奔之后号召各地豪强起兵勤王，然后坐看着帝都洛阳在蛮族骑兵的屠戮中呻吟，化为灰烬。

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皇帝被俘虏了，而且就目前情形而言，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怀帝同志是回不来了，现在正在给刘聪打猎当导盲犬。

这种情况下，几位高级干部还没有另立新皇的决心，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皇帝没法立，也没有权力立，因为最高权力空缺之后，一般是太后等皇室亲族做出决定，可惜这些皇族们也大部分在洛阳被刘聪一网打尽了，那就折中一下，立个皇太子。

正牌的皇太子司马诠在洛阳城陷之时被杀，但是还逃出了一位皇子，豫章王司马瑞，豫章王是晋怀帝还是皇子时候的封号，而现在，父子三人却是天涯永隔，司马瑞还算聪明，逃奔大将军荀?驻地，作为当时晋朝在山东地区最强大的武力存在的荀?，保护皇子的能力还是有的，于是草草的搞了个仪式，跪拜之后将司马瑞拥立为皇太子，同时鉴于皇帝北狩，于是太子行使皇帝职权。

这就麻烦了，洛阳陷落的时候，晋怀帝一手提拔起来的司徒傅?在河阴建立了流亡政府，而这边，荀藩，洛阳市长华荟等人，也搞出了个流亡政府，一时之间出现三个流亡政府，除了荀?之外，全是诸位朝中大员自己把握工作，鉴于皇帝不在，而勉强接手工作（承制）、于是一时间，诏令漫天飞，各种人事任命文书纷纷送达手握兵权的各地大员手中，荀藩很聪明，知道当下各地诸位大员中谁的实力最强，因此号召众人起兵勤王之外，做个人情，拥戴琅琊王司马睿为盟主。

乱世之中，没有皇族在手，很难说明自身的法统，荀藩也很苦恼，但是很快，一条消息就让他眉开眼笑，他的外甥，吴王司马晏之子司马业，已经逃奔密县。

司马业只有十二岁，小小年纪却能够在洛阳城的滔天劫难中逃奔而出，并且成功的活了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荀藩在庆幸自己的外甥还幸存之外，更高兴的是司马业的身份，于是带领众人南下，拥立司马业。

黄河以北，一时间出现了两位皇族，以及两个正统的政府。

这还不算完，荀?只是晋朝在山东（函谷关以东地区）最强大的武力存在，而实际上，幽州刺史王浚，才是晋朝在黄河以北最强大的武力存在，只是这个晋朝需要加上引号，洛阳城陷落，怀帝被俘的消息传来，王浚同志终于松了口气，之前一直按兵不动的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位皇子，拥立为帝，再给自己本就是大司马，幽州刺史的官职表上加上了承制的权力，承制，一般而言即代表皇帝行使权力，一般是用于派驻地方的军政大员，或者非常时期的摄政，晋朝现在的几位皇帝或者皇太子中，司马业只有十二岁，而司马瑞也不过十多岁的少年（晋怀帝当年也只有27岁），至于王浚找来的这位皇子，就明白几位大人们名为勤王救驾，是为自己独揽大权，大司马王浚做的更搞笑，焚香祷告上天，以及诸位先帝，随即加封自己为太尉（最高司令），又把琅琊王司马睿封为大将军。

不知道此时尚在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看到这几份文书有何感想，大将军是晋怀帝时期由怀帝亲自授予荀?的，而现在荀?同志还活着，这边王浚就把这个职位封给了自己。

方才已经有了三个朝廷，司马睿还嫌不够热闹，三缺一的事情一定不能做，于是接着荀藩推选自己为盟主的文书，也设立政府，以承制之名行使对于江东的统治。

东南西北，晋朝的诸位军政要员们终于开始享受到无政府时代的权力狂欢，不过司马睿还是有头痛的地方，江州刺史华轶是官四代，祖上是曹魏时代奠基人华歆，家族显赫，兄弟是洛阳市长华荟，因此对于司马睿这个小宗总是看不上眼，男人都是有自尊的，两边从恶语相向到拳脚相加，几轮之后，司马睿成功的把地盘从江浙扩张到了赣闽。

诸位为了争夺地盘而打的头破血流的大员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名义上的主子晋怀帝此时还在刘聪营帐下屈辱的活着，而更是忘记了，中华大地上，蛮族强悍的武力威胁，很快，石勒亮出了锋利的屠刀，蒙城沦陷，荀?，司马瑞沦为俘虏，四个小朝廷的狂欢，结束了。

牛bb小说阅读网VOL.47公元311年，永嘉五年，站在姑臧城中望向东方的凉州刺史张轨先后接到了一系列的信报，几乎全是丧报，先是洛阳的帝国政府发生了宫廷政变，接着又是东海王司马越的主力在石勒的伏击下全军覆没，洛阳沦为空城，千里勤王的凉州子弟最终被淹没在蜂拥而来的胡骑面前，帝都沦陷，君王被虏，祖宗灵位被焚毁殆尽。

姑臧城中家家戴孝，哭声一片。

五千凉州子弟皆殁，让张轨痛心不已，但是烦恼的事情还没完，大乱之中的晋朝彻底丧失了对于黄河流域的控制能力，各地民众，士人纷纷逃亡，大部分人南渡，前往在琅琊王控制下的江东地区，而一些不愿南下的士人和民众则成群结队前往凉州避难。

赵染的叛乱和匈奴骑兵的洗劫几乎摧毁了关中的一切，赤地千里，白骨遍地，长安也陷入蛮族之手，流亡的民众缺乏粮食和保护，在盗贼和匈奴骑兵的袭击下死伤惨重，最终能够到达凉州的人数少之又少。

在这些流亡的人群中，有一群人特别的与众不同，他们怀揣的不是金银珠宝，也不是珍贵的青铜器皿，而是一卷卷的经史子集，这些流亡的士人抛下了家财，却固执的携带着这些文明的火种。

洛阳沦陷，天子被俘，前所未有的屈辱震荡着当时的士人们，曾经的道统，传统的价值观似乎在一夜之间崩塌了，手握兵权的封疆大吏们对于争权夺利的兴趣远比驱除蛮族，光复故土更大，清流玄学无法驱除来去如风的蛮族骑兵，中华大地一时之间，黑暗笼罩。

何去何从，这道痛苦的选择题第一次摆在了一直强盛辉煌的华夏文明面前，这是第一次华夏文明开始痛苦的反思，也是一次伟大的文明自我拯救，那些思索过的士人们，不约而同的做出了同一个决定，要用自己的生命，保存文明的火种。

于是，这些士人们，扔下了过去迷恋的玄学之谈，不远千里，毁家纾难，怀抱着祖先传承下来的文明成果，一步一步的奔走在几千年前的黄土地上，炎热，饥饿，杀戮，沿途一片白骨，他们在赌，在赌下一次文化的复兴，或许，在那个绝望的年代中，这种带有殉道者般色彩的牺牲，将文明的精髓送达了凉州。

此时的凉州如同暴雨中的孤岛，庇护着四面而来的流亡难民们，失去了家园，离弃故土，但是心中却更加接近故乡，这些一卷卷的木渎和竹简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

流亡的士人们在学校中，在街巷中，在案牍上，用笔和竹简作为武器，默默的践行着复兴的重任，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将我们民族血脉中最坚强，刚硬的一面展现出来。

这是凉州的光荣，也是华夏的光荣，在这片西北的土地上，这片帝国曾经最为荒凉和最晚归化的土地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书籍，如此多的儒士，如此重要的责任，她将在其后几十年中，成为华夏文明最后的根据地和重新崛起的发源地，在这里，华夏的衣冠读书声将文明的曙光传承下去，以一种更加进取的心态吸取着其他文明的成就，这里是丝绸之路出发的地方，也是各种文明交汇的地方，凉州，不但将华夏文明保存下来，而且更是在之后多文明交汇中，将其发扬光大，最终，这些从西北走出的倔强的汉子，将在百年之后，重新用自己的诗歌和乐赋震惊世界，展现一个古老文明浴火重生的伟大与不易。

就在这一时期，被摧毁了圣地和圣城的犹太人开始在拉比的带领下进行着默默的抗争，用纸和笔延续着民族的文明，倔强的保存着民族的传承，这些在杀戮面前依然坚持着记录和书写教育的拉比，和那些在黄土漫天中倒毙路旁的华夏士人，都是值得尊敬的文明的传承者，在这场与时间的竞赛中，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一群普通人的史诗，虽被黄沙淹没，其光辉依然留存至今。

牛bb小说阅读网VOL.48哭过也伤心过，但是日子还得过，张轨书记擦干眼泪，才发现此时的凉州似乎变了个天地。

随着战乱频繁，散居在关陇地区的少数民族也纷纷起兵游走，形成庞大的流动军事集团，后世最有可能实现统一的一带雄主苻坚大帝的先祖氐人首领蒲洪，以及开创了后秦帝国羌族姚氏先祖，姚弋仲先后起兵，成为最大的两个军事集团，并且向着已经成为乱世的关中，中原方向进发，而关中，中原的晋人，则纷纷逃亡，其中很多由于道路被阻，无法南下，或者留恋北方故土，不愿南下的民众，则逃亡凉州。

一时之间，姑臧城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而冀城，南安等靠近关中的地区，更是人满为患，逃亡的民众抛弃了家产，牲畜，财物，需要安置，需要粮食，需要生活，生产物资，而且已然是秋季，还需要建造房屋抵御寒冬，张州长忙的不可开交。

凉州虽然相比中原而言，享受了难得几年的太平时光，但是物资储备依旧不充足，作为最晚归附帝国的州郡，即使是在武帝辉煌时期，依然战火不断，因此，张州长接纳难民，安抚民众，需要很大的决心。

麻烦的并非决心，而是人心，因为大家很快发现，光有了吃喝，住行还不够，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户口问题。

这不是在开玩笑，千百年前的先祖也面临着同样的户口问题，举个最简单的问题，孩子要上凉州重点小学，老人要办养老保险，全家还有可能要吃凉州低保，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官员。

这些移民大部分并不是如同一盘散沙的前来凉州，而往往是在同族或者同宗的士人带领下，集合抱团，才一步一步走到凉州，否则一路上匈奴骑兵的袭击，野兽的侵袭（关中已经成了巨大的野生动物园），还有饥饿，都不是小户家庭能够单独抵御的，所以抱团而来的他们往往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其中的带头人，就是带领他们前来的士人。

既然是士人就要有官职，张州长那个时代，让无数人又爱又恨的科举制和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还没发明，想要有官职，除了个人的才能，品行之外，还要有所在州的中正官的推荐才行，换句话说，如同现在的高考校长推荐制，没有中正官的推荐，再有才能也没法进入体制内，这就决定了张州长绝对不能把这些难民简单的安置到凉州各个郡县中。

因为道理很简单，凉州境内的中正官们都是凉州本地士人，在推选后备干部的时候，肯定优先考虑当地士人，先不说裙带关系和走后门的优良传统，就是熟悉程度，也肯定是更熟悉当地的后备干部们，而一旦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后果很简单，就是本地士人和外来士人之间尖锐的矛盾。

还有一层问题张州长不得不考虑到，难民们的财物损失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般是需要给予补助和减税，免除徭役的措施帮助他们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如果将他们分散安置到各个郡县中，难免会引起凉州本地居民的不满。

人口流动不可避免的带来社会关系的震荡和一些社会矛盾的产生，在当下社会中，由于人口流动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依旧尖锐，更不用说千百年前，生产力和思维观念都不如今天的凉州了，张州长想了半天，大笔一挥，将武威郡分出一部分，专门安置难民，为武兴郡。

武兴郡，在姑臧西北，地理位置距离姑臧较近，同时，这里和凉州富庶的河南地相比，仍旧比较荒凉，可开垦的土地很多，在这里安置难民，不太会发生与本地居民的冲突，而最重要的一点，是逃难士人的出路问题终于解决了。

当年张州长考入国家公务员的时候，用的就是凉州安定郡的户籍，帝国偏远地区的文教事业当然无法和帝都相比，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张州长颇有些高考移民的嫌疑，而这次设置武兴郡之后，多了一郡的官员，即是安置了逃难而来的士人，而日后，这些士人子弟，也能够避免这些竞争力较强的外来士人子弟，抢了凉州本地士人子弟的饭碗，毕竟，虽然张州长对于教育事业非常重视，但是凉州的底子并不好，其士人子弟在考试方面，也确实无法和这些从关中，中原发达地区的士人相比。

最后还有一点，张州长的执政思路非常明确，凉州如果需要在这胡骑的汪洋大海中存活下去（别忘了北边的鲜卑和南面的羌人，氐人），就必须依靠凉州本地士人的支持，实现州政府的本土化，这一思路，从张轨开始，一直延续下去。

公元311年，永嘉五年，从中原传出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糟糕，形式一天比一天严峻，直到当年年底，忙了一整年的张州长终于收到了一份能够开心一下的新春礼物，秦王司马邺，终于在阎鼎的护送下，到达了关中的雍城。

牛bb小说阅读网VOL.49在怀帝及其太子先后蒙难之后，唯一的嫡系血亲豫章王司马端也落到了石勒手中，最后的宗室亲王中，司马邺算得上是地位最高的一位，已经把地盘丢了个一干二净，只剩下身边亲兵的豫州刺史阎鼎，护送着司马邺，与贾郡长派来护送的军队，接上了头。

而此时，被匈奴兵的残暴所深深刺激的晋朝官员们，终于暂时摒弃前嫌，为了自保而走到了一起。

以冯翊郡长贾疋为首的晋朝在关中地区的官吏自发组织起来，聚拢兵马，向盘踞在长安和关中地区的匈奴兵发动反攻，河内王刘桀和中山王刘曜（没错，刘曜又升官了，从始安王晋升中山王）。

先后被击退，新晋的中山王一口气退回匈奴人的首都，把之前打下的关中土地全吐了出来。

实事求是的说，贾疋郡长（内史）等人再一次证明，中华只要自己不没事找事的瞎折腾，蛮族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的，因为在他们手下狼狈而逃的，是未来汉赵帝国的二位皇帝（刘桀，汉灵帝，刘曜，汉赵帝国的末代皇帝），几乎集中了刘聪手下最主要的嫡系力量，而就在关中形式大好，长安光复再望的时候，中原又传来了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王弥死了。

事情还要从洛阳城陷之后说起，王弥和石勒等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焦点就在于如何处置这座庞大的帝国首都和这些首都的子民。

王弥造反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虽然是一名在晋朝这个体制内利益受益者，但是在正常渠道下是无法满足自己的期望，因此毫不犹豫的抛弃家产和盗贼混在一起，随后又投靠在刘渊帐下，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目的不是破坏，而是满足自己对于权力和征服的快感。

而对于石勒，刘曜等人而言，洛阳代表着晋朝乃至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典范，作为蛮族领袖，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庞大的城市，壮丽的建筑究竟对于自身有什么用处，更重要的是，在于对于自身实力的评估之后，认为这座城市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守住的。

因此，才有了之后对于洛阳有计划的洗劫，焚烧以及对于被俘人员的大规模屠杀，目的就是彻底摧毁洛阳作为一座城市的功能，使得这里成为一处荒芜之地，其背后的心理动机也很简单，那就是我得不到的，也不能让别人得到。

文明被野蛮征服之后的悲哀，往往就在于文明的价值是无法被野蛮所认知，而所谓的融合，也总是建立在鲜血和杀戮之上。

王弥年轻时候到过洛阳，亲身体会过洛阳作为一座帝都的繁华，也明白这座城市在华夏心中巨大的价值，但是在这个拳头决定话语权的时代，他的建议无人听取。

石勒并没有忘记王弥这位运动战的天才，确切的说是没有忘记王弥手下精悍的军队，借口着剿灭各地起兵自保的盗匪，石勒盛情邀请王弥吃饭，吃到一半，手起刀落，汉赵帝国大将军王弥身首异处，部众被汉赵帝国镇东大将军石勒吞并。

王弥，一名来自山东地区的富二代，本着玩票和叛逆的精神积极投身对晋朝的造反运动，虽然屡战屡败，但是发挥不怕失败，坚持到底的精神，积极主动在敌后打游击，所过之处，旷野千里，他毁掉了关东这个晋朝主要的根据地，摧毁了位于洛阳附近和背后富庶的村庄，使得洛阳攻防战的局势彻底改变，最后得到大将军的官衔，然后又被人通道大佬用黑吃黑的方法做掉。

对于这样的人，已经无法用什么词评价，死有余辜，罪大恶极是晋朝方面对于他的评价，而单从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他也着实是一个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好了自己反派角色的二流演员。

有些人注定流芳百世，而有些人自然要遗臭万年。

至此，凉州张氏家族未来的三大对手相继登场，建立前赵的中山王刘曜，建立后赵的石勒，以及那个慢慢向东移动，目前还不为人所知，日后要震动整个华夏大地的蒲氏家族。

牛bb小说阅读网VOL.50时间进入永嘉六年（公元312年），这个年份对于晋朝而言是在非常尴尬，怀帝此时还在蛮族手里，从理论上而言，晋朝的唯一皇帝正在蛮族手中，而全国没有一个掌控全局的政府。

安定郡长（内史）贾疋从去年开始就在围殴留在长安的汉赵帝国中山王刘曜，而且颇有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意思，关中各地军政长官纷纷响应。

最积极的就是冯翊郡郡长索?，索郡长丢了地盘，也没有兵马，但是有个优势，就是索家是西北豪门望族，父亲是晋朝有名的书法家索靖，祖上也都是西北官拜一方的地方大员，加上索先生从小就喜欢搞活动，因此组织能力很强，把安夷护军麴允，频阳县令梁肃等逃难到安定郡的地方官员组织起来，大家有钱出钱，有人出人，组成联军，全力支持贾郡长的长安围城。

贾郡长充分发扬了领导干部的带头模范作用，过年也不回家团聚，一直奋斗在围城一线，长安城陷之时便早人丁稀少，加上粮食匮乏，让中山王刘曜彻底抓瞎，作为刘氏家族的一员，危机时刻转进的功夫还是有的，打不过就跑，临走时候还没忘了把抓到的俘虏，人口总计八万多裹挟回平阳，算是交差。

此时的汉赵帝国的军政方略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原先的杀戮破坏为主，开始注意对于人口的控制，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残破的中原已然早已到了人口稀少，赤地千里的地步了。

不管怎么样，贾郡长总算收复了长安，华夏三大名都，至少还有一座在手里，在雍城等的不耐烦了的秦王司马邺也总算有了立足之地，随即，贾郡长，索郡长等地市级干部簇拥着秦王司马邺入城。

贾郡长也想追，但是手里这些民兵守守城，靠着防御工事围城还凑合，如果拉到野外和从小骑射的匈奴骑兵打野战，那东海王司马越就是自己的前车之鉴，何况自己手下的民兵根本没法和司马越手下百战老兵相比，这个时候，要是有一只强悍的野战军团就好了，贾郡长心理一定这么想着。

西北各州中，唯一能够提供这一军团的，也就剩下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凉州了，这个时候，安抚了灾民，设置了新郡，还得抚慰烈士家属，张州长在做这么多事的同时，还在主薄（管理财务，钱粮的直属官员)马鲂下达了全州总动员令。

曾经的凉州第一勇将，以上千兵马虏破十万鲜卑之众的宋配在北宫纯陨落之后成为了凉州新的依靠，张州长给了宋配两万，先行出发，赶往长安，同时，对于州内各郡民兵进行充分动员，编组成为中军三万，交给西中郎将，张州长的大公子，西中郎张?，威武太守张?，带领彪悍的鲜卑，以及在三国时期就名动中华的羌族骑兵两万，作为后继。

张太守，就是那位在张轨被诬陷时候派儿子飞马京师，为其作证的威武太守。

这是凉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军总动员，得益于宋配之前击破鲜卑之后的人口增加和前来避难的中土难民，使得一直面临着人力不足的张州长第一次有了提供一支大规模军队的机会，但是这七万人不是同时动员的，此时的凉州人口仅仅为四十万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使得粮食压力非常巨大，因此，真正能够开始自由行动，奔赴长安的，只有宋配带领的两万先锋。

第一次坐拥如此众多的精兵强将，充满了信心的不止是张州长，马主薄更是提出了明公以全州之力径造平阳，必当万里风披，有征无战。

的豪迈宣言，直捣平阳，洗刷国耻。

不过，张州长很是很清楚凉州的综合实力，而且敏锐的意识到一盘散沙之下的晋朝缺乏一个统一领导者的危险，因此定下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驱除盘踞在长安的汉赵军队，光复关中地区，拥立秦王登基，为新的政府打造基地，而随后的誓师宣言，更是表达的清楚明白。

主上遘危，迁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丧气。

秦王天挺圣德，神武应期。

世祖之孙，王今为长。

凡我晋人，食土之类，龟筮克从，幽明同款。

宜简令夺奉登皇位。

现在有了军队，有了亲王，有了忠臣义士的鼎力加盟，那就打下去，打到中原光复，打到洛阳收回，打到耻辱洗刷，这就是我的目标，皇帝没有了我们可以再拥立，国土丢失了我们可以再夺回，现在，反攻的时候到了，出发！牛bb小说阅读网VOL.51从凉州出发前往关中，需要经过秦州（州政府所在地上?，在今天的天水），秦州既是与凉州息息相关的州，而且也是晋朝诸多州中最为特殊的一个，说其特殊的原因，还是在于从开始设立这个州起，秦州在晋武帝泰始五年设立（公年269年），是当时晋朝诸州中设立最晚的州，从凉州，雍州，梁州，三州中各割取数郡所组成，成立开始，要不要有这个州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过，结果弄得中途还被废除过一次。

没少让晋朝的领导干部们操心。

秦州和凉州的渊源可以从设立之后讲起，269年设州前后，河西，陇西地区大旱，各部族屡有骚动，第一任秦州刺史胡烈胡书记不但没有放粮赈济，反而集结重兵打算给鲜卑，羌族等民族来个大扫除，结果激起民变，秦州以西地区纷纷陷落，第二年，胡书记战死，随同一起殉职的还有凉州书记牵弘，西北震动，凉州大部分地区陷落。

后来震动凉州，在张书记上任凉州之后第一个送来造反见面礼的若罗拔能就是当年造反领袖秃发树机能的部下，这位造反首领名，秃发是其部族名，最后兵败身死，让晋武帝同志高兴的拍了半天掌，可见当年声势如何。

秃发树机能造反的时候张轨已经14岁了，和自己一生的恩师皇甫谧在山上读书，锻炼，但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一震动整个国家（当时全国还有吴地尚未统一）的重大事件，而若罗拨能也不会知道，终结自己的人此时还只是一个束发读书的少年郎。

第二次秦州牵动凉州，就是张越的那次自发自觉的内部民主活动，竟然联合几个官吏打算驱逐最高长官，而被他们当做接替者的就是当时的秦州刺史贾龛，贾书记自然清楚和地理位置更为重要的凉州相比，秦州不仅土地狭小，而且生活在这里的陇西鲜卑等职业造反派不是闹着玩的，而且中央对于秦州的态度并不明确，太康三年（282年，张书记老领导晋惠帝在位时期），秦州还被撤销过州政府，所属各郡归还原先所属州政府，两者相比较，还是凉州刺史比较有前途。

这件事的结果前文提到了，贾书记脑子糊涂，幸好贾书记的哥哥脑子不糊涂，劝阻之下没接收，最后还是张轨张书记的儿子张?辞去国家机关公务员之后回家，顺手把闹事的曹祛等人搞定，因为这个功劳，张大公子被授予西中郎将，封建武亭侯。

一连两次，但凡凉州和秦州扯上关系，总是没有好事，事不过三，只是这第三次还是如此，宋配的两万先锋军，走到了秦州地界，就走不动了，原因很简单，路被人堵住了。

两万兵马声势非常浩大，打出的又是关中勤王的旗号，胆敢挡路的一定是叛乱分子或者造反的鲜卑，羌族部落，宋配不敢大意，立刻下令全军戒备，准备迎战，过了一会儿，路障那边有人在挥手，一看，宋将军也傻了眼，因为这个人穿着和他们一样，也是晋朝政府军的制服。

这是什么意思？要是叛乱分子还好说，直接开打，但是这可是和他们一样的兄弟部队的人马，宋将军打仗是好手，但是政治上就没有军事上那么在行，不过，有问题找领导，全军待命，飞骑回报姑臧，听指示。

牛bb小说阅读网VOL.52情况很糟糕，秦州一把手，秦州书记（刺史）裴苞一点也不认为张书记的这些人马是去长安勤王的，反而认为这些人马是前来秦州和自己抢地盘的，因此和驻兵于此的东羌校尉贯与贯司令一合计，派兵把守勤王军进军路线上的重要管卡，堵住了道路。

而且这不仅仅是拦路设卡收过路费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允许凉州方面通行。

这里先弄清楚一个事实，就是裴书记是否有权力派兵阻拦张书记勤王军的道路，就在裴书记派兵堵塞道路的时候，此时已经进入长安，被拥戴为皇太子的司马邺派出使节，飞骑西去凉州，重申之前朝廷对于张书记的褒奖，那就是加封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是当年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去病所专门设立的武职，为对于武将的至尊荣耀，而仪同三司，则是重申了张书记为国家所做的贡献的褒奖，享受国家最高文职人员所享受的礼仪待遇。

信使一路向西而去，裴书记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邻居张书记已经升官了，不论级别还是地位上都远高于自己，最关键的是，京师陷落之前，晋怀帝的信使向张轨表达了帝国对于这位忠臣的奖赏，都督陇右诸军事，即享有对于陇右地区所有晋朝武装力量的控制权，而秦州，恰恰属于陇右地区，构成其主体的雍州五郡，就在陇右地区。

从这个意义上，裴书记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沟通出现误会了，而且是对于朝廷法纪的公然违抗。

阻拦勤王军，耽误战事，而且最关键的是，由于张书记对于秦州兵马也享有调动权力，因此，裴书记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叛乱行为。

宋配是军人，不是喜欢纠结于辞令的官僚，既然情况说清楚了自然没什么太多可以罗嗦了，双方开打，事实证明，经过长期与鲜卑，羌族以及凉州豪强叛乱分子血战锻造而出的凉州军，不是裴书记临时拉来凑数的民团所能够抵挡的，勤王军转身变成讨逆军，将拦路者击溃。

宋将军刚松了口气，打算继续前进，但是随即，后方又传来了糟糕的消息：西平又出事了！ToBeContinue\\\');牛bb小说阅读网序之一－历史是人民写的－－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1989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这个事件被定性为**。

随后**为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

1989年5月17日，**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

**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

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

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

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

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致表示支持**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央几次派人找**谈话。

第一次，**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

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拒绝了。

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

**又拒绝了。

当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的联系断了两年多。

1992年我们恢复了来往。

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作为六四当事的一方，写出事件的全过程，前因后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表示不想写。

我把话说得更重，我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

你处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

当时萧洪达也在场，我们一起劝他写。

**同意了，让我们拉个提纲，我们问，他来答。

**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曾经向**中央办公厅要一些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资料，中办不给。

他很受伤，说那就翻报纸；另外他说近来也草拟过一个提纲。

口述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除了**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前**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姚锡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再加上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也就是我。

我们都是**的老部下。

开始时想搞笔录。

我相对年轻些，身体好些，又是老记者，有笔录的习惯，就准备让我负责笔录。

后来我去广州，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

林若很支持这件事，说他有最好的录音机，连同磁带一起给了我。

我们就采用了口述录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关了门窗，躲在屋子里一盘一盘地。

共同的感觉是：口述很有条理，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只要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成书了。

二十年来，**的访谈记，围绕**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

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详细讲述了**的经过。

作为当时的**中央总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是被彻底封杀的被告。

他的叙述，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纠正种种误传、偏颇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进一步，**谈了他对**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

再深一层，他探讨了中国**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成就和错误，邓老的成就和错误。

最后，他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际**运动兴起和衰落。

**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

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一路干上来的。

六四以后，有时闲了，他开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复思考各种大问题，海阔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

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

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

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

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现在，翻开这本书，从始至终，我耳边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中外古今从无一个完人。

**绝不例外。

他在这本书里的想法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

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这本书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

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是历史的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就在**的领导下工作。

当时**是**广东省第二书记，陶铸是第一书记。

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

**说他过去很左，确实。

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

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但是，比较而言，那时**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

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则要求疏导。

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

特殊时期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

1966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大会。

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

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的口号，他拒绝喊。

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

就是说我**作为个人，可以打倒。

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或走资派。

特殊时期中被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

一时传为国内佳话。

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是优秀的，但我以为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他的了不起，在于他与**是邓老的左膀右臂，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更在于他在六四前后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

在六四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完全不顾个人生死荣辱，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妥协，绝不屈膝，绝不退让。

他传承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为了人民，为了一个义字，可以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

他是人们的榜样。

因此，人们才可这么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解了。

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

**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

我们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

我们要学习**和**，继承他们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2005年**去世时，**中央以新华社公报形式对他作过几句评价，说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犯有严重错误，不再提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话了。

这个提法的变化，从**中央来说，是一种退让。

从中国当代史说，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

但与事实相比，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评价、结论是不行的。

而且时至今日，又四年了，对**的骨灰还未妥善安置。

对**撤职后任意软禁多年，还没有一句平反的话。

**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实际还在严行禁止之列。

这些在历史上说，当然是一概站不住脚的。

不过正如**在特殊时期中被打倒的时候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牛bb小说阅读网序之二－前**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留下了一套录音带。

这是他的遗言。

**的遗言属于全体中国人。

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张，事情由我主持，我对此负政治上的责任。

**录音回忆的价值，供世人公论。

它的内容关系到一段正在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历史。

这段历史的主题是改革。

在大陆，在目前，这段历史是被封锁和歪曲的对象。

谈谈这一段历史的背景，也许对年轻的读者了解本书会有点用处。

中国为什么非改革不可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来，尽管步履艰难，中国毕竟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缓慢地演变着，发展着。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它的进程，却无法逆转它的方向。

1949年内战基本结束后的中国，有了新的契机。

本来，如何循序渐进，如何实现现代化，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属于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范围。

只要真的按照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去做，真的实现普选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

真把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都不难解决。

全面逆转中国发展方向的，是1953－1958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和1957年以反右派为名的两个运动。

二者相辅相成。

前者是针对所有制的，是模仿《联共党史》第11章和第12章的模式，决定通过集体化、国有化、计划化，达到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目的。

后者是**根据**的意志，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老指挥，在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

这两个运动是**执政历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与民主与法制背道而驰之路。

走上了这条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路，就消灭了市场，消灭了耕者有其田，也消灭了自由，同时也断送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许多好的传统。

面对建设，这种社会主义乏善可陈，只能把老百姓维持在少数人饿死，多数人饿而不死的水平上。

在**时代，有了城市户口，才能拥有凭证消费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居民，凭证消费的限额大约是每天将近一斤粮，三天大约能吃一两肉，每年大约能买做一套衣服的布；对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居民，包括被迫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党和国家爱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灭。

**时代的社会主义使得中国人不仅人人贫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背道而驰，越离越远。

**身后，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党的主席华国锋不得不如实宣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就是中国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党国领导当时开的药方里没有改革出路何在？毛的前贴身警卫，党的副主席的汪东兴说，凡是**的决定，必须永远执行，始终不渝。

党主席华国锋也跟着他如是说。

当时的中国**内，威信最高的经济权威，是陈云。

他三十年代就进入政治局，比邓老早了二十多年。

他在延安就开始管经济。

毛发动大跃进之前，陈是第一副总理，全国的经济总管。

毛嫌他太实事求是，叫他靠边站。

毛宣布自己是主帅，任命邓老为副帅，大炼钢铁，结果闯了祸。

现在毛死了，陈云给中国经济开出来的药方是调整，纠正比例失调。

这是陈云实践经验的结晶。

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农民，1962年就是靠陈云调整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才得以收拾残局。

陈云反对党的瞎指挥，但不反对党的领导。

从政治上的一党领导，到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化计划化，粮棉油的统购统销，陈云不但不反对，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

改掉毛的这一套，等于改掉陈云自己。

对陈云的分析不能简单化。

他捍卫国有制，但不捍卫人民公社；他喜欢计划经济，但不喜欢不切实际的指标；他主张政府为主，但允许市场为辅（大集体，小自由）；他认为经济自由度应该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但反对把它捏在手里；他相信苏联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在自力更生,不吃进口粮那个年代，他敢于挺身作证，我听得**说过，粮食是可以进口的,一句话，就把进口粮的修正主义性质，平反为**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维护**的一元化领导，但对**破坏党规党法看不惯。

这些，**在回忆中都有记载，还历史以公道。

另一位威望极高的元老，是邓老。

邓是毛的亲信。

因为毛指定**为唯一接班人，邓在特殊时期前才当了刘的助手。

特殊时期初，不了解底细的群众把邓和刘误为一谈，但毛心里明白，没有拿邓跟刘一祥，往死里打。

毛晚年企图整肃周恩来，邓却和周走到一起，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宠信。

特殊时期中邓一再被贬黜，越批越香，这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也许，邓老能够成为改革**体制的领导人？但邓老当时开出来的药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顿。

整顿，就是整顿企业，整顿领导班子，撤换不服从领导的干部，以铁腕落实既定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以铁腕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简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强化毛的体制。

整顿是邓老的强项。

特殊时期后期，**叫四人帮抓革命，叫邓老抓生产，邓虽然不懂经济，但用了整顿的手段，硬是把生产搞上去了。

邓老的特长是精明。

他不糊涂，不迂阔。

他心里早就明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也许无法挽救经济的崩溃，也许必须转而向市场经济求救。

但他自己不能冒搞乱经济的风险，更不能冒反社会主义的风险。

毕竟，经济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搞政治的，必须在政治上站稳脚跟。

1979年3月，他发表了被载入史册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马列毛的思想。

这就是他的政治路线。

一年后，他以全党领袖的气魄，发表了进一步笼罩八十年代的纲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指点江山，讲国际，讲台湾，重点是讲现代化建设。

怎么现代化呢？读一读《邓老文选》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页的大文章就清楚了。

邓老开的是四味药：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团结；三、艰苦奋斗；四、又红又专。

面对**死后扔下的烂摊子，邓老尽了一个政工人员的努力，他在加强领导，他在鼓舞士气，但是直到1980年1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纲领里没有体制改革。

后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就是改掉**的体制。

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体制里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但当时的党国领导人，从华国锋、汪东兴到陈云、邓老，在他们当时开出来的药方里，都没有改革。

四川在探寻改革之路探寻体制改革之路，怎么改，是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么。

包括邓老和陈云在内，当时谁都说不清楚什么叫做体制改革。

在四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之前，中央领导人中没有人说得清楚（或者不愿意说清楚）体制改革应该改掉什么，说来说去，无非集中还是分散,分散还是集中。

这里有个风险的问题。

但是，四川想清楚了。

不仅说了，而且动手了，稳稳当当开始做起来了。

1976年，四川开始放宽政策。

1978年起，由政策领域扩展到体制领域，进行了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农民自主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自主权，不像领导权、所有权、计划权那样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积极性那样软不足道。

你要积极性,给你几块钱奖金，就足以把你打发掉了。

你说所有权、计划权，自居正统的人非告你离经叛道不可。

难道你不懂得所有权只姓公,计划权只姓国,领导权只姓党吗？但自主权不硬不软，明确，稳当，从这里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够把阵地守得很稳当。

提出农民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把农民和企业（而不再是党和国家）定位为城乡经济的主体。

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

扩大农民和企业的自主权，和缩小党和政府的干预权，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语。

1978年，四川省委在第一书记**主持下，作出了以扩大自主权为内容进行改革试点的决策。

这是使改革进入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的一步，也是**走上改革之路的起点。

作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动党和国家向农民和企业让步，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推动经济外的行政强制因素向经济的主体让步。

当时**在平反的实践中创造了冤假错案等一组词汇，**也在让步的实践中创造了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等一组词汇，这些都是不见经传但不胫而走的历史性概念，令人沉思，令人回味。

四川人口全国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东，包括现在的重庆直辖市，包括民国时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内，当时全国十亿人，四川占了一亿。

两千年自流灌溉的历史，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

六十年代**把这里确定为三线建设的大后方，使它成为高精尖军事工业的大基地。

大跃进时期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个看毛眼色行事，不顾百姓死活的人。

1959－1961年全国饿死三千万到四千万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万！毛的体制把四川整苦了，扩大农民和企业自主权使四川获得新生。

这当然不是领导者个人有回天之力，但无疑凝结着领导者的心血。

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越出省界，传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稳稳当当搞经济改革，同**中央组织部长**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的两个亮点。

进入了改革年代1978年和1979年，**、**相继进入政治局。

1980年2月，二人同时进入常委，胡任总书记，赵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副总理（代总理），总理。

这就进入了**回忆中的改革年代。

同赵后来主持的全国规模的经济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试牛刀而已。

体制改革，怎么改，谁说得清楚？说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来，早就被斗光了。

因为**已经用了几十年时间，致力于一场接一场的以摧毁市场经济为目标的阶级斗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讨伐市场为能事的干部和学者，在全民中散布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仇恨。

现在又过了三十多年，终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原来就是改掉**的制度。

但在大陆，却有点怪，只许说改革，不许说非毛化。

改革必须歌颂，非毛化必须声讨。

三十年后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议要改掉毛的体制，无疑会遭到女教师张志新和女字生林昭同祥的命运，改革则将命中注定要被彻底扼杀在萌发之前。

对**经济体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说，经济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978年是自主权。

三年后，1981年11月，**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经济效益。

他列举1952到1980二十八年经济增长的成绩：工农业总产值8.1倍，国民收入4.2倍，工业固定资产26倍。

那么，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经济效益如此如此，今后不走新路子行吗！又过了三年，1984年，商品经济的概念，在**等人苦心推动下，终于在中国站住了，终于合法了！商品经济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所能允许合法使用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

这就关系到改革的全过程，其中的甘苦与探索，合作与分歧，在本书中都有论述，这是我看到过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赵与邓的分歧在于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1989年，邓老与**之间发生生正面冲突。

**之死触发了**。

邓主张调集国防军镇压；赵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和民主问题，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全社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来。

结局是大家所已经看到了的：军委主席邓老判决总书记**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罪行；元老们决定由江总书记取代赵。

江上台后，把赵作为国家公敌软禁终身，并且从国内的书报、新闻乃至历史中刮掉了**的名字。

邓老与**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

1980年4月赵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年4月**之前，邓老对**的工作是满意的，不是一般的满意，而是很满意。

邓老最初对经济改革没有表态，那是因为没有把握，怕出了乱子，收拾不了局面。

作为政治家，这很正常。

看到四川的实绩以后，邓老开始放心。

看到赵到中央后继续稳稳当当，用稳健的改革，来推动计划内和计划外各种经济成分同时稳定增长，邓更加放心了。

可以说，对**部署的经济改革，邓是言听计从的支持者，没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

对邓的支持，赵也由衷感到高兴。

两个人合作得很好。

问题完全出在对1989年**的性质的判断上和决策的分歧上，深层的分歧发生在对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

赵认为，学生悼念**，是合法的，正常的。

邓说，这是**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赵说，学生提出的要求，反对**，要求民主，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找出解决的方案，进一步推进改革。

邓说，不能向学生让步，应该调集军队，首都必须戒严。

这是5月17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生的争论。

常委会五个人。

**和胡启立是一种意见；李鹏和姚依林是另一种意见；乔石中立。

在这种情况下，邓老居然说，他同意常委多数的决定――就这样，邓老拍板了。

十三届政治局通过的《常委议事规则》规定，遇到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常委应该向政治局报告，提请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决定。

（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十七人，十四人在北京，虽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齐。

）邓老也许认为，他不是常委委员，不必遵守常委的规则；也许，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够重大，他有权拍板，事后通知政治局追认一下，就行了；也许，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规则的观念。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邓老也许认为，没有必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表决，这种程序太麻烦，扯皮，效率低，办不成事。

也许，他压根儿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为中国**的核心领导人而设的。

《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戒严，但从5月17日常委决定戒严到5月19日实施戒严，这三天内，国务院到底有没有开过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一查就清楚了。

我查过了，没有。

就这样，发生了几十万国防军进入首都，用坦克和冲锋枪对付学生和市民的**。

国防军被用来对付向党和政府和平请愿的老百姓。

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发生了，接着又是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大迫害。

稳定压倒一切，它压倒了改革，压倒了法律，压倒了良心，压倒了国家的主人，压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作为公民，**也被**中央非法软禁。

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岁去世，这位大改革家才摆脱了软禁，自由了。

有人说，总书记要分裂党，而军委主席要挽救党。

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二位都是忠诚的**人，都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党连在一起，都想把这个党搞好。

分歧在于，总书记认为，党应该顺应民意，应该服从民意；军委主席认为，党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出现不同的意见，对其他党来说是正常的，但**是靠枪杆子崛起的党，一贯靠总指挥的命令来排除不同意见。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对人民，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家常便饭。

六四开创了全民噤声的新局面我不知道在坦克和冲锋枪下伤亡同胞的数目。

我国年年组织讨论日本侵略者杀死中国人的数目，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杀死本国人民的数目。

当局在国外公布过**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的新闻，这很机智，但不诚实。

我家当时所住的部长内，就有人被窗外飞入的流弹打死。

听说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现场直播，我当时已在狱中，没有看到，但我相信，这些活镜头，是邓老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国人在妖魔化中国。

血案之后发动了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后果。

由于同情**，由于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而受到惩罚的人数，根据经验，想必大大高于直接伤亡的人数。

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这是党国机密，不准打听，不准扩散。

多少人无家可归，或者妻离子散？多少人被开除公职，永不录用，生活无着？多少人消失了，被劳教了，被判刑了――谁知道？党中央开了武力镇压公民的先例。

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

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压公民的小**？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

也许。

二十年来的小**中，又有多少受害者？这又是国家机密，当局不告诉，也不准国内媒体告诉中国老百姓。

有人说，镇压压出了繁荣。

我只知道，是经济改革改出了繁荣。

是人民，用市场经济打破了**的枷锁，才创造了繁荣。

现在有人总结说，繁荣是镇压的产物。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在准备介绍镇压的经验，来拯救世界经济。

有人欢呼中国在鸦雀无声中使自己跃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相信这是真实的。

在忽必烈的铁蹄下，中国早已是马可波罗亲眼看到的繁华的天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根据名记者邹韬奋先生提供的资料，中国原本就是第三个大经济体，一贯高于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鉴于当时的英国有许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现在的疆域计算，很可能，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亚于**领导下的今天，早已荣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时的中国还没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六四开创了全民鸦雀无声的新局面。

邓老南巡后，中国在鸦雀无声中重提经济改革，重新分配财富。

谁是鸦雀无声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全体被迫鸦雀无声的人，统统都是**的受害者。

即使当时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后必须鸦雀无声，并且必须在不知不觉之中，毕恭毕敬，礼拜权力，聆听谎言，当然更是无辜的受害者。

**的最后遗言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

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

君主**，德、意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市场。

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为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

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

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

但比较来讲，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

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

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这是**的话。

理性，务实，明快，恳切，发自肺腑，是**留给同胞们最重要的话。

牛bb小说阅读网其一－1989年六.四事件?八.九.学.潮初起－七年【1】以前，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经把六四的一些事写过一个东西，算是留下一些记事！现在我按这个材料来讲。

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2】的发言【3】中已讲了，有些事没有讲，这里一并来谈谈。

先说**的起因，**初期是围绕着悼念耀邦【4】开始的。

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广播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搞起悼念活动。

随后就走上街头。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这时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总的来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越轨的事。

4月18、19日晚，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5】。

我曾调公安部录相来看。

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

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

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

4月22日开追悼会【6】时，**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这是经过同意的【7】。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这就是4?26社论发表前**的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

第一，耀邦的形象好。

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

当时人们对**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的不满。

第二，对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

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对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不平。

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8】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

学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

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

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

因此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

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一）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当时我觉得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总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

追悼会已结束了，你们也参加了，就没有什么题目了，应当复课。

（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

学生、教师、知识分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我的这些意见李鹏【9】和各位常委【10】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

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

后面讲的三条是我出访朝鲜【11】前讲的。

耀邦追悼会刚结束，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我同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些意见。

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

我说就是那三条。

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12】，邓也同意。

那时常委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

我只记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正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他：乔石【13】在第一线负责，有各种预案，他会应急处理。

随后我就把李鹏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乔石。

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的大部分学生已经散去，少数人没走的由公安清了场，强令他们上了车，送回学校去了。

这就是我出访朝鲜以前，**的情况以及当时常委的方针。

=*=*=*=*=*=*=【1】根据内容分析，这一系列录音带是在2000前后录制的。

七年前当指1993年。

【2】**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89年6月23日－24日在北京召开。

这是**六四镇压以后，以巩固政权、将镇压合法化为目的而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上李鹏作了《关于**同志在**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全会彻销了**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决定对**的问题继续审查；免去了胡启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了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3】见附录四《关于**的自辩发言》。

【4】**（1915－1989）：湖南浏阳人。

1980－1987年任**中央总书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在邓老以及其他党内元老的眼中，**政治上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和事过于宽容。

在失去元老支持后，胡实际上已经无法工作；1987年1月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

1989年4月15日**逝世，引发了几乎有全体北京大学生参加，并且得到全国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广泛支持的大**，持续了整整50天，最后在邓老调集的几十万军队血腥镇压。

【5】新华门是**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位于北京西长安大街。

原名宝月，清朝乾隆年问所建。

【6】1989年4月22日，**官方举办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追悼会由国家主席扬尚昆主持，**中央总书记**致悼词。

【7】见下文。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

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

【8】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9】李鹏（1928－）：李硕动之子。

四川成都人。

早年留学苏联，电力工程人员，特殊时期后任水电部副部长。

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

李在政治上聪从党内保守元老；经济上聪从姚依林。

1989年**期间，李鹏力主并促成了武力镇压。

【10】常委指**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共5人：**、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11】1989年4月下旬，**按照双方早就商定的日程，率颌代表团访问朝鲜。

代表团4月23日下午离开北京，4月30日上午回到北京。

【12】邓老（1904－1997）：四川广安人。

10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在中国拥有最高权力的**元老（所谓党的第二代核心）。

邓老在经济方面，是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为**等党内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三在政治方面，他坚守一党**的底钱，是改革年代历次反自由化的发动者；从1979年镇压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镇压，都是他亲自作出的决策。

邓老个人的倾向对**身后的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13】乔石（1924－）：浙江定海人。

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

1986年，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1987年任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

1989年**中态度中立。

牛bb小说阅读网其二－1989年六.四事件?4月26日社论【14】激化了矛盾－但是，后来**怎么会闹成那么大的乱子？关键是4?26社论。

学生有不满情绪，总会表现出来，即使当时没有闹起来，以后还是要表达。

总是有意见嘛！但是**闹得那么大，就在那个时候闹出那么大的乱子，就是4?26社论。

社论以前和社论以后的情况不同。

如果当时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那么大。

4?26社论是个转折点。

4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

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15】、**【16】就找万里【17】，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

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

万里对**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

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

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

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

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极力把**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有趋于缓和的情况。

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

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

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

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老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说成是反对**的，针对邓老的。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的很多，看的很多。

说一个领导人几句话，他们根本不认为是一回事，不像特殊时期以前或特殊时期当中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

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么几个孩子搞官倒【18】呀，什么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乡呀。

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

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

李锡铭、**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

24日的常委会上把**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社会主义【19】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

李鹏、李锡铭、**是始作俑者。

4月25日李鹏、杨尚昆【20】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

邓这个人对**一向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影响稳定。

听了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定性为**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

我4月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

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邓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

4月25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

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社会主义。

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

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闻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

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

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

五四【21】青年节我有个讲话。

毛毛【22】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23】鲍彤【24】，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

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

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有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尖锐对立的地位。

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导人本来算不了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要推翻我们的制度。

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集中起来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刺激。

这些人还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的主流，说斗争矛头指向邓。

由于邓多年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25】的思维方式，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

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鲜时，4月24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

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

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

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

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

我倒没有想**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面说过，追悼会结束以后，**趋于缓和，而且学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复课，这是很好的机会。

只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是可以平息的。

但是4?26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大大激化了矛盾。

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和政治帽子所激怒。

什么**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等等，学生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

从朝鲜回来后我找了几个大学的人谈过，他们都讲了这个情况。

4?26社论一发，各方面包括机关都非常不满意，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4月27日上街游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万。

由于4?26社论的言辞比较严厉，学生们感到这个行动可能受到镇压，因此有的学生游行以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下了遗言、诀别信。

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26】也普遍抵触。

他们不理解、抵触，甚至反感。

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热点问题，是可贵的爱国行为。

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反而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

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更加强烈。

政府这样做，社会上更加同情支持学生。

从现场拍摄的录相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的游行队伍走到哪里，沿街的群众就拍手欢迎，呼喊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

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

本来布置的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那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

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

因为知道小平讲了那么一篇话，生怕矛盾激化，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动武。

彭真【27】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

当时只有**【28】听了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电话说：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话不知准不准确。

还有王震，他也主张多抓些人。

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加上许多老同志劝告，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领导人和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

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学生们原来以为游行可能受到镇压，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回到学校以后，就庆祝胜利，欢欣鼓舞，更加无所畏惧。

由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党团组织、校长、教师，原来都拼命地阻挡学生，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上街。

学生回去以后，弄得党团干部受到奚落，他们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躺倒不干了。

包括**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

5月1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干部感到被出卖了。

我批评他：谁出卖谁？4?27大游行的结果说明这么几个事：原来以为4?26社论一发，**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

这说明用无限上纲的老办法，过去很灵现在不灵了，此其一；其二，由于广泛传达了邓老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顾一切地上了街，这说明再靠最高权威的领导人发话也不灵了；其三，北京市刚刚发布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警察阻挡也不灵了。

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感觉到，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

现在与4?27以前不一样了，学生经过4?27大游行什么都不怕了。

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办法，政府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下出动军队这一招，而学生当时认为政府是不会出动军队的。

所以以后的事就比较难办了。

总之，4?26社论对整个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坏的作用，增加了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以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办法，要用强制手段制止**，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

我从朝鲜回来途经沈阳时，听了沈阳的汇报，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都怀疑：现在还用这种办法行吗？他们说，传达邓讲话以后很多人骂邓。

所以我从朝鲜回来后就觉得局势很危险。

4?26社论以后，其他办法都不灵了，存在着发生大规模流血的可能。

=*=*=*=*=*=*=*=【14】4.26社论：1989年4?26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15】李锡铭（1926－）：河北束鹿人。

时任**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1989年**中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6】**（1930－）：四川安岳人。

时任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1989年**中以**北京市颌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四镇压之后，代表国务院发表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的情况报告》。

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书记。

1998年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

【17】万里（1916－）：山东东平人。

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取得极大成功。

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领导者。

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

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8】官倒是198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提法，指官员（或官员的亲友）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官价和市价并存，官价低，市价高）的特殊条件下倒买倒卖牟取利益。

这是当时官商勾结进行**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

六四镇压以后，完全失去了民众监督，**变本加厉，小打小闹的倒买倒卖，逐渐为公然侵吞国有资产、侵占土地、垄断关键性行业等大规模的**行为所替代，官倒一词也随之逐渐淡出。

【19】**反社会主义有罪，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根据。

自此一直为**所奉行，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鲜有异议的天经地义。

【20】杨尚昆（1907－1998）：重庆潼南人。

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是当时**党内极具影响力的元老之一。

1989年**中，杨尚昆开始支持**的方针，最后转而选择拥护邓老的武力镇压决策。

【21】1919年5月4日，以青年学生为主包括市民、工商界人士等参与的从北京开始遍及全国的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等示威活动。

事件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西方各国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当时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西方各国面前显得软弱，激发民众的愤怒之情。

五四运动影响深远，是中国激进派知识精英疏远西方模式，逐渐接受俄国革命理念的转折点，为**最后夺取政权奠定了思想及社会基础。

【22】毛毛（1950－）：毛毛是邓老的三女儿邓榕的小名。

后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

【23】五四青年节讲话的起草人是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鲍彤是修改定稿者。

【24】鲍彤（1932－）：浙江海宁人。

时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1987年前**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鲍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89年**中，鲍彤反对邓老用军队镇压学生，被非法关入秦城监狱。

199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25】阶级斗争为纲是**思想的核心，也是他进行决策的根本指导思想。

所谓阶级斗争，是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制度性地要求全民在**执政实行公有制的条件下，不断搜索和铲除资产阶级。

阶级斗争为纲是**时代中国内乱以及灾难的政策根源。

【26】中国除中国**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

民主党派是**绝对权力的附庸。

【27】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

**元老。

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

特殊时期中下台。

1979年复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3－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8】**（1909－1992）：湖北黄安人。

1954－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特殊时期前是陈云的助手之一，特殊时期中陈云靠边站，就由他继续负责财政、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工作。

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后任全国政协主席；是当时党内有影响的元老之一。

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反对进行改革。

1989年**中，他力主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牛bb小说阅读网其三－1989年六.四事件?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上一次谈到了我去朝鲜以后，处理**的方针被李鹏他们在家里改变了。

下面着重讲我从朝鲜回来后，在处理**问题上两种不同方针的斗争。

4?26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及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

而李鹏决定4月25和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传达邓4月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

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

邓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

前面我也说过，一直到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

在这种情况下，因4?26社论造成了4?27大游行，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意。

李鹏不得不让鲍彤又写了4?29社论，并要袁木【30】、何东昌【31】与学生对话。

在对话中肯定了学生提出的许多要求，说学生的许多要求同党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论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甚至说学生中99.9%都是好的，搞**反社会主义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这样来缓和学生的情绪。

同时他们又十分害怕4?26社论被否定，特别是怕我回国后不支持他们这种做法。

李鹏会向阎明复【32】说过（阎明复在我从朝鲜回来后告诉我），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

李鹏和姚依林【33】商定一定要我回国后表态支持。

所以后来他们一再要我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加上明确反对动乱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词句，在把纪念五四讲话稿送给他们看的时候，李鹏、姚依林统统要求加上反对自由化的内容。

当时因为广泛传达了邓的讲话，邓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伤害，邓榕通过鲍彤转告我，在五四讲话中一定要加上邓历来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的内容。

我在五四讲话中加的这一段话，专门讲了邓如何爱护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的。

我4月30日上午从朝鲜回来，李鹏迫不及待地当天就找我，要我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目的是逼我对他们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

在5月1日的常委碰头会上，虽然我一回国就听到各方面对4?26社论的强烈反映，但因刚刚回国，毕竟情况了解不多，同时也避免弯子转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对我出国期间李鹏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

但我着重指出，关键是争取大多数，一定要把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区分开，不要把大多数人放到对立面，不要使大多数人感到受压抑。

不管原因何在，必须冷静地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同我们的认识即4?26社论的调子，有很远的距离。

所以我指出要广泛对话，既对学生，也对老师、工人听取意见。

对学生关心的定性问题，我当时强调要按照4?29社论的口径作新的解释。

**反社会主义搞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我希望这样实际上就把4?26社论的调子降下来。

另外我还指出，要抓复课这个旗帜，因为这也是家长、教师、社会上多数人的要求。

同时，只要复课了，情绪就冷静了，局势就稳定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首先从各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先调看了4.27游行的实况录像。

5月2日我应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34】、孙起孟【35】、雷洁琼【36】的要求，与他们座谈**问题。

5月5日上午约北大校长丁石孙【37】、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38】谈话，请他们介绍两校**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

当天下午，我又自行决定参加了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地区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听取他们对**的意见。

通过了解情况，我更加感到这次**是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同情的，4?26社论以及前一段中央对付**的方针是不得人心的。

如果不以适当方式对4?26社论松一下口，学生对定性心有余悸，怕秋后算账，矛盾是缓和不下来的。

我还感到，如果这次**以对话、疏导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平息，可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

反之，如果以**下去，接着肯定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自由化运动，保守势力将乘机抬头，改革事业将停止、倒退，中国历史很可能出现一个时期的曲折。

所以这两种方针将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邓身上。

当时我想，只要他能够稍微松一下口，譬如说这么一句话，4月25日听李鹏汇报，看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游行也没有出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嘛！他能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可以把局势转变过来，也不会把责任搞到邓的头上。

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责任担起来。

如果邓一点不改口，那我也就没办法让李鹏、姚依林这两个死硬派分子改变态度。

而他们不改变态度，常委就难以贯彻疏导、对话的方针。

我也深深知道，邓历来在这样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加上听了李鹏先入为主的汇报，要他改变是很难很难的。

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

我便打电话给王瑞林【39】约邓谈话，王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40】，那问题就大了。

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

我当时以至今天，都认为他讲的当时邓的情况是真实的！当时邓的身体确实很不好。

5月2日，我曾将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我的想法转告邓。

5月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

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

他们还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

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

尚昆当时还表示，他可以分头做其他几位常委的工作。

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我家告诉我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

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

在这以后的几天内，也就是按照这个淡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行事。

我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41】，也是这个调子，既与4?26社论调子不同，也没有直接违背的词句。

5月4日亚行讲话以后，杨尚昆又告诉我他同各常委谈话的结果。

胡启立【42】、乔石赞成新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

万里我直接找他谈过，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针。

这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赞成我意见的占了多数。

杨还告诉我，他同彭真谈过，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见。

当时彭还对杨说，如果将来邓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

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国前，北京曾在常委碰头会上提出过实行戒严的问题，当时受到杨尚昆的严厉批评，说首都戒严，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觉到在邓决定实行戒严以前，杨对**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

5月4日我接见亚行代表时就**问题发表了一篇讲话。

这篇讲话稿是根据我的意思，由鲍彤起草的。

我在这篇讲话中指出，**问题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指出这次学生对党和政府是既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我还说，这么大的**，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这篇讲话发表后，得到国内外广泛的赞扬。

5月5日以后的几天内，北京各大学陆续复了课。

当时在北京的香港新华社社长**【43】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5月4日见到了杨尚昆，杨对我的讲话极为赞同。

当时在广泛的赞扬下，李鹏4日晚来我家，也不得不说我的讲话很好，他随后会见亚行会议代表讲话时，也要呼应一下。

但后来当我说到4?26社论有问题时，他表示反对。

这就是我从朝鲜回来到5月初这一段，我经过了解情况，感到4?26社论不得人心，不适当改变一下，**很难缓和下去，同时在没法见邓的情况下，我和以上同志共同商量采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实际上在慢慢改变。

当时这样一个方针，这种做法虽然各方面情况在缓和，大部分学生复了课，但是他们要看下文，《五四讲话》如何兑现。

当时我想乘缓和时积极采取对话，各方面对话，对学生关心的问题作些解释，把学生中合理的意见吸收过来，对话、疏导、采取具体的行动。

但是，一方面是我和常委几个人和列席常委会的几位同志【44】,采取这一方针积极转弯子，而李鹏等人却极力阻挠、拖延，甚至破坏。

所以《五四讲话》中对话、疏导的方针都无法贯彻。

学生当时虽然复课，但对《五四讲话》的方针半信半疑，要看我们的行动。

我当时一方面主张广泛对话，一方面对学生提出的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以及舆论监督等等，要积极采取措施。

建议人大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独立接受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及调查，加强舆论监督，加强透明度，加快新闻法、游行法的制定。

采用世界多数国家通用的做法，通过具体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我还提出，专门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听取对几大公司以及社会认为官倒严重的几个大公司的审计情况，由人大进一步审查，或由人大直接组织审查。

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党和政府还是要大一些。

我当时总的想法，就是通过对一些社会上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改革，一方面来缓解社会上和学生中间的一些不满，把**缓和下来，平息下去。

并以此为契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这些问题使人大真正能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引导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来。

5月13日，我和杨尚昆一起到邓家里谈有关戈尔巴乔夫来访问题，也向他谈了**的近况，并谈了我的主张。

主张对话、抓廉政、抓透明度。

他当时原则上表示赞成我的想法，说要抓住时机，把**问题好好解决一下。

增加透明度他也讲了。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搞官倒的流言，对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

所以5月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来，请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专门对我的孩子进行调查，后来我又正式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请求政治局支持我的这个要求。

当时学生要求解决另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新闻自由问题，我在5月6日找胡启立、芮杏文【45】专门讨论了新闻改革的问题，提出制订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当是适当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的尺度。

5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

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

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

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的态度太软了。

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

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中学生提出的要求。

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

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

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万里在**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

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

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

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李鹏、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锡铭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上述主张极力加以阻挠、抵制和拖延。

他们对我五四亚行讲话，开始几天不公开反对，甚至还赞扬几句，但实际上是极力加以曲解、歪曲，说我的讲话同4?26社论是一致的，是不同的侧面。

接着让何东昌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散布说，赵的讲话只代表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学生中。

对于和学生对话，他们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

本来对话就是要同示威游行的学生对话，但是他们不仅不让学生在**中建立的组织选派代表，也不允许由学生自己选派代表，一定要由学生会作为代表来对话，根本不能代表游行示威的学生。

这样的对话不是等于完全拒绝对话吗？而且他们在对话时不是以诚恳的态度听取意见，讨论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应付学生，像记者招待会上对付外国记者那样，争取在镜头上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形象，捞取资本，这使学生感到政府说要同他们对话，完全没有诚意。

我对这些一再批评，但他们一直置之不理。

至于对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他们的态度更是消极，连召开人大常委会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也遭到李鹏的反对，他为此专门给我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议程。

正因为这样，学生复课后，过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么行动，对话是应付他们，更没有什么要改革的实际行动，所以他们对我的《五四讲话》根本上发生了怀疑。

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所以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长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讲是《五四讲话》暴露了中央的分歧，所谓两种声音。

不对！根本原因是我从朝鲜回国后确定的方针（疏导、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从热点问题做起搞政治体制改革），受到李鹏等人阻挠、抵制、破坏造成的。

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李鹏有一天对我说：你不是主张用软的办法平息**吗？已经这么多天了，没有什么作用！他的这句话，完全暴露了他包藏的祸心。

他之所以抵制、破坏，使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遭到失效，其目的是为以****寻找借口。

在我访问朝鲜期间，还发生了一起上海《**》【46】事件。

起因是导报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动的报导，上海市委认为内容不妥，责令导报撤掉这篇报道，导报没有执行，上海市委便决定导报停刊整顿，并停了总编辑钦本立【47】的职，据说江总书记【48】曾打电话请示过邓的办公室。

当时正处在**闹得热闹的时候，他们这样做，不仅导报工作人员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遍反对，纷纷上街声援导报，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对导报的决定。

他们的行动与当时的**相互配合，起了壮大声势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回国后感到上海市委对此事处理生硬简单，而且时机不当。

但事情已经发生也不再说什么了，既不好批评指责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闻媒体，只好采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决的态度。

5月2日，我与民主党派座谈，阎明复告诉我，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告诉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

我说，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帮助想想办法。

5月10日，江总书记来京向我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以免外界猜测说上海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

江总书记对此不满意，六四后，江把这件事作为我支持**的一个罪状。

这些是我从朝鲜回来以后，了解到4?26社论引起**升级，各界上街游行；我为了平息**采取了上述方针。

而由于李鹏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论，甚至怕因此追究他们的责任，因此拼命予以阻挠、破坏，以致**拖延下来。

这就是**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情况。

=*=*=*=【29】王震（1908－1993）：湖南省浏阳人。

1982年任**中央党校校长；1985年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8－1993任国家副主席；是邓老主政时期的**党内有影响力的元老之一。

1989年**中，王震主张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30】袁木（1928－）：江苏兴化人。

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1989年**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镇压的喉舌。

【31】何东昌（1923－）：浙江诸暨人。

1978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三时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9年**中对促成武力镇压学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2】阎明复（1931－）：1985－1990年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1987－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因在**中不支持武力镇压被撤职。

【33】姚依林（1917－1994）：安徽贵池人。

特殊时期前长期做贸易工作，是陈云和**的部下。

1979年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后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

1989年**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张并促成了武力镇压学生。

【34】费孝通（1910－2005）：苏州吴江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7－199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5】孙起孟（1911－）：安徽休宁人。

民主建国会的早期组织者发起者。

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6】雷洁琼（1905－）：广东广州人。

北京大学教授。

1987－1997年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7】丁石孙（1927－）：江苏镇江人。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38】许嘉璐（1937－）：江苏淮安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1987－199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39】王瑞林（1930－）：山东招远人。

自1952年起长期担任邓老秘书；1978年任邓老办公室主任。

1983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1995年任**委员。

【40】戈尔巴乔夫（1931－）：MikhailSergeyevichGorbachev，苏联政治家。

1985－1991年任苏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

1990年获得诺贝尔**。

【41】下文称《五四讲话》，指作者在1989年5月4日亚洲发展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上的讲话。

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央问题的主张就是在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

见附录二。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5月5日）。

【42】胡启立（1929－）：陕西榆林人。

1985－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1989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9年**中胡启立不支持武力镇压学生，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保留中央委员。

【43】**（1916－）：江苏如皋人。

曾任**江苏省委书记，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1989年**后，不满**武力镇压，出走美国。

【44】列席常委会的几位同志，是指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三人。

【45】芮杏文（1927－2005）：江苏涟水人。

1985－198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1987－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1989**之后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46】《**》创刊于1980年6月，由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钦本立（1918－1991）任总编。

【47】钦本立（1918－1991）：浙江长兴人。

著名报人。

曾任**《文汇报》党委书记，时任《**》总编辑。

1989年4月因坚持在《导报》上发表纪念**文章，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总书记整肃停职。

钦本立事件成为江总书记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48】江总书记（1926－）：江苏扬州人。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1989年**以后，受邓老、陈云、**、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选，接替**任**总书记。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四－1989年六.四事件?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接着我谈一下关于戒严和六四镇压的问题。

学生在和政府对话完全失望以后，决定乘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期间【49】，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

他们认为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绝好时机，为了迎接国宾来访，政府不能不让步。

但是学生们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走得越远，越给李鹏等人主张**提供借口。

我得此信息后，便于5月13日借同工人对话的机会发表谈话。

大意是这样：大学生如果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去干扰国际会谈，损害中苏高级会晤，那就没有道理了，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我借此机会发出的呼吁，在当天的各大报都发表了。

但是学生们对我的呼吁根本不理会，依然于5月13日下午组织了二十多个院校的二百多名学生，在一千多人的护卫下，进入**广场静坐、绝食。

从这天起，学生们占据**广场，直到6月4日流血事件发生。

学生的绝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支持，机关、团体、市民都卷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万，一天比一天多，参加绝食的人也不断增加，最多时有两、三千人。

学生们为这种情景陶醉，更加不肯彻离。

当时学生带有很大自发性。

虽然现场成立了指挥部，但没有哪一个头头能做出冷静的决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什么权威性。

现场指挥部频频更换领导人，谁的声音大、鼓动性强，就按谁的办。

我们曾向学生领袖做工作，发动校领导、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没有什么作用。

由于李鹏等人的阻挠，疏导、对话、转弯子的方针没有贯彻。

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有昏倒发生，当时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继续下去，发生学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5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

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

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杨尚昆说：学生反**，可以说肯定。

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

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其实我当时就感到时至今日发这篇讲话并不会结束学生绝食的，因为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的定性。

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开的时候了。

这个结子不解开，没有办法使学生停止绝食，开展对话。

而如果学生绝食的情况拖延下去，将会发生极为严重甚至无法预计的后果。

因此我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论定性的问题。

李鹏当即表示反对，他说4?26社论的定性是按邓的原话写的，不能动。

我反驳他说，4?26社论是按4月24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邓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

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论将伤害小平。

我说可以想办法做到不伤害他，这件事应当由常委集体承担。

我还说，我去朝鲜时曾发电报同意邓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由我批准的。

李鹏竟然说，你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

因而修改4?26社论没有谈得下去。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

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

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每次列席常委会）。

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

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

大意是：现在**在发展，形势在恶化，十分严重。

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透明度等热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

而同学生对话主要卡在4?26社论定性上。

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

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

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

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

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

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

在我陈述我意见的过程中，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不以为然。

我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指责我在亚银的讲话。

过去他们实质上反对，但是没有这样公开说过，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从两人对我毫无顾忌的攻击，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

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论。

乔石没有明确表态。

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

他说廖汉生【50】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最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

**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

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

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

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

邓讲完后，我就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

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

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

李鹏在会上还提出，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

我就反问他：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

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

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什么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在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回家后，我愤然让鲍彤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

在当天夜里召关的如何贯彻戒严的常委碰头会上，当谈到要我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51】时，我没有接受。

我说，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尚昆针对我的话说，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动，就是说，我这个总书记不能动。

我的辞职信送到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

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

我接受他的劝告，18日通知中办，我的辞职信不要发出，后由秘书【52】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

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

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

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

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

实在说，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在那几天，一些知名人士和党内老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党中央和我，要求正确对待学生运动，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改正对学生的错误态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邓器重的像李一氓【53】这样的老同志。

所以我5月18日又从中挑选了一批信转给邓，并给他写了一封信，再次陈述了我的意见，希望他重新考虑。

我虽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愿意作最后一次努力。

原信如下：小平同志：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

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

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

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五月十八日这是在邓家里5月17日开了决定戒严的常委会后，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

如同所料，信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在5月17日夜，中办安排中央领导人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

开始李鹏说他不去，当去医院的车子开动时他又赶来了，原来是他听说我要去医院才改变了主意。

5月19日拂晓去**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也是这样。

他反对我去，并且还要中办阻止我去。

我感到这么多学生绝食将近七天了，中央领导人连看也不看一下，无论如何交待不了。

我表示一定要去，别的人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

他看我态度坚决，没法阻止，才改变了主意。

但他当时非常害怕，到广场不到一会儿就溜之大吉了。

我当时对学生除表示慰问外，即席讲了一些话【54】，随后登在首都各大报纸上了。

我当时讲这些话，无非是劝他们停止绝食，他们还年轻，要爱惜生命。

因为我明明知道，他们的行动虽然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同情，但对于持强硬态度的一批老的领导人，是起不了作用的。

即使继续绝食下去，甚至死几个人，他们也会无动于衷的。

所以觉得年轻学生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

但是当时年轻学生并没有领会我的这一篇讲话，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当然，我对学生的这篇讲话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从5月17日在邓家开会后，李鹏等人的行动有许多很不正常。

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

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前面。

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被动。

从5月17日晚到19日，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诉我。

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

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来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和他的讲话稿，要我主持会议并讲话，但对这个会如何开，在哪里开，什么人参加，还有什么内容等等，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

而他的讲话稿竟然写着，5月4日以后**严重升级。

后来可能他们感到这个说法指我5月4日讲话太明显了，报纸发表时改为五月初以后**升级。

这就公开指责**是我的《五四讲话》造成的。

李鹏还向国务院各国务委员传达说我犯了错误。

当晚召开宣布戒严大会之前还开了个小会，所有这一切使我感到实际上我已经被排斥在决策之外。

但究竟是何时决定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17日在邓家讨论决定戒严，虽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邓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

但开会后几天的情况，实际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边了。

李鹏当时摸到这个底了，所以到医院去，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说人事变动会被动。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19日我向政治局请假三天，建议常委会由李鹏主持，并拒绝当晚出席宣布戒严令的动员大会。

当时，**声援绝食的群众大为减少，绝食也改为静坐抗议。

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学生回到校园，留在**广场的大部分是外地临时来的学生。

19日宣布戒严后，又是一次兴奋剂，又把群众的劲鼓起来了。

静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们成群结队涌向街头，特别是实行戒严调军队进京，大大伤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

奉命进京的部队沿途到处受到市民的阻挠。

成群结队的老太太、儿童躺在街上，使军队被阻在北京郊区，无法进入市内。

这种僵持状态差不多有十多天。

5月21日，乔石来我处谈了这些情况。

他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

如果不是邓一再督促，并且决定调更多的军队来京，这场大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市民、工人、机关干部涌在街上，涌在**广场。

这样下去，首都确有陷入瘫痪的危险。

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

5月21日，我找阎明复谈了我的这个想法，请他转告尚昆，看是否可行。

在这之前，彭冲【55】找我谈过，他说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还到玉泉山【56】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

他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

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

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

随后我又给吴学谦【57】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

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

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

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第一，当时说**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

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

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

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

在**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

学生们要和**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

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

大量市民阻斓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

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

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49】具体时间是1989年5月15日至18日。

【50】廖汉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

解放军将领；1983－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51】指1989年5月19日晚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

会上李鹏作了讲话。

【52】指赵的秘书李树桥。

李树桥（1944－）：河南内黄人。

1986－1989年任**秘书。

【53】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州人。

1974－1982年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8－198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时任中顾委常委。

【54】见附录三《五月十九日在**广场的即席讲话》。

【55】彭冲（1915－）：福建漳州人。

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56】玉泉山位于北京颐和园西侧，得名于南麓的玉泉，玉泉水曾为清代皇帝及皇室专用的饮用水。

玉泉山自**时代起被隔离为**中央领导人别墅建筑群的所在地。

【57】吴学谦（1921－2008)：上海嘉定人。

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长。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93年任政协副主席。

牛bb小说阅读网其五－1989年六.四事件?邓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质－我想再说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北京发生的这一场**，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

我拒绝出席5月19日宣布戒严的大会。

这个行动大大地激怒了邓和其他一些老人。

20日邓在他家里召集陈云【58】、**、王震、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开了一个会。

当然没通知我参加，也没有通知胡启立，他也没能参加。

听说王震在这个会上大骂我是反革命。

**说我是第二个司令部【59】。

最后邓拍板撤销我的总书记，并且说待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

就这样没有人告诉一声就让我靠边站了。

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只到了三人。

胡启立未被撤职，我在开会前也未被撤职，还是常委。

常委中有两人不通知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认为这件事恐怕不能说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请假三天，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我从别的渠道听到，李鹏、杨尚昆、姚依林、宋平【60】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宣布我的罪行，还组织班子，起草文件，为召开全会宣布我的问题做准备；同时还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

所有这些重大部署，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常委五人，我和胡启立被排斥在外，不会有合法的常委会议。

应该说，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质。

因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全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行职权，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主持。

显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会议，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么机构、什么人主持的，都是违反《党章》的。

在这种既没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职，又不能履行职权的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个顾虑，怕他们过后倒打一耙，说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经找过中办温总理【61】，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当时温总理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

如果我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他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虑。

既不能召开会议，我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昆，要求杨尚昆同我谈一次话，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职的问题，另外想解释一下我5月16日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为什么要讲关于邓在党内地位的那段话。

6月2日，王任重【62】、丁关根【63】来我家，说因我要求见杨尚昆谈话，中央决定委托他们来和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最近要召开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解决我的问题，要我好好考虑做个检讨。

我首先向他们解释了同戈尔巴乔夫谈话问题，接着我提出不知现在中央机构是怎样运作的？五个常委，除我之外，另一个也靠边站了，现在开会是哪些人参加？王任重说，常委没有改选，最近也没有开常委会。

我说我三天病假以后，不让我参加工作，可以理解，让我靠边站也没意见，就是将来不要说我不管事、撂挑子。

我找杨尚昆也是要谈这个问题。

关于准备写检查问题，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到处批我，不和我核对事实，批判材料根本不与我见面就到处发。

在这种情况下，检讨怎么写？如果将来我还有讲话的机会，我认识到的问题会做自我批评的。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有两个多小时。

我讲的比较多，讲了对4?26社论的看法，5月3日对青年代表的讲话，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以及5月19日不出席戒严大会的有关情况及看法。

最后我强烈地提出他们拘禁鲍彤的事。

鲍彤是5月28日被组织部叫去谈话【64】，一去就没有回来。

并同时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搜查。

我当时就叫秘书给宋平打电话表示反对。

这次我对王任重、丁关根说，如果认为鲍彤有什么问题，组织上可以审查，但应按《党章》和法律手续处理，党组织没有权力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组织部长更没有这个权力。

现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过去搞运动的办法了，要求他们向中央反映。

这次谈话，他们认为我的态度很不好。

6月17日王任重和丁关根又到我家，说6月19日中央将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我的问题，要我虚心、克制，即使一些老同志的话刺耳，也要保持冷静。

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不要过多地辩解。

我当时答复说，既然是解决我的问题，总要给我讲话的机会。

丁关根还要我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在会上有一个好的态度。

王任重还向我透露，内定还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员和胡启立的政治局委员，并说我上次对隔离审查鲍彤的意见，已向中央反映了，现在对鲍彤是监视居住，合乎法律手续【65】等等。

看来他们这次来的目的，一是通知我开会，二是劝我会上不申辩或少申辩。

从第一次6月2日王任重、丁关根到我家，告诉我开会解决我的问题，并说邓对他们说了：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要他们好好准备文件，文件准备好就开会。

这简直是很大的讽刺！其实，我早已被他们没有任何根据地非法软禁起来了，非法隔离起来了，早已非法剥夺了我的总书记职务，还说要合乎手续。

这说明他们心虚，怕外界议论。

他们本来准备早些开会，也因六四推迟了。

=*=*=*=【58】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人。

陈云是当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邓老的党内元老。

1978－1987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87年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他主张实事求是，但不主张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陈云在经济上接受市场调节但坚持计划经济，提出所谓鸟笼经济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党内反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代表人物。

陈云的经济思想同他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吻合的。

【59】中国当代政治衍语中司令部指被认为与最高颌袖意志相违背的党内派系。

起源于特殊时期时期**针对**、邓老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60】宋平（1917－）：山东莒县人。

198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升主任，任国务委员；1987年任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9年**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还有江总书记和**，填补了**、胡启立的空缺。

【61】温总理（1942－）：天津市人。

1986－1992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2003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62】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县人。

1978年后，历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63】丁关根（1929－）：江苏无锡人。

邓老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朴委员。

曾任铁道部部长，因责任事故离职；改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90－1992年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64】1989年5月28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徐瑞新以常委开会的名义，召鲍彤到组织部长宋平的办公室。

宋平谈话之后，鲍被送到秦城监狱。

**中央常委当时没有开会；宋平也不是常委。

【65】鲍彤是在5月28日被投入监狱的。

由于**6月2日要求**中央不得违反法律行事，有关部门才受命在6月10日补办了汁饱进行监视居住的手续。

但把国家监狱作为监视居住的场所是骇人听闻的；而事后补办手续，更加证实了原来把鲍投入监狱的非法性。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六－1989年六.四事件?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6月19日至21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首先由李鹏代表四个常委作了定调子的报告，指责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66】的严重错误，建议撤消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并说对我还要继续审查。

接着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我展开批判。

在会上发言语言最恶劣、充满污蔑之词并作人身攻击的是**。

批判会开始时邓未到场。

陈云也未到会，只作书面发言，两句话，说我辜负了党的期望，同意对我的组织处理。

王震的发言主要是说，邓由于对耀邦处理轻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又举行国葬，因而鼓励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批判发言的最后半天，是姚依林主持会议，看来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发言（王任重、丁关根第一次来叫我作检讨，第二次来知道我不会作检讨，就动员我不要讲话）。

会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要求发言，他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10分钟。

当时我很不高兴，我说，开了几天会，主要是解决我的问题，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我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20分钟。

因为我的发言披露了事实真相、争论的实质，对会议对我的指责进行了申辩，出乎参加会议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听我发言时，面部紧张，急躁不安。

我发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会。

我当即离开会场。

除我之外其他人没有动。

显然他们事先打了招呼，对我的发言不满意，对我的态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复会了，对我的问题进行表决。

他们拿出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把我的一切职务都撤消了。

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一些人的发言中，都说要彻消我的总书记、常委、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但这次拿出的稿子，却把中央委员也彻消了。

这显然是那一天我发言以后，他们留下来议论，因为我态度不好，临时决定加重了处分。

但我发言时邓老、陈云不在场，所以估计他们又报告了邓和陈。

对于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员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

但《党章》明文规定，党员对处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诉。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67】也明确规定，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提出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

由于我进行了申辩，就加重了对我的处理，这是完全违反《党章》和党的规定的。

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大家的发言，对我的处理还保留中央委员，而现在拿出的草案就统统撤掉了，没有说明原来的报告为什么现在变了，这是极不正常的。

我本来想在表决时发表一个声明：因为我申辩而加重对我的处分，就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68】以后，开了一个公然践踏《党章》的恶劣先例。

后来一想，许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邓老、聂帅【69】等等，我发一个声明，会更刺激他们，话到嘴边又忍住了。

但在表决决议稿时我不仅没投赞成票，而且举手投了反对票。

同时声明说：对彻消我的职务，没有意见，但对两顶帽子不同意、不接受。

我声明后，在场的人，包括邓以及主持会议的李鹏，都没有作声，大概他们也早有精神准备。

这次政治局会议表决对我组织处理违反《党章》党规的事，还不止这些。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经过什么程序决定的？政治局事先并没有召开会议讨论，常委会没有我和启立参加也是不合法的。

那天王任重到我家里说过，最近政治局没有开过会议。

所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怎么定的，谁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党章》明确规定，政治局会议是由总书记主持，对我还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撤消职务，就剥夺我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资格，而由李鹏主持，这也是不合法的。

尤其滑稽的是，在表决时邓老竟然说，到会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员，都有权参加表决。

这一次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参加会议的人可以听可以讲，怎么可以参加表决呢？大概是为了壮大声势！当时**说，这是李鹏给大家的权利（因为李鹏是会议主持人），这完全是以势压人，哪里还管什么《党章》党规？长期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70】影响的一些老人，当然不会把这当作一回事。

我现在把这些情况说出来，不知将来党史如何记载这件事？6月23到24日召开中央全会，来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所作的政治和组织结论。

会议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组会（我被分配在华北小组），在小组会上听取了几位同志对我的批评，我也简单表了一个态。

我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对我的问题有个发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略作了一些改动，作为会上的发言）已交全会秘书处。

我希望把我的书面发言印发给到会的同志。

当时王忍之【71】也在这个小组，他说中央已同意印发给全会。

可是实际上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才印发，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

而以**、李铁映【72】联名批判我发言的发言，反倒在我的发言以前就印发了。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事：到会的人先看到批判我发言的发言，我的发言直到会议将结束时才印发，而且马上又收回，所以许多人恐怕没有仔细看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的发言。

会上还印发了一个所谓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办名义发的，收集了国内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国内外反动力量要颠覆中国**和打倒邓老的预谋者，并且完全无中生有地说，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动乱的学生们里应外合，通风报信，泄露戒严的军事秘密。

很明显，发这样一个背景材料，是要在全会上制造一种舆论，我确实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会中有些发言，完全是特殊时期的那一套，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断章取义，充满污蔑不实之词。

用的也是特殊时期的语言。

我当时感到，如果这些文件不是印有**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字样，人们真会以为是特殊时期时期的东西。

按照《党章》的规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员的职务，需要经过中央全会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过。

当时的领导人显然没有这个把握。

以无记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因此他们不敢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而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

这很清楚，在当时那种气氛、那种压力下，公开举手表决，当然很多人就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摄影机镜头面前，有些人不赞成也不得不举手，所以造成一致通过。

但是需要指出，无论是总书记也好，还是政治局委员、常委也好，过去都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

他们的这种举手表决，是很不正常的。

当时在那种气氛下，在那种压力下，而且已经对同我有牵连的人和事追查，这种情况下举手表决，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吗？我对在**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接受**的决策，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会受到什么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我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有下台。

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了的。

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种体面的下台，只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跟他们走；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准备下台。

我反复考虑，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

我当时同老伴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谈过这些想法，要他们作这种准备。

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的那篇发言将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也有精神准备。

当时我估计由此可能要被开除党籍，因为从来对犯错误的人只有低头认错才叫态度端正。

我想大致不会坐牢，因为我没有任何越轨行为。

象我这样不管怎么说在国内外有些影响的人，他们总不能完全搞秘密审判。

所以我考虑，下台是肯定的，最多开除党籍，坐牢不至于。

在我们这种政治体制下，留在党内和开除出党也差不了多少。

即使不开除出党，象我这样留在党内也不会真正有一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开除出党也并不影响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我仍然采用早已被批判和抛弃了的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倒批臭和混淆两类矛盾、随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特殊时期的搞法。

本来经过特殊时期，痛定思痛，在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对避免特殊时期的错误不再发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六四后对待我的问题上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公然践踏这些规定，把特殊时期中极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66】支持动乱、分裂党是**十三届四中全会给**的定性。

会后的公报中说**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

【67】1980年2月29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内结束**时代领袖利用个人权力以发动政治运动的方式清洗党内异己的关键性文件。

【68】在**词汇中，三中全会一词，不仅指1978年12月22－22日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包括了11月10日起召闭的、为它作准备的、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这个准备会议决定了中央全会的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历史上应是邓老时代的开始。

【69】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

元帅。

曾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长期掌管中国的国防科学工业。

【70】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是中文的歇后语。

**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记者斯诺（EdgarSnow）交谈时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实际上毛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人问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天定的行为准则可以限制他。

这次谈话是**自己承认浚驾于法律甚至任何道德标准之上的直接证据。

【71】王忍之（1933－）：江苏无锡人。

1982年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

1987－1992年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72】李铁映（1936－）：湖南长沙人。

1987－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3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牛bb小说阅读网其七－1989年**?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在这里要说一下关于5月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

邓对我5月4日在亚银会议上的谈话是很不满意的。

但他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

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73】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搬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

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

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的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虽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

4月在朝鲜也向金日成【74】通报了。

不同的是这次比较突出，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

我为什么这样做？自从李鹏等人把邓4.25讲话公开传达后，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议论，学生、青年对邓极大地不满。

由于对他谈话内容的不满，进而对他目前所处特殊地位进行非议、攻击。

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议论：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向不是常委的邓老汇报？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

甚至还流传所谓垂帘听政【75】等等指责的话。

当时，觉得对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加以说明。

5月13日（戈尔巴乔夫来华的前两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会干部对话时，当场有人向我提出了这类问题。

当时我回答这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作了说明。

我们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重大事情要向邓请教，这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

因为邓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比我们常委任何人都丰富。

当时的效果是好的，那个提问题的工人再也没有说什么话。

因此我考虑，如果通过报道说明这个情况，对于维护邓的形象会有好处。

至少说明不是邓要揽这个权，而是中央一中全会共同议定了这一条。

因此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便告诉他，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需要邓来掌舵。

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邓通报，向他请教。

邓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的决策。

本来十三届一中全会还议定，我们不仅是向他请教，向他通报，而且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

我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有意识没有说第二点。

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当时促使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

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老的会晤。

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

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

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

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

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

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

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

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

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

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

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

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

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

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我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

因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他们撤了我总书记的职务，我都可以理解。

而这件事本来是好意，不管在六四问题上我同邓有什么分歧，这是政见不同。

我总的感觉，在六四前，邓对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

作为中国人，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品德、信义。

如果在邓的心目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我这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了自己而嫁祸别人。

这不仅是对我很大的误会，而且在他的内心里也会非常不愉快，甚至很伤感情。

这么个老人，不久将离世，带着这种印象走，我实在是不甘心的。

所以我5月28日写信给邓，别的没写什么，只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作了些解释和说明。

但我只说了上面第一个方面的考虑，即我是为了说明邓和戈的会晤是高级会晤，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把邓在中央主要决策者的地位说出来，这是很自然的。

而未说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即社会上流传他有点揽权，抓住权不放，不是常委还要继续控制常委。

我认为对社会传言也要作个说明。

但信写出后，没有下文。

我至今【76】仍然希望在他离世前（这是我七年前写的记事），能够了解我同戈那段话的真实原因。

这不是为了让他了解真相后对我的问题能有什么松动，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我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会有任何松动。

我只是想让邓知道，他长期信任并给予大力支持的我，尽管拒绝接受他关于**的决策，但并不是一个在紧急关头牺牲别人而保护自己的人。

我想这样他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我实在不愿意他带着这个误会离开这个世界。

但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73】李政道（1926－）：Tsung－DaoLee，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74】金日成（1912－199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的创建人。

1948－1994年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

【75】中国某些皇太后有代替年幼皇帝执掌朝政的做法。

因男女有别，皇太后座位前加帘子，坐在皇帝身后接见群臣。

最著名是清代慈禧太后，现代中国人依然记忆犹新，是以模拟没有正式职位的最高领袖邓老为垂帘听政。

【76】今应当指1993年前后。

邓老去世时间是1997年2月19日。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八－非法幽禁与世隔绝?三年审查不了了之－下面我再谈一个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连续三年多对我的审查和对我实行软禁的情况。

十三届四中全会撤消我的一切职务，并作出了还要继续审查的决定，这本来在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既然作出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就没有必要继续审查。

如果认为问题没有查清需要继续审查，就没有理由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结论。

这可以说是给我的特殊待遇。

从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对我的审查一直进行了三年四个月。

在整个审查期间，我失去了行动自由。

他们一方面说对我的审查是党内的性质，一方面却无视国家法律规定，对我实行软禁。

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指出，党内不准用违反法律的手段对待犯错误的党员。

对这种粗暴践踏、违**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行为，不知他们将来做何种解释。

1989年9月3日，王任重、丁关根约我到中南海怀仁堂【77】谈话，向我宣布根据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成立了以王任重为首，陈野华【78】、李正亭【79】参加的项目审查小组，负责对我的审查。

9月29日王、陈、李三人约我在警卫局礼堂谈话，这是专案组第一次同我谈话。

以后再也未见陈野华和李正亭，据说是专案组改组了，陈、李二人不参加了。

但对他们为什么改组，我不得而知。

随后王任重又单独约我谈过三次话：1989年12月8日一次，1990年2月14日一次，1990年3月2日一次。

他还写给我三次信：1989年7月6日一次，1989年8月8日一次，1989年11月14日一次。

我也给他回过三次信：1989年7月25日一次，1989年9月1日一次，1989年10月7日一次。

通过上述谈话和信件，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分别作了说明和澄清。

对我的审查除了追查我是否在动乱中有直接或间接地插手以及是否向外界泄露消息外，主要审查我为什么采取和邓不同的立场、方针？其动机是什么？以及要我承认错误。

另外还要清算我在台上几年来姑息、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

他们最有兴趣的是我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

他们从海外报刊上摘引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观臆测，说什么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了一股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我，因为我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他们还把所谓新权威主义【80】的问题也扯到里边，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把我作为他们的新权威，《河殇》【81】电视片就是为我造舆论的。

认为我对1989年**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主张，不是偶然的，是与这股风的呼应和配合，等等。

还认为我是因为国内政治、经济困难，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为了推卸责任，捞取资本，而利用**达到保自己的目的。

十三届四中全会所发的所谓背景材料，以及**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六四报告【82】，**等人的发言，王任重给我的信中，都尖锐地向我提出了上述责问和指责。

我在同王任重的谈话和通信中，也着重对这些指责进行了反驳和澄清。

第一，1988年以来，国内外并不存在倒邓保赵风。

这不过是某些人为达到某种目的编造出来的。

那个时期确实有不少谣言，但不是倒邓而是倒赵。

关于我的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保守派向邓施加压力，要求换马等等，国内外议论较多。

我写信向他们说，当时国内外的舆论一直把我的命运、政治前途，与邓连在一起。

倒邓保赵是连不在一起的。

倒邓不能保赵，保赵就不能倒邓。

第二，正是在到处议论赵的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不能直接过问经济，已经被架空等等这些流言时，邓多次反复向我交底，说不仅目前人事格局不能变动，甚至说要我再搞两届总书记。

1989年元旦后，邓和李鹏谈过一次，他要李鹏分头转告各位常委。

因为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会上，李鹏、姚依林就经济上的问题，对我有些批评，有些责难。

后来李鹏在找邓解释这件事时，邓就向他说了，意思是保我，要他们支持我。

1989年1月底，邓去上海过春节前，当面向我谈过这个问题，话说得很恳切。

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他是不是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由我来搞。

他说，这样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

通过这样做表明他的决心和对我的信任。

他还说，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难，不好搞；通过他这样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当时我也很诚恳地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要这样做，你现在挂在这里，对我有好处。

现在我们经济工作还有些问题，物价不稳定，有些波动，无论如何现在不要提这些问题。

目前这样的格局有利于我的工作。

这是1989年1月底他到上海过春节前谈的。

一直到1989年4月份，我访朝前到他家谈访朝问题时，他还向我说，等我访朝回来后，专门开会谈一下要我搞两届的问题，不仅现在格局不能动，而且下届总书记还要我搞，此事他同陈云、**谈过，他们同意了。

现在邓还健在（1989年同王任重谈话通信时），他可以证实。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有地位不稳的感觉。

第三，我并不认为经济情况很糟。

应该说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成就，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明显提高。

1988年出现了通货膨胀，情况也并不是那样严重，我也不认为很难解决，并不存在我因经济失败形象不佳，利用**捞取政治资本、改善形象的问题（经济形势那一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我至今还认为不像一般人说得那样严重。

因为事实证明，到了90年春天就出现了市场疲软，以后我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第四，我给王任重写信时讲，我在党内搞了几十年，不会不了解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情况。

利用**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无论如何不会幼稚无知到这种程度。

第五，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邓对**的方针，原因就是前面我说的，是对**的性质和镇压将会引起的后果在认识上有不同。

我要对历史负责，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这大概是我对王任重追查我的动机几次谈话和写信的回复中阐述的观点。

在王任重的几次来信中，对我指责最严厉尖锐的是1989年11月8日，接着12月8日又谈了一次，以后情况出现了某些缓和。

可能是他们经过半年调查，发现他们的分析判断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2月14日［编者注：1990年］，王任重还要我谈一下对苏联东欧剧变【83】的看法，事先还送了一批中央研究机构写的有关材料。

王劝我写个好的检查，还透露有些人主张开除我的党籍，有个检查好做工作。

我向王表示，审查这么久了，希望能早日结束。

我认识到的在四中全会的发言中已经检查了，再检查还是那些话。

我还提出，对我的审查应注重调查，核实材料，不应纠缠在什么态度问题上。

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我的发言的态度不满意，已经加重了处分，现在还搞态度？王任重最后一次约我谈话是5月2日。

在这之前，2月20日，我曾给邓又写了第三次信。

（我给邓写信，第一次是转送一些老同志的来信要求他重新考虑对**的方针问题；第二次是解释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第三次是要求早日结束对我的审查。

）王任重见我后就说写给邓的信知道了，不久将召开十三届六中全会【84】，不过他说这次全会还不能解决我的问题，甚至还说了一句：解决你的问题不一定要通过全会。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总之他说这次还解决不了，他还说对我的审查材料很快会同我见面。

这次谈话气氛很缓和。

到6月21日，王任重转来项目组对我的审查材料：《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同志的有关问题》，征求我的意见。

整个材料共有三十条，先别说其中很多断章取义、歪曲原意、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的地方，即使这三十条全部是事实，也难以给我戴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帽子。

6月27日我给王任重复信，送去对上述材料的修改意见。

我对三十条中的十二条提出了反驳。

从此以后，王再没有来找我谈话，也没有任何人来核对材料，实际上是对我的审查不了了之。

后来我得知，项目组将材料上报后，中央领导人原来曾考虑在1990年亚运会【85】后宣布结束对我的审查，但因为怕引起国内外的反响，怕我恢复自由后外出活动，再加上几位老人的坚决反对，因而对我的问题拖而不决，长期挂起来，以继续审查为名，对我实行软禁。

我于1990年8月28日，12月7日，1991年5月9日，先后给江总书记、李鹏及政治局常委写过三封信，内容都是要求早日结束审查，尽快结束软禁，恢复人身自由。

我在信中提出，自十三届四中全会宣布对我审查以来，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不相信问题仍然没有查清，我更不知道久拖不决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从1990年6月以后，没有人找我谈过审查问题，也没有人找我核对过任何材料，如果真有什么问题没查清，为什么不问一下我，我可以帮助搞清楚。

这种以继续审查为名，久拖不决，继续挂起来，对党、对我都是没有好处的。

我还向他们指出，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负责人多次对中外记者宣布，说我是自由的，没有被软禁，甚至连半软禁也没有，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你们应该是了解的。

从四中全会以来，我一直长期被软禁在家里。

对有不同意见或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动辄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作法，过去虽然曾经有过，尤其是特殊时期期间。

但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又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强调法制建设的今天，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重复了。

因此要求无论对我的审查是否结束，应立即结束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我写的所有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他们的方针是：不予理睬。

实际上，他们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早在1989年6月就开始了。

但从来没有向我宣布过，更没有文字的东西。

为了证实他们对我的限制，同时，也因为我长期关在家里有些发闷，所以1990年10月亚运会召开之前，我自行决定外出打一场高尔夫球。

当中办警卫局得知我要外出打球，便通知我这里的秘书劝阻，说没有说可以外出。

我说：没有人说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规定来看看。

他们既不拿出文字规定，又不让我外出，便告诉司机届时不能开车。

我表示如果司机不开车我坐公共汽车去，他们当然害怕这会引起舆论轰动。

当时江总书记、李鹏不在家，他们便请示乔石，乔石也不能作主，要警卫局根据情况办，结果他们还是同意司机开车，同时也派了一辆警车来。

我在昌平高尔夫球场（中日合资的球场）打球后，球场的日方人员便把消息告诉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随即日本及其他外国驻京记者都知道了，当天就发了消息出去，世界各大通讯社和港台报纸都公布了。

香港电视台还在播发消息的同时放了我以前打球的录像。

这样，当时在成都的江总书记和李鹏都非常紧张，批评追查是谁批准我外出打球的。

一场风波之后，他们便以中央的名义口头通知我，在审查期间不得外出，这样他们限制我的自由并实行软禁便记录在案了。

但他们在中外记者面前，仍然说我是自由的，他们自知理亏，不敢公之于众。

1992年10月8日，乔石、宋平找我去中南海怀仁堂谈话，在场的还有丁关根、李铁映。

乔石代表中央向我宣布了中央决定结束对我的审查，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我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结论。

即将结束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将写上这一内容，所以提前一天通知我。

听了之后，我向他们讲了三点意见：第一，我对四中全会给我戴的两顶帽子：支持动乱、分裂党，我当时不同意，申明保留个人意见，现在态度没有变，仍然保留意见。

第二，要求中央把这一结论以文件形式在全党一定范围内宣布，这一文件在宣布维持原结论的同时，应当把这一结论的事实根据同时写出来，维持原结论根据什么事实？是不是你们提的那三十条，我要求一条一条写上去。

第三，审查结束后应立即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我的行为需要注意什么，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会尊重，但绝不接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硬性规定。

乔石等对我讲的三条意见，表示要向中央汇报，结果以后再告诉我。

在我讲第二条要求公布结论的事实根据时，乔石插话说：要考虑不要影响稳定。

在我讲第三条恢复我的行动自由时，他们说十四大【86】会议期间，外国记者很多，你的问题很敏感，公报发表后，许多外国记者会在你的住处周围探听消息，希望我遵守党的纪律，顾全大局。

我说，十四大召开时可以不出去，他们听后象一块石头落了地。

宋平还说：会后外出活动可以逐步扩大，经过一段时间后，慢慢淡化。

当时谈话就这样结束。

后来我听说，他们在结束对我的审查，维持原结论不变的问题上，在政治局会议上也只是讲了这么一句话，并没有把项目组审查我的报告发给大家。

也就是说，审查我三年多，究竟查出什么问题，根据什么事实给我戴上两顶帽子？这些都不谈，只是说要结束对我的审查。

当然，大家表示没有意见。

后来在中央全会的公报上，也写上了结束审查、原结论不变这么一句。

在全会讨论公报时，更是什么材料也没有发。

本来，对我的审查是全会作出的，现在全会宣布结束审查，理应把审查的结果向全会作一个交待。

没有，他们没有这样做。

反而在召集人会上说，这件事向各小组说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所以全会根本没有讨论我的问题，大家对公报表示同意。

总之，审查三年，没有材料，结论不变。

种种事实使我觉得，在对我的处理上他们情绪比较紧张，顾虑很多，说话小心谨慎。

乔石在向我传达政治局的决定时，是按稿子讲的，他念稿子的时候，我原想记一下，但他讲得很快，我怕记不下来，向乔石提出，是不是把记录稿给我一份。

乔石说可以，当场告诉记录的同志，说记录稿给紫阳同志一份。

但事后我叫秘书打电话要这个记录稿时，又说不给了，也没有说什么理由，不知道他们怕什么。

考虑到上面这些情况，我担心我讲的那三条声明，他们是否会原原本本地上报，因为这三条，话讲得不好听。

所以回来以后，我又以备忘录的形式，把我这三条送给他们。

当然，这些都没有下文。

总之，他们结束对我的审查，无论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会也好，什么材料也没有发。

审查三年，既然要结束，为什么不把审查的事实加以公布？实际上就是害怕。

如果把那些材料公布的话……［编者注：此处录音不清］。

经过三年多的审查，究竟查出什么问题呢？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审查我的三十个问题的材料给我，并给我写了封信说，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写在材料上，退给他。

材料的题目是《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同志的有关问题》，其中列出的三十个问题是：（1）4月15日晚，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向紫阳同志汇报了**同志逝世后出现的情况，可能在各地发生政治性的游行和集会，有人可能借此闹事，建议中央发个通知，提醒各地注意。

紫阳对可能发生的动乱不予重视，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4月16日公安部认为事态可能严重发展，在公安系统内部发了个电报，向各地打招呼。

（2）在**同志治丧期间，动乱现象日益明显，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认为事态已发生变化，多次向**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讨论。

直到4月23日他出访朝鲜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他开一次会，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和《新观察》【87】杂志社联合召开了追悼**同志的座谈会，公然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说反自由化斗争不得人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要挟中央承认错误，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动乱的纲颌。

4月24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详细报道，并抢先印发，与北京动乱相呼应。

4月26日，上海市委责令这期导报停止发行，并决定对报社进行整顿，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访朝回国后，对这一决定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5月2日，他与费孝通等民主党派几位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他说，最好双方体面下台阶，淡化处理，对上海打个招呼，适当让一点。

5月11日，他与江总书记等同志谈及《**》时又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

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

（4）5月3日，**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前，杨尚昆、李鹏、姚依林、李锡铭等同志认为，当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的这场**反社会主义动乱，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恶果。

因此一再提出在赵的讲话中，应针对动乱制造者提出的政治纲领，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遭到赵的拒绝。

（5）4月23日，赵访朝前找鲍彤谈话，要他注意**的动向。

4月30日赵返回北京，鲍彤立即找赵汇报情况，说4?26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激化了中间状态学生的对立情绪。

几天后赵对鲍说，看来4?26社论确有缺点。

（6）5月1日，赵向他的秘书李勇【88】问起**的情况，当谈到4?27学生游行时，赵说，这说明学生对社论不满，但中央已作出决定，要想改变社论比较难。

（7）5月2日下午，**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座谈**问题。

当时中央已明确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方针，**本应明确贯彻中央的方针，但会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学生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成是动乱是不合适的，赵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说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

座谈会后，赵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

赵要阎把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老同志。

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扬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

（8）5月3日上午，**与扬尚昆同志谈4?26社论问题。

谈后赵对他的秘书李勇说，看来改正社论有困难，要慢慢淡化，慢慢转弯子。

（9）5月4日上午，**口授由鲍彤整理了赵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稿。

赵在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擅自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动乱方针完全相违背的讲话。

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中央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是说，有人企图利用学生的行动，当然这是难免的。

讲话后，赵亲自交代新华社记者，他的讲话稿要全文照发。

这就把他与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

讲话发表后，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反映，中央出了两个声音，引起了思想混乱。

一些高校又宣布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

（10）5月5日上午，**同志约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谈话。

赵说，对当前**，我在亚行年会上讲话有意喊轻分量，现在不要去讨论运动的性质，说实话，一小撮是谁，我们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同志自行决定去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

会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论，赞成赵在亚行年会讲话等意见。

在会议结束时，赵说大家讲得好，谢谢。

对会上发表的意见表示肯定。

（12）在动乱局势更加恶化，有些报刊的宣传报道出现明显错误倾向的情况下，5月6日上午，**找胡启立、芮杏文谈话，他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段时间的新闻报道，可以总结一些经验。

前段时间控制得严一点，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

他甚至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这次**反映出一个问题，人民强烈要求改革，担心改革全面停顿。

5月9日，胡启立把赵的讲话整理成要点，并经赵审定同意，向新闻单位传达。

5月12日，胡启立、苦杏文同志在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的对话会上作了传达。

当时，首都新闻单位已有一千多人签名并上街游行，有的报纸发表了攻击党和政府的文章。

传达这次谈话，使宣传舆论更加失控。

《人民日报》等许多新闻单位对游行、静坐、绝食等情况进行了大量报道，促使声援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

（13）4月21日和5月2日，**同志先后两次找杜润生【89】同志谈**问题。

此后，杜润生同志在科学会堂两次召开有10多人参加的会议，谈了赵的意见，讨论了处理**的看法和建议。

赵对大家的建议很赞成，并要把这次**作为解决若干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的契机。

（14）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制止动乱小组的汇报，本应讨论如何采取坚次措施制止动乱的问题。

但**却着重谈了许多所谓反**的意见。

5月10日政治局召闭会议，赵在会上通报了5月8日常委会情况，提出关于反**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六条具体措施。

这些措施并未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

（15）在两次会上，几次讨论如何对待非法学生组织问题，**同志说，有些地方学生会不能得到多数拥护，可以改选，不要怕改选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月9日和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当代社会主义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

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都要提到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

**会见了参加座谈会同志并讲了话。

他说，这次学生游行闹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5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新闻。

实际上为动乱提供了理论根据，助长了动乱的升级。

（17）5月16日下午，**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老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

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次定。

这个讲话发表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标语口号就集中攻击邓老同志。

打倒邓老、拥护**等标语口号，充斥游行队伍和**广场。

（18）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同志提出要向学生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

他反复强调，4?26社论是有问题的，但须有一个说法，如果不走这一步，我们这个棋是走不下去的。

这个局面转不过来，没有出路。

（19）5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同志仍然坚持错误意见，常委多数同志坚次反对，认为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后果不堪设想。

邓老同志坚决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赵却认为戒严将带来严重后果，表示无法执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会以后，**同志不顾常委会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辞职。

他要鲍彤为他起草辞职信，经赵签名后立即发出。

当受到杨尚昆同志的批评后，赵于次日又收回了辞职信。

（21）5月17日的常委会议，是中央对制止动乱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会议。

邓老同志特别强调，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

但是**同志会后向鲍彤和秘书张岳琦【90】说，下午常委会作了决策，我今天在会上受到尖锐批评，我原来主张对4?26社论的提法松松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评我说，五月四日的讲话，把事情闹大了，我保留了意见。

他还对鲍彤说，李鹏同志在会上批评鲍彤有泄密行为。

鲍彤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后，立即召开部分人员会议，说有人说他有泄密行为，他将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审查，表示向大家告别。

他向少数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赵的主张被否决的信息。

（22）5月18日，**给邓老写信，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的定性。

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

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作出这个让步。

（23）5月19日凌晨，**同志去**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

他告诉学生关于**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这就透露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动乱的决策。

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动员**同志参加这个大会，但赵拒绝出席，这就暴露了他同党公开闹分裂的主张。

（25）5月19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

5月21日，胡启立问**同志，对人大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

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鹏同志商量，就个人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

（26）5月21日上午，**对阎明复同志说，**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

（27）5月21日，**还对他的秘书李勇同志说，我想还是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要鲍彤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

（28）［编者注：录音遗漏］（29）**同志强调，对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曾经受到**的赞赏、重用和包庇，其中严家其【91】、陈一咨【92】等人，在这次动乱中成为策划动乱和组织阴谋活动的重要人物。

平息**以后，这些人就潜逃国外，疯狂地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活动。

一贯得到赵信任和重用的鲍彤，在宣布戒严以后，与陈一咨等人一起攻击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以上就是他们经过长期审查以后，认为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所谓事实和证据。

这三十条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三十条作出他们给我的结论。

=*=*=*=【77】怀仁堂：清代原名为仪銮殿，是慈禧太后训政之地，是当时实际上的政治中心。

袁世凯执政时将仪銮殿更名为怀仁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和国务院常在这里举行会议。

【78】陈野羊（1915－1994）：四川冕宁人。

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

【79】李正亭（1918－）：陕西神木人。

1987－1993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80】新权威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某些学者提出的一种政治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只能在政府的权威和集权下才有可能加速发展。

【81】《河殇》是中央电视台制作1988年6月16日首播的六集电视纪录片；总撰稿人为苏晓康和王鲁湘，导演夏骏。

《河殇》表达了纪录片作者对西方文明，包括现代民主制度的向往。

【82】1989年6月30日，时任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的**，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的情况报告》。

这份报告是**对**唯一公开的最权威的官方文件，由各种毫无根据的谎言和谏言组成。

【83】**以后，苏联以及东欧发生的一系列事变对**党内镇压以后的当权派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冲击，加深了他们不开枪镇压就会一党政权不保的印象。

这些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括：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拆除；1989年12月苏美峰会宣布冷战结束；1990年2月7日苏共宣布解除一党制。

【84】**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90年3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

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85】中国于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承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86】中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87】《新观察》是1950年创刊的中国知识界的综合性期刊，1960年停刊。

1980年复刊后由著名资深女新闻工作者戈扬（1916－2009）任主编，成为有影响力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一份杂志。

1989年**以后被停刊。

【88】李勇（1948－）：1985－1989年任**秘书；后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89】杜润生（1913－）：山西太谷人。

有威望的农村改革家。

中顾委委员。

1983－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90】张岳琦（1938－）：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

【91】严家其（1942－）：江苏常州人。

政治学学者。

1979年在**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以后被迫流亡，曾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钱首任主席。

现居美国。

【92】陈一咨（1940－）：陕西三原人。

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1989年**中，陈一咨在5月19日组织发表了署名三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反对**，事后被迫流亡美国。

牛bb小说阅读网其九－非法幽禁与世隔绝?非法幽禁岁月漫长－在对我的审查结束后，他们仍然长期对我实行软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在审查期间，把我关在家里整整三年，现在既然宣布审查结束，当然应该基本上恢复我的自由。

在乔石、宋平找我宣布停止审查决定时，我就提出恢复人身自由问题。

他们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讲逐步扩大，逐步淡化，实际上就在宣布结束对我审查时，很快就作出了限制我行动的六条规定。

开始他们一方面作了六条规定，另方面，可能是有点心虚，怕被外界抓住什么把柄，怕国际上或舆论界曝光，所以一直不公开拿出来，不和我见面，只是让中办警卫局和我这里的工作人员来执行。

当然在我这里工作的同志只能按上面的指示办，但又不好说是上面的规定，总是找一些理由和我纠缠。

所以有一段我和他们常发生一些摩擦、矛盾。

因为他们这样做没有道理。

后来我也看出这不是他们的事情，而是上面有交待。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把规定告诉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让我明白。

比如解除审查后，我就提出冬天去广东休息一段。

因为我气管有毛病，北方冬天干燥，咳嗽很厉害，到南方会好一些。

但他们说彭定康【93】正在香港搞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形势非常微妙，去广东不方便【94】我觉得很可笑！彭定康在香港搞什么是外交的问题，与我到广东有什么关系？他们说你不要去广东，可以到广西、云南、贵州。

于是我决定去广西，但临走的时候他们说，到广西只能到南宁。

这就奇怪了，原说可以去广西，现在变成了只能到南宁，事实上我到南宁后，他们千方百计不让我到其他地方去。

我从广西回到北京后，想到昌平高尔夫球场打一场球，结果不让去。

我问这是哪里规定的？他们也不说，只是说不能去。

我把警卫参谋王统海找来，我说我要发一个声明，声明内容是：今天警卫局阻止我去昌平高尔夫球场打球，甚至连去年12月允许去的顺义球场（也是日本搞的球场）也不让去了。

我认为这是警卫局一种越权的行为，是违反中央精神的。

还说什么让我顾全大局，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去年十四大期间，乔石等四位领导同志找我谈话时，我明确表示审查结束应恢复我的自由。

至于行动，我会注意到影响的，中央领导有什么建议，我也会尊重。

但限制我自由的任何硬性规定我绝不接受。

当时四位领导同志对我的表态没有提出异议。

今天我不知道警卫局根据什么阻止我去打球。

今后再有这种阻止行动我绝不接受。

我让王统海原原本本向上面转达我的意见。

另一次，我要去养蜂夹道【95】打台球，开始他们不同意，我坚持要去，他们又说司机不能开车，我说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去！这样闹了一下，他们就答应我去了，但规定每星期只能有两个上午可以去。

我去了两三次，但没有见到任何人，后来搞清楚了，这是他们清了场，不让别的同志来玩，变成了我的专场。

为什么要这样？养蜂夹道俱乐部是老干部的俱乐部，他们就怕我见到那些老朋友、熟人。

当然他们也不会幼稚到以为我一见到这些人就会发表煽动言论、组织串联。

所谓怕影响就是希望我不要再出现，让人家忘掉我，让我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消失。

他们怕所谓的不稳定影响，似乎一听到我就不稳定了。

因为老在这些事情上摩擦，和我打交道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老是劝阻我的活动，又不能说是上面的意见。

大约他们觉得，老是这样也不好办，不如把事情说明了好。

因此派中办党委的孟宪中，大概是党委副书记或书记，向我传达中央办公厅几点意见，就是限制我活动的六条规定。

其中四条是明确限制性的：（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

（二）外出活动要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

（三）考虑到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都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近期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可到顺义农民办的高尔夫球场去打球。

这就是说，我只能到一个地方，即顺义农民办的高尔夫球场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目前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

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

由于这是中央限制我个人自由的正式规定，所以我就给江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一）6月25日中央办公厅党委副书记孟宪中同志向我宣读了经中央批准限制我行动的几项规定。

我才知道自去年我的问题了结以后，仍对我个人行动有诸多限制，是按中央批准的规定实施的。

但我认为这一规定是不符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的，也是违反党内不准用超出党的纪律和违反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的原则的（见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条）。

因此，我要求中央重新考虑撤消这一规定。

（二）规定中不准我近期到外资、合资所办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不准我目前到沿海地区行走。

我不知道这个近期和目前的含义是什么？这一规定是在去年10月作出的，现在已过去了8个月，难道近期、目前的时间限制还有什么意义吗？（三）就半年来对我行动的实际限制而言，也超出了这一规定的范围。

比如规定不去沿海地区，为什么今年初我去广西时，只准在南宁一地，不准到其他地方去？又如，规定在北京不到繁华人多的地方去，为什么我去养蜂夹道打台球也要限制时间呢？难道老干部俱乐部也属于繁华地区？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当然，这封信发出后没有下文，一概不予理睬。

这里还要说一下，他们对这类事总是非常紧张。

派孟宪中来宣布六条规定，我要求看一下文字的东西，他说只能向你宣读，文字规定不能给你。

我要秘书记一下，他不好说不让记。

记录写出来后请他看一下，他说他不看，你怎么记是你们的事情，我不看。

总之怕将来万一曝了光，泄露出去，他就会说这不是他们的事情。

所谓防止出乱子，防止后遗症。

这很不正常。

他们说在家可以会客，除了记者和外国人。

但实际上凡事先没有联系的来人，一概不让进，也不向我通报，统统让人家走人，所以什么人来过，我根本不知道。

有些人是我知道告诉他们的，但要经过同意，要看身份证，要登记，尽量加以限制。

我这里本来就是多是多非的地方，加之要有那么多手续，有些人嫌麻烦也就不来了。

所以我这里是门庭冷落。

到外地更没有人找我。

除管接待工作的人和省市主要领导以外，都严格保密、封锁，不让人知道。

比如广西我有个老熟人贺亦然【96】同志，大概是政协主席，要见见面，但不让见。

又如安徽有个老朋友刘正文【97】，现在去世了。

我到合肥他第一次打电话要求见我，回答说我到外地去了，第二次打电话，又说我已走了。

总之怕我见人。

有次到四川，有些市、县的同志知道了，要来看我，此事反映到中央，中央批评四川，为什么不好好保密，那么多人去找赵？这些年除1997、1998年冬春外每年冬天都外出。

为了去广东，我大约写了七封信给江总书记和政治局，但从无下文。

他们不回信，只是叫办公厅告诉我不要去广东，可以到其他地方去。

1993年1月去广西南宁，回来时路过长沙；1994年去贵州，后来到四川成都住了一个时期；1993年到黑龙江呆了一段；1994年去长春、哈滨；1995年到江西、安徽；1996年去了江苏无锡、镇江；1997年去了杭州，后来又到四川；1997年冬、1998年春没有外出，呆在北京；1999年先到杭州，后到烟台；今年即2000年1月，先到桂林，后来又到了四川。

外出活动范围在逐步扩大，除了每年要求去广东、海南未获得同意外，1995年要求去无锡、苏州也不同意。

1999年冬、2000年春我本来要求去广东、海南、福建，都不允许去，于是去了广西，回来时又到四川。

所以我想，他们说不要去沿海地区，实际上是为广东作陪衬，只说不许去广东，那不是太突出了吗？烟台、杭州不也是沿海吗？但可以去，就是不让去广东。

为什么怕我去广东，我也不知道。

1995年春天【98】，陈云同志去世，我当时在北京。

听到这一消息我很悲痛。

尽管在改革开放方面他的一些主张我并不赞成，但我觉得他在很多方面是值得人们尊敬的。

当时我很想到陈家去吊唁，表示我的心情。

当我向中办提出来，不久中办答复说不方便去，结果没有去成。

事后得知在我提出这个要求后，中办曾与陈云同志家属联系，想借家属的意见阻止我去。

但家属表示同意，中办没办法，只好直接告诉说不方便。

这些事情他们总是不允许，又不愿意让外界知道对我的限制。

邓老同志逝世的时候【99】，我在杭州休息。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悲痛，立即打了个电话给中办同时让他们转告中央领导人，一是表示我的哀悼，二是要求立即回北京参加吊唁。

中央很快答复我，说现在不搞什么遗体告别仪式，要我不要回北京。

1997年5月份，我从成都回北京的路上听到彭真同志逝世【100】。

一回到北京，我就给彭真家里打电话，说要去吊唁，我又给警卫局打电话，说要去彭真家。

中办知道后，立即派孟宪中到我家，劝阻我去彭真家吊唁。

盂说：彭真家里没有设灵堂，又说了要顾全大局，注意影响。

我对孟当面撒谎的做法非常生气，当时发生了争吵。

老同志去世了，去悼念一下，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什么可怕的呢？现在谈一下我给党的十五大【101】写信的问题。

1997年9月12日，我把给十五大的信，通过中办秘书局转给九个人，请他们转给大会。

除七个常委【102】外，一个是杨尚昆，一个是万里，因为他们是当事人。

这封信是通过中办秘书局转送的。

事后得知，至少九个人中有两位没有收到，一是杨尚昆，一是万里。

至于七个常委我想可能是收到了，我是请他们转交大会的，结果完全被封杀了。

现在，我把信的内容说一下，因为外面有些传闻，说我写了这个写了那个，有的还并不确实。

原信如下：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们：这次召开的十五大，是我们党在二十世纪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

再过两年多时间，就将进入二十一世纪。

值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请允许我向大会提出一个对**重新评价的问题，请予以审议。

令举世震惊的**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两个问题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回答。

第一，那次**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是没有根据的。

既然不是**，就不应该?取武装镇压的手段去解决。

当时的武装镇压虽然迅速地平息了事态，但不能不说人民也好，军队也好，党和政府也好，我们的国家也好，都为当时的那种决策和行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党群关系、台海两岸关系以及我国的对外关系中继续存在。

由于这一事件的影响，还使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以至在我国经济上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出现种种社会弊端迅速滋长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惩而不止、愈演愈烈的严重情况。

第二，对那次**当时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既可以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态呢？我当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为了争取这样的结局。

我现在仍然认为?取这种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态的，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流血冲突。

大家知道，当时学生中的多数是要求惩治**和促进政治改革的，并不是要推翻**，颠覆共和国。

如果我们不把学生的行动视为**反社会主义，而接受他们的合理要求，?取耐心的协商、对话、疏导，事态是可以平息下去的。

这样就不仅能够避免流血冲突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而且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的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

对于**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

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淡忘掉的。

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

现在全国形势尚属稳定，思稳怕乱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人们当年那种激动情绪也逐渐趋于平静。

我们党如果能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提出重新评价**问题，并主持进行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来自不同方面极端情绪的干扰，而把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进程引向理性、宽容、和解以及严格遵照解次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样就既可以使历史难题得到化解，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争取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

希望我们党审时度势，早作抉择。

以上建议，供大会审议。

**1997年9月12日我这封信没有对外散发，也没有通过什么人外传。

但境外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封信，这下子就惹了乱子。

很快孟宪中就来找我，说全国形势大好，要我不要影响大好形势，要我遵守党的纪律，意思是说我不遵守纪律。

我当即问他们，我是**员，《党章》明确规定，党员有权利向党代表大会提出自己的建议。

他们说，六四已经有了结论了。

我说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要不要重新评价六四，代表大会是有权作出决定的，即使过去作了结论，也可以重新评价，当然也可以重新肯定。

这是代表大会的权力。

党的任何决定都可以在代表大会上讨论。

他们说，写信不应该扩散。

我说，我就是写给九个人，而且是经过秘书局转的，我倒要问，我请转的信搞到哪里去了？谈话当然很不愉快。

正在这时，雍文涛【103】同志逝世了。

我们是老战友，曾在广东一起工作，我要去吊唁。

以往除中央领导人外，部长一级的人去世了，我还可以去吊唁。

但这次他们说，因我不遵守党纪所以不让我外出。

接着完全不准外人进来，不能会客，甚至比审查期间还严。

广东一个老太太原本是我们家的保姆，现在年纪很老了，千里迢迢从广东来看我，被挡在门外几个小时。

甚至连我老伴上街买点东西回来，门口警卫部队也要检查她的小包。

这就显然不是值勤部队的事，至少是中办的规定。

于是我就给中办写了封信。

内容如下：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你们好。

最近中办警卫局通知这里的执勤部队，禁止我会客、外出和打球，连参加一位去世同志的吊唁活动也被禁止，甚至远道而来探亲的亲戚，也被阻于门外。

而这些连十四大后制定的限制我活动的六条规定也是允许的。

这就是说，对我实行了五年的半软禁，又升为完全的软禁了。

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显然，这一决定不是出于警卫局和执勤部队，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原来的规定己作废，有了新的规定？却至今没有向我宣布。

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我软禁起来，不能不说它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

我作为一个**员即使违反了党的纪律（何况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党组织可以根据《党章》的有关规定，给我党纪处分，甚至开除出党，但无权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剥夺我的公民权利。

《党章》明文规定，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违反这些规定的组织或个人，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追究。

我作为一个公民，即使犯了刑律（也是根本没有的事），要依照法律程序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时，也只有国家的执法部门才有这种权利。

这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

中办系统虽然是中央的极端重要的工作部门，但它不是国家的执法机构，无权实施国家司法部门的权力。

过去我们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年代，上迷这样不**制的事曾屡见不鲜，也成了一些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习惯。

但那样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强调法制建设，尤其是刚刚开过十五大，就更不允许再发生上述这些事了。

江总书记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104】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依法治国，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越超法律的特权，一切政府机构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

我认为江总书记总书记这些话是认真的，是要切实执行的，不是讲给人听的。

请问，我作为一个公民，你们随便不准我外出、会客，剥夺我应有的权利，这样做符合依法办事的原则吗？你们不正是把自己摆在拥有超越法律特权的地位吗？中办是党中央办事机构，就在中央领导人的身边，难道不应该用十五大宣布建设法治国家的各项原则，同自己的行为对照一下吗？当然，这封信也没有什么结果。

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答复，所以接着我给中央常委，即十五大新当选的七位常委【105】，每人一封信。

过去写信给常委，我猜测只是一、二个人看到，其他人看不到，所以这次我给常委每人一封。

信的内容如下：（各位常委的名字）：你们好！我在9月12日曾给党的十五大写了一封信，建议重新评价六四问题，此信想你们已经看到。

自从信发出以后，我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

对于这一严重违法行为的发生，我曾写信给中央办公厅要求解决，但一直到现在对我的软禁仍在继续。

因此我不得不直接向你们反映。

我作为一个党员，就某个问题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建议，是正常行使党员权利，这是《党章》明文规定了的。

不管我的建议是正确还是错误，不管党的代表大会同意审议还是不同意审议，我都既不违反《党章》也不违反国家法律。

而现在对我实行软禁，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就是已经把我作为触犯了国家法律的人来对待了。

但我不知道我究竟触犯了什么法律？也不知道是由国家哪一个执法部门经过何种法律程序，对我行使实施软禁的权利的？这样不明不白地随意对一个人实行软禁，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利，难道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了特殊时期那个年代，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剥夺人身自由，实行软禁的事也很少有过。

就在1962年**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时，对彭老总【106】的万言书虽然非常愤怒，也并未剥夺他的人身自由，以后还分配他去了三线建设指挥部工作。

而在我们党早已深刻总结了过去左的沉痛教训以后，十多年来一直强调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总书记总书记刚刚在党的十五大向国内外郑重宣布我党要坚持以法治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在中央身边竟然发生了如此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自从1989年6月以来，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但更为严重的伤害还在对我们党和党中央的形象上，人们不会不把我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拿来同十五大宣布的依法治国的原则相对照。

从而对新宣布的重大原则的可信性，作出自己的判断。

而且我们的后人，将来评论觉的这段历史时，也次不会把一个因保留不同意见的党员竟然遭到长期被软禁和剥夺公民权利这件事，看作是它的光彩的一页！我希望我的这封信，能引起总书记和常委同志的重视和关注。

我希望发生在中央身边的这种有恃无恐的违法乱纪行为，能够早日制止。

我希望能够早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的情境中度过余年。

请示覆。

此致，敬礼！**这封信发出后，像以前一样仍然没有回音。

后来中办党委把我的秘书找去，对他说信已收到。

第一，这不是软禁（他们很怕讲这是软禁）；第二，是由我引起的，大概是指我给十五大的信传到了境外。

就这么一个答复，就算是对我的两封信的答复。

事实是一直把我关在家里。

过了一段时间，直到大约是江总书记去美国访问之前，对我这里仍然没有任何松动的表示。

奇怪的是有一天，中南海保健处负责我医疗的医生到我家，毫无来由地突然对我说，你这样老困在家里不好。

我笑笑说，不困又有什么办法？他说要不要我们向中办写个信反映你的问题，出去打打球？我说现在连会客都不允许，还谈得上出去打球？他说我们可以给你打报告。

这是中南海保健处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不符合保健处的传统、习惯、规矩，他们从来不能干预这些事，这个医生以前也从来没有建议过这样的事。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江总书记要到美国去，人家如果问起赵的事，他就可以说，赵没有被软禁，最近不是还打球吗？想到这，原来如此！我就说，你们不要管这件事，而且我现在也没有兴趣去打球。

医生为什么要管这事？肯定是中办授命。

接着中办党委又找我的秘书说，打球可以了，冬天去外地也可以，上次雍文涛追悼会未让去，以后这类追悼会还可以去，但会客却没有提。

这样很明确，不放松，不准会客，不准外出，但是为了搞点消息出去，让我打球、参加追悼会。

我觉得这些做法实在叫人哭笑不得。

干脆，我拒绝打球，绝不外出，也不参加追悼会，就在家里呆着不动。

所以1997年冬天我没有出去，在北京呆了一冬。

虽然北京冬天干燥多灰，对我的呼吸道疾病很不好，咳嗽很多，但我没有出去。

这些插曲说起来也没多大意思，但从这些事情看到他们的一种心态，既想用各种办法限制我，又怕曝光给国外的媒体知道。

一方面不顾法制，不讲道理，限制你的活动；另一方面又怕外国人知道，怕曝光。

从1997年10月到1999年12月，不仅原来限制我的六条未废除，又增加了更严格的限制，不准会客、外出，时间二年多。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略微有了松动。

亲戚可以来了，一些基层的同志、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也可以来了。

但是，退下来但曾负过责任的同志，比如当过部长的，甚至副部长的同志不能来。

当然他们没有明确说过。

去年下半年我请赵健民【107】同志来，中办马上回答说，赵健民不能来！又一次我想找萧洪达【108】同志来，中办又通知说，萧洪达不能来！直到1999年12月，我原来的秘书杨文超同志到年岁要退休了，为了派一个新秘书，中办党委来了两位同志谈这件事。

我趁此机会提出两个意见：一是冬天要外出，希望到广东、福建、海南休息；二是软禁了十年，特别是十五大以后完全软禁两年多了，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通过秘书告诉我：福建、广东、海南不要去，其他地方可以去，口气松了些；在家会客一般可以来，象过去一样，根据情况，有的不好来，有的能来。

于是我立即告诉赵健民同志，赵部长来了，他们没有阻挡，同意了。

赵坐了一会，随后萧洪达、杜导正【109】、姚锡华【110】同志也来了。

这样大体上又回到以前的六条规定上来了。

=*=*=*=【93】彭定康（1944－）：ChristopherPatten，英国政治家。

1992－1997年是英国第28任即最后一任香港总督。

2000年至2004年出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

【94】1989年的**对香港的影响极其深远。

当年曾发生过超过一百万香港市民参加的声援北京学生的运动。

1989年以后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年年有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

广东省毗邻香港，因此惧怕任何有关**的海外报道是有可能的。

另外，**曾长期任广东省委书记，也不能排除不允许去广东是为了避免像四川那样发生旧部纷纷探望的现象。

【95】养蜂夹道老干部俱乐部位于北京西城区文津街一号。

【96】贺亦然（1918－）河北满城人。

1979－1983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97】刘正文（1912－）曾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安徽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98】原文为：1995年秋天，作者口误或记忆有误。

陈云去世的时间是1995年4月10日。

【99】邓老逝世的时间是1997年2月19日。

【100】彭真逝世的时间是1997年4月26日。

【101】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老死后七个月，中国**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标志着后邓时代的开始。

【102】**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是：江总书记、李鹏、乔石、**、**、刘华清以及**。

【103】雍文涛（1912－1999）：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林业部长。

【104】十五大政治报告：江总书记作了题为《高举邓老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

【105】**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为：江总书记、李鹏、**、**、**、**、**。

【106】彭德怀（1898－1978）：湖南湘潭人。

元帅。

**建国后长期担任国防部长。

1959的年在庐山会议上，向**直言，批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的问题，指出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

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和里通外国，**由此萌发七年后开展特殊时期的决心。

彭德怀一案是**党史上著名的冤案。

【107】赵健民（1912－）：曾任山东省省长、**山东省委监委书记；云南省政协副主席；1982－1992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08】萧洪达（1918－2005）：广东潮阳人。

曾任**办公厅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109】杜导正（1923－）：山西省人。

原《光明日报》总纶辑、1987－1989年任新闻出版署署长。

后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110】姚锡华（1929－2009）：江苏省南京市人。

曾任广东省高教委员会党委书记、国防科委政治部秘书长。

1987－1989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十三大代表。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十－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邓老和陈云的不同主张－现在谈谈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是有两种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说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以邓老为代表，一种以陈云为代表。

以邓老为代表的主要主张，是加快经济的发展，注重速度，强调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改革。

以陈云为代表的主张，基本上坚持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坚持计划经济，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或保留的态度。

十多年来，几经反复曲折，邓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我和耀邦基本上是站在邓老一边的。

**是完全站在陈云一边的，甚至比陈云更偏执、更顽固。

我觉得他和陈云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陈云主要是观点、认识不同，而**还夹杂着一些个人得失的考虑。

因为特殊时期期间，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

还有长期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111】，主要是他们两个人主持的。

包括粉碎四人帮【112】以后那两年搞了一些大干快上，造成经济上的失衡，不自量力地引进许多大的项目，即被称之为洋跃进的那些事，也是在他和余秋里主持下搞的。

以后搞改革开放，**似乎觉得自己过去的工作被否定了，常常流露出这样一种不满情绪：什么都是现在对，过去都错了？等等。

当然，从观点上说，他接近陈云，他所以那样固执，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情绪，后来一直对改革开放不满，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经常对改革开放发牢骚。

支持陈云观点的还有姚依林，他后来接替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在国务院是主持全面经济工作的副总理。

我对邓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完全支持的，可以说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

但对邓过于强调速度，我也有所保留。

我不大赞成过于强调速度，当然如果各方面搞得好，经济搞得顺，速度加快了，那当然是件好事，不会有人反对。

但鉴于多年来我们追求产值的毛病，过分强调速度，很容易造成下面盲目追求高指标，不讲经济效益只讲速度，而我们旧的经济体制也很容易搞成这样。

虽然我提出的指标低了些，强调经济效益，邓也知道我的这一看法，双方没有形成明显的分歧，彼此能够理解。

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我与耀邦基本主张相同，都有热情，但在具体步骤、方法上也常有些不同看法，尤其在速度问题上，耀邦比邓更厉害。

邓只是一种想法，希望搞得快些，而耀邦却到处鼓吹，要求提前翻番【113】。

因为我主持全面经济工作，所以有时我们两人的分歧比较明显。

对陈云同志，我调中央工作的头几年对他很尊重。

我觉得在老一代领导人中，陈云对经济工作有深刻的研究，有自己的真知灼见。

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得很成功，当然那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

1957年以后，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赞成**大跃进【114】那一套搞法。

当时全党头脑都发热，他老人家坚持自己的观点很不容易。

而且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是他最先提出既要搞大计划，又要允许小自由，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尽量把经济搞活一点。

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全党都是一个调子，要计划占领全部阵地。

还有1962年，在经济困难时期，他出来收拾局面，搞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挽救措施，包括高价糖果，从国外进口黄豆救治国内水肿病等等，很快使形势好转。

当然那时还有少奇【115】同志、周总理【116】，但是很多措施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陈云首先提出进口一些粮食以保国内的经济作物。

因为那时国内经济经过特殊时期的折腾，许多东西都要进口，粮、油、棉都要进口。

总之，他是有真知灼见的。

我到北京后，对他不赞成片面强调速度，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我也是同意的，这和我的想法相同。

同时，他对我提出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打破大锅饭，扩大企业自主权，他也表示支持。

因此，开始几年双方处得不错。

而且我还可以在邓、陈之间起一点沟通和中和作用。

因为我主管经济工作，我听听邓的意见，又听听陈云的意见，然后提出我的见解，这些见解当然主要是根据邓的，但也照顾到陈云的一些意见，结果他们两个人都同意。

问题是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时，陈云的思想仍然原封不动。

在五十、六十年代，陈云的经济思想在我们党内算是很开明的，但是现在还是大计划、小自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那一套，因此他和整个改革开放的思路和形势，越来越不合拍了。

于是我们之间距离也就越来越远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111】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

1964－1980年任国家计委革委会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7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1987年任总政治部主任。

【112】四人帮指特殊时期期间**党内最忠实地贯彻**政治主张的势力。

其成员为**、**、姚文元和王洪文。

其中**为**之妻，其他三人均由**亲自委以重任。

**死后，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通过中央警卫部队逮捕了四人帮及其支持者。

1981年，在实际最高领导人邓老的领导下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特殊时期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四人帮）和**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跋重灾难的内乱。

这一论断为**开脱了亲手发动以至始终领导特殊时期的责任，使四人帮成为**的替罪羊。

【113】翻番就是倍增。

邓老在1979年底提出，到2000年底，人均国民收入要实现翻两番，就是要增加为四倍。

提前翻番就是要提前达到这个目标。

【114】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受到**赏识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批判右倾保守，主张生产战贱上大的跃进。

把大跃进作力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迫使各行业纷纷制定不现实的增长指标，普遍虚报各种产量特别是根食产量，直接导致把农民的口粮作为余粮的大规模的掠夺式的征购。

1959－1961三年饿死的人数（主要是农民）历来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

一般估计，当在3000万－4000万人之间。

大跃进成为**时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走向大灾难的里程碑。

【115】**（1898－1969）：湖南宇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特殊时期前是国家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拥戴**，而成为毛指定的接班人。

五十年代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持不同意见，**因此发动特殊时期，把他迫害致死。

1980年后获平反并恢复名誉。

【116】周恩来（1989－1976）：江苏淮安人。

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为国务院（1954年以前称为政务院）总理。

特殊时期前他倾向于温和政策，特殊时期后尽力紧跟**，但由于三十年代的个人恩怨，毛对他并不信任。

毛临死前发动的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批周恩来。

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引发了四五事件。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十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1981年进一步调整经济－第二个问题，1981年全国进一步经济调整问题。

1979、1980年为了纠正当时经济上的失衡，已经进行了调整，这是在陈云同志主持下进行的。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财经委员会【117】，小平同志力主陈云主持，那时我尚未来北京【118】，后来我主持时改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19】。

那两年的调整，主要是纠正**、余秋里他们主持那一段发生的问题。

这次调整，余秋里、康世恩【120】他们很不以为然，比较反对。

后来把余秋里调离计委，由姚依林接替，与此有关。

在1979和1980两年调整后，1981年又提出要进一步调整，这是我担任国务院领导人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大事情。

本来在1980年5、6月间，在讨论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曾提出过一个十年倍增的设想，也就说，1980到1985年期间，每年递增5%－6%；前一个五年计划慢一点，后一个五年计划快一点，总之十年增一倍、翻一番。

但在计委具体研究1981年年度计划的时候，发现1979、1980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100亿元以上，1981年仍将有很高的赤字。

同时，这两年物价已在上涨，群众反映不少。

陈云知道这些情况后，他提出必须做到1981年财政平衡、信贷平衡，他提得很尖锐，说宁可不要速度，也要做到财政平衡。

他主要怕年年财政赤字，引起通货膨胀。

**甚至提出不仅要财政平衡，而且要有节余。

他们两位过去历来主管经济工作，按他们的意见重新研究1981年经济计划时，就必须对1981年的经济进一步调整，也就是说，要大大压缩基建规模和大中型建设目，降低发展速度。

计委根据这个精神拟订调整后的经济计划，提交1980年11月28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经过小平、陈云、**同意后，于12月26日召开了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向全国作了部署。

由于那几年农业连续丰收，市场也比较繁荣，经过城市和农村的改革，群众生活有了提高，形势很不错，各地的同志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这么大的调整。

因为有些项目已经与国外签订合同，如果要压缩，就要修改合同，有些项目的设备已经运来，如果压缩那就要封存。

所以那段时间，国际上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中国形势不妙，但也有赞扬的。

我看到的材料，只有日本认为调整有必要，才能使经济走上轨道。

这次大调整是陈云、**提出的，邓老虽然在常委会上表示同意，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话，但实际上这个做法并不符合他的意愿，尤其是从国外引进的大型项目下马、设备被封存起来，他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的。

他在会议上同意陈云、**的意见，只是对陈云投了一张信任票而已。

直到这个时候，据我看邓老仍然把陈云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决策者。

他认为在经济问题上，陈云看得比较深，比他要高明，几十年来已证明了。

邓也说过这样的话，即使他不以为然，还是投了陈云一票。

耀邦在那次会议上没有讲话。

据我观察，他是不大赞成的，但也不便于反对。

因为两位老人提出来，另一位老人也同意了。

但是事情过去了一年，1982年春天耀邦在外地考察工作时说，1981年经济调整搞了个小马鞍形【121】。

后来这句话传到陈云耳朵里，他当然很不高兴。

我当时虽然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因为刚到中央不久，对全国经济情况不太熟悉，我思想上比较信任陈云，所以虽然他的意见和我原来十年倍增的想法不一致，我还是同意了陈云的意见。

从结果来看，这次的调整是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

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我们整个经济处于还账阶段。

多年来，不仅特殊时期中，包括特殊时期前，我们在城市建设、农业、人民生活等方面欠下了许多帐。

要把经济大体理顺，就必须还账，必须补课。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把建设的摊子铺得很大。

比如说，当时为了恢复农业的活力，恢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出了要给农民休养生息的机会。

这就不能不对多年来存在严重的剪刀差【122】问题加以调整、解决，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这个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定下来的。

当时我还在四川，但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时，我也参与了意见。

当时农副产品的价格必须提高，否则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这是第一。

第二，那时虽然还不能取消，但要减少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123】的数量，尤其是重点产粮区、商品粮区，多年来派购征购压得很重，农民喘不过气来。

要实行计划外加价收购的政策。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两条非常重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农业的复苏，从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1984年，连续几年农业丰收，农村欣欣向荣，首要的当然是解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124】的问题。

农民有了土地，实行了包产到户【125】，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多年来，农民为生产队打工的状况改变了，农民开始为自己种田。

但是我要说，农村那几年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活力，简直像是变魔术似的，谁也没有想到。

多年来大家感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几年时间就转过来了，过去粮食那么紧张，到了1984年竟然发生了农民有粮卖不出去的问题，国家收购的粮食，压在仓库里很多。

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除包产到户，另外两条关系极大：一条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开始在农产品里感到减少了剪刀差，农民种地有利可图；另一条就是减少了统购、派购的数量，不从农民嘴里夺粮。

过去多少年来农民吃不饱肚子，每年粮食一收下来，就交公粮、余粮【126】，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多年。

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决定每年要进口粮食。

陈云同志原来说进口粮食以保经济作物，实际上进口粮食解决了城市粮食供应，减少了对农村的购粮。

那时每年进口粮食数量很大，我记不很清楚了，大约是1000万吨到2000万吨。

这边进口粮食保证城市供应，那边不从农民口里夺粮，重点产粮区又可以拿多余粮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使之有利可图。

这样三条一配套，农村一下子就搞活了。

实行这三条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但城市粮食的销售价格却不能马上提高，因为那时居民的购买力有限，城市粮价不能轻易动，这就增加了财政上对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

同时进口粮食要用外汇，也就影响了进口设备。

另方面多年来城市居民住房非常困难，不能不增加城市住宅建设面积。

同时工厂扩大自主权，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和奖金，这些都需要开支，所有这些都属于还账性质。

没有那几年的还账，不可能有以后那么好的形势，缓不过劲来。

所以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逐年下降，而财政开支逐年扩大，这就出现了赤字。

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正常的，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直到1984年，我才提出今后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减少财政赤字，只能暂时压缩经济建设的规模，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别无他途。

我认为，制定1981年计划发现这些问题后，提出调整是必要的，我现在仍然是这个看法。

如果那时不顾这些情况，认为政治形势比较好，粉碎了四人帮，开了三中全会，大家欢欣鼓舞，于是就搞大干快上，那就很容易或者很快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又回过头来压得工人、农民喘不过气来。

从整个形势看，虽然经过1979、1980年调整，1981年再缓冲，实行进一步调整很有必要。

从结果来看，1981年的调整结果和过去的几次调整结果不同，不仅农业继续丰收，市场继续繁荣，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出现负增长，全年也增长了4%左右。

特别要指出的是，1981年随着调整的发展，增长的幅度越来越高，第一季度比较低，第二季度就好一些，第三季度就高一些，第四季度明显加快了。

这说明调整很好，国民经济回升了。

这次调整有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压缩基建规模，压缩重工业、钢铁和机械加工的同时，大力发展轻纺日用消费品工业，并结合着城市放宽就业政策，允许、鼓励个体户经营，大量发展多种服务行业，因而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了一定的速度，市场继续繁荣，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下降，而且继续提高，没有进一步造成失业，就业的范围也宽了。

最后做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人民比较满意。

当然从事后来看，不是没有缺点，除了计委历来在压缩基建的时候，常常采取一刀切、剃平头【127】的做法没有完全纠正。

我也感到，在压缩基建规模开始的时候也很难不一刀切，就是发指标要各地方压多少，当时还是那种旧体制，不这样做也不行。

但为了挽救、照顾那些实在不该压的项目，我叫计委留下一部分机动费用，以备拾遗补缺。

在普遍压了指标以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压了实在可借，或者继续搞极为有利的再恢复一点，当然数量不能多，不能大，以减少一刀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样做虽然好些，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事后来看，这次调整搞得狠了一些，如果能注意一下适度会更好些。

主要是对已经引进来了的成套设备，有些项目，或者是其中某些设备，确是国内所急需，安装起来周期不长，很快就能发挥效益，这些就应该照顾。

因为这些设备已经进来了，已经付了款，安装起来国内配套资金不需要很多，而且封存也需要经费。

如果能安装就安装，这是合算的。

如成套引进的电站设备、化肥、石油化工设备，还有宝钢的炼铁高炉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有的项目过了一年又上马了，但不仅时间拖长，花费也增加不少，而有的几年以后才恢复。

当时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大部分采取缓建、封存办法，主要是国内没有配套资金。

因为要压缩赤字，搞财政平衡。

看来是机械了一点。

比如说，即使搞的结果没有完全做到消灭赤字，还有部分赤字，而这些赤字用在合算的项目上，一两年、两三年就回收过来了，也是可以的。

再说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多借点外资也是可以解决的。

当时陈云他们态度比较坚决，顾虑比较多，他根据1961年1962年经济调整的经验，怕摊子铺得大了、多了，就坚决地压缩。

我们当时有些事也看不清楚，缺少经验。

=*=*=*=【117】正式的名称是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于1979年3月。

1980年撤销后，由以**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取代。

【118】指**1978年2月尚在四川袒任省委第一卡记，尚未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总理）之前。

【119】1980年3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取代了1979年3月14日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央实际领导经济工作的机构。

**任组长，成员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

1987年10月**十三大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组长）、李鹏、姚依林、田纪云、张劲夫、杜润生、安志文，秘书长张劲夫，顾问吕东、杜星垣、李东冶、周健南。

【120】康世恩（1915－1995）：河北杯安人。

1975年任石油和化学工业部部长，1978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

【121】马鞍形，本义指下降以后又上升。

但在中国当代政治词汇中，马鞍形是个贬义词，意即经济建设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1958年，**用马鞍形一词来打击坚持计划指标文须切合实际的周恩来和陈云。

【122】剪刀差主要是苏联式经济发展模式中从农村转移财富用以秋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手段。

在中国，政府从农村以统购统销的价格（低价）购入农产品，然后将工业产品以国家规定的价格（高价）销到农村，其结果，就是制造了剪刀差。

剪刀差是政府对农村歧视政策的结果，也是中国城乡差别的根源之一。

【123】统购和派购都是国家以低价收购农产品的指令性计划指针。

统购是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这三种最重要的农产品而言；派购是对生褚、烤姻、黄麻等次重要的产品而言。

【124】但实际上，耕者有其田的同题直到今天并没有解决。

耕者有其田的本意是土地农户私有，是对中国农民具有极大号召力的政策。

一般认为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1924年首先提出的土地政策，国共双方都曾经表示过赞成。

中国政协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曾提倡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也是国民党政府后来在台湾所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之一。

在中国大陆，不久被**的人民公社化所取代。

【125】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

搞了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就名存实亡了。

因为根据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必须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劳动，集体分配。

而包产到户则是以农户为单位劳动，以农户为单位收获。

本来，分田单干是更明确的名词，但在当时普遍保留人民公社的名词尚未取消的情况下，包产到户是更容易被党的领导层接受的一种说法。

必须指出，包产到户并没有恢复到土地私有制，没有破除中国土地的全面公有制（所谓国有制和集休所有制）。

【126】公粮是指农民铃须以粮食作为向国家无偿上交的农业税。

这就迫使农民，除经政府特殊批准者外，非以相当数额的土地投入粮食作物不可，不管自己的土地是否更适合于种植其他作物。

余粮，是指农民当年收获的粮食，在无偿缴纳农业税后，凡属超出家人口粮的部分，一律铃须以低价卖给国家。

必须指出，第一，农民的口粮标准由政府核定，实际上往往是免于饿死的最低标准；第二，在不存在粮食市场的大前提下，农民只能把仅有的粮食全部以低价卖给国家，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127】所谓一刀切、剃平头，就是在压缩指标时，把压缩的任务按照同样的比例，分配给各地区各行业，大家按照同祥的比例压缩。

这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期间每逢需要减速（或加速）时，编制计划确定指标的基本方法。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十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开始对外开放－第三个问题，关于对外开放的问题。

在开放的问题上，陈云顾虑比较多，他同邓老的分歧也比较明显。

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问题。

这一点我下面再讲，先讲开放问题。

因为把计划经济改为搞市场经济当时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

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权力，简政放权，农村包产到户，陈云并不明显地反对。

但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顾虑比较多。

首先是关于特区的问题。

特区是邓老主张的，首先批准了广东深圳、珠海，福建厦门，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地方。

对特区陈云一直是有保留的。

他从来没有到特区去过。

有人告诉我，他曾派人到特区去过，派的人开始回来反映消极的东西多一些，后来好象好一点。

但我总的感觉，他对特区始终持怀疑和保留的态度。

特区开办不久，陈云在1981年12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农业问题的），以及那年春节计委领导给他拜年时他的谈话中，都强调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并说特区不能再扩大，要充分看到特区所产生的负作用。

本来沿海地区特区是可以多搞一点儿，如上海、江浙等地，特区是可以搞一些的。

但陈云特别强调江浙地区，包括上海，不能搞特区。

陈云说那里是投机分子活动有名的地方，集中的地方，他们搞投机熟门熟路，一遇时机就会纷纷出笼。

邓力群【128】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还搞了一些材料，论证我们现在搞特区会沦为过去的租界【129】。

一时间，这种议论就传开了。

这是在陈云、邓力群他们思想影响下出现的。

关于利用外资问题，陈云与小平看法完全不一样。

小平主张大量利用外资。

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利用外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

当然，他是管人事的，具体怎么用，他也管得不多。

总之他只要听说国际上优惠贷款也好，不是优惠贷款也好，或者搞合资企业也好，他都非常支持。

但陈云对利用外资就很谨慎。

上海大众汽车合资企业的事，在他那里压了很久才同意搞。

陈云对利用外资是有看法的，他认为利用外国资本不可能解决我国的建设问题。

他经常说，外国资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超额利润，也就是说，你利用外资是不可能有便宜占的。

他经常敲打当时主管外经工作的谷牧【130】，要提高警惕。

他说，利用外国投资，政府优惠贷款很少，大量是设备贷款【131】，而设备贷款表面上优惠，实际上他是为了出口产品，所谓的优惠已加到产品里面去了。

而且设备贷款只能买他的产品，不能自由使用，自由使用就要用自由外汇，自由外汇利息非常高，用不起。

他对搞合资企业，态度也比较消极。

我觉得陈云思想上还是停留在列宁《帝国主义论》【132】对资本输出的论述上。

改革开放以后，他还重新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有一次他专门对我讲，列宁总结的帝国主义那几个特点至今没有改变。

现在还是那个时代。

在这里我讲一件事。

1982年1月在沿海地区开展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

这件事影响很大，是1982年1月以中央名义发出的紧急通知提出的。

那时我不在北京，我是在浙江看到这个通知的。

事后我知道，起因是中纪委一份反映广东走私贩私活动的材料，陈云在这个材料上作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批示，指出要雷厉风行地给予打击。

陈云批示后，耀邦主持书记处开会讨论后发出了这个紧急通知。

3月我已经回到北京了，中央专门召开了一个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并且以中央名义把座谈会纪要发到全国，要各地按此精神办理。

4月份**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地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中心任务。

1981年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

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这项活动，使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受到很大的伤害。

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这么一搞，经济领域的走私、投机、受贿、盗窃国家财物等现象肯定会发生，也应该给予打击。

但应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但当时把问题看重了，性质上也定得不当。

当时把经济上放宽搞活后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133】，提高到是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甚至还提出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用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对我们进行破坏、腐蚀的反映。

还说，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国内影响增多，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同时提出，今后必须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斗争，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保持**的纯洁性。

这样一来，就不仅是打击经济犯罪的问题，而是提高到意识形态上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进攻，提高到严重阶级斗争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而真正在经济领域明确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这一次开展的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运动。

不叫运动叫活动也可以，反正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就这么一次。

问题是这种提法和这种搞法，势必涉及到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问题。

对广东等沿海地区发生的走私之所以作出如此过度的反应，这与陈云对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直抱有保留和怀疑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项极危险的政策，特别是开放、搞活。

这次提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便宣布经济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特区了。

还宣布要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管理。

除国家规定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以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

这样就把原来在改革开放中，在建立特区时已经下放给特区的一些权力取消了。

并且还规定要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减少议价部分的比重。

还提出把沿海工人的奖金控制在略高于内地的水平。

这样一来，打击沿海地区的经济犯罪活动，变成在经济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必使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些搞法被否定了，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了回来。

允许广东、福建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也就没剩下什么了。

发生这种情况，起因当然是中纪委的材料，但是没有陈云的批示不可能搞出这么个东西。

胡乔木【134】在其中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邓老大概对这件事没有感到它的严重性，因为他一贯主张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

这场斗争对整个改革开放会带来什么严重影响，他没有觉察。

至于耀邦和我，这次完全处在被动状态。

虽然中央的紧急通知是耀邦主持的书记处会议通过发出的，实际上是奉命行事。

接着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虽然是我们两人主持的，并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我们处在很为难的状况。

当时两省的同志表示顾虑很大，认为这么一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很难搞了。

我们两人一方面向他们做工作，要他们接受中央通知的精神，另方面又要劝说陈云尽可能保护改革开放，使沿海地区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不要受大的损害。

在会议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陈云提出要调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135】的工作。

他认为像广东、福建这样一些地方，不能让任仲夷这样头脑灵活的人来干，要找很坚定的人。

用陈云的话说，应该找一个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人来担任。

这件事经耀邦和我再三争取，陈云才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再说，他一下子也找不到合适的人。

当时陈云曾提出了一个人，但这个人身体不好，只好作罢。

这一场运动实际上是针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的。

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加上中纪委领导人仍然是采取过去那一套左的办法，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打击行动出了不少问题。

有些把工作中的失误、缺点作为犯罪处理，无罪错判、轻罪重判的事不少。

本来适应改革开放的一些事，因为政策、立法没有跟上，被当作投机、贪污处理。

例如技术人员利用工余时间帮助社队民营企业工作，领取了报酬，或从事第二职业得到了收入；有些单位用自己的留成外汇与别的单位等价交换其他物资或货币（因为留成外汇价格高于银行牌价），以及采购人员和企业人员在贸易洽谈中的交际费用等等，都被看作是犯罪行为。

当时搞错了许多人，以后又不得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更严重的是，这样一来人们对改革开放发生了怀疑，不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思想引起了混乱。

1982年一个时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顾虑重重，事事观望，一些采购、推销人员几个月不外出活动。

因为中央有通知，各地纪检部门，组织人事部门，有些人本来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改革开放看不惯，这时就纷纷到工厂、企业去调查来，调查去，弄得工厂、企业苦不堪言，改革开放的许多事陷于停顿。

这就是改革开放不久开展的一场反对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一些情况。

因为后来很少谈到这件事，我在这里说一下。

=*=*=*=【128】邓力群（1915－）：湖南桂东人。

特殊时期前是《红旗》杂志副总编，1982年任中宣部部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十三大在中委选举中落选，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29】租界是指鸦片战争以后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在中国的领土上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免除中国本地法律司法权）的外国租借地。

【130】谷牧（1914－）：山东荣成人。

1975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5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79年起，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对外经济事宜。

【131】指一些外国政府专门为了扶植本国工业而提供的低息贷款，条件是铃须用于购买该国出口的设备，不得移作他用。

【132】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最后的腐朽阶段，其中一个特点是为不断重新瓜分市场而友生世界大找，因此也是革命和战争的阶段。

【133】例如，外汇的融通、物资的交换、价格的浮动，奖金的发放，科研人员到工尸兼取，状事第二职亚等等。

【134】胡乔木（1912－1992）：江苏省盐城人。

1941－1966年长期任**的秘书。

1980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7－1992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35】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县人。

1980至1985年，**中央委员，继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任期中领导了全国先行的广东省的改革开放。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十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探索经济建的新路子－第四个问题。

我在1981年11月向全国人大做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题目是《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

在报告中我提出，今后的经济建设要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围绕这个总题目，我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

这是我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就经济问题所作的第一次长篇讲话。

当时有人把它说成是我的施政纲领。

自从特殊时期结束以来，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就着重对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过去搞经济的那一套方法，表面上速度不慢，但效益极差，人民得不到实惠。

第二个就是，现有的经济摊子很大，存在极大的潜力，但原来那套办法却不能把潜力挖出来，必须另找出路，对原来那种办法进行大的改革。

这是我在四川时开始形成的概念。

在1981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我讲了这么一段话：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多个领域的经济效益是核心问题。

接着我回顾了建国以来我们经济建设的问题。

1980年同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

可见，固定资产增了那么多，而工农业总产值却没有相应增长，国民收入没有相应增长，人民消费水平增长就更少了。

这些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要低得多，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而工业资产增长却很多很多。

这说明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与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

因此我认为，我国经济的症结是经济效益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产值增长速度。

接着我在1982年天津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会议上，就着重谈了经济效益问题。

我指出，在工业生产上长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办了许多蠢事，常常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最后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

在这次会议上我讲经济效益问题，提出了一个观点，也可说是一个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前半句讲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和物资消耗尽量减少；后半句讲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关键是产品必须符合社会需要。

否则生产的越多，浪费就越大。

工厂追求产值，生产出大量无人买的东西，压在仓库，最后是报废，这样的事太多了。

如何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如何才能使工厂生产出社会需要的、适销对路的商品？这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从根本上讲，涉及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问题。

要靠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经济体制来解决，否则没有出路。

我之所以长期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兴趣，以至努力探索并致力于这项改革，就是为了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是有的放矢的。

我如果没有对中国经济弊端的认识，就不可能产生要求改革的想法。

当然如何进行改革才能根除中国经济的弊端，我开始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模糊的。

开始提出的改革办法，许多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

真正认识到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根治中国的经济弊端，经济必须市场化，必须解决产权问题，是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才逐步总结出来的。

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提出走出一条新路子，就不会有以后改革的过程，更不会有今天的认识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对于以后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

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

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

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

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

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

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

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十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第五个问题。

正是因为我到北京后强调经济效益，不大赞成过去那种追逐产值、速度的搞法，所以我和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在很大的方面就是出在这个问题上。

这种不同意见在1982年就开始了。

当时耀邦在玉泉山主持起草十二大的政治报告【136】，涉及到经济问题如何写。

起草小组的多数人开始是以我在1981年政府报告的基调来写的，但耀邦不同意这种写法，他提出了一个思路和想法。

因此政治报告有关经济这一部分就写不下去了。

后来问题反映到邓那里，邓就拍板说，经济部分基本上按政府报告的调子来写，这样耀邦也就勉强接受了。

因为我没有参加起草工作，起草中有哪些不同意见，他们没有提到常委会或书记处会上来讨论，所以耀邦究竟有哪些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不同意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调子，我也不清楚。

但从他在十二大前后的言论和行动来看，他主要不同意我重视效益，不强调产值、速度的问题。

他讲经济问题很少讲效益而十分强调增长产值和速度，常说翻番、提前翻番等。

当然，我提出的六五计划增长速度保四争五【137】是留有余地的。

我也清楚实际执行结果肯定会超过。

当时经济体制还是旧的，很容易追逐产值、轻效益。

我宁愿提得低一些，而不愿意提高一些，以免刺激下面又犯盲目追求产值的毛病。

小平同志虽然也非常重视产值指标，十分关心每年增长多少，但他对我提出的想法表示理解。

但耀邦对我的想法却不以为然。

所以十二大的报告虽然根据邓的意思基本上按政府工作报告写了，但他的想法没有改变。

十二大以后他到外地视察工作，更加强调要增加指标，要加快速度。

几乎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提出提前翻番的要求。

哪里产值定的高，他就表扬。

哪里速度慢了些，就严厉批评。

从来不讲经济效益，也不对快慢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笼统地就是鼓励快。

于是地方上就根据耀邦的指示，向计委、国务院要资金，上项目，要能源，要材料。

使得有一个时期各地比速度、争材料、争资金的气氛相当厉害。

虽然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大报告是那样讲的，而耀邦到各地的讲话、指示，又是另一个调子，当时我感到许多事不好办。

1983年我与耀邦在这方面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了。

他一个劲地鼓励加快速度，而且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

譬如他到处宣扬和推广河北保定地区开展的农村人均每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的活动，说一年一百元，搞多少年就能增长多少。

这种搞法我们过去就吃过亏，很容易搞成形式主义。

1983年1月我访问非洲期间，耀邦作了一个城市改革的报告，主张城市改革全面推广农村承包的办法，也就是所谓包字进城。

在城市采取承包的办法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工业、商业采取什么形式，如何承包，要经过试验，逐步推行，绝不能简单地一包了事，更不能一哄而起全面推开。

耀邦讲话后北京就在国营商店搞承包，一开始就出现了乱涨价和卖大号的情况。

什么叫卖大号？就是商店把畅销的商品大批卖给零售商，从中获得回扣，零售商再以高价买给消费者。

这样国营商店一下子卖出那么多东西，承包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商业不能这样搞，工业企业也千差万别，在整个价格政策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很难用一种办法承包出去。

我访问非洲回来以后，停止了这种搞法。

我提出城市经济改革要经过试点，逐步推行，摸索试验，不能一哄而起。

就在这一年，即1983年春节，我在团拜会【138】上也讲了这样的意思。

那年耀邦是在海南过春节的，他对海南的干部说：什么一哄而起？是轰也轰不动！这一段他在各地视察时，对国务院领导经济工作经常讲一些批评或影射的话。

这些讲话的记录经传抄、扩散，使许多人知道在经济工作上我同耀邦有不同声音。

这个情况很快传到邓老耳朵里。

1983年3月15日，邓约耀邦和我在他家里谈了一次话。

我把经济工作的情况和我的意见讲了，耀邦听了很平静，有些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作了解释。

这次谈话比较好。

邓老最后说，经济工作他赞成我的意见，批评耀邦讲话太多，不够持重，老喜欢搞些惊人的东西，作为总书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邓还说，搞改革不能搞群众运动，改革要贯穿整个四化【139】过程，不是几年可以解决的事。

还说现在形势很好，要注意头脑不要发热。

同时在这次谈话中还定下了这样一条，为避免再出现不同的声音，今后经济工作主管是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重大决策，发号施令，肯定哪些对、哪些错，都要经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提出，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作为权威的发言和决策者，不要多头发言，政出多门。

当然书记处是要管经济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针，不要干预具体的经济工作。

小平是因为听到有不同声音才找我们谈话的。

谈话中我把我的意见也都讲了，他这么一讲，也就是基本上投了我的票。

这次谈话以后，耀邦直接干预国务院经济工作少了，对国务院的批评也少了，但思想深处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还是继续讲他的观点。

但有了小平那一番话，我觉得事情好办了。

以后我的态度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耀邦讲的对的，我们就采纳他的意见，他讲的不符合实际的，他可以发表他的个人意见，因为他并不代表集体，我们也不一定完全按他的办。

耀邦也知道，因为有了小平的话，他讲了一些意见我不大同意，即使没按他的意见办他也就算了，无所谓了。

(国务院经过研究提出的重要经济工作方案或意见，都交中央常委会或书记处讨论。

有时耀邦即使不赞成，好像也不好反对，就会说：好，那就这样。

但事后他对启立说，现在也是强迫签字。

国务院是怎么讨论的我们也不清楚，拿来只好同意、签字。

在六十年代，**对国家计委的工作不满意，也曾说过所谓倾盆大雨、被迫签字【140】之类的话。

现在耀邦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为了尽量与耀邦沟通，我曾经建议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关会讨论问题的时候，邀请胡启立、郝建秀【141】等书记处的同志参加，以便随时向耀邦通报情况。

还建议耀邦派工作人员列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的会。

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耀邦没有这样做。

我还特别提出，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在正式提交常委和书记处会议讨论之前，可单独先向耀邦汇报，以便互相沟通，使他事先有充分的考虑时间。

他同意了。

先向耀邦汇报，再向常委汇报，这样搞过几次，开始他还有兴趣，但以后看来他兴趣不大，他又不让再搞了。

这个问题也就没有解决。

看来问题根本上是由于我们两个人【142】在经济问题的思路，也包括工作风格上有些不同。

耀邦不好、也不能把他的意见强加给国务院和财经领导小组，因为小平已有了那么个规定。

所以不是采取沟通情况或让他在国务院讨论经济时了解决策的过程就能解决的。

尽管有上述这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讲，自从在小平那里谈话以后，我们双方在方式上都注意了，至少再没有使别人感到在经济问题上有两种声音。

=*=*=*=【136】**十二大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

**报告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37】保四争五意思是保证增长4%，争取增长5%。

【138】团拜会是**中央国务院举行的例行春节集会。

【139】四化即衣亚、工亚、国防和科孛技木的现代化。

1964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四令现代化。

邓老时代初期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度成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各，但逐渐被翻两番和小康所代替。

虽然不现实的四化目标是出于**领导人急切希望发展经济的愿望，但也同时表现出特殊时期动荡之后的**领袖对经济发展的铃要过程缺乏常识性的了解。

【140】不熟悉经济事务的**领袖**希望主管经济的人经常给他提供信息，即下毛毛雨。

如果向他系统地汇报情况和提出建议，他就指责别人向他下倾盆大雨，认为自己处在强迫签字的被动境地。

【141】郝建秀（1935－）：山东青岛人。

劳动模范。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199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42】指**和**。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十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计划与市场－第六个问题，讲一下计划和市场的问题。

小平同志一直强调市场的作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在会见外宾时就说，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市场经济。

以后又多次说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哪个为主，可以视不同时期不同情况灵活运用。

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指出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

邓对这个决定评价很高，说是新的政治经济学。

1988年他在同我一次谈话时，针对陈云、**的主张，邓说我们的计划经济是学苏联的，现在人家都不搞了，我们为什么还抱着不放呢？当然到1992年时就讲得更明确了。

总之他一贯倾向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市场经济，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

耀邦也是对计划经济不感兴趣。

据我观察，耀邦认为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束缚了企业积极性、下面的积极性、地方的积极性。

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要让群众、让企业、让地方放开手来干，近似过去搞群众运动的那一套办法。

至于陈云、**，他们一直强调计划经济。

特别是陈云，从五十年代以来，几十年始终没有任何变化。

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几乎是他每次讲话都要强调的话题。

改革开放以来，他每次讲话都还是这个调子。

他主张对待经济就像养鸟，不能抓得太紧把鸟捏死，也不能撒开手让鸟飞掉，应该关在笼子里捏不死也飞不掉，这就是他有名的鸟笼经济思想。

他不仅认为中国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而且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他仍认为苏联搞计划经济，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在几十年内变为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国家，就是计划经济成功的证明。

他认为中国所以没有搞好，主要是**搞了那一套的干扰，加上特殊时期。

如果都像第一个五年计划，肯定是很好的。

直到八十年代末，至少在我下台以前，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在对外关系上，陈云思想深处实质上对苏联是看好的，对美国不放心。

在外交路线这一点上他和邓老有很大的不同，两个人之间也有矛盾。

在1984年的时候，阿尔西波夫【143】到中国（他是过去苏联派到中国帮助搞计划的专家，与陈云的关系比较好），陈云见他。

当时小平专门为陈云规定一个谈话口径，让陈云按着这样讲，小平对陈云怎样与阿尔西波夫谈不太放心，怕造成对外政策上的混乱。

陈云不情愿，但还是照这样做了。

这是当时的一个插曲。

在八十年代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徐向前【144】。

他也认为苏联终究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45】刚刚推开的时候，陈云在1981年12月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

他说，农村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其中粮食、棉花、烟叶等多种经济作物，都必须规定种植面积，养褚也要规定任务。

1982年1月春节期间，他又找国家计委领导人作了一次加强计划经济的谈话，报纸上发了消息。

他说，现在计划不受欢迎，计委的工作难做，但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作了一个书面发言，尽管肯定了五十年代对粮食不搞价值规律的做法仍是正确的，但他对提交全会讨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表示赞成。

这个决定稿子提交全会讨论前，我曾写过一封信分送常委，内容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要点，小平、陈云、**都表示赞成。

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还说，由于现在经济规模扩大，五十年代一些做法很多现在不适用了。

这次讲话我觉得是好的，支持了改革。

但是到了1985年9月全国党的代表会上他又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说这个话现在没有过时。

陈云这样讲就有问题了。

因为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有几年是用过这个提法，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那个决定，已经讲整个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且已经否定了过去**长期坚持的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观点，怎么还讲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讲这样的话就与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相抵触了。

陈云在会前曾把他的发言稿送给我征求意见，我感到很为难。

因为他现在讲这个话，明显地从他一年前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后退了。

他这样一讲，必然会在会上引起思想混乱。

但我也知道，他既然已经写了，虽然还没有讲，要他改是做不到的。

因此我就去了他家里，建议他加上一段话：所谓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根据市场供求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

这样的话他在五十年代就讲过了，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当时就让秘书加在他的发言稿里。

我为什么建议他加上这句话？因为加上这句话就对市场调节为辅――也就是为辅的市场调节作了严格的限制，仅仅是指那些国家完全没有计划指导的小商品【146】。

而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讲的相当多的商品，即所谓间接计划的那一部分，也是靠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

加上这句话实际变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计划调节；一部分是靠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间接计划，即大量的商品；第三部分所谓为辅的市场调节仅仅指的是小商品。

也可以这样说，不作计划的、盲目生产的小商品，加上间接计划即宏观指导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实际上靠市场调节的商品，已经是或者至少是一半对一半。

加上这句话，就可以做这样的解释，这样就同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矛盾不大了。

当然陈云肯定不会做这样的解释，他是另一种意思。

但至少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如果不加这句话，他直接讲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就把整个市场调节的范围搞得很小很小。

这似乎是一种文字游戏，但当时没有办法。

在中国党内对经济问题有重大影响的陈云，如果按他原来的**发下去，必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

到了1987年十三大我在政治报告【147】中指出，今后经济运行机制，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由于当时整个形势，改革开放气氛很浓，我报告的草稿一次又一次送给陈云审查，他没有公开反对，但一直也没有说过同意的话。

不像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他是正式表示了同意的。

当我在十三大开幕时作政治报告的时候，开始不久，他就退席了。

这表示了他对政治报告的保留态度。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那时他身体不很差，可以听下去。

相比之下，1981年我做为国务院总理讲提高经济效益十条方针的时候，当时他身体不太好，有人劝他回去休息，他说不，我要把紫阳报告听完，这表明他对我的支持。

本来，老人开会、听报告，中间退席是很平常的事，但有这样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他的态度。

到了1989年六四以后，以陈云经济思想作为指导的姚依林，很快就提出要跳出**的圈子，要公开批判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

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很大成分就是改革计划经济。

归根到底，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计划和市场，一个是所有制。

陈云是几十年一贯坚持计划经济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始终站到了改革开放的对立面，不是偶然的，也是不奇怪的。

至于我本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开始我只是感到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交通信息不太发达，如果一切生产流通活动都由中央计划统一安排，必然是官僚主义丛生，弊端百出。

后来到中央工作以后，又认识到之所以经济效益不高，生产和消费脱节，根本原因是中央计划体制带来的弊端，不发挥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行的。

但我对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实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心中无数，所以我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中，对计划体制按照不同企业和商品，曾经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按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如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企业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二是按市场变化由企业和经营者自行安排生产，如产品繁多的小商品。

以上两类，一个是指令性计划生产的，一个是完全由企业和经营者自行安排生产的。

在这两类之外还有两类产品和企业：一个是大部分按国家计划、小部分自行安排；一个是大部分按市场自行安排、小部分按国家计划。

当时这样划分，虽然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扩大了市场调节的部分。

这样的区分，当时也得到了陈云的认可。

在为十二届三中全会准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文件的时候，我向起草小组讲了几个基本的概念，后来我又把这几个基本概念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

我的几个基本概念是：（一）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二）中国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不是产品经济，可以概括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48】；（三）计划分为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要逐步缩小直接计划的部分，扩大间接计划的部分；（四）间接计划主要靠市场和经济手段调节，直接计划也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我的这几个概念，都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里，明确了商品经济。

除小商品外，间接计划的部分，也要靠市场调节，而且这一部分将逐渐扩大。

这样，中国经济中靠市场调节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1984－1985年在计划体制改革中，除了下放权力给企业外，主要是缩小了国家计委直接计划的比重。

那几年逐步缩小了国家计委直接计划的产品，缩小了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的统配物资。

到了十三大，政治报告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也就是说，要基本上实现市场原则。

不过由于受意识形态的约束，没有使用市场经济这个名称罢了。

由此可见，对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在认识．上我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143】阿尔希波夫（1907－1998）：IvanV.Arkhipov，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在中国工作八年，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有重大影响。

1984年12月，他再次访同中国。

【144】徐向前（1901－1990）：元老，元帅。

曾任**副主席；1978－198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45】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推行的一项农村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关键性改革；其实质就是包产到户，取消集休劳功和集休分配的制度，改力以衣户力自负盈兮的经营单位，从根本上瓦解了**时代的人民公社制度，也是中国农村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

但没有涉及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

【146】小商品是中国计划经济的专用名词，指无关国计民生大局的小杂品。

【147】**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

**报告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48】作者记忆有误。

信中这一句的原文是：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见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十二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第535页）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十六－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七个问题。

国外在议论中国经济改革时，大体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渐进的，而且大多肯定中国采用渐进的、逐步过渡的方法，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的动荡和经济滑坡，是成功的。

但中国这种逐步过渡的方式是如何进行的呢？从我下台以前在中央主持经济工作十年的经历来看，所谓逐步过渡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一个是主要的方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逐步生长、壮大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

如随着农村改革的开展，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减少，绝对数量有所下降，随着农业的增产，所占比重更是逐年减少。

由农民进行市场调节交易的，或者超产由国家加价收购的数量越来越多。

到了1985年，进一步取消了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整个农业除棉花和少量产品外，基本上实现了市场调节，脱开了计划经济的范围。

乡镇企业的兴起，工商业个体经营放开，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一开始就是在计划经济以外，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市场经济部分。

这一部分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年来蓬勃发展。

由于他们的机制活力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和原来的集体经济。

他们既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繁荣，也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出来一种新的经济一一市场经济。

因而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在计划经济模式还没有作大的、根本改革的情况下，中国整个经济中市场经济成份一天比一天多，所占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大，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也在一天一天由量变到质变。

这是中国改革的最大特色。

中国经济的改革，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又保持了政治稳定，这是根本的原因。

以上是主要的方面。

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对计划体制内的那一部分，也逐渐地加以削弱缩小。

当然不是一下子改掉，而是开始的时候变动不大，小量地改变，以后逐步逐步地加大份量。

虽然比前面所讲的这是次要的方面，但它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配合作用。

如改革以来实行的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等许多政策和措施，在计划改革方面逐步缩小直接计划，扩大间接计划的比重，逐步压缩国家的统配物资，扩大企业自行销售的品种和数量。

国家统配的重要物资，超产部分允许企业自行销售，计划内的也允许一定比例的自销。

还有对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及放、调结合逐步进行价格的改革等等，都对体制外生长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

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

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

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

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数据，如果控制生产数据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数据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过去曾有人把这种逐步过渡的渐进改革方式，批评为缺少整体规划，缺乏全面配套措施的走一步看一步，没有远见，盲目性很大等等，现在这样批评的人少了。

但他们所指出的两种体制双轨运行下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当这种负面影响超出了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时，那就会爆发问题。

这只能由经济和政治体制进一步改革来加以解决。

这种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条件，在几年以前就具备了。

两种体制、两种运行轨道长期并存，终究负作用很大。

一开始采取渐进过渡的办法是对的，但不能长期这样。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十七－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第八个问题。

关于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问题。

1981年实行进一步经济调整，当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下降到了4%，从1982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升，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

1983、1984两年经济发展很好，既有比较快的速度，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也比较适应，各种比例关系日趋协调，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当时的情况应该说是好的。

但是从1984年的第四季度起，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发放过猛、过多，基建规模也过大，随之物价也上涨得比较多。

这些过热现象一出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就在1985年初提出了加强宏观控制，收紧信贷，控制基建规模，压缩过热的空气。

但由于当时银行体制尚未进行改革，控制信贷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即自上而下地规定信贷指标。

加上一下子收缩过猛，多方面反映强烈，对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一些困难。

当时有这样一些问题：信贷指标是国务院通过中央银行下达给各地省行，结果各地把发的指标，首先用在地方和部门需要搞的那些事情，特别是建设项目，而留下缺口给那些非办不可的事，最后中央不得不另外增发指标。

如粮食收购，一控制信贷，很多地方就说农副产品收购没有钱，他把下达的银行信贷指标用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样就发生一控制紧了，经济运行就不灵了。

因此一度收紧的银根又不得不很快放松，所以1985年仍然是超高速的增长，虽然年初就提出宏观控制，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经济过热有增无减。

1983、1984年刚刚趋向宽松的经济环境，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有两种考虑：一是继续采取过去的老办法，在1981年调整之后，再来一次调整，紧急?车，对基建项目大砍大压。

另一种采取逐步缓解的办法，当时我用了软着陆这么一个词。

采用第一种办法，各方面损失较大，当时整个形势也不允许这样做，因为1981年刚刚调整以后，许多基建项目下马。

现在又要压，国内国际上影响很大。

所以我决定采取软着陆的方针，也就是说，不是通过一年，而是通过今后几年逐步调整过来。

当时确定，今后两年内继续实行较紧的信贷和财政政策，基建规模停止在1985年的水平上踏步，具体基建项目的快慢先后，进行些调整。

这样经过两年原地踏步就能缓解。

实行这个方针，1986年总的情况是好的。

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情况也是好的。

1987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国民收入也增长10%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以上，农业增长将近6%，零售物价指数上涨7.3%，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基建规模基本上也是好的。

虽然预算外基建规模没有控制住，但预算内基建投资基本上控制住了，增长不是很多。

总的看经过两年软着陆，情况有所改善，整个经济环境不再那么紧张，比之1985年以前有所改善。

当时中央和国务院在年终总结时指出，看来不采取大的调整措施，而以一定的时间，比如两三年时间来自觉地、逐步地调整，把存在的矛盾缓解下来，这种软着陆的办法是行得通的。

对1988年的方针，原来也还是继续执行软着陆的方针。

在1987年9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讨论1988年计划时，我代表中央讲了一篇话。

指出1988年要进一步贯彻稳定经济的方针，突出的是稳定物价，财政、信贷都要从紧，进一步缩小基建规模，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同时要保证生产的稳步增长。

1988年经济工作总的方针是两句话，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入。

方针是这样定了，为什么1988年突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18.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此各方面议论纷纷。

一般来讲原因是复杂的，也不是偶然的，是多种原因。

但是我当时这样说，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1988年在物价改革的问题上措施不当，出了问题。

物价改革问题，逐步理顺价格的问题，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们从来都认为，价格不能理顺，价格改革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就不能说解决了。

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考虑到经过1986、1987年两年软着陆后的经济形势，1988年在物价改革上迈出更大一些步子，是必要的，也是有条件的。

但是，当时提出的全面物价改革，所谓闯物价这个难关，即闯物价关，无论在指导思想上，在思路上，以及随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都是不正确的，造成了一次很大的失误，使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前面已说过，本来1988年仍然要继续贯彻前两年的软着陆方针，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映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双轨制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

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

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

在一个时期内，譬如说两三年的时间，准备一定的物价上涨指数，譬如说准备上涨30－50%。

以此为代价，在这样的幅度内来全面地调整一次价格，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初步搞得合理些，把它基本上理顺，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

我提出的这个想法在1988年春天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则通过后，就责成姚依林负责，由国家计委具体研究实施方案。

到1988年夏季在北戴河【149】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姚依林和国家计委提出的方案进行反复讨论以后通过了，准备在1988年第四季度或1989年初开始实施。

上述这个物价改革方案虽然后来由于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宣布停止实行，实际上并没有出台。

但是设计这样一个方案，提出用这种办法进行物价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在思路上是不正确的。

前面说过，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物价改革上采取的是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方针。

有些物价是政府自上而下进行调整，另一些商品可以放开。

同一种商品，计划内的一部分由政府调价，另一部分也可以放开，即实行价格双轨制。

这就是说，总的是面向市场，走逐步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道路。

而这次提出的价格改革方案，就不是这样逐步放开，由市场决定价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调整价格，达到理顺价格的目的。

这既反映了当时在价格改革上急于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图以政府的力量来改变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达到双轨并轨，或者缩小计划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

这种思路根本上违背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向。

因为它不是使价格逐步由市场决定，而是通过计划调整来决定价格，实际上走的还是计划决定价格的老路子。

多年来教训告诉我们，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调整价格是不可能理顺价格的，是不可能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的。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这一改革方案（即使）得以出台和实施，（也）是决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搞得不好，物价改革会有走回老路的危险。

引起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的更直接原因是，在物价方案刚刚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具体的实施方案尚未制订出来，何时出台还没有最后确定，媒体就大肆宣扬起来。

一时间，物价涨一半，工资翻一番的流言，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开来。

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恐慌，大大助长了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

心理预期这个东西，当时我们不懂，而在所有治理通货膨胀、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不要造成人们过大的心理预期。

而我们不但不设法缓解它，反而助长它、刺激它。

结果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人们就认为今后物价必然会大涨特涨。

而我们又没有对人们作出承诺，就是说，随着物价的上涨，一定要提高银行储蓄的利息，也就是说向人民作出一种承诺，银行储蓄利息一定要高于物价上涨指数，或者实行保值储蓄。

一方面人们的心理预期是今后物价将会大涨特涨，另一方面对银行储蓄利息又没有一个说法，人们自然会担心在物价上涨以后自己多年积蓄放在银行的存款会大幅贬值。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节衣缩食，在银行储蓄了上千亿的存款，他们耽心多年苦心积蓄会泡汤，因而纷纷到银行提取存款，购物保值。

1988年夏季以来频频发生的挤兑抢购风就是由此而来。

在我们国家发生抢购某种物资的现象，过去是常有的，不是奇怪的事。

但这一次与过去性质不同。

过去是由于物资匮乏，担心将来买不到这些东西，如抢购肥皂、食盐、面粉，过去都发生过。

但这次不是为了抢购来马上用，而是为了储物保值，情况比过去普遍得多，严重得多。

有些商店、企业也乘机纷纷涨价，银行储蓄大量下降，比原来预计减少400亿元。

银行为了应付支付困难，不得不大量印票子。

这就使社会货币流通量大大增加。

本来在发生挤兑抢购风以后，如果能够及时果断地采取提高银行存款利息，或实行保值储蓄措施，情况会好一些，损失会小一些。

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曾向国务院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李鹏和姚依林担心银行储蓄利息提高了，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利息也要相应提高，这样企业就负担不了，会影响生产，因此没有立即采纳。

使本来可以避免的一些损失也未能避免。

到后来他们也不得不同意实行保值储蓄。

在宣布保值储蓄之后，银行储蓄很快就稳定下来，并且逐步有所回升。

这证明了对于大量地挤兑抢购，如果我们事先作出这种承诺，那么这种损失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会大大减少，绝不会这么严重。

1988年出现的物价上涨18.5%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既不出在信贷的失控，也不是出在基建规模过大，这两项都没有超过原软着陆方针下所规定的指标。

主要问题是出在储蓄存款大量下降，这就是由于上述物价改革中一系列失误造成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不采取上述的思路和做法，而是继续实行调放结合的方针，如果说感到过去步子太小了，可以把物价放开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

同时借鉴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使银行利息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实行保值储蓄，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

1988年的通货膨胀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由于加快物价改革就必然会出现的，而主要是由于我们物价改革的思路不对头，指导思想不对头，措施不得当。

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挤兑抢购等严重情况，为了迅速把局势稳定下来，便宣布物价改革方案停止执行，整个经济工作转入以治理整顿为中心。

这些虽然是我主动提出的，并且经过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通过，但现在看来，宣布物价改革方案停止实行是对的，但把原来的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改为治理整顿为中心，这是不恰当的。

主要是对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没有看清楚，同时也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了。

提出治理整顿虽然对迅速稳定经济起了作用，但却使我们的改革又受到一次挫折。

首先为了制止物价上涨，为了兑现我们下一年的物价指数不高于1988年的承诺，几乎全部恢复了用行政控制物价的办法。

并且各级政府层层负责，层层包干。

使经过多年改革把物价搞活，又完全回到老路上去了。

当时李鹏他们主持国务院工作，在治理整顿的名义下，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回来，把过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

一切都向着与改革开放相反的方向扭转，使已经改革了的经济体制，又大大地倒退了一步。

正因为这样，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发生了经济萎缩、市场疲软等严重的情况，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才改变。

总之，1988年围绕物价改革问题，可以说是一错再错，我在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1989年春天，我派安志文【150】等几位同志到香港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中国的经济问题。

到会的有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151】等六位经济学家，他们都是台湾中研院院士。

尤其是蒋硕杰，他在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在台湾经济界有较大的影响。

在座谈中，他们针对1988年通货膨胀问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很值得重视的意见。

第一，他们认为，大陆十年来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现在还有些问题，但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严重，包括物价指数上涨18.5%。

只要采取适当措施，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第二，对于物价改革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当今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都必须尊重市场的原则。

他们说，大陆在前几年改革中把许多产品的价格放开了，对有些产品实行双轨价格，使市场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成绩是显著的。

由于去年通货膨胀加剧，听说要放慢价格改革的步伐，并对一些价格实行管制。

作为临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时间绝不能太长。

有人强调价格改革要找时机，实际上不合理的价格不改革，经济不能连续运转，是永远找不到人们想象的时机的。

他说，总之价格必须走这样一条路，就是由市场决定。

根本的出路，要解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下决心把货币管住。

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数的价格放开，由市场竞争。

少数的像公共事业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润率进行控制。

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必须市场化――市场决定价格，不然价格不可能合理。

再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对通涨的对策。

他们认为，大陆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财政赤字和金融赤字的问题，主要是金融赤字。

解决金融赤字，关键是使银行利率高于物价上涨指数。

并且随着市场资金供求自由升降，以利于增加居民的储蓄，又抑制贷款的规模。

从亚洲四小龙【152】的经验看，很好运用利率手段，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聚集建设资金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他们举例说，台湾五十年代初通货膨胀很严重，超过了100%。

1956年6月，大幅度提高利率，有一段甚至提高到125%，结果货币大量回笼，三位数的通货膨胀很快被抑制住了。

五十年代末下降到15%以下，1961年下降到两位数以内。

而居民储蓄增长率五十年代几乎是零，1973年上升到35%。

韩国停战以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通货膨胀率很高，经济也不稳定。

1965年9月，他们借鉴台湾的经验，把储蓄利率提高到34.5%，明显高于通货膨胀率的30%，使储蓄增长率从1965年的1.9%，迅速上升到1966年的7%，1969年的15%，1977年的22%。

不仅平息了高通货膨胀，而且积聚了大量资金，加快了经济发展。

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有类似的经验。

他们讲的价格必须走市场决定的道路，解决金融赤字必须使银行储蓄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这两条我认为对我们很有针对性，对我很有启发。

自从我看了蒋硕杰他们的意见后，在1989年春天我就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虽然我们1988年想加快价格改革的想法是必要的、应该的，但是思路不对。

当时我们的思路不是走放开的方针一一逐步地、进一步地放，而是通过国家调整价格的办法理顺价格，这样价格还是由政府决定而不是市场决定，这样还是很难解决物价扭曲的问题。

而且政府定的价格也很难和市场一致，这样根本达不到目的。

那时应该是继续前进，实行调放结合，以放为主，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方针。

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这个步子要加大。

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出现物价上涨，那就要一是同时对工资进行调整，二是实行储蓄保值或提高储蓄利率使人民的储蓄不会贬值。

我更加看清了1988年的物价改革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使我对物价改革增加了信心。

只要我们坚持贯彻软着陆方针，把信贷规模、基建规模控制住，同时使银行利率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实行保值储蓄政策，就可以把放开物价的步子走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使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政府定价过渡到由市场形成，从根本上解决商品价格的严重扭曲，并大大减少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消极作用。

我于1989年3月25日看了蒋硕杰博士等人的意见后，就把大意告诉了小平同志，并责成国家体改委组织有关方面对此进行讨论。

我本来准备根据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个经济工作的方针和物价改革的问题，但是由于发生了**，这件事就搁下来了。

=*=*=*=【149】北戴河会议是**的一种约定俗成的非制度性的会议。

起源于**在每年七、八月之际，从北京迁居避暑胜地北戴河；以后北戴河成为**领导人夏天聚会的重要场所。

【150】安志文（1919－）：陕西子州人。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151】蒋硕杰（1918－1993）：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1982年）的华人经济学家，倡导自由贸易，采取汇率与利率自由化等政策。

1981年出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

【152】四小龙，指的是台湾、南韩、新加坡和香港。

这些地区在20世纪60－70年代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资和技卫，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经济上取得了迅速发展。

由于这些地区的中华文化背景，这种发展模式比较容易得到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十八－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扬长避短发展外贸－第九个问题。

我国多年来经济建设效果不好，费力大，收效小。

除经济体制的原因外，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国内平衡，把自力更生精神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拿农业来讲，农业如果效益好的话，首先一条原则，就是因地制宜。

这块土地上适合于种什么就种什么。

但长期以来，我们不能这样做。

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那是1978年的事，当时我还在四川工作，带了一个代表团到欧洲访问。

去了英国、法国，回来路过希腊，还到了瑞士。

我首先到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这是世界有名的、经济很发达的地方。

但这里气候很干旱，而且夏季不下雨。

这种情况按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了种粮首先要改天换地，大兴水利。

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种葡萄和其他耐旱的各种作物，在此基础上就酿造成了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农民相当富裕。

又如在英国，看到东海岸小麦长得很好，而西海岸全是种的草。

那时我们第一次出国，感到很奇怪。

一问才知道，东海岸日光充足，适合种小麦；而西海岸阴雨绵绵很少见到太阳，种草却非常好。

他们就在这里发展畜牧业，养牛、搞牛奶加工。

回来的路上到了希腊，使馆的同志陪我们到丘陵地区看了一下，这里很干旱，而且夏季没有雨。

如果按我们的思维方式，农业生产条件很艰苦，就要学大寨【153】，搞大寨田、海绵田、梯田，要大修水利。

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漫山遍野地种橄榄，榨橄榄油，农民生活水平还很高。

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封闭的，靠对外贸易，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的东西出口，需要的东西就进口。

1981年我已经到了北京，有次去兰考县【154】与农民座谈。

那里是沙土地，非常适合种花生，而且产量很高。

但由于以粮为纲【155】，粮食要自给，不允许种花生，只好种玉米，而产量却非常低，农民对此意见大得很。

再说山东的鲁西北，主要是盐碱地，这种盐碱地除少数严重的地区外，很适合种棉花，其产量还不很低。

但多年来不允许他们种棉花，只能种粮食。

结果越是强调种粮食，粮食产量越低，农民越没饭吃；越没饭吃越强调种粮，恶性循环。

1983年我和山东的同志谈过，鲁西北是不是可以种棉花？他们说，那当然好，问题就是没有粮食。

后来和他们商定，鲁西北改种棉花，把棉花卖给国家（当时国家大量进口棉花），由国家供给他们粮食。

结果仅仅过了一、两年，那里就翻了身，棉花大幅度增产。

有一段，大概是1985年，棉花多得成了灾，卖不出去了。

那里农民收入很快提高，农村情况也大为改观。

因为种棉花就有了棉籽，棉籽榨油后又是很好的肥料。

那些非盐碱种小麦的地，因为有了肥料，产量也大为提高，两头都好。

当地那时有一首民谣：一亩小麦吃饱饭，半亩棉花做贡献。

过去一亩半地种小麦还吃不饱，现在一亩就够了，而且还把棉花卖给国家。

山东、兰考之所以能做到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开放政策，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粮食。

那几年每年进口千万吨。

农业只要做到适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什么效益好就种什么，农业就可以大大提高。

如果不开放，什么都自给自足，把自力更生绝对化，这一切也就谈不上了，这种情况全国比比皆是。

多年来农业费力大，一直上不去，一是吃大锅饭，再一条恐怕就是自我封闭，不能因地制宜，结果事倍功半。

多年来把那些不适合种粮食的土地硬要种粮食，因此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

农田基本建设是需要的，水利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能够因地制宜，就不需要统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而已经修了的水利设施也可以用在十分必需的地方，水利效益也会大为提高。

再说工业。

别的不讲了，只讲这么一个例子。

多年来我们搞工业都强调不搞无米之炊，所以一切都得从原料、从头搞起。

比如办钢铁，首先就要找矿、选矿，还要搞焦煤，再修铁路，然后炼铁、炼钢、轧钢，再造各种机器设备。

但我们是个贫矿国家，矿石含铁量不高，用很多矿石才能炼一吨铁。

我们的铁矿、煤矿主要在西部，因此要从很远的地方运送原料。

这样，我们搞一个炼钢厂周期要多长？建设规模要多大？投资周期要多长？资金回收率多慢？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聪明了，矿石干脆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

这些国家都是富矿，价格也便宜，而且用船运要比国内的火车便宜省事多了。

还有沿海的一些城市干脆从后面搞起，先搞轧钢，钢锭从哪里来？进口。

一轧钢马上就有了效益，可以销售，资金很快收回来，然后再往前搞炼钢，没有生铁也是从国外进口。

这样建设周期短、资金回收快，条件就是要开放，要进行国际贸易，进行交流。

过去我们这方面确实是费了老大的劲，但是经济效益实在是差。

后几年为什么发展这样快？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化纤也是个问题。

过去要搞化纤，就得先搞石油，搞炼油，然后搞出化纤的原料，然后再抽丝。

后来有些化纤厂，干脆从抽丝开始搞，由后向前搞。

1981年大调整时，我们进口了一套石油化纤设备，从原料到抽丝，后来下马了，当恢复重新上马的时候，我们聪明了，先从抽丝开始搞，从最终成品开始搞。

江苏仪征化纤厂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很快搞起来，很快就有了收益，然后再接上去。

所有这些都说明，有了开放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通过贸易来补己之短。

所谓扬长避短，必须搞贸易，融入国际市场进行交换。

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民族，总有他的长处。

穷也有他的优势，劳动力便宜，这就是很大的优势。

劳动力便宜，国际竞争力就强。

进行国际贸易，就可以拿我的长处来补我的短处。

如果闭关自守，万事不求人，结果就不是扬长避短。

过去我们吃这个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如果闭关自守，不融入国际市场；如果不通过国际贸易扬长避短，这个国家必定落后，根本不可能现代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在开放的问题上对引进国外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国外经验讲得比较多，因为这些年我们得益很大，但是对通过贸易来扬长避短，通过贸易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似乎讲得没有那么多，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关系极大。

十多年来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个方面是太大太大了。

如果没有进出口贸易的扩大，我们的建设是不可能这样快的。

=*=*=*=【153】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山村。

农业合作化后，大寨以开山凿坡，修造梯田的方式贯彻以粮为纲的政策。

**于1963年指示农业学大寨，作为全国农村统一实行的模式和政策。

农业学大寨迫使许多地方政府追求形式，追求粮食产量，强迫农民种植不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耗费农村劳动力兴建效益低的改造自然工程等等。

【154】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

【155】以粮为纲是计划经济时期农业方面的标识性口号；是**亲自提出的中国农业政策的基本思路。

在这个政策下，全国农村倾其所有力量去抓粮食生产，?取了许多毁林开荒，填海造田等破坏生态环境和低效益的做法。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十九－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农村包产到户－第十个问题，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

首先，谁也没有料到，包产到户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会引起那么大的变化。

原来谁也没有打算在全国农村，或者在大部分农村都搞包产到户。

这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认识也是一步步加深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修改和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在经营管理这一条中，仍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1979年9月中央四中全会通过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写上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或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居独户以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由原本不许，改为不要，这是根据我的意见写的。

总的说对包产到户仍是不赞同的态度，只是口气稍微松动了一些。

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先在贫穷地区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记得首先搞起来的是安徽、四川两省。

允许在贫穷地方搞包产到户，当时争论并不大。

因为一是在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曾希圣【156】曾经在安徽搞了责任田，我也在广东搞了联产责任制，河南搞了借地，河北张家口搞了包产到组，还有其他地方有各种形式搞了包产到组、到户。

所有这样搞的地方，结果都增了产，缓解了当时的严重灾荒。

因此不少人知道，包产到组、到户可以增产，可以缓解暂时的困难。

另外由于特殊时期结束，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人们顾虑少了，敢于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当时我曾设想全国农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地区，但这个想法没有正式地在会上讲过。

一是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生产、生活水平比较高，集体家当比较大，或社队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二是中间状态；三是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群众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的地方。

我认为第三种地方群众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是迅速改变这些地方饥饿和半饥饿状态的最有效办法。

1980年我到中央工作以后，在一次会议上我提出首先在大约一亿人口的农村贫困社队实行包产到户，这是安定农村、关系农民休养生息的一项大政策。

当时还得到了姚依林的支持。

对第二种地区，是否搞包产到户，我认为还可以看一看。

至于第一种地区，我当时也不认为他们有包产到户的要求。

党内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是由第三种地区向第二种地区扩展时趋于明显化的。

反对的人认为这是方向问题。

胡乔木就要我注意这个问题，他说安徽的包产到户已由淮北扩展到淮南，连鱼米之乡的芜湖也搞了包产到户。

他明确表示反对态度。

**有一次从江苏回来，借反映江苏省委的意见，反对安徽包产到户。

王任重一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曾任中央农委主任，早在1979年就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所谓洛阳来信，批判包产到户、包产到组。

陕西反对放宽农村政策，反对安徽、四川的农村改革政策更早，1978、1979年他们就在报纸上连篇累续地发表批判文章。

当时华国锋【157】也不赞成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

他认为农村，尤其是南方，秋收时一方面割稻，一方面打谷、晒场、运送，没有集体劳动流水作业不行。

陈云没有直接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有一次他派人问我，说南方收获季节往往遇上阴雨，如果不及时翻晒，谷子容易发霉，包产到户以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了解一下以后告诉他，包产到户以后这样的事比以前更好办了。

他没有再说什么。

在各省市主要领导人中，杨易辰【158】是一直坚持反对包产到户的，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当不少省的领导人表示赞成包产到户的时候，他讲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意思是你们即使都搞了包产到户，我黑龙江也不搞。

福建的廖志高【159】也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他与项南【160】分歧很大。

还有陕西的马文瑞【161】，他不准关中地区搞包产到户。

河北的金明【162】、李尔重【163】，也不赞成包产到户。

李尔重调河北省以前在陕西省工作时，当全国不少地方在放宽农村政策的时候，他却搞什么由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升级。

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开，与邓老的支持分不开。

在中央领导层中推广包产到户之所以没有形成很大的阻力，与邓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他虽然就这个问题直接讲话不多，但对我和耀邦、万里的意见一直是支持的。

对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他听后表示非常高兴。

1981年山东东明的一些灾区农民联名给邓老写信表示感谢，说包产到户的政策使他们有了饭吃。

邓把这封信批转给中央各位领导人。

邓还对我说过，他对徐帅反对包产到户不以为然。

1981年1月初，我去河南兰考和山东东明【164】等贫困地区，亲自看到了和听到了这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

当地干部、群众对此的热烈反映，给我留一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干部反映说，群众要求让他们再搞三年包产到户，我当即表示可以答应。

虽然我当时没有改变过去把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的看法，但我内心感到对这个问题要重新加以认识。

回京以后，我把这次所见所闻告诉了邓老和**以及中央其他一些人。

包产到户有利于恢复生产，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尤其是在那些贫困地区或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能否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却是一个不能不令人怀疑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在那些生产比较稳定，农民生活也过得去，且年年有所提高，特别是已经有了相当数量集体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地方，如果也搞包产到户，会不会连原来的水平也维持不了？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就更难说了。

这样的疑问是有的。

但各地包产到户以后所显现出来的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却不能不令人深思。

所以我逐渐考虑应该把包产到户的优点引用到贫困地区以外的中间地区和富裕地区。

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分户承包的积极性和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和规模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使它不致成为分散的小农经济。

对这个问题我也曾有过一些设想。

我曾非常重视个体专业承包的形式，这个问题最终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摸索中解决的。

这就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个体承包与双重经营【165】相结合的体制。

另外，农村个人专业户的兴起，也是个重要方面。

早在1978年我去西欧考察的时候就看到，西欧许多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并不大，不少是很小的农场主。

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参加某种合作组织去解决，效果同样很好。

特别是在瑞士这样一些地方，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农业就要规模大的认识。

因此我相信农村实行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走回头路――回到小农自然经济。

我非常重视从农业和农业种植业分离出来的农村专业户的形式，因为它既体现了分工分业，又具有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与一定的规模经营，不同于过去农村的家庭副业。

早在四川工作时，我就提倡过、推广过经济作物、鱼塘、花卉、药材等作物，承包给有技术有经营能力的人。

后来我又到全国很多地方访问过这种养鸡、养褚、养奶牛和农产品加工以及缝纫等专业户。

1981年一次去山西考察时我就说过，农村的个体专业户是农村商品经济的萌芽。

把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166】改变为农户的联产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是一场大的变动，大的革命，前后不到三年就顺利完成了。

我感到这是我国过去所有进行过的大运动、大变动中，最为顺利、最为健康的一次。

而且是在大多数领导人、大多数干部持怀疑甚至不赞成的情况下开始的。

但整个过程并没有因此处理过一个人，也没有公开批评过一个领导干部。

当然到了后期，即两年以后，某些省仍然派人下去强行纠正群众搞包产到户，这受到了制止。

随着自下而上的包产到户范围越来越大，其显示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干部都逐渐放弃了原来的立场，由反对转为赞成。

这也是这场大变动中非常大的特点，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经验。

在这场大变动中，中央采取一条不搞一刀切，不由中央统一下命令的方针，搞还是不搞，怎么搞，允许各地自己去选择，既允许走阳关道，也允许走独木桥。

但各地领导对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的，不要去压制，不要去纠正。

同时，中央以很大的关注，对包产到户进行总结指导。

采取这样的方针，事后证明好处很大，它并没有阻止这场变动的速度。

由于给了各地领导和干部一个选择的时间，一个从不自愿到自愿的时间，使这场大变动建立在充分自愿的基础上，大大减少了摩擦和不必要的负作用。

这证明有了一个选择的时间，有了一个认识包产到户这种形式优越性的时间，也就为各地提供了寻找把包产到户这种制度和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的时间。

所以整个变动由贫困地区到一般地区，再到富裕地区的发展过程，就是包产到户这种新生事物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所以我一直认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央对农村那场生产关系大变动的指导，是有许多经验值得重视的。

前面讲到我非常重视专业承包到户、到组这种形式。

我的这一想法充分反映在1980年9月省市委第一书记座谈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纪要上。

这个纪要中央已在1980年9月29日转发全国。

这个纪要指出，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就是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擅长农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擅长林牧副渔工商各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业，各业包产分别到组到人到户。

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既要充分发挥个人承包的积极性，又不致回到小而全的一家一户的小农自然经济。

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脱离了实际。

因为当时农村商品经济尚未得到发展，多种经营、工商各业刚刚开展，分工分业还不明显。

加上人们多年的习惯、观念，因此除了出现一些从事多种经营的专业户或少量种粮大户以外，农村耕地大部分还是按户按人平均承包的。

当时这样做还是适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

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障碍，相反还是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当然，这种家庭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也不能长期下去，那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效率低下的状况。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分工分业和劳动力的转移，土地的规模经营，必然要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其形式当然不是回到过去五十年代那种合作化的模式，很可能更适合的形式是家庭农场主那样一种形式。

适应这种需要，应当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租赁，并允许继承，使农村最重要的生产数据――土地――进入市场，并给予法律的保障。

这恐怕是农业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156】曾希圣（1904－1968）：湖南兴宁（今资兴）人。

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

在1959－1961推行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后，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量记工分的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以缓解农民的口粮危机。

1962年被指责为单干，受到批判和撤职。

【157】华国锋（1921－2008）：山西交城人。

1976年**死后与四人帮权力斗争的胜利者。

1976－1980年，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委主席邓老成为第二代核心,华逐渐失去了一切权力。

【158】杨易辰（1914－1997）：辽宁省法库县人。

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

【159】廖志高（1913－2000）：四川省冕宁人。

1974年至1982年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60】项南（1918－1997）：福建省龙岩市人。

1980年代曾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福建省委书记。

【161】马文瑞（1912－2004）：陕西省子洲人。

1979年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984年至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62】金明（1913－1998）：山东省青州市人。

曾任**河北、湖南省委书记。

【163】李尔重（1914－）：河北丰润人。

曾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

【164】山东省东明县位于鲁西南平原黄河南岸，是黄河入鲁的第一县。

【165】双重经营是指个体经营和集体经营互相结合。

即，一部分财产和生产过程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另一部分财产和生产过程实行个体所有个体经营。

【166】三级所有制是**1962年起在中国农村施行的一种极端的公有制度形式，即：全部农业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1982年随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亡。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廿－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关于沿海发展战略问题。

这是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我经过对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较长时间的考察，同当地县、市、地、省干部座谈，又同中央有关部门充分交换意见，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

主要内容是：沿海将近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在战略上应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沿海经济发展。

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沿海地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品。

（二）要两头在外【167】，大进大出，资金、设备和产品销售放到国际市场上，即从国际上进口设备、原料、材料，引进资金，在国内加工生产，然后销售到国际市场去。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随进随出。

（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要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作用，使之成为生力军甚至主力军。

这就是说，充分强调乡镇企业的作用，通过乡镇企业这种形式，走出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

把沿海地区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入外向型经济，转向国际市场。

（四）为适应这种转变，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中的统一收购、统一出口的做法。

凡能从事外向型生产的单位和企业，或从事进口、出口的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

总之一句话，就是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这里的生产，这里的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

提出这么一个战略，使沿海地区自觉实行这样的转变，实行这样一个新的方针，首先是有国际的机遇。

因为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仍在继续。

随着一些工业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劳动费用也提高了。

他们逐步把劳动密集的这一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费用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去。

这一过程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二次大战以来，就是这样滚动式的转移。

从亚太地区来说，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转移到日本。

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

然后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

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

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从世界范围也好，从亚太地区也好，是不会终止的。

这种经济结构滚动式的转移对不发达国家确是一种机遇。

过去由于我们闭关自守，不开放，又实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信息也不灵通，所以好多次机会都错过了。

现在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

同时，我们沿海地区又确实具有利用这种机遇的条件：靠近口岸，交通方便，而且基础设施一般来讲比内地好，中国劳动力充足，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即文化技术方面也比较好。

沿海地区接近国际市场，而且总的讲这里有发展商品经济的传统，对国际市场容易适应，既有机遇又有条件。

只要我们清除思想上、规章制度上的障碍，有适当的政策去引导，沿海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

如果不走这条路，那么沿海地区将愈来愈陷于困难的境地。

因为沿海搞外向型经济比内地有优越条件，但是如果还按过去的路子走，沿海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缺乏资源。

虽然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没有资源。

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靠国家投资发展西部资源，再远途运输到沿海加工，这条路再也走不通了。

现在内地省份再不愿把资源廉价卖给沿海省份去加工，内地和沿海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所以今天沿海地区是不是实行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性问题。

实行这样一个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或大或小、或快或迟地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沿海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技术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它也要不断地进行结构调整，逐步把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内地，使自己登上一个新台阶，也给内地经济一个机会。

沿海经济发展了，内地人还可以去就业。

沿海发展战略不仅会大大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然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是从经济上说，从政治上讲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国家多年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机会均等，使沿海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内地经济快不了，沿海也快不了。

上海解放前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高的大都市，高于香港，更不要说新加坡、台湾。

但是几十年以后，上海破旧了，大大落后于香港，落后于新加坡、台湾。

这就给人们带来一个问号，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尽管我们内地的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整个比香港、新加坡、台湾都相差甚远。

如果中国有一块地方，特别是上亿人口的地方，经济能像他们那样快速发展，那情况就大为改变，人家就不会说社会主义制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从政治上考虑，将来对收回香港，收回澳门，对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都会减少那里人们的怀疑和顾虑，增加那里人民对回归祖国的热情。

总之外贸潜力很大。

过去我在广东工作期间就想过，如果允许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他们自己进口原料加工出口，这真是一本万利，至少是一本几利。

国内有些地方之所以不能生产出口产品，常常是因为没有好的原料，产品出不去或者档次上不去。

如果能进口原料，进口材料，企业机器开动了，产品可以出口，除了可以换回它所需要的东西之外，手头还赚了外汇。

这种情况最早在广东实行，叫做周转外汇，那时只是给地方，没有给企业。

如给广州市若干外汇作为周转，它可以进口原料再加工出口，即以进养出。

这样一年可周转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一美元当五美元来用。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过去有诸多限制。

六十年代我曾给中央写过报告，提出把外贸搞活，以进养出。

我们在广东就试着采用这个办法。

在外贸部长叶季壮【168】同意下，实行外贸包干，即进口多少东西，再出口多少东西，赚来的外汇，地方分成。

六十年代初广东经济恢复比较快，除其他原因外，这样做起了很大作用。

那时我深深感到，沿海在外贸方面有很大潜力。

关键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把它卡死了。

不是没有机遇，不是没有机会，不是没有可能，而是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1981年我到天津一些企业考察，也遇到这种情况。

天津有许多轻纺工厂，就是缺乏原料，缺乏材料，设备也没法更新，很难进行生产。

那时正是调整时期，许多工厂被迫停产。

我和他们商量，可不可以进口原料，加工出口？他们认为当然好。

当时我就想沿海能不能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

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此事就放下了。

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从1981年到1984年，广东开始发展起三来一补【169】，进口原料加工出口，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等等，都是利用国内的设备和劳力，来样加工，来料加工，然后产品出口。

虽然当时是比较低级的，但水平很快就提高了。

广东这个地方，特别是东莞、南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他们发展得很快，开始就得益于此，是用这种办法起步的。

开始，香港商人到那里，就试行三来一补，逐步逐步就把生产设备转移到国内，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内。

广东搞了以后，福建、山东、浙江、江苏也都这样搞起来，效果都是好的。

所有这些都一再证明，沿海地区的有一个优势有待我们去认识，去发挥。

当然，改革开放几年来沿海地区实际上都在这样做，但从整体上作为一种战略，使沿海地区更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必须提高到战略上来认识，来部署。

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

这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长期观察、思索、研究得出的认识，是改革开放十年经验的启示，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沿海经济的需要。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是不是和一位叫王建【170】的同志在1987年提出的国际大循环观点相同？有人以为我是受这篇文章的影响提出来的，国外有报刊说我是主张国际大循环的。

王建同志当时写的是文章还是建议，我不记得了。

内容我看过，还批给计委和有关部门去研究。

王建同志的国际大循环观点和我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都要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

但这两者出发点不一样，思路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

他主张中国发展轻纺商品出口，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用以出口，换取资金，换取设备，也即进行资金积累，然后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等基础工业。

他这个设想我没有详细研究过，可以说是一种思路！我不是这个意思。

=*=*=*=【167】这里所说的两头在外指原料在外，市场在外。

即：进口原材料，加工以后的成品出口。

【168】叶季壮（1893－1967）：广东新兴人。

1949年起长期担任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

【169】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

【170】王建（1954－）：北京市人。

时为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于经济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的作者。

曾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廿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几种不同意见－再谈一下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这也是对外开放问题。

1987年冬天，我经过对沿海地区一个时期的考察以后，在1988年1月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

在考察中我觉得根据当时国际市场的情况，沿海地区完全有条件发展得更快一些。

因为国际市场的规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总是向着劳动资源多而费用低的地区转移。

一些发达国家相应地进行产品调整，转向更多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产品。

这样就给发展中国家一个机会，这几乎是一种趋势，而且也是一种规律。

日本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是走的这条路，而且非常成功。

四小龙的经济就是这样起飞的。

我们沿海地区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这些地方不但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也好，比那些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好。

这里交通方便，信息灵通，人们国际竞争、市场竞争的意识也比内地强，反应灵敏。

而且这里基础设施也比较好，轻纺工业生产能力比较大。

过去四小龙走过的路，我们沿海地区完全有条件走。

这样做将大大加快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当时提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就是要把沿海地区一亿到两亿人口推向国际市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流和竞争，发展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两头在外，即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同时从国际市场取得原料和生产资料。

因为我们沿海地区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缺乏原料。

如果生产出口商品而挤占国内的原料，这会引起国内紧张，东、南部与中、西部地区发生争夺原材料问题，使全国经济发生不稳定。

只要我们进一步开放，在政策上破除那些不利于大进大出，不利于沿海地区向国际交流的清规戒律，就完全可以做到。

沿海发展战略提出后，小平非常支持，给予高度评价，几次讲，要我们抓紧时机，坚决地干，大胆地干，不要贻误时机。

一些沿海地区也很拥护，非常积极，他们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但也有不同意见，姚依林、李鹏他们有顾虑。

因为那时全国还在继续解决经济过热，实行软着陆的问题。

如果沿海提出加快速度，会不会重新热起来？其实这个顾虑是没有必要的。

所谓经济过热，不是简单的速度快和慢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可以承受的能力。

主要的就是投入多，回收晚，或者投入多、回收少，再加上消费基金过于膨胀，因而造成货币流通量过大。

沿海按上述战略发展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首先他们不需要大量投资；其次他们的产品会很快销售出去；第三是从国外进原料。

四小龙的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正是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候，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进口原料，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连续起飞好多年。

同时通货膨胀也降下来了，经济越来越稳定。

中国地方很大，各地情况不一样，我当时考虑，过去我们往往从全国一盘棋考虑问题，而忽视了地区的优势和特点。

譬如沿海地区经济本来可以发展快而又不存在过热的问题，但由于我们全国强调快而造成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因为要控制过热就限制沿海地区的发展，使沿海丧失了时机。

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这个样子，要热全国一齐热。

一强调稳定，一强调调整，所有地区都冷下来。

沿海就是这样多次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所以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正是由于沿海有特殊的好条件。

因而我们实行与全国有区别的发展战略，才能发挥它的优势。

从全国来说，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种优势，其他地区就不能实行像沿海这样的战略。

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正是接受过去的历史教训。

第二种意见，是来自几位老人的担心，如陈云就有这种担心。

他说：你讲这个如果能做到当然好，两头在外当然好，但不容易啊。

我理解他的意思，进口原料大家都赞成，也容易，问题是进来以后能不能出得去，出不去外汇怎么平衡？这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是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四小龙可以做到我们怎么就做不到？我们怎么就不能去竞争呢？我认为这里主要有两个障碍，一是外贸体制问题，一是国有企业体制问题。

实行沿海发展战略，首先必须改革外贸体制。

一定要让外贸自负盈亏，要给外贸企业进出口很大方便。

我当时的说法是，能够大进大出，随时进出。

如果像过去官僚主义层层审批，层层限制，许多产品就不能及时出去。

外贸体制要为大进大出，随时进出开路，扫清障碍。

再一个就是企业体制问题，也就是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的问题。

大锅饭、负盈不负亏，改起来不那么容易。

所以我当时首先强调发展沿海的乡镇企业。

沿海乡镇企业机制灵活，好伺候。

我调查过许多出口的乡镇企业，他们交货非常及时，又注重质量，很有信用。

第三种意见，主要来自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和计划、外贸等经济主管部门。

他们认为四小龙地方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人这么多，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卖出去？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国际市场是在不断调整的、竞争的关系中变化的。

只要你产品质量好，费用低，就能扩大自己的份颔。

这不是凝固不动的，相互所占份额是会变动的，要靠竞争。

所以发达国家就不搞劳动密集的产品了，进行产业调整。

新兴国家经济起飞以后，劳动费用也一天天提高了，他们这方面的优势也就失去了。

如日本就把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到四小龙，现在四小龙在这方面也不占什么优势了。

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劳动资源优势非常大。

至于将来也不用怕，你走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好办了。

只要先从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有了资金积累，技术也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在资金或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进行国际竞争。

那是今后的发展问题，顾虑是不必要的。

现在是刚刚起步，何必杞人忧天？何况也不是一下子两亿人马上跑到国际市场上去。

这有个发展过程，我们现在才开始嘛。

还有一种意见，属于大国的架子放不下。

过去我们因此在经济上吃过许多亏。

这种意见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强调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怎么靠乡镇企业出口？我们应该组织大企业集团，搞高精尖的产品出口。

这完全是不从实际出发，离开了我国的现实。

我们现在出口的是什么东西？有劳动密集的轻工产品，但主要是农副产品，很多是原料，连产品都谈不上。

我们强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靠乡镇企业出口，并不影响骨干企业搞高精尖。

但我们终究是发展中国家，你再强调高精尖，也不可能搞得很多很多，不可能解决沿海劳动力出路问题。

我们先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经济搞活以后，反过来更有利于促进我们国家出口高精尖产品、出口附加价值高的产品。

当然他们的意见也有点道理，我也一直强调这个问题：我们沿海地区科技力量虽然不如发达国家，但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强，这是我国的特点。

所以强调沿海地区的科技部门要和乡镇企业结合，发展外向型经济。

这样，乡镇企业劳动费用低，机制比较灵活，再尽可能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生产出劳动密集和科技含量相结合的产品，这当然更好了。

还有一种意见，主要是来自中西部的一些同志和国家的一些搞平衡、搞宏观经济计划的同志。

他们认为，沿海已经发展比较好了，差的是内地。

为什么还要大力发展沿海，是不是会扩大不平衡？内地有的同志说，发展沿海是锦上添花，为什么不雪中送炭？其实加快沿海地区发展，不仅对沿海有利，也肯定会带动、推动全国经济，包括内地经济的发展。

很明显，没有沿海的发展，内地怎么能有那么多人到沿海就业。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了，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经济规律，势必在中国在滚动，逐渐向劳动费用更低的地方转移。

沿海地区劳动费用逐渐高起来，它也要进行产业调整。

不能齐头发展，只能互相推动促进。

齐头，谁都快不了。

沿海是中国的一块地方，他们优势发挥了，对全中国、对中部西部地区都有利。

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首先发展沿海地区的优势是必要的。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发展沿海地区战略提出后，政治局还是通过了，并且在全国实施。

虽然六四以后就不再提了，但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实上沿海地区在继续走这条路。

沿海地区所以经济继续发展，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大量出口，外汇年年增长，总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外汇储备，不就是按这条路子走出来的吗？当然，六四以后不再提了，所以更自觉、更有力地推行这一战略终究受些影响。

各个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凡是仍然自觉推行这一战略的，发展就快，效果就好；凡是不那么自觉或者有点犹豫的，就差一些。

这里我想起一件事。

有一次我会见台湾长荣集团董事长张荣发【171】先生。

在谈话中我问他，你们台湾不简单，地方那么小，外汇储备就有几百亿？他说，这不难，你们只要按现在的政策搞下去，改革开放，发展对外贸易，不用很久你们就会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台湾能做到，大陆也一定能做到。

他讲得很乐观、很肯定。

那时我对他这么乐观的估计，还有点半信半疑，会那么容易吗？现在看来确实是这样，也不那么难嘛！关键是要实行开放，我前面讲了那么多，就是说明一点，只要改革开放，我们经济就能够很快发展。

=*=*=*=【171】张荣发（1927－）：台湾澎湖人。

长荣集团总裁。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廿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探索反**的道路－关于**和反**的问题，这是1988年形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反**、廉政建设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为借口恢复旧体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过，1988年春节我在广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不少权钱交易这类事。

不能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同经济转型时的环境有关系，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

认为解决**问题非常重要，不注意会给反对改革的人一种口实，人民群众也不满意，后果很严重。

鉴于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老办法。

首先要研究清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比如香港这个地方，六十年代以前**非常严重，执法部门很**。

七十年代搞了一个廉政公署，有个电视片叫《廉政风暴》。

这以后**的情况就好多了。

这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生的，后来文官、警察素质提高了，相应的工资待遇也提高了，情况就变了，现在的香港警察同过去大不相同。

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钱权交易。

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健全，民主制度的建立，情况就好了。

东盟国家就有类似情况。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问题上应该搞得好些。

现在搞市场经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干净，但无论如何不能使**泛滥。

这个基本的想法要着手研究。

1989年1月，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试析大陆的**》。

这篇文章倒是对大陆的**作了一些系统的研究。

我专门把它转给鲍彤，并写了几句话，说这是一篇专门研究**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组织一个小组专门对**问题进行研究、剖析，提出自己的对策，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

这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认为这个问题要系统研究，把它弄清楚，才能提出解决的办法。

用老的办法是不行的。

如果为了防止**放弃改革开放，因噎废食，再回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行。

像解放初三反五反的办法，用杀几个人来解决问题，也不行。

这种**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

一方面过去旧体制削弱了、破碎了，但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就产生了这个问题。

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是必须进一步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

譬如权钱交易，现在经济搞活了，有了商品经济，有了市场，许多企业、单位要参与市场竞争，但权力却仍然垄断在政府部门手里。

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转轨，还保留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

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如果能得到掌权机关的照顾，就能以不平等的条件与别人竞争而获取暴利。

又譬如通过一些主管部门把计划内物资变为计划外物资，即用计划价格从物资部门取得商品，以市场价格出售，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

再如谁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产品或进口某些商品，他们利用这个差价就能获得暴利。

在上述情况下，官商勾结，金钱权利交易，使一些部门、单位以不平等竞争牟取暴利，它就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进行贿赂。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深入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能下放、应下放的权力尽量下放，进一步解决权力垄断和权力集中问题。

这样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的土壤就减少了。

这类的问题根本上要从改革中解决。

还有制度化问题。

商品经济需要有相应的制度。

税务所、公安派出所、银行营业所等等，各种各样的基层执法单位，如果办事规则公开，办事结果公布，提高办事透明度，使人民知道，那么徇私舞弊的现象就会减少。

譬如说黑龙江有个地方，那里银行的农业贷款每年公布，贷给谁，收回多少，大家都知道。

这样就得到人民的监督，让人民参与。

办事愈不公开，愈容易作弊。

反**应该在制度方面建设。

当时北京市东城区在这方面有些措施我很有兴趣。

还有河北的一个县，也很受人民拥护。

反**从根本上说，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贪污盛行。

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另方面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官员行为得不到监督。

没有舆论监督，执政党没有监督，官员很容易**。

随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多元化，广大人民的参与，实行舆论监督，情况会逐步得到改变。

像东盟一些国家情况就是这样，台湾地区也类似。

随着经济基础变化，上层建筑也相应改革，政治建设要跟上去，主要是解决透明度和人民监督问题。

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法治的问题。

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必须是法治化的，法律保证的，法律规范的。

如果法律不健全，或者执法不能独立，各种干扰不能排除，那也很难办。

这里有个法制建设的问题，有个司法独立的问题，党政不能随便干预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书记处会议上我都提到了。

以上就是我当时对反**问题的考虑。

中心意思一是要重视，二是不能用老办法来解决，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我在1988年3月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对反**有过详细论述。

六四以后李鹏他们在批判我的时候，说我讲改革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说我对**采取放任态度。

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事实是1988年反**在我脑子里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6月政治局会议，我都讲了反**问题。

在这期间我还开过多次座谈会，专门听取基层的经验。

我是在积极探索反**的问题，想找到一条真正解决**问题的道路。

我说过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初期往往发生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解决**问题上比他们做得好。

李鹏他们断章取义作为我的一条罪状，真是毫无道理。

现在看来，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如何对这个问题做科学的分析，弄清产生的原因，正确认识它，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央。

我还是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和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是连在一起的。

包括法制建设、干部制度、公务员制度等等都是不可分开的。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廿三（上）－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胡.耀.邦被迫辞职－下面谈一下耀邦辞职的问题。

**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

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

我觉得不是这样。

当然，在邓、胡之间拨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老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

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

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

主要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最后对胡不信任了。

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

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反映的问题而引起的。

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

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邓的偏听偏信，或缺乏判断力而来的。

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那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邓在理论务虚会【172】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73】的报告。

从那个时候开始，胡和邓对自由化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几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

1981年7月，邓老提出思想理论战线涣散、软弱，并讲了一次话；1983年10月，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实际上这些讲话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识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大。

而他认为**是要负责任的，因为这些领域是**管的。

这些问题**没有提出过，甚至没有向邓反映过。

而是邓自己觉察到了，或者听了胡乔木、邓力群的信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

这自然包含着对胡的不满和批评。

我想特别讲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问题。

我觉得耀邦处理这个问题，大大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我觉得这对邓最后决定和胡分手，有着关键性的意义。

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

不仅在文化思想领域、经济领域。

甚至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如女同志的发式、服装，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之内，俨然像是一场特殊时期要来的样子。

当时不仅国内知识界，而且国际舆论，都反映非常激烈。

这年冬天我在美国访问，不得不到处回答人们的提问，解除人们的种种顾虑。

那一阵风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

那时我和万里宣布，经济领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

还提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

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

由于这场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车了。

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

邓自己也感到那样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

本来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间不长也就过去了。

耀邦对这场清除精神污染本来就有保留，有怀疑。

搞起来后，国内国际上反映都很不好。

可能他为了平息知识界的怨气，消除国际舆论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年2月和上海市书记们的谈话中，以及随后他会见日本外宾的谈话中，都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合适，引起了扩大化，以后不用这个提法了。

这个问题当时是非常敏感的。

这些话一传开，自然就会使人们，特别在知识界给人一种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错了。

虽然耀邦当时专门说了，小平原来说的是反对精神污染，最后宣传时走了样，变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扩大化。

意思是错不在邓，而是执行的问题。

但实际上，根据邓的讲话开展的这场运动，报纸上的宣传也好，领导人的讲话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谁都知道这场运动是根据邓的讲话发动的。

所以耀邦的这一说法，在人们心目中并不能因此而减轻邓的责任。

邓对耀邦这一讲话当然是不高兴的。

邓老虽然当时没有马上说什么话，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没有后退半步。

1987年1月15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174】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问题。

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175】、胡绩伟【176】、王若望【177】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

邓没有直接找耀邦谈，而是要胡启立转告他，并且话说得很重，把对待自由化软弱作为总书记的根本缺点。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后来胡启立把小平这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耀邦，耀邦却没引起注意，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年7月，邓老又找了胡启立、乔石谈话，再次说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这个问题。

邓还说，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励耀邦，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

你们告诉耀邦，要他多讲讲反对自由化的问题。

启立和乔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别作了汇报（1984年的那次，胡启立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生活会上知道的）。

我当时认为，既然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书记处应该开会认真讨论一下，对邓也好有个交待，我向耀邦提出这一建议。

当启立向耀邦请示何时开会时，耀邦却说他要去新疆，后来也确实去了新疆，当然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

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办完再去新疆，但他没有重视这件事。

小平1985年为什么又讲这个话呢？我看大约与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

这次大会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国内外议论都不好的情况下召开的。

当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致辞，没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没有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讨论致辞时，耀邦还说要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慢慢消失。

对作协的人事安排，也决定组织部不要干预，选上谁就是谁；同时还强调创作充分自由，这些无疑都是对的。

问题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气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会在这种会议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对那些积极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讲了一些偏激、过头的话。

在人事问题上，那些思想较左、清污积极的人，几乎全部落选。

这当然使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感到难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

这些都会给邓老一个印象：这是文艺界一些人在耀邦纵容下，对邓的清污不满情绪的一次发泄。

因之他又要启立、乔石向耀邦传话，要他多讲反自由化。

话讲的非常重，说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旗子反对邓老。

但耀邦也没有认真对待。

这种事在过去，按规矩应在书记处认真讨论一下，耀邦应有一个表态，然后到邓那里谈一次。

因为那时总的情况是，你不可能在邓以外唱一个反调，当然有些意见可以向邓谈。

当时耀邦为什么不引起重视，为什么那么不认真，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

可能他认为邓的搞法不合适，自己没有错，不愿改；找邓谈也说不清楚，邓也不会接受他的意见，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

总而言之，这些事会使邓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与他距离越来越远的印象。

从1983年10月邓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邓说国内外有些人打着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这个时期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清污的问题，他们之间分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后一次争论反自由化问题，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要通过**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决议【178】时爆发的。

决议初稿是耀邦主持写的，稿子上原来没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

在北戴河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主张加上反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赞成加上。

耀邦作了妥协，加上了。

但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分组讨论时，陆定一【179】和其他几个人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内容。

在决议提交全会通过的时候，陆定一即席作了一个发言，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特殊时期四人帮整人时用过的提法，不宜采用。

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些掌声。

王震、薄一波【180】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声。

耀邦作了模棱两可的表态。

我当时也简单作了一个表态，意思是稿子讨论了多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我也赞成不作改动了。

接着，邓老极其严肃地讲了一席话。

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坚持，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不管它什么时候用过，谁用过，无关重要。

这样就一锤定音了，随即全会举手通过了这个决议。

显然，会议是耀邦主持的，他是总书记，他在这个会上表态模棱两可。

最后邓出来讲话，这自然是对耀邦不满。

后来在如何传达会议精神时，耀邦布置只传达会议通过的决议，没有传达讨论的情况和邓的讲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厉害，责问为什么不传达邓的讲话？这次会议上的争论，邓表面上是对陆定一的批评，实际是对耀邦不满。

因为邓清楚，陆的观点就是耀邦的观点。

耀邦多次说过，自由化这个概念不很准确。

所以邓的这个讲话也是对着耀邦的。

不过我要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这场争论，对于邓对胡的态度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下面我要讲。

因为在这之前，邓已经作出决断，把耀邦拿下来。

不过当时打算采取平稳过渡，不是后来采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十三大来换人。

所以这次会上邓虽然对胡不满，但对邓要不要胡继续做总书记，已经无关重要了。

总之，主要是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对胡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邓对胡也有些批评。

比如说邓认为胡处事不持重（在当总书记前邓就认为他有这个弱点）。

在外事上，处理与朝鲜的关系过热，随意答应朝方的要求。

他一回到北京，邓就把它否定了。

又如对日本，他去访日本时，事先没有讨论就主动邀请日本三千青年访华，邓当时就很不以为然。

但胡作为总书记已经邀请了人家，也不好改了。

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个人名义书信来往，还举行家宴，邓也不以为然，并批评说，中国从不搞个人外交，看来我们一些人和中曾根打交道还缺乏本领。

这也是批评耀邦的。

但我认为所有这一些，对邓与胡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邓对胡的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清楚，像这些事不算什么。

他批评胡，不影响对胡的信任，不影响对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邓与胡的关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有一件事情。

是1985年1月耀邦与陆铿【182】的谈话。

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那次谈话就指出，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

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我，我忙于其他的事也没有注意。

到了1986年夏天，邓老对杨尚昆说，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记录看看。

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老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

后来尚昆让中办送了一份给我看。

陆铿是个老资格的报人，曾被划为右派，1978年申请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百姓》杂志任总编。

他去采访耀邦的时候，说他这次来并不单纯为了自己的报纸、杂志，而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认识耀邦先生。

他说耀邦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并说耀邦是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通达明白，虎虎有生气等等，恭维耀邦。

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

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

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

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

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

耀邦与陆铿的谈话是在1985年1月。

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要他们向耀邦传话就提到与陆铿的谈话。

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时邓又提出这次谈话，并且在一些老人中谈这件事，如与杨尚昆谈了这件事。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老对**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

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测。

前面说过，耀邦是1987年1月辞职，实际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间（或者更早些），邓就最后下了决心。

从这以后邓老批评耀邦同陆铿的谈话就逐渐传开了。

当时耀邦恰恰在欧洲访问，许多记者问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问题。

耀邦确实有些话说得不好。

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

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了。

所以耀邦不再任总书记，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时邓和老人圈子里已定下来的事。

邓1986年在北戴河与老人们怎么谈的，同什么人谈的，我不知道，到今天也不清楚。

但从那时以后，我明显地感到包括杨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对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

过去他们对胡也有不少议论和意见，胡的一些讲话他们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过得去，对胡还有一定的尊重。

这时对胡的不尊重、不满意、不买账就表面化了。

这时耀邦正为十二届六中全会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但拿到会上讨论时没有通过，不是个别地方修改的问题，不少人表示从大的方面感觉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这样一个决议的问题。

邓力群在这个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而且拿出了一个修改稿，对原稿大肆删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邓老的话。

邓力群这个讲话和修改稿，邓老不同意。

邓说他虽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话，但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导到左的方向。

但对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没有通过。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耀邦通过秘书郑必坚【183】来告诉我，他认为仍然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但大家意见这么多感到很为难，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表示我原来也有现在需要不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的想法。

既然耀邦认为需要搞，我支持搞。

对大家的意见，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争取通过。

我赞成搞，而且积极支持搞。

后来这个决议几经修改，最后通过了。

在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决议稿的时候，除了前面讲的对反自由化有争论外，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写上培养有**觉悟的人的问题，即是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教育的问题。

胡乔木、邓力群主张要上，陈云批示同意。

当时耀邦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不赞成写。

他们认为在全国人民中（不是只在党内）进行**教育有些不符合实际，有点脱离实际。

但陈云已有批示，不很好办。

当时我建议用**在《新民主主义论》【184】上一段话作为理由建议不写。

**说：我们的体系是**的，但现阶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

**同意，于是就用耀邦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小平和陈云，邓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陈云也不再坚持，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于光远【185】在场，郑必坚是起草这个文件的，他们会记得这件事。

在这段时间，一些老人对耀邦在外事工作、经济工作、指导整党，以及工作作风方面的议论已经半公开化了。

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关系。

他们还说胡不集中抓党的建设，过多地管经济事务；说一个**的总书记不该热衷于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

对报纸宣传他几年批阅几千封群众来信，几天跑了多少个县也不以为然，甚至作为笑谈。

总之这个时期议论耀邦这也不好，那也不是，几乎是半公开化了。

同时，凡是耀邦在书记处会上提出的意见，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绝。

就当时情况看，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难了。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了以后不久，耀邦告诉我说，最近小平和他谈了一次话，说到十三大时邓要辞去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由耀邦来接任这个职务，总书记由年轻一些的人来担任。

邓对胡说，这可带动一大批老同志退下来。

耀邦还说，他在邓那里建议总书记由我来接，因为我比他年轻一些，让更年轻的人来接现在还不行。

因为邓从未和我谈过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么啊，是耀邦跟我说小平跟他说的，所以我不好讲什么。

至于推荐我当总书记，我当时就对耀邦说，我多次说过在中央现在的领导人中，60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总书记只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个年龄线的，你不做怎么叫我来接？要接只能由年轻人来接。

我还说，如果你认为年轻人还接不了，时机不成熟，也可以考虑暂时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这样也有利于培养年轻的同志。

耀邦听了以后认为我的意见可以考虑。

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谈话，而是转述邓的意见，而且是他向邓的建议。

更主要是，因为我确实不愿意做总书记，愿意继续做总理，把经济改革抓下去。

胡当时转述邓的讲话的时候，表情非常平静，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现。

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耀邦情绪很好，工作兴致仍然很高。

视察江苏、视察上海，跑了许多地方，发表了很多讲话，报纸上作了非常显著的报导。

从他同我谈话时的表情和他积极到各地视察，以及12月间我同他一起处理上海**，没有发现他情绪有什么不正常。

所以我感到，邓同他那次谈话，他只是理解为就是为了年轻化，邓退下来，他接邓，带动一批老人退下来。

很可能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完全没有觉察到邓对他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变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

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

这件事震动了邓老。

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问题讲了一篇话。

他说，这次**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

他点了**【186】、王若望的名，并且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当然使用时要慎重。

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172】务虚是**创造的新名词，指通过漫谈，对现有官方理论不能解释的事物重新释义，藉以统一宣传口径，并非学术性的理论研讨会。

这次著名的理论务虚会的时间是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开始由**进行解放思想的动员，最后由邓老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收场。

邓作收场的报告时间是1979年3月30日。

【173】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以及马列主义、**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是邓老时代**控制意识形态的最初的底线。

后来，由于**在实践中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的态度日渐显露，因此四项基本原则在近来的官方文件中已经鲜有提及，四个原则已经浓缩为一个最高原则――坚持一党专政的原则。

【174】生活会，亦称组织生活会，是指**党支部（党小组）成员以检讨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内容的党内生活制度。

这种生活会一般每季度或半年召开一次。

**最高领导人之间一般极少开生活会，除非在党的领导人之间出了严重的不协调，必须通过斗争来统一思想或进行改组。

【175】郭罗基（1932－）：江苏无锡人。

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

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被认为是为刚判刑的**辩护，引起邓老的不快。

【176】胡绩伟（1916－）：四川威远人。

**党内倡导新闻自由的代表人物。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9年**中胡绩伟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被撤消一切职务。

【177】王若望（1918－2001）：江苏省武进人。

曾任《文艺月报》副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89年**中被捕入狱14个月。

【178】**十二届六中全会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79】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

特殊时期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长。

特殊时期后转变，有自由主义思想。

1980年任**中央宣传部顾问，1982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80】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

1979－1982任国务院副总理。

1982－1987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主任是邓老）。

是当时党内极具影响的元老之一。

【181】中曾根康弘（1918－）：日本自由民主党政治家。

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间与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182】陆铿（1919－2008）：云南昆明人。

著名报人，时任香港《百姓》杂志社长。

《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陆铿《**访问记》引起邓老对**的猜忌与不满。

【183】郑必坚（1932－）：四川富顺人。

时任**秘书、**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

1992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7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184】这是**一九四?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其内容是**对**未来政权的设想，后成为**建国的理论根据。

《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所谓旧民主是指资产阶级民主；所谓新民主主义字面意思应该是具有社会主义成分及倾向的一种民主形式。

**夺取政权以后的事实证明，新民主主义只是**争取中间力量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时所使用的口号，在历史上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185】于光远（1915－）：上海市人。

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思想研究所所长。

【186】**（1936－）：浙江抗州人。

天体物理学教授，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

1987年因同情**中大学生的民主诉求被撤职和开除党籍。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廿三（下）－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胡.耀.邦被迫辞职－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

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

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

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老要求辞职的信。

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

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的保护伞。

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

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

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187】，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88】。

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作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

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议的形式，对耀邦进行批评、帮助。

然后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不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

我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

当然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

邓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陈云在这个会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

他在这次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

看来陈云是很注意这些事的，注意组织原则、组织手续的。

他大概怕人家说政治局会议就能接受总书记辞职会引起国内外议论，所以特别宣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

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

当然，后来对耀邦这样的处理，特别是顾委会生活会对耀邦的批评，在国内外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对耀邦的处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换领导人。

所以后来对我的问题上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

我前面已说过，王任重向我传达时说，鉴于上次处理耀邦问题外面有些议论，这一次要准备好文件，先开政治局会议，再开全会解决我的问题。

当时**外出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所以会后邓要杨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

杨尚昆把会议情况告诉**以后，李当然完全同意，求之不得。

并对杨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行。

还用了一个很挖苦的话来形容胡，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胡这个人就是巧嘴利牙，点子不少。

李还说，不久以前耀邦来上海，那时他已经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发泄了一通。

至于对我代理总书记问题，他表示同意。

但要杨尚昆回来告诉我，说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和我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议如何开。

当时商定的意见是会议气氛还是尽可能和缓一些。

当时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所谓团派【189】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胡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

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

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

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

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有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

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

后来这些话我在生活会上发言时讲了。

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

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

到会的有中顾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人大党员副委员长、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各大部门的首长和党中央各部的部长。

邓老、陈云没有到会，**在上海。

邓力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不听邓老招呼，长期放任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其他的发言，都按党的历来惯例，从不同方面对胡作了批评。

王鹤寿【190】在会上讲，他到耀邦家里去看胡，胡情绪非常激动，说有些老人要整他，还讲了其他一些气话。

原本打算把会开得缓和一些，王鹤寿这一讲，会议一度气氛有些紧张。

后来和王鹤寿打了招呼，这类事不要再讲了，他发言时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场。

这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

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

当时我在国务院那边，没有过问这些事，不知为什么要余秋里来负责十二大人事安排，总之说明他信任余秋里。

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主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

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

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所以他是不是让余秋里发言，然后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或得到通过？总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

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

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

当时他可能觉得，因为他俩关系密切，邓已决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来，他和耀邦关系这么密切，经常一唱一和，担心会因此搞到自己头上，所以想借此机会表白自己。

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以上就是生活会议的情况。

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耀邦的辞职，并推选我代理总书记。

我虽然那几年在不少场合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央领导人当中，60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人，只有**做总书记最合适。

但在1月4日在邓家里召开会议时，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我对批准耀邦辞职没有异议，对由我代理总书记我也只是说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没有坚拒。

所以如此，一是要耀邦下来这是1986年夏季邓和一些老人已内定的事，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我已听说了，而且邓已和耀邦谈过了，耀邦也表示同意，虽然胡不知道把他拿下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总之，胡已定了要下来，不过现在是提前了几个月罢了。

二是，12月30日邓对**讲的那一番话以后，耀邦实际上已无法继续主持工作了。

前面我说过，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已很困难，许多老人不买他的帐，他很多建议都得不到支持。

特别是邓讲这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结果，这几年我要你开除谁谁的党籍为什么不办等等。

这次讲话又印发到一定范围，耀邦已很难主持工作，所以不得不提出辞职。

再一点就是，耀邦的问题，胡启立实际上也受到牵连，让他参加代行常委工作的五人小组，实际上也就使胡启立解脱了，保护起来了。

这已经很不错了，要启立接耀邦是不可能的事。

再说当时一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便于也不应该拒绝接受代理。

在一些人中有一种传言【191】，说我在胡辞职前，曾给邓老写过一封信，告了耀邦，说了耀邦的坏话，甚至说我要求邓老来解决耀邦的问题。

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我在1984年曾就如何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真正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给邓老写过一封信，也抄送陈云，这完全不涉及耀邦的问题。

信的内容如下：小平同志：送上黑龙江省陈俊生【192】同志建议一件，请参阅。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却提出了如何保持我们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目前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越来越好，而且这种势头一定可以保持下去。

然而，这还不能说长治久安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保持国家根本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国是**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从宪法上考虑，恐怕还不行。

我认为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现在趁您和陈云同志健在，精力仍然充沛，而国内外大政方针已定，在您的倡导和决策下，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当前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正因为这样，我衷心地希望您能以更多的精力，集中去考虑解决这一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并亲自督促付诸实施，使之成为习惯，形成风气，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变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以上建议妥否，请酌。

此致敬礼！**1984年5月26日访欧前夕要说向中央、向邓老写过有关中央领导问题的信的话，就是这么一封，再没有别的信了。

我就陈俊生的建议写了这封信，是因为当时我感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那几年，中央领导在对特殊时期这场浩劫进行反思时，常常谈到要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悲剧重演，必须解决党的领导制度问题，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个人专断。

但十二大以后，由于整个国内形势比较好，越来越好，逐渐地谈这样的问题比较少了，淡薄了。

但实际上尽管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尽管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尽管当时中央内部的民主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好转，但作为一种领导制度，全会也好，政治局也好，常委也好，作为领导制度来说，并没有解决，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还有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

如果这个问题不趁现在形势比较好的时候解决，即使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现问题，也难以保证以后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出问题。

所以我这封信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来写的，不是针对哪个领导来讲的；完全不是感觉到当时中央领导制度已经出现了什么严重问题。

没有，当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但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就好，因为制度没有解决。

所以，完全不是针对现在领导班子有什么问题，更不是对耀邦或哪一个领导人。

既不是认为耀邦有了什么问题而提出解决领导制度的问题。

也不是由于耀邦比较开明，就没有必要来健全和改进中央领导制度问题。

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

我过去也多次讲过这样的话。

但并不因为他比较开明，就不考虑中央领导制度的问题。

因为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老人走了他能搞多久，也很难说。

将来新的领导人怎么样也不知道。

总之，不是靠人而是靠制度。

我在生活会上讲过这些话，**有晚年问题，斯大林有晚年问题，像他们这样英明的领袖人物尚且如此。

所以不能靠人，而是靠制度；只有把制度搞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写这封信，中心意思就是要把中央领导制度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当时我也只是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这个领导制度怎么搞，我也没有具体设想，这需要很好地探索、研究，然后提出具体方案。

所以，外面的传言，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

我也想过，为什么没有的事而外面有传言？可能因为在批评耀邦的生活会上，我在发言中批评耀邦不遵守集体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时候，说过在1984年给小平写过一封信，要把健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没有讲信的内容是什么。

在发言中我讲了要靠制度，不要靠人，人是会变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即使像斯大林、**这样的伟大人物都发生了问题。

可能是这样，我说过给小平写过信，但没有说信的内容是什么，而发言中在批评耀邦时又讲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

可能就把我在生活会上批评耀邦时说的一些话，猜测成我写那封信的内容了，大概就这样传开了。

还有一种传言，这个传言的范围没有前面那种那么大，我也是很晚才听到的。

耀邦在十三大以前不断讲到老人退不退的问题，于是有一种传言说，有一次邓老当着耀邦和我的面说，十三大自己要退，耀邦就说举双手赞成。

而我说你不能退，无论如何不能退。

这件事就更加使邓感到胡这个人不好。

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过程。

在耀邦下台以前，也就是说，在具体负责人事安排的七人小组【193】开始议论老人退不退、谁退谁不退、怎么退以前――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前――邓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或在我和耀邦二人面前讲过他退与不退的问题。

我第一次听说邓表示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是在1986年夏季以后，耀邦告诉我邓和他谈话的内容。

邓老向他说，十三大邓不再进常委和当顾委会主任，由胡来接任。

总书记找一个更年轻的人来担任。

这是耀邦告诉我的。

所以就不存在邓向我们两个人征求意见，胡举双手赞成，我表示挽留的问题。

我确实挽留过邓，不赞成他退出常委，那是1987年的事，也就是耀邦下台以后的事，那时我已代理总书记了。

因为邓还要管事，与其在常委外面管，不如在常委里面管，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件事了。

耀邦访问欧洲期间，在答记者时多次讲到邓退不退的问题。

他讲这些话是不是刺激了邓老，引起小平的猜疑，这我不敢讲。

我当时也有些感觉，觉得因为他的身份，有些事应该回避，何必对这个问题议论太多呢？他应该慎重些才好。

他的这些话即使邓有些不高兴，那也不是主要的，影响不大。

对他们两个关系影响大的，还是前面讲到的两件事：一是反自由化，一是陆铿的谈话。

这里顺便再讲一件事。

1983年3、4月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对耀邦的一次批评引起的一点风波。

虽然这件事和耀邦1987年辞职没有关系，时间隔得很久了。

但社会上也有很多传说，甚至说这件事和我有点关系。

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是向常委作一次经济工作的汇报。

其目的是邓老那一段觉得这两年年年指标订得比较低，结果超额完成很多，他认为这样不好。

但是我和计委的同志觉得指标高了没有好处，还是留有余地好，所以汇报一下把道理讲清楚。

那次是由姚依林和宋平代表计委汇报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些话，除了同意他们的意见外，主要讲了这几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减少很多，这些是不得已的，也是正常的，因为带有还账的性质。

但长此下去不行，中央财政过不去。

我讲完还没有来得及讨论，陈云突然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针对耀邦那一时期对经济工作的讲话，提出了十条或者七条批评意见，话讲得很尖锐。

比如，耀邦讲财政部说年年有赤字是吓唬人的。

陈云讲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对耀邦讲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搞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注意不够的话，也提出了批评，总之有七八条意见。

因为耀邦事先毫无精神准备，所以陈云这一番话讲下来，他一句也没有辩驳。

只是说他有许多错误，要好好考虑。

看来陈云是长时期对耀邦在经济工作的讲话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大概是一吐为快。

小平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批评耀邦；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而且思想上毫无准备，所以我看他当时的表情不太高兴。

他只说这些问题以后再，今天主要是听汇报。

这样，这个问题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其他人因陈云同志一讲也不好发表意见。

但在这个时候，胡乔木站起来说了几句话，他说陈云同志所批评的耀邦讲的那些话，在各地流传很广，对经济工作有很大的干扰，建议召开一次省、市书记会议，来打个招呼。

当时，小平同志只是说，那好，你们再商量一下。

过了一两天，胡启立忽然跑到我家里，告诉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邓力群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把常委会上陈云批评耀邦的那篇讲话在新华社的一个全国性会议上传达了。

胡启立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也觉得不好，这会引起全国思想混乱。

这事耀邦不好讲话，于是我就出面干预，给邓力群打了电话，批评他这样做不对，并要新华社把邓力群的讲话收回，不得向外扩散、传达。

后来我去了天津。

从天津回来后，耀邦到我家里来，说小平同志考虑后说，那个会议不开了。

我估计小平认为如果开会一传达，那影响就大了，所以决定不开了。

同时，耀邦还说，现在外面有些传说，说中央要出事了。

我当时觉得耀邦是不是太紧张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听外面那些话。

据我的看法，陈云同志主要是对你几年讲话憋了一肚子气，趁此机会发泄一下，讲完也就完了。

另外，你不要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是在一条船上，要同舟共济。

我不相信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有什么野心（我当时这样看）。

我说他们是文人嘛。

至于陈云更不会有什么野心。

我们现在要同舟共济，不要有别的想法。

耀邦同意我的讲话。

不久我见到胡启立，他告诉我，耀邦那天同我谈话后非常高兴，说紫阳那个话讲得好，现在我们就是要同舟共济。

这件事情况就是这样。

当时社会上可能传开了，说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批评了耀邦。

其实没有，就是陈云讲了篇话，因为涉及耀邦，大家都不好发言。

本来，我同耀邦在经济工作上有不同看法，对耀邦到处乱说话也有意见，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在这样的场合讲不合适，所以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邓老找我和姚依林谈话。

邓说，原来就耀邦问题要开个会，后来他考虑影响太大就不开了。

还说耀邦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但还是要扶持。

我当即就表示，我完全同意，我说我多次说过，中央领导人中60－70岁这个年龄杠杠中，只有耀邦没有别人。

小平接着批评了姚依林，因为在这之前，姚依林和宋平曾给常委和邓老写过一封信，说耀邦到处乱讲话，同十二大精神不符，使计委工作很难办。

邓老对姚依林说，你这封信有情绪。

姚依林当场就承认错误说，是，我是有情绪。

=*=*=*=【187】五人小组：1987年1月**被迫辞职后到1987年10月**的十三大召开前，临时机构五人小组代行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职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组长**，成员有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

【188】用邓老指定的五人小组来取代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常委显然是违**章的，但实际上是**时代和邓老时代的惯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斯大林。

实质上是绝对权力掌握在个人手中的一种表现。

【189】团是指共青团、团派是指出身于中国共青团的**领导干部圈子。

除传说中的相助提拔关系以外，没有证据表明团派在党内具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政治主张。

【190】王鹤寿（1909－1999）：河北唐县人。

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陈云兼）。

【191】指吴江所著《十年的路》。

该书由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出版（第一版）。

【192】陈俊生（1927－2002）：黑龙江桦南人。

1978年起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书记。

1984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85年起任国务院秘书长，1988年任国务委员；1998年任政协副主席。

【193】七人小组由邓老指定负责筹备**的十三大人事安排工作的临时机构。

其成员有薄一波、杨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穷、伍修权、高扬。

开始七人小组直接对邓老负责，1987年7月7日邓老才宣布七人小组受五人小组领导。

（《邓老年谱》下册，第1167页）。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廿四－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现在谈一下1987年由于耀邦下台而引起来的反自由化问题和1987年秋季筹备召开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1987年1月4日，邓老在家里召开会议，决定接受耀邦辞职。

1月10日至15日，由中顾委出面，薄一波主持召开批评**的生活会。

1月1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同意接受耀邦辞职。

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反自由化斗争。

1987年是在反自由化的声浪中开始的。

1987年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右倾开始；而以强调改革开放、反对僵化、反对左的十三大结束，整个一年是这样过的。

这一年的政治空气从年初到年尾几乎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当然这中间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历程。

回顾1987年的经历，我在这一年的活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从1月到4月是一段。

当时我刚接替耀邦当代总书记，就接受了一个任务，开展全国范围的反自由化斗争，我首先面对的是这个问题。

所以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以左反所谓的右，也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从5月直到十三大召开是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强调改革开放，强调防左，反对思想僵化，为十三大的召开作准备。

这里讲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点，鉴于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教训，防止邓力群、胡乔木这些人乘机再搞扩大化。

所以一开始我就对这场斗争的性质、范围、重点、政策和方法，作了严格的规定。

在我主持制定的《**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这场斗争着重解决根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

这场斗争严格地只限制在党内进行；而且只限制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

不联系农村政策，不联系科技政策，不联系文学艺术风格等问题。

这场斗争在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

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际上也只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

反自由化必须以三中全会的路线为准绳，不得采用过去搞运动那套左的做法。

因为1987年的春节是1月29日，而以**中央名义下发的通知有待于1月28日下午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春节前不可能传达一下去。

而春节期间，人们习惯互相串门，传播消息。

为了让这些反自由化的规定为大家所知道，因而特别提前在1月28日上午召开在京的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会议。

我对这次反自由化的范围、政策、重点、方法讲了一篇话，让人们知道中央对反自由化的部署，在春节串门拜年时传递信息。

我在这篇讲话中，特别讲了这段话：三中全会以来规定，今后不搞运动。

但过去人们搞运动搞惯了，一说要反什么，还是搞运动那一套。

现在我们反自由化，为了避免用过去那套搞运动的办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一开始，就要把可能发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

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么政策、界线一概都不讲，只讲大胆放手，坚决，一个劲地反。

结果呢，一开始就出偏差，搞扩大化，结果又不得不纠偏。

这次我们要和过去搞运动的办法区别开来，一开始就要把性质、范围、重点、政策、方法讲清楚，什么能搞，什么不允许搞。

一开始就把要防止的事情讲清楚。

这才是不搞运动的搞法（因为当时不搞是不行的，大势所趋）。

我的这篇讲话和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通知，一直被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企图在反自由化中大干一场的人视之为束缚。

他们认为这是束缚手脚的框框，是保护搞自由化的人。

虽然遭到他们的反对，但是因为一开始，文件就把范围、重点、政策作出了规定，所以在那场反自由化中没有伤害更多的人，没有使全国的局势发生大的震动，没有搞乱经济，没有使改革开放遭到大的挫折，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二点，在这段期间，无论接见外宾或在公开场合讲话中，我都针对国内外反自由化是否会改变二中全会的路线，改革开放是否会收的疑虑（当时国内国外疑虑很多，大家一听反自由化就认为改革开放要收了），反复地讲：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而是更全面、更准确地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是收，要实行得更好、更有保证。

我重申现行城乡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变，一国两制政策不变。

而且以上这些方面不仅不变，还要努力做得更好。

当时有人担心反自由化会波及香港，我在接见香港人士时还直截了当地说，在大陆搞社会主义，不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

而一国两制，就是允许在港澳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允许自由化。

怎么能在港澳反自由化呢？为了说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时提出的主要论点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开放。

两个缺一不可，缺了哪个都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前一个时期，因为我们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因此要强调一下。

如果因此而丢掉了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那就走上了另外一个错误的道路。

强调两个基本点，一是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另方面是防止有人利用反自由化和四项原则，乘机否定改革开放。

人们之所以产生一提反自由化，就这样那样的误解、疑虑，主要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含义没有真正搞清楚。

一些人认为，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改革开放，一讲四项原则就以为改变了。

现在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本来就是这样的。

上述这一讲话对于安定民心、解除顾虑起了作用，大大缩小了企图以左反所谓右、以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的活动市场。

第三点，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所代表的一批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者的势力，对我主持下的反自由化部署十分不满，多方制造舆论施加压力，力图突破、改变中央对反自由化的基本部署。

本来，在王忍之接替朱厚泽【194】任宣传部长时，我就找王忍之谈话，告诉他要记住有两个基本点，不要一讲反自由化就忘另一个基本点。

还告诉他，在今后工作中要独立思考（意思是不要老听邓力群的），要领会中央的方针。

可是不久，王忍之在一次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竟然说：这次反自由化斗争，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二次拨乱反正【195】。

他的意思很明显，第一次拨乱反正是拨四人帮极左之乱；而这次拨乱反正，就是要拨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乱。

听到反映后，我当即批评了王忍之，还问他是不是邓力群叫你讲的。

他不肯透露，只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

因为过去王给我的印象还不坏，他在计委搞经济研究工作时，人还本份；在经济研究工作中也还朴实。

对他能够和邓力群保持一定距离寄以希望。

因此，对他只批评了几句，未深追究，也未向外透露。

没有给别人说他讲了什么话，我怎么批评了他，留有余地就是了。

大约在1987年夏天，王瑞林（小平秘书，邓办主任）转给我一封北京市王大明【196】的信（王以前在中宣部作过副部长），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讲今后反左是主要的，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

说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

我在7月11日，即胡启立负责接管宣传战线工作时（邓力群不管宣传战线了，由胡启立接管），找宣传部的同志来一起作些交待，也是工作交接。

这时我找王忍之（宣传部长）、王维澄【197】（常务副部长），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

我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老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

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关于邓力群、胡乔木等左派控制下的《红旗》杂志、《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还有《光明日报》三个单位，1987年3月在河北涿县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熊复【198】等人摆出要对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的架势，说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噩梦一场。

整个八年，马克思主义者受压，反自由化和自由化一直在激烈斗争。

熊复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搞两个凡是【199】的重要人物。

他不仅把他们这样一些人打扮成反自由化的英雄，完全否定三中全会以来八年的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拥护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与阻碍改革开放的保守思想、左的观念斗争的历程。

熊复是两个凡是的笔杆子，三中全会时西南组就批了他。

当时我在四川工作，熊在西南组，我是西南组的召集人。

当时邓力群并不是搞两个凡是的，他是反对两个凡是的。

后来由于思想上臭味相投，尽管熊复是这么个人，但由于他坚持左的那一套，邓力群非常看中他，继续重用。

当时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人，到处散布说：中央关于反自由化的四号文件是个框框，束缚了反自由化的手脚，扼杀了积极分子的斗志，增加了反自由化人的后顾之忧。

还说由于有了四号文件这个框框，使搞自由化的人拒不检讨，有恃无恐。

还有的人甚至说，四号文件对反自由化斗争是泼了冷水。

过去反精神污染搞了27天，这次恐怕连27天也搞不了。

他们之所以散布这些论调，目的是向我施加压力，让我修改部署，好让他们放手去干。

他们还散布一种论调，说现在是只让批说自由化的，不让批干自由化的。

他们把思想理论上的自由化叫说自由化的；把经济领域搞改革开放的叫干自由化的。

还说，思想理论领域的自由化是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是基础，根源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化。

不联系经济领域自由化不解决问题。

他们极力突破四号文件的范围，要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农村以及科技等各个领域，要通过全面开展反自由化，在各个领域对改革开放进行批判和清算。

1987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在同外宾谈话和团拜会上，提出了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后，不久就有人提出两个基本点不能并列，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

中宣部有个理论局长卢之超【200】，此人是特殊时期中的造反派，由于受到邓力群的赏识，几次要提他当宣传部副部长，我一直没同意，他没如愿。

后来我坚持主张让他离开中宣部，宋平找邓力群商量，很快把他安排到政协当副秘书长，以后参加了编写《**文集》的工作，都是邓力群搞的。

就是这么个人，他通过中央党校教育长江流【201】，部署要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

讨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纲目问题。

讨论哪个是纲，哪个是目，要造舆论。

说我讲的两个基本点是平列了、降低了纲，强调了目。

我听说后，要中央党校校长高扬【202】去查这件事。

召开理论研讨会时，江流借故没有参加，后来不了了之。

他们散布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想以四项基本原则贬低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

面对上述来自左的干扰和阻力，我于1987年3月13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了一番话，提出要进一步把大家思想统一到中央四号文件上来。

要全面、认真、准确地落实四号文件的规定，要继续按四号文件精神办。

批评了说四号文件是束缚手脚的框框以及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的想法和作法。

由于时机尚不成熟，我对那些错误思想的批评还比较含蓄，留了很大的余地。

我当时就想到要扭转这种局势，必须寻找一个时机，进行一次有力的批判。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

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

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

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

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

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

邓老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

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

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

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

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

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

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

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邓老提出要开个名单，对自由化的人一个个作出处理。

除了王若望、**，邓早已决定开除党籍。

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讨论的名单，是由邓力群、胡乔木提出的，其中就有于光远。

当时我按四号文件的精神，建议对于光远采取由中顾委开生活会批评的方式解决，不作组织处理。

1987年3月2日，邓问我对张光年【203】如何处理，我说对张光年也按于光远的方式解决为好。

当时名单除了于光远还有几个人，也没有通过。

但中纪委的人对处理自由化的事很积极，邓力群便与他们结合在一起。

邓力群的班子，主要是书记处研究室，他们搜集材料，把谁在什么时候讲了什么话摘录出来，作为错误言论。

他们开出名单，报中纪委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书记处。

他们当时准备一批批搞下去，一批批地开名单，一批批地上报。

不难想象，这样下去不知要处理多少人。

没办法，我只能采取拖的办法来对付。

这些名单要经书记处讨论，我每隔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每次会只讨论几个人的问题，在讨论中势必还有不同意见，讨论不完留待下次讨论。

因而那时并没讨论几个人的问题，拖延下去也就不了了之。

在这次反自由化中经书记处讨论决定开除党籍的有刘宾雁【204】和张显扬【205】。

吴祖光【206】原定开除党籍，后定为劝退。

王若水【207】由劝退改为除名。

苏绍智【208】原来名单上要开除党籍，我提议改为撤消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职务，保留党籍。

孙长江【209】原定开除党籍，后因聂帅讲了话，没有处理。

聂帅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孙长江的材料书记处讨论了，还是要开除党籍，聂帅知道了就给陈云写了条子，说孙过去在科技日报工作表现不错，建议不要作这样处理。

陈云当时是中纪委书记，他同意聂帅的意见。

我借此机会在文件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其他有些人的处理，也应当按聂帅、陈云批示的精神来考虑。

意思是可像孙长江这样处理。

从这以后，处理人的事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关于在报上点名和不点名批判问题。

虽然四号文件对此已作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有了明确的态度，指出不允许发表任何人身攻击和侮辱性的文章；避免过于集中和内容空洞重复；切忌运用特殊时期和过去运动中不恰当的用语；被批评者如作确实说理的答辩应予以发表。

一切与反自由化没有关系的报刊，不要发表这方面的文章。

但是自从反自由化一开始，邓力群就组织了一套班子，用特殊时期中搞大批判的办法，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

完全是特殊时期大批判那一套，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独断专横。

这种文章不仅不起教育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感。

我在书记处会上批评了邓力群并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

接着在省、市宣传部长会上借肯定陈俊生、鲍彤的文章【210】，是说理的，反映好，指出现在报刊发表的反自由化文章，不是摆事实说道理，简单生硬，只靠扣帽子压人。

今后发表批判文章，应注意效果，是否有说服力，人们能否看得下去。

由于邓力群的那个写作班子搞的那些东西不受欢迎，他们又长期习惯于特殊时期大批判那一套，写不出让读者喜欢看的文章，一些报刊也不愿发表他们写的文章。

这样一来，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越来越少了。

耀邦辞职后，反自由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上挂下联的问题。

本来中央的老人中，也包括其他一些人，对耀邦用人早有些非议。

除了说他用人重才不重德，喜欢能说会道的人以外，还说他提拔重用青年团系统的人。

在批评胡的生活会上，有些老人提出所谓团派问题，说耀邦重用团派的人。

我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如提出就大了，牵连太大，极易引起干部中的波动。

我建议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提这个团派问题，不要提耀邦搞宗派的问题。

我当时就说，青年团本来就是要向党输送干部、培养干部的。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就连邓老1987年3月也说，看来耀邦在干部问题上确实有个圈子。

因此在反自由化中，如何在组织上少作变动，对稳定局势是很重要的。

在四号文件及我多次讲话中，一再讲到这次反自由化，决不搞上挂下联，决不能像特殊时期那样以人划线。

以后我向邓老提出，这次反自由化，干部变动应尽量少，能不动的就不动，即使需要动而能不马上动的，也尽量放到以后逐渐变动，以减少震动。

邓同意了我的意见。

王蒙【211】是**提议任文化部长的。

邓力群的人早就把他看成是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然要把他搞下去。

所以耀邦一辞职，反自由化一开始，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出来了。

我坚决不同意。

我对邓力群、王忍之说，王蒙不能动。

还有《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212】，也是青年团出身。

他在《人民日报》比较开明，邓力群也要乘机把他换掉，我也没有同意。

薄一波还向我说过，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213】，是耀邦的人，同耀邦关系密切。

说山东是个大省，要换。

我也借些理由没同意动。

自然，一个人不动也是不行的。

像中宣部长朱厚泽，牵连较大，不得不动。

还有组织部的**【214】、公安部的阮崇武【215】。

组织部也好，公安部也好，这些都是老人极为重视，必须由他们熟悉的人掌握才放心的敏感部门。

耀邦在任时，他们在公安部、组织部，并不是几位老人完全信任的。

耀邦一辞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起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作调整。

当时我尽可能地给他们做了适当的工作安排。

还有江西一位女的书记，她主要是工作不胜任，与反自由化无关。

还有内蒙古书记张曙光【216】，因他自己说话不当，耀邦辞职后，他的态度有些反常，引起许多议论，也不能不变动。

对这些人处理得都很慎重，而且对他们的工作做了新的安排。

总之，这次反自由化避免了对干部过分伤害和组织上过大的调整，没有重复以往以人划线、上挂下联的做法。

由于采取了以上各种举措――虽然反自由化不能不搞――但总的来说扼制住了邓力群、胡乔木和一些老人力图将反自由化扩大化的企图。

但是，借着反自由化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声音仍在继续。

反自由化仍然是当时全国整个传媒和舆论的最强音；改革开放的声音非常非常微弱。

站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广大干部，仍然处在困难的地位。

而十三大几个月后就要召开。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十三大很难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

所以我当时觉得到了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1987年4月28日，我与邓老作了一次长谈。

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

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

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

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

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

我于1987年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了一次话。

由于邓在这一时期先后对外宾讲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左的错误是主要的；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说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等等这样的话，所以，我这次讲话就显得更加有力了，在讨论我的讲话稿的书记处、政治局会议上，我除了对反自由化当中出现的以左反右企图冲破中央四号文件规定的种种干扰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外，还反复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第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大的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制止。

今后应强调改革开放这一面，十三大必须关成改革开放的会议。

从现在起就要为开好十三大做好舆论准备。

第二，这次开展反自由化的斗争，目的是要解决自由化泛滥的问题。

泛滥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是个插曲，是由领导上的失误造成的，这不难解决。

但泛滥问题解决以后，进一步解决是个长期任务。

只能一靠教育，二靠工作，主要靠改革开放。

只有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受自由化影响才能缩小。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真正达到四个坚持的目的。

不搞改革开放，最终也会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所以不能企图依靠搞几次运动根本解决自由化问题。

不能因为发生泛滥问题，就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主要的是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方向。

为了解决自由化泛滥问题，我们一个时期主要排除右的干扰是对的，但从长期从根本方面讲，改革开放的障碍主要来自左的方面。

第三，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政策。

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个目，其目的是借反自由化否定改革开放，也就是抓住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我们从来坚持的立国之本，来贬低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新内容。

如果改革开放只是目，只是具体政策，哪里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既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也不能以僵化的观点来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必须以改革开放的观点去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只能导致否定改革开放，陷于左的教条主义泥坑。

那样，所坚持的也只能是带有空想成分的或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不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四，提出重视生产力标准的问题。

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判断社会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

尤其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更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谈论生产关系，是一些左的观点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多年来附加了许多属性。

如苏联所实行的经济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战时经济，我们就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固有属性的计划经济来坚持。

在理论研究中，有些把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却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

思想理论界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观点，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至今相当严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倡大胆探索。

我的这篇讲话，受到绝大多数干部的拥护，整个空气在这篇讲话以后发生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变化。

这也为顺利地起草十三大报告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

=*=*=*=【194】朱厚泽（1931－）：贵州织金人。

1983年任**贵州省委书记，1985－1987年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5】拨乱反正本指扭转乱象，是**纠正特殊时期错误时的使用的习惯性提法。

【196】王大明（1929－）：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政协北京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席。

【197】王维澄（1929－）：浙江桐庐人。

1987年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熊复（1915－1995）：四川邻水人。

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1978－1988年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199】两个凡是是华国锋主政时的口号。

原句为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最早出现在1977年2月《人民日报》以及《红旗》杂志。

【200】卢之超（1933－）：江苏宝应人。

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

【201】江流（1922－）：山东柄霞人。

1977－1987年任**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教育长、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202】高扬（1909－）：1987－1989年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3】张光年（1913－2002）：湖北老河口人。

笔名光未然，著名诗人。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文学评论家。

曾任中顾委委员，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204】刘宾雁（1905－2005）：吉林长春人。

《人民日报》名记者。

其1979－1987年间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使他成为1980年代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作家及记者。

1989年以后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流亡美国。

【205】张显扬（1936－）：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列宁斯大林研究室主任。

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

【206】吴祖光（1917－2003）：江苏常州人。

著名剧作家、导演。

写有《风雪夜归人》、《武则天》、《凤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闯江湖》等剧目。

【207】王若水（1926－2002）：上海市人。

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理论家。

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异化的文章。

是中国当代知名的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

【208】苏绍智（1923－）：北京市人。

政治理论家；1982－195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所所长。

【209】孙长江（1934－）：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参与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军报》同一主题的重要社论的作者。

【210】指陈俊生的《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鲍彤的《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

【211】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

文学家。

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委员。

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长。

【212】钱李仁（1924－）：浙江嘉兴人。

1983年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1985－1989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213】梁步庭（1921－）：山东微山人。

曾任**青海省委书记。

1983－1988任**山东省委书记。

【214】**（1931－）：浙江新昌人。

1985－1987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87－1992年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215】阮崇武（1933－）：河北怀安人。

1985年任公安部部长。

1987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1989年7月任劳动部部长。

【216】张曙光（1922－2002）：河北饶阳人。

曾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

1986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离职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廿五－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下面再接着谈谈胡乔木、邓力群的问题。

胡乔木、邓力群在这次反自由化之前，处境并不很好。

早在1986年之前，邓老已经疏远了胡乔木，很长时间不和他见面，胡几次约见都没有获准。

胡为此很感苦恼，曾找杨尚昆为他在邓那里疏通一下。

邓对邓力群比较好一些，但也觉察到他喜欢搞左的那一套。

邓曾说过，邓力群在北戴河讨论精神文明决议的时候提出的修改稿，虽然大量引用了小平自己说过的话，但邓力群是要将方向引导到左的方面去。

直到1987年3月和我谈话时，邓还重提了这件事。

并说邓力群这个人固执，是湖南骡子。

当时由于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在**倡导下，主持宣传部工作的朱厚泽一再主张，在知识分子中间创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因而知识界都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左的那一套不予理睬。

因而在一个时期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那一股保守、僵化、教条的势力，处在一种孤立的地位，市场很小。

但是耀邦一辞职，开展反自由化以后，他们就成了反自由化的英雄，以胜利者自居，要乘机发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满腔怒火。

在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主要忙于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事，对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很少参与，老实说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

而且当时我对耀邦不大听邓老的招呼也不以为然，认为对大局不利，对耀邦本人也不好。

所以在耀邦和胡乔木、邓力群争论中，我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

胡乔木、邓力群也没有把我当作对手看待。

尽管那个时期他们反对精神污染，并力图扩大到经济领域，我一直是反对的。

在经济领域我一直主张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去掉框框。

但在文化等方面，我过问较少，与胡乔木、邓力群没有正面冲突。

但耀邦辞职，我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我要将反自由化降温，进行得和缓一些，少伤些人，要极力保护改革开放。

而胡乔木、邓力群想要乘机大干一场。

这样我和他们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把我作为主要对手。

在3月间，我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217】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

当时我觉得主管意识形态，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

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

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

但是陈云不同意，这件事没有搞成。

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因为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观点来指导，来阐述；理论研究应该紧密配合改革开放的实践。

但邓力群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肯定不会这样做，甚至会成为一种阻力。

我当时说，如果继续由邓力群主管理论，不仅不能发展理论，只能成为理论发展的束缚。

所以我正式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

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

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李锐【218】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219】，反映了邓力群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认为象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

我把这封信转给了邓老，邓很快作出了邓力群不再主持宣传战线工作的批示，并送给了陈云、**传阅。

陈云和**的批语都说邓力群如何如何好，但是也不好正面反对邓老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也就定下来了。

1987年7月7日，邓老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十三大以前，代行政治局常委职权的五人小组），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

我当时建议由胡启立接管这方面工作，大家也同意了。

交接工作立即开始，由薄一波找邓力群谈话。

同时这个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

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

邓在那次会上也说了，十三大还要邓力群担任政治局委员，在筹备十三大人事时也一直是按小平的意见办的。

但由于当时改革开放的空气浓厚，而邓力群左的名声在外；多年来与改革开放唱反调，不得人心。

因而在十三大中央正式委员的预选中，邓力群就落选了。

这一情况邓老知道后，表示要尊重选举结果，这样邓力群也就进不了政治局。

我向十三大主席团建议，把邓力群改作顾问委员会候选人，以使他能当常委。

结果他当选了中顾委委员。

但选举常委时又落选了，这次十三大选举办法稍稍地作了一些改革，给代表们一点民主权利，代表们就运用他们的权利，作出了这种抉择。

免去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解散书记处研究室，加上《红旗》杂志停刊，以及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等对我的不满。

他们认为，**那个时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却干了。

**时期没有解决邓力群的问题；没有解决书记处研究室的问题，这个研究室不听耀邦的。

现在邓力群下来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没干成的事我干了。

于是就把反对的目标指向了我。

当时我没有感到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影响。

以后到1988年物价出了些问题，出现抢购、挤兑、通货膨胀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对我的不满，多方非难，甚至要换人。

这与上面这些事情很有关系。

邓力群和陈云、**、王震的关系非同一般，很得他们的器重和赏识。

邓力群在1980年通过他掌握的书记处研究室，大力宣传陈云的经济思想和主张。

其实我也认为陈云同志过去在经济工作上确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他的掌握，经济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

他很多主张还是正确的，如大跃进、大炼钢铁，他表示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很大成绩；而且当时全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强调一大二公的时候，陈云还是主张大计划小自由，有许多很好的思想。

但后来邓老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他是有许多保留的。

邓力群在这个时候宣传陈云思想，很明显地是用宣扬陈云的经济思想来抵制邓老的改革开放思想。

前面我说过了，1987年我曾建议调**协助邓力群管意识形态工作。

陈云当时没有表示，经过一天考虑，他通过秘书告诉我：宣传工作还是由邓力群一人管为好，否定了我的意见。

到7月3日，他同薄一波谈话，发表了所谓责任重大，学点哲学的这篇讲话。

这话是讲给我听的，由薄一波记录转给我。

形式上要我学辩证法，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认为我听不得不同意见。

事情主要是指我上台不久，就使邓力群这些人离开了宣传战线。

另一个就是那个时期，我在各种场合讲了不少批评左的论调的话，特别是我在5月13日的讲话时，对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左的言论进行了批评。

这些记录稿印出来送给陈云，陈云不同意我说的五十年代搬用的苏联经济模式，实际上是战时经济模式。

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后，陈云又专门写了批示：邓力群的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变。

**在特殊时期前主持过国务院五办【220】，邓力群就在五办工作过，参与**的决策和文件的起草，实际上是**的重要幕僚。

1987年邓力群又亲自主持**文集编辑出版的写作班子。

在传阅邓老不让邓力群主持宣传工作的批示时，**写了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的批语。

至于邓力群和王震的关系就更深一些。

早在建国初期，邓力群就任王震主持的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长。

王震后来因为牧业合作化的冒进受到中央的批评【221】。

邓力群当时站在王震一边，竭力维护他，从此得到王震的信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力群每有困难或不便讲的话，常常让王震出来。

大约在1987年夏季，叶选宁【222】打电话给我，说王震想找我谈一次话，于是我就去了王家。

王震劝我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

谈话时叶选宁在场。

我当时因为也不想任总书记，所以就请王震去说服邓老。

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在积极活动，想要推邓力群当总书记。

所以许多人担心，要我无论如何不要把位子让给邓力群，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

以上情况说明，邓力群的事发生后，老人们更加加深了对我的不满是毫不奇怪的。

这前边的一大段，主要讲的是在十三大召开之前如何将大反自由化那样一种气氛，转到为改革开放制造舆论，创造一种有利于召开十三大的气氛。

=*=*=*=【217】**（1934－）：1982－1989年任**天津市委书记；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218】李锐（1917－）：时任中顾委委员。

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秘书。

1959年庐山会议被开除党籍，特殊时期期间被关押。

1979年平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1982－1984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

是改革开放的积极的支持者。

【219】李锐《给紫阳同志并小平同志的信》发表在香港《开放》杂志2006年4月号。

【220】国务院第五办公室，成立于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任务是协助总理和副总理协调财政、金融、商业等部门的工作。

【221】1952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新疆分局常委会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主持了会议。

会议宣布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犯了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次定改组**新疆分局委员会，免去王震**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委和财委主任职务。

【222】叶选宁（1931－）：出生于香港。

**元老叶剑英次子。

时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廿六－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筹备党的十三大－下面，讲讲十二大的具体准备工作。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起草政治报告，一是人事安排。

政治报告的起草，耀邦在辞职以前就组织了一个班子。

还未开始工作他就辞职了，工作也就停了下来。

后来我就把他们召集起来，让鲍彤也参加进去作为牵头人，在我主持下开始工作。

起草班子还是原来那些人，就加了鲍彤。

我于5月21日就如何草拟政治报告的设想给邓老写了封信，提出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的理论根据。

系统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任务。

着重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

提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

这个报告很快得到邓的批示，说这个设计好。

由于以后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好，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比较顺利。

在起草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我想主要讲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

不少人的印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我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其实不然。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这样的话；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十二大报告中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

但这两次的论述，对这一论断的含义内容，以及这一重要论断与我国各项政策的关系没有论及。

而当时的重点在于强调以下观点：毫无疑问，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所以这样一段话是指明，即使是初级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就是为了回答一部分人怀疑我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在回顾反思过去我们党多年来左倾错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革命胜利后，是不是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应该搞新民主主义，以及我们国家现在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当时就受到中央的批评。

这个论断主要是对这种思想而讲的。

所以以上两次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后来到1986年9月，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提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公有制占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就是说，这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改革开放，和我们实行的政策联系起来了。

但是，这个文件主要是讲精神文明建设，对其它问题也没有展开论述。

在我的回忆中，上述三次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字时，并没有引起讨论，公布之后也没有引起注意，人们印象比较淡薄。

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报告中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

我自从1987年初组织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以来，就设想这个报告不仅要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为在我国之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找出理论根据，并且加以阐述。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项建设事业；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极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根据是什么，一直缺乏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一直是广大干部和各方面人们关心的。

一方面他们对改革开放竭力拥护，积极实行；另一方面，心里并不踏实，担心将来又发生方向路线问题。

所以对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虽然在实践上已被证明，还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有力的说明。

几年来实行这一套改革开放措施，说到底，就是对五十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并日益强化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

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否定和修正的正确和必要；证明了过去在中国按传统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苏联模式推行的那一套，是超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的。

这是一种左的失误。

只有从这种越位的地方退回去，重新实行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才能挽救中国。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

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

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

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

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个新提法。

如上所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已经毫无争论地、不知不觉地被接受下来了。

现在只是把它作为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开放政策的依据，不会引起很大争论，容易得到通过。

我的这些想法第一次向外透露，大约是在1987年5月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

我说：我们要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各项改革开放政策都可以从这一论断中得到解答。

要以它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指导。

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要展开论述（大意）。

这段话很可能就是在讨论我5月13日讲话稿时讲的。

随后我正式布置给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理论依据。

接着我就如何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五人小组写了封信，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给邓的那封信，信中突出了我的这个意见。

邓老、陈云、**都有批示或电话，对我的信表示同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三个问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或三中全会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

并概括为口语化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时提出并写入报告的。

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了。

这以后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地重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是1978年理论务虚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贯强调的。

但过去没有把这三条联在一起，并作为党的路线的主要组成部分。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记得在1986年起草建设精神文明决议文件的时候，初稿上曾经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作为两个方面写的。

当时给人这样的印象三中全会路线只是改革开放。

我曾提出修改意见，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应该包括四个坚持在内。

最后在十二届六中全会时，我在小组召集人会上，又讲了同样意思的话。

我说：总得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

不要注意了一方面，忽视了另一方面。

这是我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方面内容――的一个初步的表述。

当时还没有用基本点这个词。

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是在1987年1月30日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这以前在1987年1月19日会见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时也讲了相同的话。

我在团拜会讲那些话的用意，是因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担心会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

为了解除这个顾虑，我讲三中全会路线本来就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方面。

没有想到我在团拜会上关于两个基本点的讲话，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较保守的理论家的反对。

他们说，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作为两个基本点并提。

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一个政策、一个方法。

前面已经说过，中宣部一个干部叫卢之超，大概是理论局长，竟然布置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召开会议，研讨两个基本点的观点，意思就是要批。

这股风刮得不小。

所以我不得不在5月13日召开的宣传、理论、新闻、党校会议上；此前还在中央书记处、五人小组讨论我这个讲话稿的会议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

我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路线，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

四个坚持是基本原则，是治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总方针、总政策，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础。

如果说一个是纲，一个是目，实际上就是借反自由化来贬低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

如果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如果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只有四个坚持一个基本点，那么还有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因为四个坚持从来就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继承了这个原则，同时增加了改革开放的新内容。

我的这次讲话重点是批判企图以四项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来压制、贬低改革开放。

经过我5月13日讲话，攻击两个基本点的论调有所收敛。

经过上述这些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才能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列在一起，作为基本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

至于概括为口语化的公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鲍彤和写作班子起草文件时写上去的。

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老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以上就是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首先和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方面我另外专门再谈，这里只说一句。

尽管邓老过去对中国领导体制的改革讲过一些很好的话，而且在1986年他还强调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诫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

在这一时期他接见外宾时也讲了一些话，说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

实在说十三大政治报告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新鲜的东西，与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对在政治报告中有议会政治、权力制约制衡的痕迹。

几次把报告草稿送给他看，他都交代这样的话。

事实上我们的报告中已经没有这些内容了，他还是要告诫。

如果没有邓的干预，本来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可能会写得更好些。

除政治报告以外，十三大筹备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

早在耀邦辞职前，邓老就指定了一个七人小组，负责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

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几个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

当时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主张邓仍留在常委里为好。

因为邓不参加常委，在当时那么多老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常委很难具有权威性。

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既然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不会改变，与其让他在常委外起这种作用，还不如在常委内起这种作用更为名正言顺。

但邓坚持认为：如果陈云的中纪委第一书记、**的国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员长这种格局在十三大不改变，那就是一种倒退，就是国外所说的保守派的胜利。

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

这是1987年3月邓同我一次谈话时说的。

但要求他们退下去，邓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里。

所以他提出，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陈、李半退也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改任政协主席。

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

一开始的时候，陈云、**、彭真都没有表示接受这一方案。

邓就请薄一波在几位老人中间往来穿梭，几经周折，看来当时难度还是很大的。

直到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

陈云一表态，其他人也就好说了。

这样，这个方案才被勉强地接受下来。

接着，邓老同薄一波、杨尚昆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他们还管不管事？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们还参加不参加？他们如何议论我不清楚，但提出一个意见：今后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

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

这个说法很形象了，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

但从以后的情况看，有重大问题邓还是得同陈云、**商量（主要是陈云）。

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陈云、**疏通的，我不知道。

直到1987年7月7日，邓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

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

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老）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

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

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

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邓原有的作用，又不参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来，这个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这次在邓家里召开的五人小组会议上，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的人选也正式定下来。

关于政治局常委，开始提出七个人【223】，在此次五人小组会之前一直是这个方案。

后来由于各方面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万里有时讲话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们对他意见比较多。

据说在七人小组酝酿名单时，姚依林说过这么一段话：万里这个人，如果一旦有什么事，他是起哄的人，也就是说是不稳定因素。

在七人小组开会时，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纪云【224】有问题。

说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个什么亲戚，而且这个亲戚有问题。

于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上说，七人小组不同意万里进常委，另外也提出田纪云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时间再去查清楚了。

在这次五人小组会上，邓听了这些意见后就说，万里、田纪云不进常委了，常委名单由七人变为五人。

在这个会上我开始觉得姚依林这个人，平时给人感觉老实忠厚，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工于心计、搞小动作的人。

像田纪云这样的事，你早不说，晚不说，正在要作决定的时候，你提出来当然会搁置起来。

在十二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选举前夕，突然有人写信说某候选人有问题。

临时怎么查？只好放下。

待把问题查清楚，什么事也没有，但选举已经过去了。

所以姚依林排斥田纪云参加常委，这一手可以达到目的。

以上就是常委由原定七人改为五人的过程。

就在这次会上，确定由杨尚昆任国家主席，邓提出要万里任人大委员长。

万里谦虚地说，他不懂法律。

邓说，可以学嘛，还可以找人帮。

这件事定下来以后，邓怕万里当委员长有些人接受不了，因为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还专门找万里谈了次话，要他分别到一些老人家里拜访，作些自我批评，取得谅解。

万里这样做了。

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很长时期定不下来，主要是人们担心李鹏挑不起这个担子。

因为他过去搞技术、搞电力，对经济接触比较少，特别是经济改革，完全没有接触。

但是陈云、**都非常支持。

也有过一种考虑，让姚依林搞，过渡两年。

因为姚依林对经济比较熟，不少人对姚依林的印象不错。

但邓没接受，一是说姚身体不好，二是说姚工作面、知识面比较窄，过去主要搞财贸工作。

当时再找新人一下子也难，估计陈云、**也不接受。

所以议来议去，就只好让李鹏来担任。

由于李鹏对经济工作不熟，对经济改革完全没有什么接触，所以当时邓提出并确定，我当总书记后，仍要负责抓经济工作，并且仍然由我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

邓还说过，李鹏形象不好，人家说他亲苏。

因为他是留苏学生。

有一次他访问欧洲，没有请示，也没有同任何人商量，顺访了苏联【225】，所以邓认为他形象不好，亲苏。

要李当总理后表表态，消除人们的怀疑。

这里说一下，在酝酿总理人选时，是不是考虑过让万里来当总理？因为我任总理时，他是第二把手，是常务副总理。

据我所知，在酝酿过程中没有提出过要万里接任总理。

原因有两条，一是万里得罪人较多，首先七人小组就不会提出这个方案，七人小组里不少人对他印象不好；二是邓也不会提出他，因为他年纪大。

邓一直主张我不做总理后，找一个年轻一些的人来当总理。

在筹备十二大时，人事小组由余秋里牵头，在耀邦领导下，有事首先向书记处请示汇报，耀邦直接抓，然后再到老人那里去。

这次是由薄一波牵头，杨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穷【226】、伍修权【227】、高扬参加的十三大人事小组，是邓老直接领导的。

在耀邦辞职前，邓没有过问过这件事；代行常委的五人小组成立后也没有过问过。

这大概是由于这一次和十二大不同，因为涉及几位老人留退问题，所以邓把它直接抓在手里头，通过七人小组贯彻他的想法。

耀邦辞职后，由五人小组代行常委的职权，五人小组同七人小组似乎是平行的。

五人小组代行常委职责，管日常工作；七人小组筹备十三大人事安排。

七人小组甚至把中央平时的干部调动权也抓了过去，说是他们要考虑十三大人事安排，现在的干部调动、任命也与此有关。

1987年因兴安岭森林大火林业部长被撤职【228】，要任命一个新的林业部长，但由于七人小组的干预没有办成。

当时我出访在外，家里工作由万里主持。

万里对此有意见，反映到邓老那儿。

于是在7月7日的五人小组会上，邓才宣布七人小组受五人小组领导；日常干部调动仍然由书记处和国务院负责，七人小组不要干预。

薄一波在会上只好表示同意。

实际上薄一波的手仍然伸得很长，经常要组织部长宋平向他汇报，他有什么意见就告诉宋平，要宋平去办。

薄一波说，十三大人事安排需要对各省、市、各部领导人进行考察，因此组织部在研究干部调动时，要和他们商量。

在十三大召开前，他还通过宋平向我表示过一个意见：现在的七人小组，十三大以后最好还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以便协助中央把干部工作搞好。

本来七人小组是筹备十三大人事安排的，现在提出在十三大以后还要存在。

很明显，就是要把干部管理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我当然不能同意。

我要宋平转告薄，还是按原来定下的，十三大以后七人小组就完成了任务。

至于干部管理方面如何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可以再议。

薄的打算被我拒绝，对于他这样一个十分喜欢揽权的人来说，心里是很不愉快的。

他在1988年积极从事反对我的活动，这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

=*=*=*=【223】这里的七人，指原来拟议中的政治局常委的七位人选，即：**、万里，李鹏，乔石，姚依林，胡启立，田纪云。

【224】田纪云（1929－）：山东肥城人。

曾任四川省省财政局局长。

1983－199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225】编者注：作者记忆有误。

李鹏违反外事纪律，不是擅自决定访问苏联；而是擅自决定要随行的一位副部长，单方面推迟早已通过外交途经商定的访问某国的日程。

【226】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

1978－1983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227】伍修权（1905－1997）：湖北武汉人。

1955－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时任中顾委常委。

【228】1987年5月6日至6月2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发生100万公顷特大火灾。

林业部长杨钟及副部长被撤职。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廿七－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十三大后出现的好形势－现在谈谈1988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这一段应该从1987年十三大结束以后到1989年春季这一年多的时间。

这一年多变化巨大，形势由好到坏，以致发生了**。

十三大的召开，当时国内外都比较满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特别是国内人民从十三大召开看到了希望，民心可以说为之一振。

当时经济形势也是几年来比较好的一段时间。

不仅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而且出现了稳定协调发展的趋势。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除了农业以外也比较好，农业当年也是丰收，当然有前几年农业的停顿带来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货币的发行没有超过计划，储蓄大量增加。

这一年可以说，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有所进步。

既没有宏观失去控制，也没有微观搞死。

经济过热的问题、货币发行过多的问题，情况开始有所缓解。

要加强宏观控制，又要改善宏观控制，前几年在这方面经常发生些问题。

从1987年的经验看，稳定经济和一定速度的发展是可以统一的，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也是可以结合的。

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总的说是好的。

如果继续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吸取前些年成功经验，党的十三大以后，88年的形势本来可以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后来情况不是这样，而是由好向坏的方面发展，以至变得相当坏。

这里有许多教训。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廿八－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1988年全国有个热点，即对物价问题反应较多。

物价问题本来是在改革中间完全可以避免的，1987年物价上涨7%，不算很高，但比前几年是高了一些。

1988年第一季度物价继续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

这一方面是由于连续几年农业情况不太好；另方面我们在措施上也有些问题，没有完全按价格律办事。

粮食价格提高了，而肉、蛋未相应提高，供应出现紧张情况。

因而1988年春节期间有些城市又想恢复定量供应。

当时如果一方面及时调整农副产品价格，另外一方面对城市居民适当补贴，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

但当时有一种想法：感到几年来物价年年上涨，加起来，幅度也不小，群众议论较多。

我们只是被动地进行调整，而整个物价并没有理顺。

因此，考虑能不能干脆有意识地拿出几年的时间，以物价上涨的一定幅度为代价，把价格理顺，过价格改革这一关；同时相应地提高职工的工资。

这个想法有当时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

但现在看来不够现实。

几年来我们脑子里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总感到两种体制并存、两种市场并存、价格双轨制并存，产生许多摩擦，以至带来**，市场也不能规范化。

总想统一规划一下，尽快结束两个体制并存的状况。

当时还认为，前些年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效果也是好的，剩下的都是困难的。

现在就要攻难点、要攻关、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这些难点不攻下来，改革不仅不能前进，而且会倒退。

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没有认真地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

关于这一点我另外再详谈，这里简单地说一下。

这几年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际上是采取一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更多的是采取在计划经济之外，培育生长、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即市场经济。

国民经济有了两块，然后我们逐步增强、扩大市场经济这一块；逐步削弱、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

这两块都是配套的。

市场经济这一块政府不直接干预，特别是不用行政手段干预。

产品是自由处理，价格也是自由的，完全由市场调节。

市场经济这一块的企业个体户也好、私营也好、合资企业也好，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属于计划经济这一块的基本上处于国家计划管理之下，价格由国家规定。

当然也有一部分由他们自己支配的产品进入市场，但主要不是市场调节，国营企业也没有真正的自主权。

那时属于市场这一部分，价格是放开的，由他们自己定。

属于计划经济这部分由国家规定，或者给企业一些权利，但仍受国家的约束。

市场经济这部分企业工资是自由的，由企业自己定。

计划经济这一部分工资还是由国家规定，或是给企业一些权利，但还是受国家约束。

几年的情况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计划经济这一块逐渐缩小，但在1988年时仍占60%以上。

这两种经济体制并存虽然有矛盾、有摩擦，甚至产生**。

但总的来讲比之过去经济增加了活力。

特别是市场经济这一部分，非常活跃。

当时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不断扩大市场这一块，继续缩小计划这一块。

对于国营大中型企业，也不能通过一次体制、价格、工资的改革，一下子就转入市场经济；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过去，从计划、价格、企业机制甚至所有制，逐步进行改革。

这样搞，比较稳定，风险也少，社会上也容易承受。

其实过去几年我们就是这样搞的，但不自觉，脑子里总有一个想法，我们讲过价格改革是关键，归根结底是要搞企业改革。

总想什么时候条件具备，采取一种办法，一次或者分几步，把国营企业改过去。

这实际上就是说，市场经济这一块生长、发展是预备、是序幕，最后要攻关。

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提出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用几年时间进行价格改革，相应地增加职工工资，认为这是解决走向市场经济，结束两种体制并存、价格双轨制的一个关键性战役。

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不久，我就感觉到这种想法简单了些。

所以我接着又提出，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归根结底离不开解决企业的效益。

企业没有效益，消化不了，改来改去，轮番涨价，搞了一圈等于不搞。

这就是说，价格改革，工资改革能不能成功，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看企业能否消化，归根结底是企业效益。

要解决企业的效益问题，这就要改进企业管理，提高技术水平，最后要解决企业的机制问题。

当时曾提出，要解决承包制的竞争，要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国营企业；逐步解决大中企业也能放开经营、自负盈亏。

后来又提出股份制，提出合资嫁接，把外国的资金、管理、技术嫁接过来，使国营企业转为市场经济的机制。

这些问题的提出，就说明价格改革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8月前后，我就有这样一个观点，价格改革、工资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整个改革的深化。

这个问题从价格工资问题提出，转到整个改革，整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要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就有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原先那种设想很难行得通。

这属于指导思想的问题。

另外具体工作上也出现了毛病，就是对价格改革过分渲染。

本来价格改革设计是不是合理，这固然是个问题；而事先大肆宣传，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理状态。

本来1987年经济形势比较好，到了1988年市场紧张，主要是心理因素。

国外对这种现象称之为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

虽然老百姓知道政府准备今后大涨价，也知道政府会有补贴，生活不会降低，但他们有大量储蓄，那么大的现款储蓄，这就有个保值的问题。

而当时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银行利息，解决保值储蓄问题。

所以老百姓就抢购物品，用实物来保值。

这主要是心理因素，我们当时虽然再三宣布提高物价不会使群众生活水平降低，但没想到老百姓有保值的问题，这也是个常识问题。

而我们当时缺少经验。

8月份在北戴河讨论物价改革问题，报纸上就大肆宣传说要攻物价关，要闯关。

说提高物价改革方案已定了。

这样老百姓就急了，于是发生到银行提款、抢购商品的情况。

总的说，一个是物价改革方案思路不对头，另一个是具体工作出现了很大的纰漏。

发生了挤兑抢购、市场紧张现象，于是一下子感到经济形势不好了。

其实当时经济形势问题并不大，也不是1988年发行票子过多，主要是心理因素，人心恐慌。

当然过去几年经济发展过热，货币发行过多，经过87年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完全解决。

人们手里没有实现的购买力还有很大的数量，变成银行存款，数目我记不很清，大约有万亿元。

心里恐慌了，就去银行挤兑，去市场抢购。

这不是87年、88年的问题，而是由于物价改革宣传不当造成的。

如果当时宣布价格改革停止，同时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人心会稳定下来；同时再压缩几百亿基建，节约几百万吨钢材，经济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时财经领导小组曾向国务院多次提出，尽快提高银行利息，实行保值储蓄。

但国务院李鹏、姚依林他们担心银行利息提高，国营企业的贷款利息不能相应提高，银行利息负担太大，不好办。

犹豫了一段时间，当然后来保值储蓄还是出台了。

事实证明，保值储蓄的措施一出台，银行储蓄很快就回升了，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回升，1989年一季度回升更快，形势很快就稳定了。

这也说明1988年经济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处置上出了一些毛病，不是真正出了大的问题。

如果说通货膨胀也不是加剧了，而是人心恐慌，把几年来积蓄在手头的票子取出来购买东西，一时表现的好像通货膨胀加剧了。

实际上87年以后通货膨胀减弱了，当然没完全解决。

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廿九－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治理整顿的负作用－由于当时大量群众到银行挤兑，到市场抢购东西，一下子搞得人心惶惶，来势如风起云涌。

全国各大城市都紧张起来，党内党外议论纷纷，各方面压力很大，使我们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也过重了。

认为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我的用语没有用恶性通货膨胀而是用了严重通货膨胀，实际没分析通货膨胀，于是在9月份提出了治理整顿的口号，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从1989年开始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

当时的用意是稳定人心，但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

现在看来不必如此，也不应当如此。

而应当继续稳定经济，就是进一步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进一步控制货币投放，经济就可以稳定下来，不必大的调整，大的收缩。

深化改革，就是继续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发展市场调节这部分，情况就会顺利发展。

当时之所以提出治理整顿，还是想迅速创造一个条件，然后再来进行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以便结束两种体制并存的状况。

后来看来这种想法不切合实际。

李鹏、姚依林这些人本来对改革就有保留，治理整顿口号一提出，再加上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在治理整顿的名义下，他们全面收缩，完全用行政的手段，大砍大压，恢复旧的一套。

原来已经下放的权利又被收回；许多老办法又复辟；大量用市场调节的措施被取消。

这样一搞，几个月后全国经济就出现了市场疲软、生产滑坡、经济萎缩，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原来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不然为什么一控制就出现了市场疲软？所以当时提出治理整顿效果是不好的，尽管原来我的出发点是为了提出一个口号，把1989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以便迅速稳定局势，创造条件，将来重新开始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实行原来的方案。

攻价格关、工资关，解决两个体制并存的问题，一直在脑子里是存在的，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个教训。

直到1992年邓老南巡讲话，批评了过去对治理整顿的这种消极做法，提出要利用大好形势加快发展，加快改革，才使经济出现了生气，出现了活力，人民是满意的。

由此也恰恰证明，治理整顿中一味大砍、全面压缩，不符合中国实际。

如果中国经济问题很大，通货膨胀很严重，那么南巡讲话以后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就是不可能的。

总之当时经济领域改革和发展这一仗中有两个问题值得重新加以认识。

一个是改革。

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这一部分；逐步缩小计划经济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缩小，一块一块、一批一批地缩小；用市场经济逐步蔓延，计划经济逐步收缩的办法。

而不可能采取一种改革方案，一下从整体上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现在看来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改革思路要改变。

另一个问题就是，当社会上出现了挤兑抢购风时，不要把这种情况看得过重，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不宜匆忙提出新的口号；而应该通过改革，稳定形势。

如果这样做，那就不会出现1988年的抢购风，也不会出现后来几年的徘徊、倒退。

总体上说，一是价格改革当时设想的方案、思路有问题，没有按前几年的路子走，而是想用攻坚的办法，一举解决价格问题。

攻克这一关，市场经济就形成了。

这实际上是一种休克疗法、震荡疗法。

二是价格改革选择的时机和宣传上出现了毛病。

本来88年春国内各方面议论的焦点是物价问题，这个问题不是87年经济过热和投放货币太多带来的。

主要是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处理不恰当，肉、蛋、蔬菜价格上涨。

本来价格已是议论中心了，又要酝酿价格改革，而又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时机，引起社会恐慌。

特别是宣传上很不恰当，吃亏很大。

这是当时挤兑抢购的主要原因。

人们不是为了需求，而是要保值而引起的。

价格改革，从设计、讨论到制定方案，报纸不断地发，有小平讲的，也有我讲的，把这个问题突出起来。

说过去改革容易的已经改了，现在要攻难点，要闯价格关，要知难而进。

使人心恐慌，纷纷挤兑抢购。

三是我们又未冷静地加以分析，过急地提出治理整顿，结果给反对改革主张复旧的人提供了一个口实，造成几年的经济滑坡。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卅－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闯物价改革关－关于价格改革的过程，大体上是这样：1988年5月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作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可不可以用5年的时间，以每一年以一定的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换来在理顺价格的问题上，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上，前进一步。

会议确定由国务院制定方案，具体方案是由姚依林他们起草的，到北戴河大家讨论过一次，他们又作了修改，然后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当时我们一面讨论方案，另一面全国各地抢购不断，此起彼伏。

讨论中大家有顾虑，怕价格改革引起问题。

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价格改革出台，步子不要迈得太大，同时砍掉几百亿基建，缓和钢材等生产资料的市场供应情况。

当时还认为时机比较好，经济在发展，人民的收入在增加，承受能力增强，再说我们还有很多余地，比如说，我们有很大一批公房可以出卖，回笼货币，还有些中小企业也可以出卖。

到了8月间在北戴河把这个方案确定下来。

在制定方案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同国务院姚依林他们这些人，因为方案就是姚依林他们提出来的。

地方上，特别是天津、上海当时有顾虑，但也没明确表态。

还有一件事我在这里说一下，就是在价格改革问题上邓老同志的态度。

首先，小平同志历来主张价格改革，而且在1988年还几次讲过，说价格改革搞晚了；如果早几年搞可能更好些。

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几年内要在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一大步，这一点事先我向邓老谈过，他非常赞成。

后来，他公开讲过要闯价格关，要攻难点。

还说，对我们以及国务院李鹏他们，怕的不是我们步子迈大了，而是怕我们动摇，遇到问题就犹豫、就退缩。

小平一直是主张搞价格改革的，我感觉他对价格改革的理解，更多的是考虑国营企业的亏损，希望尽量减少国家的补贴。

总的讲，他对价格改革非常坚决，主张步子大些，只要改革他都鼓励。

当然如果我们觉得有困难，他也不勉强。

所以1988年物价改革这件事如果讲责任问题，责任不在他身上，主要是我的责任。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

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

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同意的。

小平究竟对价格改革是怎么看的，我前面说了。

他更多的是考虑到我们财政负担太大，包括城市农副产品的价格补贴。

他经常讲到这个问题，说价格不合理，全国财政收入有几百个亿都是用于价格补贴。

他几次问姚依林：这样改革会减少多少亿财政补贴，如果不改会增加多少补贴。

他关心的是这么个问题。

我们设计的价格改革更多的是价格合理了，如何使企业通过平等竞争，形成市场条件，能够真正有企业效率的标准。

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

再补充一个问题，即最后决定价格改革暂缓，转向治理整顿是我下的决心。

在9月份最后下决心前，我找姚依林谈过这个问题。

我当时向他提出，干脆把价格改革放一放，他表示可以推迟几个月，到89年下半年看一看情况再说。

后来我又进一步考虑，价格改革涉及面太多，各方面确实比较紧张，下决心干脆推迟，集中力量把经济环境搞好，把通货膨胀人心不稳解决了，然后再去打这个战役。

下了决心后，我又找李鹏、姚依林谈了一次，他们表示同意。

我觉得应向小平同志报告。

就在我下决心之前，邓有次和李鹏谈话时还鼓励我们不要怕。

他说，价格改革有风险，但需要冒这个风险。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可以承担这个风险。

所以既然下决心暂时不搞，就要向邓报告。

这个问题谈起来还比较复杂，原来那样打算，现在又这样考虑，几句话不容易说清楚，小平的耳朵又不好。

因此，我先约王瑞林到我办公室，比较详细地把情况向王瑞林作了介绍，为什么现在想推迟，不推迟怎么不好等，请他向邓报告。

因为他在邓身边工作，可以把意思说清楚。

报告了邓以后，才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下来。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卅一－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本来，十三大开得非常成功，会后各方面的形势也很好。

原计划在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要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1987年底提出了把海南省建为一个特区省，实行更开放、更优惠的政策。

而且着手制定《企业法》。

1988年3月人代会通过了建立海南特区省，还通过了《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条例；并修改了宪法关于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问题。

特别是企业法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中心意思不是强调财产的所有权，而是强调财产的经营权，强调企业对财产的使用权、支配权，不是要强调国家的所有权对企业的制约。

国家不能再过多干预企业的事务。

另外就是确立厂长负责制，强调厂长的中心位置，是企业的法人代表。

同时在这个文件里正式承认，在我国目前阶段，不仅个体经营而且私营企业也应该允许存在和发展，给予了合法的地位。

修改宪法还有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规定可以出租。

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

在这个时期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企业改革的重要想法。

1987年我们推行承包制，这也是两权分离【229】的一种形式。

1988年则着重强调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制。

随后又提出把乡镇企业的机制引入大中型国营企业。

在大中型企业实施股份制。

提出用嫁接的办法，引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把合资企业的机制引入了大中型企业，也等于嫁接了一个机制，改造大中型企业。

后来我看到浙江兰溪5家国营企业放开经营的消息，给我以启发。

所以我提出了大中企业放开经营、自负盈亏的思路。

所谓放开经营，就是说政府部门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包括价格，包括生产什么东西，包括分配，属于企业的事都由企业去解决，只要他不违反法律，完全可以独立经营，放开经营。

到了8、9月份，我把放开经营、自负盈亏作为企业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

我强调放开经营和自负盈亏要结合起来：只有放开经营才能自负盈亏，只有自负盈亏才能放开经营。

否则盈了是自己的，亏了是国家的，那不行。

我曾经说过放开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叫做无上级企业，这个话当然不一定确切，实际上是说这样的企业不归属于任何一个政府行政部门，我还很强调股份制问题。

这些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使企业能更好地进行科学管理，增强它在价格改革时的承受力。

提出价格改革以后，后期感到价格改革归根结底决定于企业的效益，决定于企业的承受能力。

为了价格改革的成功，特别是讲到企业的改革，后来还讲到政治改革。

当时是从价格改革出发提出的这些问题。

现在来看，基本上提出了真正把企业推向市场和企业的产权改革的问题。

一个是市场问题，一个是产权问题。

涉及到企业法人的问题，触及到企业里面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我也很重视股份制。

1988年9月我在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230】谈话时说，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全民所有制无处不在，但产权不清。

是我的呢，是他的呢，谁也可以不关心。

那时企业的改革就涉及到一个产权问题，提出股份制也是这个意思。

当时为了推进改革开放，1987年冬还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问题，我另外再详谈。

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广东全省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各方面都先行一步。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举措。

总之，1988年不论开放也好，改革也好，都提了一些重大部署。

如果这些能够顺利执行下去，可以肯定1988年无论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将大大深化一步，大大前进一步。

当时也完全有可能有条件这样做，在十三大以后的大好形势下，把整个改革开放大大推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

但很可惜，由于价格改革失当，整个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深化、前进，反而受到了很大挫折，以治理整顿告终，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非常可惜。

治理整顿提出以后，有些情况变化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首先是国务院那边，李鹏、姚依林他们借着治理整顿的机会大肆复旧，使改革全面回潮。

他们接二连三颁发了许多条例、法令、规定，除控制基本建设外，实际上把前几年搞活企业的措施，绝大部分取消了，把分散到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又收了回来。

1989年物价上涨指数不高于1988年，这本来是我提出的作为预期目标，是我们预计各项工作搞的结果。

但他们把它变为行政指令层层分下去，变成了完全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物价，以至把一些早已放开的物价又管死了。

一个时期甚至把农村粮食在完成国家征购后，留给地区和群众让他们在品种、有无、多少之间互相调剂的部分也取消了，一律纳入国家计划，由国家管起来。

刚刚提出、布置下去的沿海发展战略，实际上统统作废了。

可以说，这是体制大的复旧，改革的大回潮。

他们把许多权力集中到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如为控制信贷，甚至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都不能提。

他们搞这种治理整顿，不久就出现了经济滑坡，市场疲软，生产停滞。

如果不是因为前几年改革出现的受市场经济调节的个体经济、合资企业、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国家经济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229】两权即上下文所说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230】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Friedman，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极具影响力的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倡导者。

对1980年代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

1988年**于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弗里德曼。

弗称赵是他所见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卅二－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来自中央高层不和谐的声音－另外还发生了一个情况变化，就是把整个治理整顿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务院手中，把我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架空。

虽然这个时期，我通过财经领导小组不断研究经济问题，但他们不予讨论，更不执行。

本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十三大筹备期间，邓老提出的一种组织形式。

目的是在我不兼总理后仍然能指导经济建设和改革。

因为当时我不兼总理，李鹏当总理，许多人有顾虑，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多年来是我领导的，我比较熟悉。

而李鹏对经济改革的态度一直是不明朗的，对他也不放心。

所以邓老专门确定一条，我不担任总理后仍然要管经济工作，因而专门成立财经领导小组。

财经小组实际上是使我继续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组织形式。

但是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我领导经济工作的地位削弱了。

借这个机会他们把持治理整顿的控制权，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及我本人，无法过问经济，使他们能够借治理整顿大搞复旧。

因为常委、财经小组是不会同意他们这么搞的。

前面我已说过，群众有储蓄保值心理，所以到银行挤兑到市场抢购物品。

如果能够及早提高存款利息，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我在财经小组会上多次正式提出要提高银行储蓄利息，小组其他同志如张劲夫【231】、杜润生都同意，认为这是一项重要举措。

但国务院就是拖，一直拖，既不提高利息，也不搞保值储蓄。

后来虽然提高了利息，但提高很小，根本不解决问题。

他们的办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大量削减贷款指标。

结果贷款指针控制得很严，规模缩得很小，使农产品收购没有资金；工厂技术改造也没有资金；甚至流动资金都没有。

结果生产停滞、滑坡。

另外，人民储蓄大量减少，货币发行量却没有减少而且大量增加了。

所以1988年下半年、1989年初，贷款大量紧缩，造成生产、流通的困难。

而货币发行量、货币流通量没有减少，大大超过上一年。

这就证明这种方法不对头。

当时我的意见是，贷款的控制，既要从紧，又不能一刀切，要照顾生产；另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储蓄问题，稳定人心。

但是我的这一主张没有得到执行。

同时党内一些老人当中有一种议论，认为我现在是总书记，不做总理了，因此主要力量应抓党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由国务院来搞；而我仍然对政府工作，对经济工作干涉太多。

事实明明是国务院在架空我、在摆脱财经小组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却又散布这么一种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过问、不过问经济工作。

这是对国务院架空我、摆脱财经小组的一种支持和配合。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

总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会是不谋而合。

这股风刮得很大，当时香港报纸也有这样的报道，说我已被架空，不再过问经济，已没有过问经济的权力。

一次在怀仁堂接见会议代表照相时，小平还问我：怎么香港报纸说你不再过问经济了？怎么能不管经济呢？总之当时这股风刮得不小，国务院那边内外配合，迫使我不过问经济，只管党务就是了。

情况的另一变化，就是治理整顿一提出，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问题，不然为什么不再讲深化改革、稳定经济，而搞了治理整顿呢？这就给一些人一个口实，借此否定经济改革，否定经济建设的成绩，刮起了倒赵风。

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责任作检讨。

王任重在政治局会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

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

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老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邓老在这一段时间几次讲中央领导格局不能动，当然是有缘故的。

大约1988年底，香港一家报纸报道说，邓在上海期间，**向邓建议要我下台，但邓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这个消息我看后写了几句话给王瑞林转邓看一看，我的话大概意思是国内外最近这类流言很多，不知邓知道不知道。

当时国内外刮起了这么一股风，也有人为我担心，说我是不是耀邦第二。

这一段时间，国务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总是把前一段的经济问题说得非常严重，当时的国务院多次讲要反对过去经济工作中的两个急于求成，一个叫建设急于求成，一个叫改革急于求成。

说建设急于求成还情有可原，就是指基建规模大一了些，但改革不是急于求成的问题。

除价格改革外，其他改革也都是步履艰难。

他们就是借此反对改革，否定过去。

当时党内有些老人同国务院李鹏、姚依林相互配合。

1989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

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

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姚依林更直截了当地说，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他当时没有弄清楚这话不是我先讲的，而是邓老讲的，他以为是我提出来的，以此对我攻击，实际上要清算，来算账。

这次会议很明显，矛头指向我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问题。

会后我把会议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看了很不高兴，讲了一大篇话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认为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

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

从1988年秋季以后就刮起了这个风，与此同时，对我，对我家庭的流言蜚语也很多。

说我的几个孩子倒卖彩电，倒卖汽车，倒卖粮食，倒卖合金钢，发了大财。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不是事实，但流传很广。

后来我下台了，他们迫不及待就去查，这也好了，查来查去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

过去对我这方面的流言很少很少，为什么一到88年下半年流言这样集中，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这个家就是搞官倒的。

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企图丑化我，毁掉我这样一个主张改革的形象。

=*=*=*=【231】张劲夫（1914－）：安徽肥东人。

1982－198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中顾委常委。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卅三－1988年的经济和政治?倒赵风的由来－1988年治理整顿提出以后，党内刮起了一股反对改革、倒赵的风。

当时党内这股风刮得很大，造这么大的舆论，这除了党内有一批长期受计划经济观点影响的同志，对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抢购挤兑，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不如搞计划经济，有这么个土壤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来我同党内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条主义者，同有左倾思想的人，同这股势力关系紧张、激化的结果。

现在回顾一下，1987年以前我担任总理，主要是处理经济事务，当然是改革开放。

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是耀邦在管。

由于我事情比较多，这方面管得比较少；再加上在经济上我和耀邦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分歧。

比较来讲，我被认为是较为谨慎些，不随便讲话。

我不赞成把速度搞得过快，不主张基建战线太长，改革也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来搞，不象耀邦那样思想解放，无所顾虑。

在我们党内有一股顽固反对自由化，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

老人当中以**、王震为代表；在前台管意识形态的有胡乔木，特别是邓力群。

他们有一套人马，有一套班子，有一股势力。

过去他们把反对的矛头主要对准耀邦。

由于上面讲的原因，没有把我当作反对的主要目标，我似乎是居中的，他们甚至可能认为我和他们还有些接近的地方。

所以耀邦下台，决定我当总书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反对。

当然当时**有保留，说我学外国太多了，要我改。

我要改了，他支持我接耀邦，其他的没有听到什么明确的反对意见。

当时王震曾劝我继续当总理，他说总书记可由姚依林来搞。

因为我当时也不愿当总书记而愿意继续当总理，认为谁当总书记都行，所以对他的建议没有异议。

后来别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是想让邓力群当总书记，但这件事后来没有得到别人的支持。

总之我出任总书记没有什么人反对。

但我代理总书记后首先就要面对反自由化的问题。

我当时主张加以严格限制，缩小它的范围，要降温，没有同意他们大搞大反的主张。

他们曾开了一个名单，要批判这，批判那，我把它压下来了，通过一些会议讲了话，保护了那些人。

他们还主张在报纸上对耀邦开展大批判，我不赞成特殊时期中那一套，从开始就规定了反自由化不能上挂下联，层层找代理人。

我还讲过，反自由化不能搞到经济领域等等。

所以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时说我一上台就为反自由化这场斗争规定了种种限制，这倒是确实的。

当时中央发过一个文件，对反自由化作出了严格规定，划定界限：规定所谓自由化就是反对**领导，主张全盘西化。

这样一来，就不会重复过去搞运动的那种错误。

后来我一看，反自由化如果继续搞一下去，搞到十三大，那么十三大就没法开了，无论如何十三大应该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

在反自由化的气氛下，当时那股左的势力，邓力群他们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化；竭力想重复过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经济领域。

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不仅要批说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干自由化的。

所谓干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开放的人。

在邓力群的授意下，一些人在党校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说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不能并提，一个是纲，一个是目。

他们还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毁掉了农村的合作化。

针对出现的这些情况，我找邓老谈了我的看法。

我指出党内有些老人想通过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

如果没有相应的舆论准备，十三大很难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

所以我准备讲一次话，邓非常赞成，十分支持。

于是我在1988年5月13日向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作了一次讲话。

我说，自开展反自由化以后，大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因之反自由化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今后主要是进行日常教育。

我还说，自由化干扰是一个时期的，而长远的根本的主要是左的干扰。

我举了许多思想理论战线从左的方面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观点。

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说，5.13讲话转移了斗争矛头，由反右到反左，由反自由化转到反左倾教条。

这倒也是事实。

这就是说，他们原以为我会按照他们的意见反自由化，结果5.13讲话不是反自由化而是反他们。

后来十三大召开，我定了个基调，给邓写了封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整个来讲是反左的，更引起他们的不满。

这里我特别说一下，十三大报告有这么一句话，是讲市场经济的，但没有用这个词。

我说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是市场调节，国家只调节市场，当然是用经济的手段，整个企业整个生产是根据市场引导的。

并说市场的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

计划和市场不是板块，计划主要是间接计划，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是一种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我还讲到发展个体经济等。

在写进十三大报告前，我给邓老写了这封信，没有送陈云、**。

他们对我这个观念很不满意，但也不好公开反对。

在这里我要说有几件事使他们特别不高兴，怀恨在心。

一是在十三大前，改变了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胡启立来管。

我也建议邓力群不主持思想战线工作以后，可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

他读书比较多，可以发表他的意见。

我还说过，如果让邓力群主持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得到发展，中国不会有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

我下了这么一个定语，这当然很快传到他的耳朵去了。

同时我还把他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即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给撤消了。

当然，撤消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是邓决定的，但是我建议的。

这几件事一做，改革开放的舆论加强了，邓力群他们左倾保守、反对改革的面目就在国内外公开化了，使他们很孤立。

虽然在十三大时我们提名邓力群当中央委员候选人，然后进入政治局，但在差额选举时他落选了。

后来又提名为中顾委常委，但又落选了。

他们以为是我搞的，所以在这一点上**、王震、胡乔木，甚至陈云同志，对我非常不满，以至怀恨在心。

王震虽然反自由化积极，但他是主张开放的，没有想到他后来那么仇视我。

**在十三大后到处骂我，公开骂，在上海，在湖北当着地方负责人的面公开骂，说我不是搞社会主义，说我学外国的东西太多，说我不懂经济，把经济搞乱了。

陈云是有分寸的，是讲道理的。

总之后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我比**还**。

**不敢做的、没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

在抢购风以前，治理整顿没有提出来，他们在背后讲或架空我。

抢购风一起来，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时机来了，认为我把经济工作搞糟了，把改革开放搞坏了，借此机会散布反对我的舆论，刮起一股倒赵风。

我的消息比较闭塞。

因为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来中央时间不长，到北京后成天忙于工作，渠道比较少。

所以至今对许多幕后的东西，我还是若明若暗。

譬如说，一批人给邓老写信反对我，究竟是哪些人，我至今不清楚。

应该说，六四以前，在这样一股倒赵风面前，邓老是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

这从一些事情可以看出来。

譬如那一阵邓在许多场合说，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变。

显然中央有人想变邓才说不能变。

邓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别的同志说，要我搞两届总书记。

1989年元旦以后，也就是李鹏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向改革开放发难以后，邓知道此事很不高兴。

李鹏为此去邓那儿解释、表白，在这次谈话中间，邓向他讲，赵要搞两届总书记，而且要他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

当然李鹏也向我讲了说是邓讲的。

就在六四之前，我到朝鲜访问前去邓那儿，邓还专门向我说，等访朝回来后要谈一下我搞两届的问题。

当时酝酿了开会的名单，除了现任常委以外，还包括党内几位元老，这些人都参加。

当时他还告诉我，我搞两届的问题，陈云、**也表示同意。

至于他们怎么谈的，我不知道。

1989年春节邓去上海前，我到他家里，那次谈得比较深。

他对我说，他考虑了很久，还没有向别人谈过，首次向我谈。

说他想辞去军委主席，要我任军委主席。

他说，看来他如果不完全退下来，还保留军委主席的话，很难停止别的老同志的干预。

他还说，看来只能这样做。

很显然，他感到老人们干预太多，我不好办。

这大约是老人们向他表示反对我以后他的考虑。

为了让我能顺利工作，他决定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人也不再担任职务，或者不再干预。

当时我坚决不同意他退下来。

我说，现在经济正遇到一些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如果你完全退下来，我们很难办。

我说，东方政治与西方不同，在东方并不是你退下来他们就不干预了，也不是他们统统没有了职务就不再干预了。

只要这些开国元勋还在，要他们不干预是不可能的。

你不干预了，他们干预，我们更不好办。

你在，我们还好办一些。

我向他建议，无论如何一年内你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我讲了以后，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一年内不再提这个问题。

从这段邓的谈话中，我觉察有人，也许不少老人向他施加压力，说我坏话，而邓明确表示不受他们的影响，顶住了他们这些压力。

自1987年我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渐聚集起来的一批反对我的保守力量，虽然他们非常嚣张地反对我，采用各种办法反对我，但由于没有得到邓的同意，始终未能得逞。

这种情况直到1989年发生那场**后才改变。

由于在对待**的问题上我同邓发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绝按他的意见执行，邓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这样一来，一年多聚集起来的反对我的老人集团，才和邓达成一致，结成联盟，于是才决定撤消我的职务。

这里我还想着重说一下**和邓力群这两个人。

邓力群实际上是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保守势力的总司令。

他的后台就包括**、王震和陈云，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反对改革的老人。

邓力群和这些人的关系极不一般，非常密切。

他同王震的关系，早在解放初期王震任中央新疆分局书记，邓就是宣传部长。

他和**的关系也很好，长期是**的助手。

过去**主持国务院五办，邓就是他的秀才。

陈云对他也非常好，邓力群非常推崇陈的经济思想。

邓力群在经济上非常赞成特殊时期前，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搞法。

早在1980年的时候，他就到处宣传这种思想，认为陈云的经济思想就完全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

当时陈云文选还没有出版，他就不断发表陈云五十年代的经济文章，而对邓老的改革主张他不宣传。

他借自己在文献办公室的地位，利用出版文集的办法，讨好、拉拢一些老人，如陈云文集、**文集。

所以邓老当时决定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时候，陈云和**都有保留，都不赞成。

他们在邓老那封信一上公开表示邓力群是好同志，但邓老决定了，他们也没有办法。

十三大邓力群落选后，陈云立即写了封信，说邓力群一切待遇不变。

虽然邓力群没被选上中顾委常委，恐怕到现在还享受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常委的待遇，这就很不正常。

实际上邓力群是他们反对邓老改革开放的一个最主要、最有力的笔杆子。

所以对邓力群不能小看，他有相当能量，在他手下还聚集了一批反对改革开放的秀才。

《红旗》杂志撤销，书记处研究室撤销，邓力群又把他们安排到别的地方。

现在邓力群仍在一些机构还有很多名义，掌握了很多思想理论阵地，特别是党史、文献等等。

**这个人，可以说是老人中反对改革开放最突出的一个代表。

他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老改革开放这一套。

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

**认为我只听邓老的话，不听他的话。

他曾经通过王任重让王全国【232】传话给我，说对几位老人的话都要听嘛！不能只听一个人的话！这是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对我执行邓老改革开放路线的不满。

实际上他的话没法听，因为他是反对改革开放。

另方面，如果说陈云主要是维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搞法，如说一五期间的做法不能否定。

他认为现在改革开放的很多做法对一五计划是否定的，所以常常对改革开放持保留态度。

而**则是特殊时期期间以及特殊时期后三年经济徘徊的问题。

因为这期间实际上是他在主持经济工作。

自从1958年陈云同志不被**重视以后，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长期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是**。

他对否定或不肯定特殊时期中和特殊时期后三年徘徊时期经济工作的成绩非常不满意。

他常说，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所以**特别反对我。

除了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思想比较保守以外，还有认为我只听邓的话不听他的话，另外认为我对过去他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成绩肯定不够。

**那么不择手段、不顾场合、不讲原则地反对我，含有个人感情因素，不仅仅是观点上的分歧，表现出一种仇恨，我认为就是这些原因。

=*=*=*=【232】王全国（1919－）：1975－1979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卅四－政治体制改革?邓老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下面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及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的看法。

首先说一说邓老的主张。

1980年以来，直到六四前，邓一方面不断地讲反对自由化，另一方面又多次讲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怎么样的改革呢？总的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

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

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

邓主张的是在坚持**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的一党专政。

任何影响和削弱**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邓老的政治改革主张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他集中批评了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家长制等等弊端。

指出这些问题同现行的制度有关，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在这里他还引用了**过去讲过的一句话，说像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他在分析上述弊端的原因时，还特别提出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

他指出，我们虽然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统治和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但对肃清政治思想方面的封建主义影响的任务估计不足，没有完成。

对于小平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

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

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

另外，邓的这篇讲话还有以下的背景。

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

邓老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

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

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

另外，当时正在起草总结特殊时期教训的文件，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全党深感由于毛的专断、家长制，把个人凌架于党之上，以至酿成特殊时期这场大灾难。

而邓在特殊时期中又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

因此当李维汉【233】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了。

邓在1986年6月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以及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又提出了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他说过，现在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其他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那一年9月在听取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又提出对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搞一个蓝图。

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讲话，7月同孟加拉国外宾的讲话都一再提到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还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十三大两个主要内容之一。

但他这些讲话所讲的政治改革的内容，比1980年讲的范围就更窄了，他所涉及到的内容仅限于行政体制、机构和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

他为政治改革规定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和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

第二，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一个下放权力的问题。

第三，精简机构。

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提高效率。

这是邓老1986年9月13日的讲话。

他说，我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加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

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

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企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增强活力。

就其主要内容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干部年轻化。

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主要的内容。

有人认为，邓有时讲一下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做做样子，以获取人民群众的好感而已。

也有人认为，邓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未能贯彻始终，是由于形势所迫，或受到某种阻力的缘故。

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没有充分的根据。

问题的实质在于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样的改革？在邓的思想上，政治体制改革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矛盾，是可以兼容的。

所以他每次讲话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或者在这之前之后，甚至是同时、同一篇讲话中，往往又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强化专政等问题。

就在他1980年8月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前，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他所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就是在思想理论界思想刚趋活跃的时候，加在思想政治领域的一个紧箍咒。

而在1980年8月讲话之后的12月，他所做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强调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指出阶级斗争虽然不再是社会上的主要矛盾，但是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

特别指出，国家机关要通过适当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先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要事先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在闹事严重的地区，必要时要实行戒严。

1986年、1987年，是邓老集中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期。

正如上面提到的，就是在这期间，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这些都说明，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与一般人的理解，即国家现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决**和国家机关的活力和效率问题，基本上是行政改革。

邓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说，一般地讲政治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是很清楚；民主是我们改革的重要手段，民主怎么搞法，还是个新问题。

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

差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

他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就是指这个。

1980年9月邓在讲到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时，就指出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那次谈话，对这个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

他说，资产阶级讲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制、竞选、三权分立，我们能搞吗？在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他几次向我打招呼，说无论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议会政治的影响，连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也不能有。

平时在讲到人大、政协作用的时候，他多次批评说有些人想把人大、政协搞成两院制，想把政协搞成上院。

1988年我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作用的时候，他反对在人大会议期间民主党派建立党组，进行党派活动。

对于选拔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担任实职，他也只允许以个人身份，不能以党派身份参政。

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连一点点小口子也不让开。

邓非常欣赏和喜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那种集一切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度。

他在那次同南斯拉夫外宾讲话时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不受牵制，就能够立即执行，不像议会民主经过那么多复杂，那么多反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就这方面总的说，我们效率是高的，决定了就马上执行。

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

邓把不受牵制，不制衡，权力绝对集中，作为我们总的优势。

不能实行西方的三权鼎立，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类话他讲过多次。

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八十年代前几年的事，谈到苏联出兵阿富汗，邓说，我看美国搞不过苏联，苏联政治局开个会就能把这件事办成，美国能办到吗？另一次邓与外宾谈话时说，美国有三个政府，同他们打交道不知道谁能拍板，谁说了算，他们之间互相牵制，互相扯皮，想办一件事很难。

所以邓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总是告诫人们一定要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这个优势，千万不要搞西方三权分立、互相牵制的那一套。

因此不论进行什么样的政治改革，邓都不会允许触动这种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

邓老自从掌握最高领导权以后，非常强调要保持政治局势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他认为没有稳定，乱糟糟什么事也办不成。

为了维护稳定，主要手段就是专政这个武器。

在我印象中，邓是在老人中强调专政、对专政念念不忘最为突出的一位，至少是其中之一。

他常常提醒人们不要忘掉使用专政这个手段。

每当他强调稳定的时候，必然强调专政。

他不仅反对政治制度建立什么分权制衡的制度，而且十分厌恶人们用游行、请愿、闹事的方式表达意见。

他主张用立法的形式，实际上达到禁止人们进行这样的活动。

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他就主张快刀斩乱麻，用强硬的手段予以压制。

因此，邓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专政是不允许动的。

鉴于斯大林和**晚年的沉重教训，以及邓本人在特殊时期中的遭遇，邓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弊病不是没有觉察的。

因而他也不时提到要扩大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废除家长制，肃清苏联影响的问题。

但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势必要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而邓的信条是**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

因而他讲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

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

就连1986、1987年邓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条提出的党政分开，虽然只是坚持党领导下的职能分工，目的在于提高国家行政系统的统一和效率，但是1989年六四以后也就不再提了。

所谓邓的政治体制改革，除了干部年轻化、精简机构和中央地方、企业适当分权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实际上这种改革还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

=*=*=*=【233】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

**元老。

1948－1964年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

时任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卅五－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政治形势另外一方面的问题。

十三大基调是反左。

除了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外，还特别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前进一步。

那一段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思想、理论、文化、艺术方面也比较活跃。

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十年来国外的一些影响，包括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影响；苏联的政治改革，公开化；改变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所有这些都鼓励了中国的知识界、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要求进一步推进民主建设。

本来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很好贯彻十三大已经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如党政分开，公务员制度，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同人民协商，对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在民主建设方面也先行一步，满足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要求等等。

如果我们能够切实贯彻已提出的、已作了部署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把大多数要求推进民主的人，引导到这个轨道上来，按十三大设计的逐步的循序渐进的扩大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这样大多数人的要求可以满足，剩下少数，比较偏激的也就没什么了。

但是实际上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很难开展，很难搞下去。

首先，包括邓老和一些老人，他们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看法却基本一致。

都不主张改动原有的政治体制。

生怕政治体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会向**的权力挑战，会削弱**的权力，动摇**的领导地位。

本来我们认为在中国条件下马上实行多党制不行，轮流执政也不现实。

继续保持**的执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

但执政方式一定要改变，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一切权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实行高度集权，全面专政，这种东西不适合时代要求，群众也不能接受这种统治方式。

所以，改变**的执政方式，不改变**的执政地位，十三大设计的这一思路是可行的。

但老人们因为要保持**的领导权，不敢改变执政方式，担心改变执政方式就会削弱党对权力的垄断，这是他们真正的顾虑，思想深处的问题。

在起草十三大报告时，小平一再提醒我不要受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响，甚至说连三权分立的任何一点痕述报告上也不能有。

他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行政改革，如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等，没有涉及政治制度本质的问题。

我曾设想过，把**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真正丰富它，完善它，使之真正发挥参政作用，使这个制度是真的，而不只是形式。

这样才能使各民主党派活跃起来，真正发挥参政的作用，监督的作用，使社会上那些政治参与感强的人，通过民主党派这种形式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愿望，不致在体制外再形成一种与党对立的组织。

这样做实际上也算分一点权，使**不致全面垄断权力，但绝对不会对**执政地位挑战。

为此我曾提出把**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改为**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虽然差别不太大，但领导是个政治问题，领导下就是一个组织问题了。

我还建议把民主党派中有能力的人提拔到国务院各部门当副部长或部长，解放初期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另外，有些事不要等**有了决定再告诉民主党派，没有定下来就可以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使协商成为真正的，而不仅是形式。

吸收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国务院各部的领导工作，得到了邓的同意，而且说要抓紧办。

还有，在人代会期间如何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

既然是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就要让它发挥党派的作用，不是只起一个人大代表的作用。

我有这种想法，当然也没有最后定。

也有人说，人代会期间**建立党团组织，为什么民主党派不可以建立党团组织。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

我们原有的，大家已经认可的制度，都不能有真正充分的实际内容，你再谈其他的改革，谈何容易啊。

关于党政分开问题，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问题，党内顾虑阻力很大。

相当多的地方党委是反对的，他们习惯于党委总揽一切，垄断权力，党政一把抓，书记说了算。

实行党政分开，书记似乎就变成虚的了。

所以当时对确定厂长是中心人物，是法人代表。

书记不对工厂实行全面领导，而主要负责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

各地实际上顶着不执行。

党政分开，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涉及权力分配问题，既得权力的一部分人不愿放弃权力，改革相当困难。

我曾说过，要加强和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当然是对的。

问题是怎么加强？按照过去的路子会适得其反。

虽然我们原来政治思想工作有许多好东西，但1957年以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思想政治工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是把群众看成改造的对象，控制的对象。

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不讲什么道理，不做什么说服工作，基本上靠帽子压人。

阶级斗争为纲对思想政治工作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和习惯。

同时政治工作官僚化、行政化非常严重，机构非常庞大，大量的脱产人员。

我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从根本上改掉这些年的做法，继承和发扬战争年代的传统，重新探索，重新塑造一种新型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重新探索重造。

我说出这个口号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同志反对，各地党委的同志也反对，特别是工厂里搞思想政治工作的更反对，全国一大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饭的人认为是要革他们的命。

那时我就感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经受困难，经受风险的承受能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议论纷纷。

至于政治体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难行。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改变过去党的执政方式，行使权力的方式，办事的方式。

归根到底，就是要改变党对权力的看法和对权力的全面垄断，所以阻力很大。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党内及各级领导。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容易得到各路诸侯的拥护，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中很多人是消极的、抵制的。

但当时我感到，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很难深入下去。

譬如选拔干部的标准，还是过去那一套，并不是把赞成和支持改革作为主要标准。

中国的改革虽然搞了10年，但并没有突出去解决各级领导掌握在改革派手里的问题，所以经不起风浪。

有一些地方对改革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对他有利的就执行，对他不利的他就阻止，有利的方面就加以扩大，不利的方面就加以缩小，加以限制。

还有**问题。

1988年我在广东过春节，在接触许多情况后，我深深感到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是活跃起来了，但**问题也出现了。

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

政府就是指干部，指掌权的。

后来我越来越感到廉洁是个大问题。

在旧体制转变为新体制的转轨时期，如果没有监督，**就会滋长起来。

权钱交易、官倒、官商、贪污受贿。

解决这类**问题，最根本的是解决透明度，解决民主监督问题，包括新闻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

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如果司法不独立，法院不能独立办案，检察院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即使立了法也不能真正实行。

这就涉及司法和党的关系问题。

我深感政治体制必须相应地进行改革，当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地实行民主的、有监督的**执政制度。

权力绝对不能垄断，权力必须有监督，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要求，形势有这样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则上提出了这样的改革。

但是，要真正着手政治体制改革难度非常大，党内那些老同志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改革。

所以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人们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后政治改革没有什么行动，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人民的要求，特别是知识界的要求同党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

由于当时政治气氛还比较宽松，人们还是敢于讲话的，不像六四以后的高压，这种反差反过来使人们更加要求民主，以至出现了过激的主张和行动，激化了矛盾。

当时宣扬引进西方议会制的言论也出来了。

一个叫陈军的在美留学生，回到国内串联知识界名人，要求释放**【234】。

在美国也有人发起一个签名活动，给邓老写信要求释放**。

香港也有动作。

1989年人代会期间，香港有一个代表团进来，要求人权，要求释放**。

国内校园也十分活跃，各种各样的沙龙、论坛，也有过激的言论。

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识分子纷纷到大专院校发表煽动性讲话。

**在国外还直接点名对邓老进行人身攻击。

这些都给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一个口实，拿这些事向老人们挑动，使邓和老人们神经更加紧张，认为政治方面不能有丝毫松动。

1988年以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十三大以后出现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同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出现了紧张。

1989年出现的那场**不是偶然的事情。

邓老不是说有国际和国内的大气候和小气候吗？我想如果讲国内小气候，就是我上面讲的这些。

固然当时人民对物价是不满的。

但更加不满的，尤其在知识界和青年中，是经济改革停滞、全面收缩、全面复旧；他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前途发生了怀疑。

而另外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动静，不见行动。

人们对**不满，也认为**问题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执政不受到监督，就无法解决。

对这种状况人们感到没有希望，非常不满。

**中间虽然不满情绪多种多样，很复杂，但根本上，是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停滞，政治体制改革无望的现状的不满。

所以**本质上是要求深化改革，反对保守势力。

有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当时社会议论的中心是物价问题，但学生们谨慎地避开了这一敏感点一一怕把行动引向反对改革一一而是反对不民主，反对官倒。

**在掀起倒赵风当中是非常卖力、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

【235】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

在1988年10月份十三届三中全会时，本来要通过一个关于治理整顿的公报。

这时王震突然发难，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殇》问题，要中央表态。

当时我把他应付过去了。

事后叶选宁告诉我，王震在他面前大骂鲍彤，说鲍彤是个坏人，《河殇》就是他支持搞起来的，并且说，这是**告诉他的。

这完全不是事实。

鲍彤根本没有接触过《河殇》，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河殇》问题。

看来王震讲话可能还有保留，**讲鲍彤问题实际上就是讲我，暗指《河殇》是我支持的。

也可能王震本人对《河殇》就有看法，**借机把《河殇》同我联系在一起，挑动王震对我的不满。

从王震口中知道，说鲍彤支持《河殇》，**为了挑拨一些老同志对我不满，不惜造谣。

六四以后，报纸上公开对我批判时，《河殇》成了一个大问题。

很多东西完全是无稽之谈。

说我支持《河殇》，下令复制了多少录相带分发全国，还说我压制对《河殇》的批判等等，完全不是事实，是造谣。

1988年秋，海南有个洋浦开发问题。

本来这是件很好的事情。

当时有一个名叫张维【236】的，大概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

他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出租土地使用权给外商涉及国家主权。

这当然不对。

但人家提出一个看法可以讨论嘛。

但**知道这虽然是田纪云在主持搞的，而是我支持的，就抓住这件事在一个文件上批判说，这样做是丧权辱国，出卖主权。

可见**不仅到处骂我，而且抓住一切机会攻击我，煽动别人反对我。

王震同志过去和我没有什么矛盾，有些事同他说说，可以得到支持。

但1988年以后情况就变了，积极反对我。

至于六四以后，更说我是反革命，是小舰队【237】后台。

这恐怕同**的挑动与邓力群的影响有关系。

再讲一个批租土地利用外资开发的问题。

房地产市场固然有炒买炒卖出现过热的现象，把这个问题解决，开放土地市场，对我们改革开放、加快城市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改革开放中，把土地作为一种商品，参与市场交易，形成房地产行业。

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政策。

多年来我们宪法上规定土地不能转让，不能出租，所以这个问题长时期未能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后，只是在深圳曾划出一块土地给胡应湘【238】进行开发，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说划给外商的土地太多了，至于在其他地方，仍然不允许这样做。

在改革开放中，吸引外商到我们这儿投资开工厂、办企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行。

而要搞基础设施，就要很大一笔投资。

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事情就卡住了。

多年来搞开发区，首先就是把土地开放出来，使土地变成商品，在土地上搞三通一平【239】，搞基础设施，然后盖厂房，盖写字。

当时计算过，一平方公里面积这方面的费用就要一亿多元，现在恐怕要更多。

所以开发区往往进展很慢，我们城市建设都是这种情况。

市政建设修路没有钱，搞三通一平没有钱，许多土地闲置在那里。

记得在1985年或1986年，我同霍英东【240】谈话时谈到，市政建设没有资金。

他说你们有土地怎么会没有钱呢？当时我觉得奇怪：有土地是一回事，没有资金又是一回事，二者联不在一起。

他说，市政府有土地就可以批租出去，增加一批收入，让别人开发嘛！是啊，香港那个地方我也知道，一块土地很快就盖起大，盖成一条街，很快就改变了那一块地方的面貌，而我们就非常困难。

霍英东当时这么讲，我觉得有道理，就建议他到上海去，把这个看法跟上海的市长、书记谈谈，后来不知道他去了没有。

他这个看法对我有启发。

我们有土地没有钱，而香港政府每年批出一些土地，不仅政府有了收入，而且很快就把那块地方建设起来了。

后来我到上海也有这个感觉。

上海浦东这个地方同上海市区就隔了一条江，发展上海如果把这个地方搞起来，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要开发这个地方首先要投入一大批资金，搞基础设施，再招来外商。

大约是1987年，上海介绍一位美籍华人林同炎【241】先生到北京来找我。

林提出，可不可以把浦东这个地方租给给外商，只要有优惠政策，外商是愿意的，但时间不能太短，要30年到50年。

土地出租以后，要给他一个转让的权利，他们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

我问他，出让这些土地后外商愿意来投资吗？需要什么条件？他说，这容易办到，不需要特区那样的条件，只要像闵行经济区那样就行了。

我当时想，条件比闵行更优惠一些，接近于特区的条件也可以考虑，所以很有兴趣。

因为这位美籍华人是汪道涵【242】同志介绍给我的，我就让汪道涵负责这件事。

考虑到上海这个举动会各方瞩目，为了能疏通各个方面，我考虑除了汪道涵，还要把陈国栋【243】拉进来。

他与陈云有些来往，他的话陈云也容易听得进去。

我知道陈国栋比较谨慎，对此可能有保留，那也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研究。

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大，因为过去想在上海搞开放，陈云有顾虑。

82年时他讲过对上海、江浙这些地方要谨慎，因为在那里搞资本主义，人们熟门熟路，滑下去很容易。

所以，上海改革开放所以推迟一是这个地方举足轻重，另外与陈云的态度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拖到后来。

听说去年【244】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到上海搞晚了，我想这是对的。

如果当年早一点搞，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浦东开发的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实际上86、87年就酝酿这个事，开发的方式也是批租。

浦东的事，我曾向陈云谈过，他没有表态。

这个事我也向邓做了宣传，他非常赞成，说这样好的事，要赶快搞。

但我当时感到老人们意见不完全一致，继续研究酝酿。

洋浦的开发问题。

洋浦在海南儋县，这个地方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又没有水，什么都不能种。

我们要搞有困难。

如果出租给外商，他们可以很快搞起来。

当时许士杰【245】、梁湘【246】按这个设想同外商熊谷组【247】接触，人家很有兴趣，愿意拿几十个亿来搞。

但当时国内许多人对此没有想通。

我国原来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压迫啊，租界啊，大家对主权问题非常敏感。

当时张维他们去进行考察，写了个报告，说大批土地租给外国，成了国中之国，是出卖主权。

1989年人代会期间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引起一场风波。

许士杰在会上作了解释，但那些人根本听不进去，反对的调子非常高，有无幕后原因我不知道。

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群起相应，坚决要把这个计划撤消，而且要追究海南的责任。

**知道这一情况后，给小平写了封信，说这种开发是丧权辱国，出卖主权，绝不能这样搞。

邓不了解情况，看到当时那么多人反对，就说此事暂不要搞。

也是在这个前后，陈云也转一个材料给我，批示说此事要慎重。

由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主权问题，所以我叫特区办搞了一个详细材料，说明洋浦开发不涉及主权，我把这些材料转给了陈云，同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这些土地只包给一家是不是好，还可以研究，但这决不涉及主权问题。

陈云看了我的信后没有再说什么了。

就在这个时期，我到邓那里去，他又问洋浦的事，我就说这件事实在是一件不了解情况的误会。

我说，洋浦这么一块荒地，你如果不包给外商，放在那儿再过十年二十年，仍然是块荒地。

包给外商，他来开发，那里很快就成为繁荣的地方，和港口配起套来。

人家拿几十亿港币来投资都不怕，我们怕什么？说是涉及主权，完全是没有常识。

邓听后说这是好事，原来我不清楚，我原来说的不对，还是要搞。

后来梁湘、许士杰直接给邓老写信，详细汇报洋浦开发的打算。

邓看后作了批示转我，说原来反映的情况不实，我说暂不搞，既然是这么回事，那应该搞，积极地搞。

王震这个人对政治经济改革是反对的（农垦系统的改革他就反对），但他对开放、对洋浦租给外商开发是支持的。

原来我想找他出面讲讲话，但他看到各方反对就不讲话了，还说要重新考虑。

邓批示以后我告诉他，他也表示支持。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

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

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办特区的时候，就有议论说会演变成殖民地，像澳门一样，澳门一开始是租给葡萄牙晒渔网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殖民地。

实际当时清朝是**无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这个问题。

只有外国人怕中国变，一天宣布什么都不算数了，甚至把外国资本没收了。

哪有中国怕外国的道理？他把钱投到中国，中国还害怕吗？又如海上石油勘探，吸收外资，在合同上要求很多，总怕自己吃亏，思想保守，算小账不算大帐。

总之，一些人在对外开放上非常害怕，非常保守，生怕吃亏。

中国多年搞闭关自守，名为独立自主，实际上搞闭关自守。

有人一听说引进，就觉得不光彩。

这有什么不光彩，一切都要自己制造，什么都要从国内解决，这方面吃了很大的亏。

对外贸易也不是乞求人家，而是拿自己的东西同人家交换，这也是自力更生嘛。

这种闭关自守的想法，不会利用自己的长处。

李鹏趁各方议论纷纷之际，也卡洋浦。

他本来对洋浦开发一点不支持，他特别给特区办下文，说没有国务院的通知，洋浦开发区不能动。

就这样把洋浦的事压下来了。

本来这件事是副总理田纪云主持定下来的，总之他是借治理整顿处处阻止改革开放。

还有件事，王纪宽【248】曾捎来一个信息，美国一家汽车公司想在广东惠阳地区搞一个年产30万辆的汽车厂，条件很好，全部外销。

如果电力有问题，他们自己搞电厂。

而且有些零部件可以由中国来生产。

这样可以带动三、四十家中国工厂来为它服务。

这是独资来搞，也不要我们配套资金。

我当时听了很高兴，认为很重要，我曾就这件事给姚依林、李鹏写了封信，认为这是好事，而且当时许多外商怕中国政策变，不敢继续来投资，特别是独资。

这件事如办起来也是开了一个好头。

但姚依林、李鹏对此很消极，他批给机械部，机械部总想自己搞不让外资进来搞汽车工业。

姚依林赞成他们的意见，认为不能搞。

李鹏马上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不搞，把报告转给我，于是一件很好的事就这样放下来了。

六四以后听说又想搞，是不是邓知道了干预了这件事，我就不清楚了。

=*=*=*=【234】**（1950－）：著名持不同政见者。

1978年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批评邓老独裁。

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医。

现旅居美国。

【235】编者按：从这里起，到P289【一】，共12段，在录音带中虽然位于本处，属于第六部分第二节；但从内容推测，也许是P268【二】第五部分第七节的一部分。

编者在整理过程中一仍其旧，未作任何改动。

【236】张维（1913－2001）：北京市人。

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1980－1987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237】小舰队是特殊时期后期的政治衍语，意即以反对党的最高领导为目标的最危险的反革命组织。

【238】胡应湘（1935－）：GordonWu，香港企业家；香港合和实业创办人。

【239】三通是指开发前的通电、通水和通路；一平是指平整地基。

【240】霍英东（1923－2006）：HenryFok，香港企业家。

1980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41】林同炎（1912－2003）：华裔美国工程专家。

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

林同炎国际公司董事长。

【242】汪道涵（1915－2005）：1978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市长。

【243】陈国栋（1911－2005）：江西南昌人。

1979年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85年至1992年任**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

【244】邓老南巡是指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之间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

根据去年二字可以推断，录音的底稿是在1993年写定的。

【245】许士杰（1920－1991）：广东澄海人。

1988－1990年任**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主任。

【246】梁湘（1918－1998）：1981－1985年任**深圳市委书记；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长。

【247】熊谷组是日本的建筑公司，成立于1898年。

【248】王纪宽（1931－2007）：江苏江阴人。

时任香港永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咨询研究员。

【一】简体中文版编者按：指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繁体中文版原书中的第289页。

【二】简体中文版编者按：指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繁体中文版原书中的第268页。

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卅六－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下面讲讲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耀邦多次被邓指责为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因此而被迫下台。

国内国外也大都把胡看成开明派、民主派。

胡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态度究竟如何呢？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是什么呢？耀邦为人比较宽厚，比较宽容，也主张实行比较宽松的社会政策。

尤其是对待知识界，一向比较体谅，比较宽容。

几十年来在强调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下，他很少搞过火的事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秘书长期间，积极主张为打成右派的人平反，为地富摘帽，并且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249】。

他不顾一些人的怀疑和抵触，提出不分时间限制，只要搞错了的案子一律平反昭雪。

在他担任总书记之后，对于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包括一些人闹事，一贯主张采取疏导的方针，不赞成用高压手段解决。

即使对于流氓犯罪社会治安这类案件，他也积极倡导以综合治理的办法解决，不主张大量捕人、关人的所谓严打。

对于动辄用专政手段，他很不以为然。

在政治制度上，他虽没有具体明确表露过他的主张和设想，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能有更多的民主与自由；人民能够生活在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环境中，这是他追求的理想。

在他下台前不久，亲自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主要的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

从以上可以看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

我相信如果他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虽然他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并没有形成什么框架或模式，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在世界民主潮流推动和影响下，他将会沿着国家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249】据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的回忆：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到1982年底，全国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

（原载《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0日）牛bb小说阅读网其卅七－政治体制改革?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下面说一下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完全没有注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虽然早在四川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但是没有想到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办的问题。

当然我也觉得对于特殊时期中以至特殊时期前,1957年后我们党内、社会上不正常的种种情况，我认为应该拨乱反正。

但对我们的基本政治体制，没有想到要作什么大的改变。

记得那时陕西一个工人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他看了我的许多讲话，认为我是经济上的改革派，但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

这确实是符合我当时思想实际的。

这种状况大概继续到八十年代中期。

所以连小平1980年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都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当然更没有改变我对政治改革的态度。

到了1985、1986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才有了一些变化。

引起我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固然与国际大气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问题有关系，但主要的是我从经济改革方面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那个时期我一直有个想法：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不行，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太滞后也不行。

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党内守旧势力的阻力就越大。

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

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

比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就是一个没有社会监督的大问题。

这是一方面。

另方面，在我1987年代理和正式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领域的事情多起来了。

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

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

当然，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9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

我不认为中国**的执政地位要改变。

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

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

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我没有看过但我听说，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讲，1989年他访问中国在与我会谈时，我曾暗示中国要搞多党制，搞议会政治。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意思。

我当时与他讲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执政党地位不改变，但要改变执政的方式；另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也应该是法治国家，我有意识用了治而不是制,也就是以法治理。

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有一套不同的法律系统，而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人治要搞法治。

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

要改变执政方式，怎么改变呢？当时也逐步有些设想。

**是执政党，但怎样执政呢？应该尽量使执政方式现代化一些，赋予它一个现代的、文明的、开明的、开放的色彩和形象。

就是说**执政要增加它开明、开放的色彩。

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回想起来，我总的想法实际上是想要改变过去长期形成和坚持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方式和制度。

这大体上包括下面一些内容：首先要增加党和国家决策的透明度。

戈尔巴乔夫叫公开性，我们叫透明度。

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和决策，应该向社会公开，让人民知道，改变长期以来的所谓黑箱作业，人民只知道决策的结果，一旦政府公布了就去执行，而不了解决策的过程和情况。

这个很重要，让人民有知情权。

其次，要开辟各种对话渠道。

要同社会各个方面，各种力量，各个利益集团对话。

重大问题一定要和各个社会集团协商对话，不是只在**内作出决定，或者只是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协商一下。

重大问题展开或决策之前、决策过程中间同各个社会集团对话。

当然，这首先要有社会集团。

没有社会集团怎么对话？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改变过去那种各种社会团体完全同党一个声音，工会、青年、妇女、工商界、青年团、社会各团体，不能是党的御用工具。

它应该能够代表它所代表的群众，这种对话才有意义。

这就要发挥各社团的中间组织的作用，党不要事事包办，不要对他们干预太多，使他们有独立活动的空间。

在这样的条件下，**同各个社会集团对话协商，要使各个社会集团能够参与。

再一个就是要改变选举制度，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

当时还设想，甚至包括**向人大提名领导人的时候，可以同时提出几个候选人，由人大代表从中选择。

我们现在的差额选举往往只有副职才有，而且中央高层一级就没有。

我们虽然还一下做不到西方的选举办法，至少**向人大推荐提名应当多提几位，包括主要的职务譬如委员长、政府总理，可以多提几个人，让大家去选嘛！充实和改善**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问题，要使民主党派能真正起到参政党和共同协商、互相监督的作用我也曾设想过，在人大开会期间，民主党派可以有自己的党派活动，可以建立自己的党组。

还有就是要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这非常重要。

我在88、89年就有这个想法。

我们的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但在保障公民权利上没有具体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所以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能保障实现，落实不了。

我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谈到这一点。

我说很多东西我们宪法上都有规定，但实现不了。

所以必须要有具体保障其实现的法律。

譬如说，结社、集会、游行、请愿、罢工都应该有具体的法律。

另外就是要有领导、有限度地开放舆论。

1989年我也和胡绩伟交谈过这个事，允许不允许独立办报？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由党和国家垄断，这不是办法。

当然那时我也没有想完全放开，但有领导地放开一些会有好处。

党和国家所控制的媒体不愿发表的东西，总还有别的媒体可以发表，那也好呀。

蒋介石时代还有民办报纸嘛！虽然不能说开放报禁，但舆论要适当放开。

总之当时设想，在**继续保持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更好地容纳社会的政治参与。

社会上各个方面，各种利益集团，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

我们虽不实行多党制，但要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

这些想法有的已见诸文字或谈话，更多地已经写进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当然有些不能写得那样明确，有些当时还不能写进去。

这就是1986－1989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

也就是说，在**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

1989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

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

君主**，德、意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市场。

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为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

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一一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

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

但比较来讲，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

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明。

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

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

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

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但话说回来，议会民主制度主要在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很早就实行议会政治的，但并没有充分显示它的优越性，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政府没有权威，社会不够稳定，一些军人发动政变就是以此为借口。

这就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制度这种现代的、先进的、文明的、成熟的政治制度，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不是不需要任何条件任何国家都可以采用并用得很好。

总之，西方议会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民主形式，这是第一。

第二，它是有条件的，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而逐步采用的政治制度。

所以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

如果我们不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中国市场经济畸形状态，不健康的市场经济，权力市场化、社会严重**和两极分化等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法制社会也不可能出现。

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朝着这个目标进行改革。

另外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

在这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有很多情况值得我们重视。

如台湾、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由原来那种体制逐步转变为议会民主制度，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根据中国的情况，在过渡期，为了能过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时期，保持**的执政地位，改变**的执政方式，仍然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这种选择的出发点，一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二是有利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顺利地过渡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体制。

也就是说，第一不可仓促，冒然地全部搬过来；第二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绝对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于甚至阻碍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倒行逆施。

这个过渡需要多长，那要看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关键是**领导集团有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再因势利导，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行。

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执政党的自觉，必须有社会舆论各方面的推动；也不能一切都不动，完全等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在哪一天来宣布实行议会民主政治。

这应该是一种渐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不断改良、改进，使之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推动。

究竟如何过渡，我在前面讲的改进**执政方式所列举的那些内容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

但最终要过渡到议会民主政治。

执政党必须过两个关：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当然这种政治开放也可以采取逐步的形式，但这一关必须过；二是党内的民主关。

在**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对我们党进行改造。

过去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确需要强调集中，强调纪律，但是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领导整个社会向着议会民主政治过渡，党内如果不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那就是不可能的。

这就要保留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合法存在。

**过去还讲要保护少数嘛！党内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甚至不同的派别合法存在。

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竞争，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

如果我们党不从过去适合战争年代的状况，转变为适合于民主社会、民主国家的新情况，那是不行的。

这一关是一定要过的。

当然，还有军队国家化，还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实行的司法独立等问题，都是必须解决的。

我们希望在相当时期保持**的执政地位，以便有领导、有准备、有秩序地在稳定状态来完成这种过渡。

至于**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政治的开放，**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

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

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

我想这终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违背的。

我们自觉这样搞，对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反之，那就对党没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

但这是不可能阻挡的，适者生存。

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牛bb小说阅读网后记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编者按：本文是赵.紫.阳录音回忆的英文版《序》。

译文录入中文版。

鲍朴译。

我只见过**一次，那是1979年6月，我走进他在伦敦下榻的酒店。

他当时是四川省访英代表团的团长，房间里挤满了他的同事，他们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惊讶。

我知道，赵当时是四川省第一书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声望正在不断上升，这次国外之行是为了汲取经验。

但当时我研究的兴趣比较侧重于历史。

我问，如果我到四川，能否请他谈谈1960年代在广东省主政的经验？他说他很乐意。

我向他的助手递了一张名片，就离开了。

那次短暂的接触，使我形成了一个肤浅但又坚实的印象：这位**的老干部，开放，诙谐，有生气。

遗憾的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机缘进一步加深这些印象。

当我下一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之旅的时候，**已经是国家总理了，我知道，试图通过北京层层官卡（去见他）是徒劳的。

这本书的内容，是赵本人作为总理，之后作为总书记，直到最后被软禁的经历。

这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北京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在那一段时间里，总书记**和总理**，作为邓老的佐助，正在为他的改革事业努力奋斗。

虽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学者着文论及，但**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对扑朔迷离的内部斗争有所认识。

赵显然非常喜欢他的总理生涯，其中涵盖着探索和思考，失误与失望，以及中国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喜悦。

在元老中，他有对头，陈云和**。

1950年代，每当**出轨的时候，陈云总在经济方面发出理智的声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权的五年计划制度是个好东西，只要改掉**的错误就行了，毕竟是计划经济把苏联搞成了超级大国。

所以陈云建议中国回归正统。

他提出了鸟笼经济的模式：就是说，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笼中之鸟。

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不会失控。

赵很尊敬陈云――（除了邓）陈是此书中唯一被赵称之为同志的元老，赵总是去访问他，同他讨论新的政策，希望赢得他的支持。

即使达不到目的，好在后面还有邓老去制约陈云。

**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

赵似乎从来不大喜欢此人。

李在整个特殊时期期间，是唯一同周恩来共事（没有被打倒过）的高级文职领导人。

当华国锋在毛的黄昏岁月中崛起之时，李成了华在经济上的最高顾问。

如果华继续担任领袖，李一定能大权在握。

李对此念念不忘，也没有忘记是赵取代了他的位置。

李经常念叨自己在华的短暂过渡期间的成绩，认为应该被承认为当前进步的起点。

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其实华的洋跃进――大量购买外国生产线――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

因为李是元老，没有人直接反驳他，赵当然也不会。

所以李继续念叨，说赵喜欢而且学了太多的外国的东西，亚洲四小龙的东西，甚至西方的东西等等。

后来得到国家主席这个安抚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对派。

如赵所说：**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老改革开放这一套。

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

除了他与**的问题以外，赵其实比较幸运，因为在邓的上述两员大将中，是**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击。

如赵所说，这是因为胡是总书记，主管政治与理论工作，而保守派们发现胡对他们心爱的东西毫无兴趣。

赵在写到胡的时候，流露褒扬之意，他认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识分子，不愿意像特殊时期时那样整他们。

胡心直口快，不计较影响。

实际上，胡与赵之间主要的分歧之一在于，胡有鞭策经济快速发展的倾向，而赵主张宁可慢些，但要稳些。

两人都有将市场经济带入中国的决心，但看起来胡还没有忘掉毛式的依靠运动发展经济的方式。

1983年，邓召集二人开会，直截了当告诉胡，不要干预政府的经济工作。

赵认为，在1986年学生示威事件爆发以前，邓就已经对胡失去了信心。

学生示威只是（给邓）提供了搞掉**职位的机会罢了。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胡能够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已经很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胡还有一个赵所不能比的优越条件。

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机关度过的，也就是说，他有人脉，有老关系。

正因为如此，赵告诉我们，胡被他的很多敌人指责扶植团派，因为胡自1950年代就领导这个组织。

相形之下，赵一直在不同地区的省级机关工作，只在1980年才调到北京，没有什么老关系，或者，像他自己所说：渠道不多，消息比较闭塞。

除此以外，赵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邓老。

当然，那是一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但是，即使是邓，面对元老们的强烈反对，他也必须左顾右盼，权衡折冲。

因此，每当邓表示隐退之意，赵就坚持请留。

据赵所知，直到1989年4月份――离他政治生涯最后被毁只有一个月――邓还在向赵重申，他已经取得了陈云和**的同意，让赵做两届总书记。

（总书记这个职位，是赵1987年1月从**下台后接过来的）但是，在讲到赵的悲剧之前，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改革当中所起的作用。

人们常把邓看成改革的设计师。

当然，没有他当初对改革和开放的强有力的推动，就不会有改革。

后来，在**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随时准备临阵督战，或者抵挡反对者从四面八方发出的进攻。

但读了赵关于他苦心探索改革这篇朴实无华的报告之后，事实就明朗了――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不是邓，而是赵。

是赵，在进行了无数次的基层调研之后，才最终认识到邓1978年12月复出以后仍在坚持的农业的集体化已经过时。

是赵，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农户包产责任制，用以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

诚如赵所叙述，没有邓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成功。

但邓自己并没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这一突破的，是赵，不是邓。

也是赵，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发展战略。

这和改革早期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不同，这是动员全部沿海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努力：进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产，然后再同样大规模地出口所得产品。

赵要应付很多不同的反对意见，但是，一旦他取得邓的支持，事情就比较顺利了。

赵在1987－88年制定的政策，在他政治生涯结束后继续存在，只是在那以后，沿海发展战略同赵联系太紧密，因而这个名称被弃置不用，不再把成绩归功于他罢了。

对失败，赵也承担了责任。

1980年代后期的大事之一是价格改革，但在后来的讨论中，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赵同意暂停。

那是很罕见的：他居然同他的两个主要对头李鹏和姚依林取得一致。

但是李鹏和姚依林利用了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排挤赵。

邓的态度很明朗，赵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必须继续主管经济工作，但李和姚越来越不理会赵的意见。

作为中国政治体制里的老手，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赵的权力在减弱。

赵的成绩是很可观的。

更可贵的是，在他的级别上，他几乎总是孤军奋战；他拥有一批忠实的拥护改革的官员为他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软禁的助手鲍彤。

但是，是赵，需要在第一线去说服或同元老们展开周旋；也是赵，必须自己去防备身后气急败坏的同事们李鹏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还是赵，必须说服中央或省里的官僚们，而这些人的思路，可能还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们念念不忘保卫固有的领地，坚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

但是，赵，在整个1980年代，直到他离开政治舞台，都在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调研，而讨论，而争辩。

在选择赵作为他的改革的设计师上，邓表现出极佳的判断。

赵从来没有想当总书记。

他喜欢做事，不愿意卷入争论，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理论方面的。

如果邓有总书记的其他人选的话，赵会非常乐意继续做总理。

但是唯一的人选来自耍阴谋诡计的保守派，赵天真地信以为真，邓却看破了他们。

赵只好勉为其难，他也因此被迫处于困境。

他很快就认识到，前些年有**在前面护航是多么幸运。

赵现在接收了两个主要敌手，胡乔木和邓力群（小邓，但同邓老没有亲戚关系）。

胡乔木是笔杆子大王，以前曾是毛的秘书和得宠的捉刀人。

邓老已经同此人几年不打交道了。

邓力群长期以来是左派理论家，同保守元老们密切联络。

他掌控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制造反对改革的观点和评论为业。

用邓老的话来说，小邓非常倔，像头湖南骡子。

但是他的支持者们无疑认为，他是在光荣地为真理而斗争。

赵以前对**和胡乔木与小邓之间的思想理论斗争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也认为，赵态度中立，只关心别让思想理论问题影响经济发展。

但是当**被迫下台以后，他们原以为可以大张旗鼓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却遇到了赵的反对。

在很短的时间里，赵做成了胡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瓦解了小邓的权力基础，关闭了《红旗》杂志等左派刊物。

作为补偿，赵建议小邓在下一次党代会担任政治局委员，给他一个说话的地方。

这些都是经过同意了的，当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时――选举中央委员，然后从中选出政治局委员――小邓没有被选上。

邓本来曾经表示同意提升小邓入政治局，但邓现在主张维持选举结果。

支持小邓的元老们对此十分恼怒，从此把赵看成了比**更大的敌人。

但是赵还是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

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贯穿整个改革年代的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在1950年代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现在反而采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法呢？他决定使用一个现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赋予它以全新的理论地位。

这样，既不至于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又可以使中国从社会主义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他还试图使所有的人满意，因而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

这是邓1979年强调的，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和马列主义、**思想。

赵把1978年使邓恢复权力的那次中央全会解释为，实际上既包含了四项原则，也包含了改革开放，二者同等重要，它们是两个要点，共同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

这一论述，被鲍彤及其同事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头语。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礼，但邓老喜欢，因而就成立了。

这一论述，构成了赵在1987年秋天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理论基石。

当我们说到1989年4至6月学生游行到**广场悼念4月15日逝世的**时，也可能西方读者接触到的材料比**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还要多。

这是因为有一本在海外发表的**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文件，也许赵从来没有接触到，特别是元老们决定赵下台以及选择接班人的会议记录。

赵在这里提供的，是他对学生运动的分析，以及他对之采取的政策。

赵因为对学生运动持宽容态度，使李鹏等保守派同事恼羞成怒。

赵认为在初期的抗议活动以后，使用说服的手段可以使学生回到校园。

李鹏曾保证根据赵的意思去做，赵就启程前往北韩，进行早已安排好的访问。

对赵不幸的是，李鹏找到了机会，背弃了他（向赵做出）的保证。

赵一离开，李鹏赶紧召集北京市委的干部，先向政治局常委，然后向邓老汇报。

他们的报告惊心动魄，预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势，将会有全国性的动乱。

邓的脑子里有特殊时期时儿子被斗残废的记忆，这样的报告肯定会使邓老深受感触。

他将事件定性为**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赵在朝鲜，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在无奈中，只有同意邓的说法。

李鹏做出安排，把邓的语言和情感立即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在4月26日发表。

出乎李鹏预料的是，社论不仅没有使学生们屈服，反而激怒了他们，因为他们的爱国行动被诬陷了。

27日，学生们冲破了警察的拦阻，再次到广场游行。

在邓的帮助下，李鹏促成了**再次升级。

赵回来以后，他看到，不管如何化解，除非把社论里面那些刺激性的言论收回，学生运动就不可能平息。

但是他通过咨询得到的结论，同他已经感觉到的情况，是一样的：邓根本不愿意否定社论。

李鹏最大的胜利在于他终于找到了一件可以离间邓与赵的事情。

赵试了其他方法向学生显示善意，但到了五月中旬，他已经没有选择，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他抵制戒严归于失败。

赵的时代结束了。

他所能做的，只是参加中央会议，接受被废黜。

逝世于2005年的赵，在软禁当中度过的时间比主持改革的时间还要长。

在这个期间，他只偶尔被允许出行到经过谨慎选择的地点，偶尔打打高尔夫球，偶尔会晤被仔细筛选过的来访者。

赵的许多时间只能用来抗议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无聊的禁令。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党的官员，他向他的监视者援引宪法和党规。

看来他真的相信――也许出于天真――在他义正词严的压力下，某一天，他的敌人就会退却。

然而，不然。

在处理**一案中，合法与否根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权力和稳定。

也许，赵从乡下来到北京，不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没有法律的地位？不过，也许，如果他出现在街头，如果被发现后在人群中引起骚动，如果领导集团因此发生出自内心的恐惧，也许他能从中得到某种安慰？在幽禁中，赵想过政治改革，想到邓的想法，**的想法和他自己的。

他认为邓其实并不相信什么政治改革，只是想收紧国家管理的机制而已。

胡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想法，但是根据他在政治运动中温和的态度，和他坚持平反以往运动中的全部冤假错案，使赵认为，如果胡能继续执政，他一定会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赵承认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逐渐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会遇到灾难：比如大规模的**就会不断蔓延。

到了1989年，他已经可以告诉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执政方式必须改变：法治必须取代人治。

他想提高透明度，建立同社会各方面力量对话沟通的渠道。

他认为，各种社会力量应该有权组织自己，而不是从属于党国领导之下的机构。

赵希望，纵使选择有限，在全国代表选举中也应该有选择的余地。

之后，赵的观点又进了一步：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这种制度的现代化，包括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在中国，这意味着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这需要**做出两个突破：允许不同政党的竞争和新闻自由。

而且，党内也要民主。

法制改革和司法独立也要先行。

在简短的分析后，赵根据他的经验，讲了推行这样的改革在中国会是多么的艰难。

**被囚禁的故事引发了（我的）两个想法：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了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官员来说，又有什么休闲时间，或者有什么（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呢？如果他终于能够得出这种结论，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党内反对力量之下，来实现这个结论呢？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斯大林式的经济模式，是因为特殊时期的大灾大难动摇了这种模式。

中国不需要再来一场特殊时期，但是，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想去实现**最后遗言中的结论，这个党就必须从根本上有所变革。

如今的中国，**是不允许存在的。

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一一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

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是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Roderick/MacFarquhar/is/Leroy/B.Williams/Professor/of/History/and/Political/Science/at/Harvard/University/and/formerly/Director/of/the/John/King/Fairbank/Center/for/East/Asian/Research.牛bb小说阅读网年表1919年10月17日赵.紫.阳诞生于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

1927－1933年（8－14岁）在县立第十七小学（初级小学，在桑村）和县立第一小学（高级小学，在县城，原欧阳书院）读书。

1932年（13岁）6月在原籍加入中国**青年团。

1933年（14岁）8月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第一初中。

1935年（16岁）12月在开封参加声援北平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示威游行和卧轨请愿斗争。

1936年（17岁）8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今武汉第14中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辍学返乡，从事抗日活动。

1938年（19岁）2月在滑县加入中国**。

4月10日赴**北方局党校（山西省黎城县寺底村）学习，8月底结业。

9月由**直南特委任命为滑县工委书记。

1939年1月**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任县委书记。

1939年（20岁）年初兼任**豫北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6月任豫北地委宣传部长。

1940年（21岁）4月任**冀鲁豫边区二地委书记。

1941年7月二地委改称六地委。

1942年（23岁）12月因精兵简政，五、六地委合并，称四地委，赵改任四地委宣传部长。

1943年（24岁）5月赴位于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的**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0月结业。

11月任**冀鲁豫四地委副书记。

1944年（25岁）5月四地委改称九地委。

冬，与冀鲁豫边区妇女委员会委员梁伯琪结婚1945年（26岁）10月九地委改称四地委，任四地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四分区政委。

1947年（28岁）12月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

1949年（30岁）3月任**河南省南阳地委书记。

1951年（32岁）4月奉命南下赴广东工作。

5月任**华南分局秘书长；6月被增选为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方方）。

1953年（34岁）7月任**华南分局副书记。

1954年（35岁）10月兼任**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5年（36岁）华南分局撤销，改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956年（37岁）当选为**八大代表9月赴北京参加**八大。

1960年（41岁）任**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兼广东省军区政委。

1962年（43岁）1至2月赴北京参加**中央七千人大会；年初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1965年（46岁）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陶铸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政委；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47岁）特殊时期中遭受迫害，被夺权。

1967年（48岁）5月5日被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关押在广州沙河梅花园监护。

1968年（49岁）以战备名义被转移至韶关。

1969年（50岁）被羁押在广州市警备司令部。

1970年（51岁）7月化名赵明到湖南省涟源县湘中机械厂当钳工，下放劳动。

1971年（52岁）4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

1972年（53岁）3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革委副主任。

1973年（54岁）1974年（55岁）8月赴北京参加**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5年（56岁）10月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1977年（58岁）8月在**十一大上当选为**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30多个县市进行农村调查，开始在全川调整经济政策，进行扩大农民自主权试点和推广工作。

1978年（59岁）主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主持制订四川省农村经济政策十二条。

由于四川粮食连年增产，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流传开来。

1978年（59岁）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2月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任西南组组长。

1979年（60岁）9月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年（61岁）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4月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9月10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赵为国务院总理。

1981年（62岁）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11月，向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1982年（63岁）9月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富选为政治局常委。

和**、万里一起主持制订第一个关于农村政策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全国全面推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兼任新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1984年（65岁）作为**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起草《**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10月举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并主持实施。

1985年（66岁）同**一起主持制订《**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推进到社会各个领域。

1986年（67岁）10月中央决定成立以**、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为成员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为组长，主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

1987年（68岁）1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开始全面主持**中央工作。

本年秋到次年1月，提出沿海发展战略。

10月，在**十三大上，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以建设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10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第一副主席。

1988年（69岁）3月王持**十三届二中全会并代表政治局作工作报告，阐述社会协商对话问题。

1989年（70岁）6月3－4日发生**。

6月，**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认为，**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1989年（70岁）6月至2005年（85岁），被软禁于北京住所。

2005年（85岁）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牛bb小说阅读网人名录安志文（1919－）AnZhiwen陕西子州人。

**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赵.紫.阳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阿尔希波夫（1907－1998）IvanV.Arkhipov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在中国工作八年，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有重大影响。

1984年12月，他再次访问中国。

鲍彤（1932－）BaoTong浙江海宁人。

时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1987年前**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鲍任国务院总理秘书，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89年**中，鲍彤反对邓老用军队镇压学生，被非法关入秦城监狱。

199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薄一波（1908－2007）BoYibo山西定襄人。

1979－1982任国务院副总理。

1982－1987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主任是邓老）。

是当时党内极具影响的元老之一。

陈国栋（1911－2005）ChenGuodong江西南昌人。

1979年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85年至1992年任**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

陈俊生（1927－2002）ChenJunsheng黑龙江桦南人。

1978年起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书记。

1984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85年起任国务院秘书长，1988年任国务委员；1998年任政协副主席。

**（1930－）ChenXitong四川安岳人。

时任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1989年**中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四镇压之后，代表国务院发表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的情况报告》。

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书记。

1998年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

陈野革（1915－1994）ChenYege四川冕宁人。

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任中顾委委员。

陈一咨（1940－）ChenYizi陕西三原人。

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1989年**中，陈一咨在5月19日组织发表了署名三所一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反对**，事后被迫流亡美国。

陈云（1905－1995）ChenYun江苏青浦人。

陈云是当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邓老的党内元老。

1978－1987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87年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他主张实事求是，但不主张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陈云在经济上接受市场调节但坚持计划经济，提出所谓鸟笼经济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党内反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代表人物。

陈云的经济思想同他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吻合的。

邓力群（1915－）DengLiqun湖南桂东人。

特殊时期前是《红旗》杂志副总编，1982年任中宣部部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十三大在中委选举中落选，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邓老（1904－1997）DengXiaoping四川广安人。

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在中国拥有最高权力的**元老（所渭党的第二代核心）。

邓老在经济方面，是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为**等党内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在政治方面，他坚守一党**的底线，是改革年代历次反自由化的发动者；从1979年镇压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镇压，都是他亲自作出的决策。

邓老个人的倾向对**身后的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丁关根（1929－）DingGuangen江苏无锡人。

邓老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朴委员。

曾任铁道部部长，因责任事故离职；改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90－1992年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丁石孙（1927－）DingShisun江苏镇江人。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杜导正（1923－）DuDaozheng山西省人。

原《光明日报》总编辑,1987－1989年任新闻出版署署长。

后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杜润生（1913－）DuRunsheng山西太谷人。

有威望的农村改革家。

中顾委委员。

1983－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1936－）FangLizhi浙江杭州人。

天体物理学教授，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

1987年因同情**中大学生的民主诉求被撤职和开除党籍。

费孝通（1910－2005）FeiXiaotong苏州吴江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7－199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Friedman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极具影响力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

对1980年代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及货币政策有极大影响。

1988年**于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弗里德曼。

弗称赵是他所见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高扬（1909－）Gaoyang1987－1989年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戈尔巴乔夫（1931－）MikhailSegeyevichGorbachev苏联政治家。

1985－1991年任苏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

1990年获得诺贝尔**。

谷牧（1914－）GuMu山东荣成人。

1975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5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79年起，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对外经济事宜。

郭罗基（1932－）GuoLuoji江苏无锡人,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

1979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被认为是为刚判刑的**辩护，引起邓老的不快。

郝建秀（1935－）HaoJianxiu山东青岛人。

劳动模范。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199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何东昌（1923－）HeDongchang浙江诸暨人。

1978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时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9年**中对促成武力镇压学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贺亦然（1918－）HeYiran河北满城人。

1979－1983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许嘉鹏（1937－）XuJiapeng江苏淮安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1987－199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胡绩伟（1916－）HuJiwei四川威远人。

**党内倡导新闻自由的代表人物。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9年**中胡绩伟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被撤销一切职务。

胡乔木（1912－1992）HuQiaomu江苏省盐城人。

1941－1966年长期任**的秘书。

1980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92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胡启立（1929－）HuQili陕西榆林人。

1985－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1989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9年**中胡启中立，不支持武力镇压学生员。

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保留中央委员。

**（1915－1989）HuYaobang湖南浏阳人。

1980－1987年任**中央总书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在邓老以及其他党内元老的眼中，**政治上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和事过于宽容。

在失去元老支持后，胡实际上已经无法工作；1987年1月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

1989年4月15日**逝世，引发了几乎有全体北京大学生参加，并且得到全国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广泛支持的大**，持续了整整50天，最后在六月四日遭受邓老调集的几十万军队血腥镇压。

胡应湘（1935－)HuYingxiang香港企业家；香港合和实业创办人。

华国锋（1921－2008）HuaGuofeng山西交城人。

1976年**死后与四人帮权力斗争的胜利者。

1976－1980年，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委主席邓老成为第二代核心，华逐渐失去了一切权力。

霍英东（1923－2006）HenryFok香港企业家。

1980年为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江流（1922－）JiangLiu山东栖霞人。

1977－1987年任**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教育长、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蒋硕杰（1918－1993）JiangShuojie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1982年）的华人经济学家，倡导自由贸易，采取汇率与利率自由化等政策。

1981年出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

江总书记（1926－）JiangZemin江苏扬州人。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1989年**以后，受邓老、陈云、**、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选，接替**任**总书记。

金明（1913－1998）JinMin山东省青州市人。

曾任**河北、湖南省委书记。

金日成（1912－1994）KimIl－sung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的创建人。

1948－1994年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

康世恩（1915－1995）KangShieng河北怀安人。

1975年任石油和化学工业部部长，1978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

雷洁琼（1905－）LeiJieqiong广东广州人。

北京大学教授。

1987－1997年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李尔重（1914－）LiErzhong河北丰润人。

曾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

李鹏（1928－）LiPeng李硕勋之子。

四川成都人。

早年留学苏联，电力工程人员，特殊时期后任水电部副部长。

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

李在政治上听从党内保守元老；经济上听从姚依林。

1989年**期间，李鹏力主并促成了武力镇压。

李锐（1917－）LiRui时任中顾委委员。

1958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秘书。

1959年庐山会议被开除党籍，特殊时期期间被关押。

1979年平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1982－1984年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

是改革开放的积极的支持者。

**（1934－）LiRuihuan1982－1989年任**天津市委书记；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树桥（1944－）LiShuqiao河南内黄人。

1986－1989年任**秘书。

李铁映（1936－）LiTieying湖南长沙人。

1987－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3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李维汉（1896－1984）LiWeihan湖南长沙人。

**元老。

1948－1964年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

时任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09－1992）LiXiannian湖北黄安人。

1954－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特殊时期前是陈云的助手之一，特殊时期中陈云靠边站，就由他继续负责财政、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工作。

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后任全国政协主席；是当时党内有影响的元老之一。

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反对进行改革。

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李锡铭（1926－）LiXiming河北束鹿人。

时任**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1989年**中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一氓（1903－1990）LiYimang四川彭州人。

1974－1982年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8－198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时任中顾委常委。

李勇（1948－）LiYong1985－1989年任**秘书；后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李政道（1926－）Tsung－DaoLee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李正亭（1918－）LiZhengting陕西神木人。

1987－1993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梁步庭（1921－）LiangButing山东微山人。

曾任**青海省委书记。

1983－1988任**山东省委书记。

梁湘（1918－1998）LiangXiang1981－1985年任**深圳市委书记；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长。

廖汉生（1911－2006）LiaoHansheng湖南桑植人。

解放军将领；1983－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廖志高（1913－2000）LiaoZhigao四川省冕宁人。

1974年至1982年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林同炎（1912－2003）LinTongyan华裔美国工程专家。

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

林同炎国际公司董事长。

刘宾雁（1905－2005）LiuBinyan吉林长春人。

《人民日报》名记者。

其1979－1987年间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使他成为1980年代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作家及记者。

1989年以后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流亡美国。

**（1898－1969）LiuShaoqi湖南宁乡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特殊时期前是国家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拥戴**，而成为毛指定的接班人。

五十年代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持不同意见，**因此发动特殊时期，把他迫害致死。

1980年后获平反并恢复名誉。

刘正文（1912－）LiuZhengwen曾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安徽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陆定一（1906－1996）LuDingyi江苏无锡人。

特殊时期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长。

特殊时期后转变，有自由主义思想。

1980年任**中央宣传部顾同，1982年任中央顾同委员金常各委员。

陆铿（1919－2008）LuKeng云南昆明人。

著名报人，时任香港《百姓》杂志社长，《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陆铿《**访问记》引起邓老对**的猜忌与不满。

卢之超（1933－）LuZhichao江苏宝应人。

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政治组组长、**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

马文瑞（1912－2004）MaWenrui陕西省子洲人。

1979年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984年至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毛/邓榕（1950－）MaoMao/DengRong毛毛是邓老的三女儿邓榕的小名。

后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

中曾根康弘（1918－）NakasoneYasuhiro日本自由民主党政治家。

1982－1987年是日本首相，在任期间与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一起改善了日本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聂荣臻（1899－1992）NieRongzhen四川江津人。

元帅。

曾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长期掌管中国的国防科学工业。

彭定康（1944－）ChristopherPatten英国政治家。

1992－1997年是英国第28任即最后一任香港总督。

2000年至2004年出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

彭冲（1915－）PengChong福建漳州人。

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彭德怀（1898－1978）PengDehuai湖南湘潭人。

元帅。

**建国后长期担任国防部长。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向**直言，批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的问题，指出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

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和里通外国，**由此萌发七年后开展特殊时期的决心。

彭德怀一案是**党史上著名的冤案。

彭真（1902－1997）PengZhen山西曲沃人。

**元老。

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

特殊时期中下台。

1979年复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3－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钱李仁（1924－）QianLiren浙江嘉兴人。

1983年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1985－1989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乔石（1924－）QiaoShi浙江定海人。

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

1986年，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1987年任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

1989年**中态度中立。

钦本立（1918－1991）QinBenli浙江长兴人。

著名报人。

曾任**《文汇报》党委书记，时任《**》总编辑。

1989年4月因坚持在《导报》上发表纪念**文章，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总书记整肃停职。

钦本立事件成为江总书记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任仲夷（1914－2005）RenZhongyi河北威县人。

1980至1985年，**中央委员，继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任期中领导了全国先行的广东省的改革开放。

阮崇武（1933－）RuanChongwu河北怀安人。

1985年任公安部部长。

1987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

1989年7月任劳动部部长。

芮杏文（1927－2005）RuiXingwen江苏涟水人。

1985－198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1987－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宋平（1917－）SongPing山东莒县人。

198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升主任，任国务委员；1987年任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9年**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还有江总书记和**，填补了**、胡启立的空缺。

宋任穷（1909－2005）SongRenqiong湖南浏阳人。

1978－1983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苏绍智（1923－）SuShaozhi北京市人。

政治理论家；1982－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所所长。

孙长江（1934－）SunChangjiang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参与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也是《解放军报》同一主题的重要社论的作者。

孙起孟（1911－）SunQimeng安徽休宁人。

民主建国会的早期组织者发起者。

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田纪云（1929－）TianJiyun山东肥城人。

曾任四川省省财政局局长。

1983－199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万里（1916－）WanLi山东东平人。

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取得极大成功。

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领导者。

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

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王大明（1929－）WangDaming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政协北京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席。

汪道涵（1915－2005）WangDaohan1978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80年后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市长。

王鹤寿（1909－1999）WangHeshou河北唐县人。

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陈云兼）。

王建（1954－）WangJian北京市人。

时为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的作者。

曾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

王纪宽（1931－2007）WangJikuan江苏江阴人。

时任香港永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咨询研究员。

王蒙（1934－）WangMeng河北南皮人。

文学家。

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委员。

1986－1989年任文化部长。

王全国（1919－）WangQuanguo1975－1979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

王忍之（1933－）WangRenzhi江苏无锡人。

1982年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

1987－1992年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王任重（1917－1992）WangRenzhong河北景县人。

1978年后，历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瑞林（1930－）WangRuilin山东招远人。

自1952年起长期担任邓老秘书；1978年任邓老办公室主任。

1983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5年任**委员。

王若水（1926－2002）WangRuoshui上海市人。

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理论家。

上世纪80年代初，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异化的文章。

是中国当代知名的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

王若望（1918－2001）WangRuowang江苏省武进人。

曾任《文艺月报》副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被平反，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89年**中被捕入狱14个月。

王维澄（1929－）WangWeicheng浙江桐庐人。

1987年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震（1908－1993）WangZhen湖南省浏阳人。

1982年任**中央党校校长；1985年为**中央顾间委员会副主任；1988－1993任国家副主席；是邓老主政时期的**党内有影响力的元老之一。

1989年**中，王震主张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1931－）WeiJianxing浙江新昌人。

1985－1987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87－1992年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1950－）WeiJingsheng著名持不同政见者。

1978年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批评邓老独裁。

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医。

现旅居美国。

温总理（1942－）WenJiabao天津市人。

1986－1992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2003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伍修权（1908－1997）WuXiuquan湖北武汉人。

1958－197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时任中顾委常委。

吴学谦（1921－2008）WuXueqian上海嘉定人。

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长。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93年任政协副主席。

吴祖光（1917－2003）WuZuguang江苏常州人。

著名剧作家、导演。

写有《风雪夜归人》、《武则天》、《凤求凰》、《三打陶三春》以及《闯江湖》等剧目。

项南（1918－1997）XiangNan福建省龙岩市人。

1980年代曾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福建省委书记。

萧洪达（1918－2005）XiaoHongda广东潮阳人。

曾任**办公厅主任；1987－199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熊复（1915－1995）XiongFu四川邻水人。

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1978－1988年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1916－）XuJiatun江苏如皋人。

曾任**江苏省委书记，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1989年**后，不满**武力镇压，出走美国。

许士杰（1920－1991）XuShijie广东澄海人。

1988－1990年任**海南省委书记、海南省人大主任。

徐向前（1901－1990）XuXiangqian元老，元帅。

曾任**副主席；1978－198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严家其（1942－）YanJiaqi江苏常州人。

政治学学者。

1979年在**主持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以后被迫流亡，曾任总部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首任主席。

现居美国。

阎明复（1931－）YanMingfu1985－1990年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1987－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因在**中不支持武力镇压被撤职。

杨尚昆（1907－1998）YangShangkun重庆潼南人。

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是当时**党内极具影响力的元老之一。

1989年**中，杨尚昆开始支持**的方针，最后转而选择拥护邓老的武力镇压决策。

杨易辰（1914－1997）YangYichen辽宁省法库县人。

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

姚锡华（1929－2009）YaoXihua江苏省南京市人。

曾任广东省高教委员会党委书记、国防科委政治部秘书长。

1987－1989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十三大代表。

姚依林（1917－1994）YaoYilin安徽贵池人。

特殊时期前长期做贸易工作，是陈云和**的部下。

1979年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后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

1989年**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张并促成了武力镇压学生。

叶季壮（1893－1967）YeJizhuang广东新兴人。

1949年起长期担任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

叶选宁（1931－）YeXuanning出生于香港。

**元老叶剑英次子。

时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雍文涛（1912－1999）YongWentao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林业部长。

于光远（1915－）YuGuangyuan上海市人。

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思想研究所所。

余秋里（1914－1999）YuQiuli江西吉安人。

1964－1980年任国家计委革委会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2－1987年任总政治部主任。

袁木（1928－）YuanMu江苏兴化人。

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

1989年**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镇压的喉舌。

曾希圣（1904－1968）ZengXisheng湖南兴宁（今资兴）人。

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

在1959－1961推行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后，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量记工分的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以缓解农民的口粮危机。

1962年被指责为单干!受到批判和撤职。

张光年（1913－2002）ZhangGuangnian湖北老河口人。

笔名光未然，著名诗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文学评论家。

曾任中顾委委员、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张劲夫（1914－）ZhangJinfu安徽肥东人。

1982－198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中顾委常委。

张荣发（1927－）ChangYung－fa台湾澎湖人。

长荣集团总裁。

张曙光（1922－2002）ZhangShuguang河北饶阳人。

曾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

1986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离职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维（1913－2001）ZhangWei北京市人。

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1980－1987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张显扬（1936－）ZhangXianyang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列宁斯大林研究室主任。

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中被开除党籍。

张岳琦（1938－）ZhangYueqi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87－1989年任**秘书。

赵健民（1912－）ZhaoJianmin曾任山东省省长、**山东省委监委书记；云南省政协副主席；1982－1992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郑必坚（1932－）ZhengBijian四川富顺人、时任**秘书、**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员。

1992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97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周恩来（1989－1976）ZhouEnlai江苏淮安人。

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为国务院（1954年以前称为政务院）总理。

特殊时期前他倾向于温和政策，特殊时期后尽力紧跟**，但由于三十年代的个人恩怨，毛对他并不信任。

毛临死前发动的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批周恩来。

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引发了四五事件。

朱厚泽（1931－）ZhuHouze贵州织金人。

1983年任**贵州省委书记，1985－1987年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牛bb小说阅读网附录一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一份单独录音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一份单独的录音内容。

内容与正文有部分重复，但某些阐迷更为细致。

在此收录，供读者参考。

我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以后，在国外，包括日本、东南亚、香港、台湾、新加坡以至美国的政界、经济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映。

多数认为这个理论的提出是中国进一步要改革开放的信号，而且认为这样一个战略必将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一首先是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给予比较肯定的评价。

国内也有很多人表示赞成，特别是沿海地区欢欣鼓舞。

我曾专门搞了沿海战略的系统材料送给邓老，他看了以后非常赞许，给了很高的评价。

他在批语上写了这么一些话：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他还向别人一一我当时听薄一波讲一一特别是向薄一**荐这个报告。

他认为我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方针。

但是在国内也有人表示疑虑，表示不同的意见。

这些怀疑或不赞成的意见，主要来自内地省份的同志和一向主张全国经济要平衡发展的人。

他们认为，治海发展战略好像只照顾沿海，而不照顾全国；沿海得益，内地不得益，甚至还受害。

他们不懂得现在只有沿海才有条件利用这个机遇，内地不具备那样的条件。

怎么办呢？要么全国都实行这个战略？又不可能。

要么全国都不实行这个战略？沿海的这个机遇不就再次错过、浪费了吗？这样做对沿海当然没好处，但对全国又有什么好处呢？这种看法还是多年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均衡发展形成的观念。

还有人说沿海已经快于内地了，现在再给沿海机会和优惠政策，沿海发展更快，那是锦上添花；东西部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

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我认为这种看法不适合中国的现状，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本来经济有它自然的规律，能快则快，不能快不要勉强。

有些地方有条件就搞得更快一点；有些地方没这个条件就暂时慢一些。

那些发展快的地方，最终会给慢的地方提供一些发展条件。

我认为，还坚持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机会均等这些观点是不行的。

88年以来有一种舆论，说中央实行的政策不是产业倾斜，而是地区倾斜。

意思是说不是对什么产业优惠或限制，而是对某些地区给予支持、扶植和优惠。

对把一些优惠政策给沿海地区思想不通。

其实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沿海地区不要失去这个机遇。

例如放宽开放条件、下放批准权限、吸引外资，还有给外商投资的待遇等等，都是为了让沿海把握住这个机遇。

而那些不能大量利用这个机遇的地方，当然就暂时没有必要给予这些优惠。

有一个时期，那些反对地区优惠、反对地区倾斜，主张全国拉平的声音很强烈。

持这些主张的同志，没有深深感到全国拉平是我们解放几十年来在经济建设上一个很大的失误。

因为没有很好地利用沿海的条件，几十年搞的结果既延误了沿海，又延误了整个国家，沿海的延误必然不利于内地的发展。

如果使沿海利用这个机遇迅速充分发展起来，最终将会有利于内地。

在这个过程中问，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

不敢拉大这个差距，就不可能使全国经济最终能够有大幅度的增长。

这只是在发展中间差距的拉大，而不是两极分化；不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而是同一个方向。

一个跑得更快，一个跑得稍慢。

这种距离的拉大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敢于承认它。

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障碍，有些人虽然不讲，但心里不赞成，不以为然。

再一种思想障碍，就是认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不应该主要发展外向型经济，不能走四小龙的道路。

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以我们整个国家来讲，不能这样搞。

我们是一个大国，势必以国内市场为主。

但绝不是说所有地区都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不是说沿海地区也不应该发展外向型经济。

因为它有这个条件，不能笼而统之。

沿海和内地有很大不同，明明发展外向型经济对沿海有利，对整个国家有利，那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搞呢？所以这些思想障碍只是从一般出发，不做具体分析，不按具体不同的情况来考虑问题。

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懂得沿海的特点、沿海的优势。

还有人认为大量的人都去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上根本容纳不了，没销路。

所以沿海地区这个战略行不通。

这种看法是不了解国际市场的情况和趋势。

实际上世界市场的结构在不断变化，我们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是一种互补性的。

我们不是只搞产品出口而不进口东西。

即进口我们缺少的，出口我能够出口的。

这就是一种互补性。

在国际经济结构变动时，不同类型国家都以自己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劣势，本身就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有极大的容量。

互补性，不是单方的，而是双向的。

而且中国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首先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这个是动态的。

本身会在发展中问不断地调整结构。

另外，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有一个过程，不是今天讲了，明天就有两亿人口都从事出口商品生产，这其中有发展的过程和发展的层次。

而在发展过程中问，劳动和知识密集的程度也在变化。

国外产品结构的调整在不断变化，我们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都是处在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不能用凝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所以担心市场容量的想法也不符合实际。

还有一种看法。

一些人，包括沿海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许多同志都不理解实行沿海发展战略为什么主要依靠乡镇企，而不主要依靠国营大中型企业？首先我们的出发点是发展整个沿海地区的经济；是要解决沿海地区劳动力的就业和出路。

沿海地区缺乏资源，这么多劳动力无用武之地，究竟他们应当到哪里去呢？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就是要通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载体来劳务出口，把劳动力融化到产品上，然后出口到国际市场。

如果不大量地解决乡镇企业出路问题，农村就那么一点儿土地，农民没有出路。

另外沿海大量地发展乡镇企业，还会产生一个在国内争原料、争能源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一头甩到国外去，逐渐地依靠国际市场来交换，那不是既让沿海劳动力有了出路，又减少了同国内争原料的矛盾吗？何况乡镇企业还有很多优点，它规模小，是在竞争机制中问生长出来的它从诞生那一天就在市场里面，适应这个市场，比较灵活，容易掉头，容易适应国际市场瞬息万变的情况。

那里的乡镇企业劳动力素质也是好的。

我在那次调查研究中问了解到，很多外贸企业和外商都很愿意和乡镇企业打交道，说他们架子小，好伺候，交货及时，遵守合同。

我们的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营企业，现在仍然受计划经济的束缚，不能一下子完全改变。

这不是说不要在国营企业里发展外向型经济，当然应当发展。

但是我们仅仅解决了国营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问题，并不能解决农村广大劳动力的出路，也不能解决整个沿海地区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问题。

所以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研究这个问题。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什么只讲劳动密集呢？我们这个大国，有这么大的科技力量，为什么不去搞新技术产业呀？我们说所谓机遇，是什么机遇呢？就是世界经济改组――逐渐地把那些劳动力成本占比例比较大的产品转到工资比较低的地区去。

我们是从利用这个机遇提出问题的。

我们如果有条件，当然应当发展高尖端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

但是现在国际市场结构改组并没给我们这样一个机遇，我们现在也没有条件大量地出口资本密集或者是技术密集产品。

因为我们缺的是资金，缺的是设备。

仅仅解决部分国营企业、少数先进技术企业的出口问题，不能解决沿海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这丝毫不是说我们不要发展国营大中型企业产品的出口，甚至可以说他们还是起骨干作用，应该起骨干带头作用。

也不是说不要发展高精尖技术产品的出口，我们应当积极地搞。

但是大量地搞，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应首先利用这个机遇，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等我们有了资金，就可以引进设备，技术等级就会逐渐提高，产品质量也会逐渐提高，而这样恰恰能够使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换的时机来得更快。

不从现在这一步开始，只是好高骛远地一厢情愿，那么将来这个机会可能就根本来不了。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

为什么日本现在就要把劳动密集型向外转，为什么四小龙就要往外转，一开始他们不也是利用了机遇，先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的吗？当时还有别的顾虑。

比如说我的意见提出以后，刚才我讲了，邓是非常支持的，非常称赞的。

但是陈云同志就没有个明确的态度。

我直接向他谈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只讲了一句话：噢，两头在外啊？两头在外不容易啊。

至于**嘛，就是反对的了。

**说：你大进大出，恐怕只能大进而不可能大出啊。

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顾虑还是很多。

比如地方利益的问题一一内地省份认为只讲沿海省份不讲他们了；讲乡镇企业不讲大中型企业；讲劳动密集不讲先进技术。

所以主要还是一个观念陈旧的问题，这是长期执行计划经济、长期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形成闭关自守所造成的。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八五年出现经济过热以后，我们采取软着陆的办法，调整基本建设的结构，当时讲几年内基本建设不增加，总规模不增加，使结构更合理一些。

这是一个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部署。

而八八年春天提出实行沿海发展战略，有人担心，现在提出沿海发展战略，那就是沿海建设的规模要扩大了，还可能需要国内一部分配套资金，必然会同全国稳定经济发生矛盾，必然会冲击稳定全国经济的部署。

又要欠债啊！当时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这些顾虑我认为是不必要的。

因为提出这个口号就是利用沿海这个机遇，两头在外，利用外资，沿海经济的发展本身不会冲击国内经济的稳定。

（录音不清）……老企业的改造上，采取嫁接的办法，在老企业的基础上，嫁接国外的资金，嫁接国外的技术，嫁接国外的管理，以及销售网。

这样我们国内就不用多少配套资金，另外把各地方留成外汇作为周转外汇进口原料然后加工出口，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从更根本上来讲，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仅不会冲击稳定经济，相反还会促进全国经济的稳定。

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八八年秋季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李鹏、姚依林他们就趁机用行政的办法全面压缩、全面收紧，根本不管沿海了。

把沿海很多原来实行这个战略所确定的政策，所确定的措施通通收回，绝大部分变掉了。

对外一些已经确定引进外资的项目也不搞了。

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我当时就有很大的一个顾虑，专门讲了网开一面。

我说我们现在的经济调整和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初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现在是开放的条件，能够通过同国际市场的交换，通过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来缓解我们国内的矛盾，来减少我们在调整期间的困难。

这本来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条件，不仅不会增加，而且还会减少困难和矛盾。

所以现在对沿海网开一面，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有利于全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全国的治理整顿。

无论如何不要把全面压缩、收紧这一套东西搞到沿海去。

当然沿海也有一些东西需要整顿治理，那可以有重点地搞。

沿海可以趁这个机会搞结构调整，比如说搞外向型经济的企业可以大量进一步发展；主要消耗国内原材料的，可以适当压缩，有条件的要转向外向型经济。

当时如果能够这样很好实施的话，我看我们治理整顿的情况会更好一些。

当然也要说，虽然当时国务院对沿海不加照顾、全面压缩，大大影响了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贻误了沿海经济几年的发展。

但是由于有这个沿海发展战略，由于沿海有了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所以治理整顿中问，终究沿海的情况还是好于内地。

顺便谈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中问沿海和内地关系的问题。

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需要正确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上一直没有处理好。

解放初，一头倒向苏联，准备和台湾打仗，所以一直把内地作为建设的重点。

本来沿海经济基础比内地好得多，但是屁股全部坐到内地。

以后又要和苏联打仗，进一步搞大三线，沿海的条件没有很好地利用。

虽然在一九五七年**感觉到这个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提出要发挥沿海的积极因素，但是根本没有落实，沿海那些很好的经济条件一直没有充分地利用。

现在的客观情况就是这样：沿海经济有条件发展得快，内地经济不可能搞得太快。

但是，全国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上，长期没有明确沿海和内地实行不同的方针，常常是一刀切。

强调快速发展是一刀切，内地和沿海都加快发展；强调收缩也是一刀切，内地和沿海一起收缩。

其实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沿海经济发展一直比较快，效益一直也是好的，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八八年治理整顿时，沿海刚刚顺利发展几年，本来势头很好，完全可以继续顺利地发展下去，结果呢？收缩。

使沿海又大大减缓了速度。

去年邓南巡讲话以后，全国又是强调发展，不仅是沿海，内地也非常热。

依我看，现在沿海除了房地产、股票出了一点问题以外（这可以有重点地解决），整个沿海来讲，发展是健康的，效益是好的，情况是很好的。

现在［编者注：指1993年］又提出整顿，又要所谓宏观调控，这次宏观调控还是用了很多行政的办法，这次是不是又来个一刀切，内地沿海同时收缩？沿海刚刚利用这个机遇要顺利发展的时候，又来一个收缩下马，就看这一次怎么样了。

这是个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面还有一样很不好的东西，就是长官意志，地方长官意志。

这个地方长官意志对经济发展影响太大！他们往往按主观愿望而不是经济规律办事。

你快我也快，你搞我也搞，你搞什么我也得搞什么。

本来经济问题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沿海就按沿海的情况办，内地就按内地的情况办。

治海主要实行外向型经济，内地基本上实行资源开发型经济――立足于国内市场的消费品生产。

如果市场真正起作用，经济实体能够按自己的意志办事，完全根据市场的作用来调配资源，该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那情况就会好得多。

真正由经济实体，也就是市场的主体――各个企业、各个经济单位，根据效益和市场原则，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他们自主决定。

内地用内地的办法，沿海用沿海的办法。

而现在是长官意志决定。

这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主管经济的那些人。

他们脑子一直是全国一盘棋、全国集中统一，称为全国几统一，他们把很多权力集中到中央。

主张均衡发展，即地区之间差别不能太大。

这些是传统计划经济思想。

二是，由于政企没分开，地方长官的意志对经济建设起决定性的作用。

他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一厢情愿，而不顾客观经济规律。

所以要根本解决问题，恐怕还是得靠真正的经济体制转型，真正使市场起决定作用。

当然，经济体制的转型是逐步的，一下解决是不可能的。

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过热啊，宏观调控啊，根本是因为市场规模不够，地方经济实体自主权不够，以及政企不分，地方长官意志的影响。

要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把握总的方向。

同时，就是要在转型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即使不得不用一些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也一定要注意到地区的区别。

一定要对沿海地区网开一面。

这样情况就会好一些。

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问题――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

我认为现在重要的是，如何使沿海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优势，充分利用它的条件，使沿海不要失去这个机遇。

牛bb小说阅读网附录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代表时的讲话1989年5月4日赵.紫.阳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份学生上街游行。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

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

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

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

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

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

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

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

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对学生的合理要求，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

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楚了：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现象。

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现象，不能及时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中生有。

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低工资，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更没有什么法定的特殊权利。

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像人们传闻的那么多，那么严重。

当然，**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

去年以来，我们在几个城乡地区公开政府的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鼓励群众监督，并建立群众举报中心,作了一些试验。

这样，就把惩治**同民主、法制初步结合起来了。

现在正在继续总结经验，准备在较大的范围和较高的层次上一步一步推开。

对待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本身，我认为，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

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

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

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

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中国的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

我希望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能够有助于你们对中国的了解。

牛bb小说阅读网附录三《五月十九日在**广场的即席讲话》五月十九日在**广场的即席讲话1989年5月19日**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

对不起同学们了。

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

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原谅我们的，不是这样。

我想说的是，同学们的身体现在已经是非常虚弱了，你们绝食现在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甚至有生命危险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结束这次绝食。

我也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满意答复你们所提出的要求。

但是我觉得，要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

有些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

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终究可以解决，终究我们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

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况都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

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六天、七天的情况下，现在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晚了。

你们还年轻，同学们呀，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

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稍微理智地想一想呀。

我今天不是来与你们对话的，而是劝同学们理智地想想，现在是什么样的严重情况。

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可以说忧心如焚，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们这个事情。

另外你们也知道，北京的情况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我们这个城市，也是首都，各方面严重的情况一天天在增加。

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不能够控制，造成对交通、运输、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

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

我今天就说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另外说一说我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

还有组织绝食的同学们，你们也冷静地想一想。

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

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

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

现在已经六天、七天了。

难道真正还要到八天、九天、十天吗？有很多事情终究是可以解决的。

你们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等到回答你们满意的那一天，你们也应早些结束绝食。

谢谢同学们。

牛bb小说阅读网附录四《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1989年6月23日**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做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

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负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

现在我想仅就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一）一些事实及我当时的思想我先说**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4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

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申请，就上街示威，我们历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

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我还讲过，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游行，学校领导人和党组织还是应当积进行说服和劝阻工作，尽可能引导学生通过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达意见。

我的这个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

但是，我也看见这次**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等口号。

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绝。

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

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

这样使多数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使多数群众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做法，然后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好解决。

与当时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4月26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混水摸鱼，肯定是有的。

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用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

学生们认为4月26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

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

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

我当时考虑，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提一提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后来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讲话的口气、提法实际上也逐步在变，也都讲了一些肯定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话。

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话写在4月26日的社论里，而不是做一个整体的敌我矛盾的定性，多数人们可能不会那么激怒，再加上我们的其它工作，事态可能不致闹得那么大。

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混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

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另外说明一下，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

我认为动乱只是指**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

我在五月十七日常委会已讲过这点。

（二）做的对和不对的地方我仔细回想了自**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对，那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在**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

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相当紧张和焦虑，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我说，党中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

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当采取缓和手段。

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在追悼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4月19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乔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

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乔石同志。

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

其它没有听到常委中间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

社会活动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

（2）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

（3）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

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

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都同意。

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将这三条意见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

4月23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间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

三、4月24日到30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我是在4月26日凌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

我当即覆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

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当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四、我在5月3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阅。

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

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位提出要加上反对精神污染的意见。

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有了较充分的阐述，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反对四个坚持。

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

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插到那里都觉得文字上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

我们历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我5月4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

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

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

因为在我访朝尚未回国之前，李鹏同志批准发的《人民日报》的第二篇社论（4月29日），调子已经缓和了。

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会上，发言人也明确表示第一篇社论（4月26日）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反复肯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学生是好的。

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决的。

我5月4日的讲话，特别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与上面的调子大体保持了一致。

另外有些话（如反对动乱的问题）我在5月3日的讲话中已经讲了不少，觉得可以不重复了。

我这次讲话的新内容只有两点：一是我分析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的状况。

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二是我提出了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想今后遇到这些问题，仍然应该争取在这轨道上去解决。

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

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过常委讨论。

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就在第二天（5月5日），李鹏同志会见亚银年会代表的讲话，也没有经过常委讨论，其调子也和我讲的差不多。

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但我的这篇讲话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测，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

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虑到这些情况，当时可以不讲这篇话。

六、关于5月8日的常委会和5月10日的政治局会，4月27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4月26日社论的定性。

我非常为难。

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难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真正在做出努力，事件也许会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统一意见。

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80岁（或75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订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

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

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

5月13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

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

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地位没有改变。

我的目的是让世界更明确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

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

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

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

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4月25日关于**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

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

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

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很好。

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乔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

在此之前，**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

**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

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会有帮助。

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老掌舵。

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老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老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

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老决定的印象的。

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

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5月16日夜问的常委会。

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4月26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

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

5月4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

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

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

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事，我们不便打扰，就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小平同志处工作的同志，也以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分别在几位常委同志中谈过，想把这个弯子慢慢地转过来。

但是到了5月13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

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

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

因此才在5月16日晚在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

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

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社论主要是根据4月24日常委会精神写的，小平同志的话是听了李鹏同志主持的常委会的汇报后说的。

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是全力支持常委工作的，只要是常委集体做出的决定，他历来都是支持的。

所以，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起来。

我在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表示，我已从朝鲜打回电报赞成小平同志的决策，所以我对4月26日社论也应该负责。

当时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常委考虑，不要求作出决定，同时时间已晚，没有谈下去。

九、5月17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5月4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

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4月26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

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

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

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的担心的。

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

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能够继续共事的。

我反复考虑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觉得他的话是正确的。

在当前的局势下，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

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

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

5月18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讲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

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5月19日凌晨到**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

原来在学生绝食三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

5月19日学生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

党内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鹏同志去广场劝说绝食学生的呼吁像雪片一样的传来，人民群众也对我们迟迟不出来做工作强烈不满。

有些同志说，周总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众中去了，我觉得我们如果不再出来，将无论如何无法向人民交代。

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

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9时，宣布停止绝食。

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看完学生回来后，我已觉得自己的病情加剧。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5月19日召开大会的问题。

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

我的请假信是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

请假信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

我开始时是眩晕、头痛、站立不稳，入夜后心脏病发作。

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从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逐步平息下来。

我十分担心已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

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

即使当时对4?26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就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他说，这场风波的来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

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

如果从这样的高度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

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三）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

我的态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

一九**年李鹏同志的向人代会的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

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误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来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如预算内的基建规模，85年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部分。

笼统地说改革急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88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

我听后未表异议。

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在报告中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同志的头上，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1987年以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总的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

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

基本建设规模压缩，但是年年控制不住。

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

农业问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得力的措施。

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1988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

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

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开放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

这个问题，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不大懂得。

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存款利息，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重的是造成了储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票子。

着重讲清1988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意思。

因为1988年的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

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创收。

这与事实不符。

去年上半年，我曾专门打电话给江总书记同志，要上海纠正党政机关建立公司搞创收的问题。

报告中还批评我一再宣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现象不可避免。

我不记得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

自从我去年初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的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

从那时以后，我对防止**和廉政问题讲过不少次话。

我讲过，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初期，容易发生**现象。

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以把**现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

当然，如何防止**，保持廉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过，还开过一些座谈会，也总结过一些地区的经验，但至今还没有能够找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整治**现象的办法，如果要讲责任，也要由我来负。

（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同志们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对我提出很多批评和意见。

我想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

开放以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企图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师、青年学生中问确实有所滋长。

这次**问题闹得这么大，同这个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得不够有力，收效不大，放松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责任。

我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简单，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对这种思潮，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加强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过去也是经常强调的，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在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讲过一些话。

我还根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要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手抓加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当然，总的来说，还抓得很不够，特别是很不落实，正象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手硬，一手软。

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这期间，我感到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我常听到一些反映，只用原来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往往不显著，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这方面想得较多，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我还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要在人们思想上解决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得靠人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切实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就必须把我们的改革搞好，把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很快地发展起来。

1987年4月以后，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长期斗争，也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不能搞运动，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实践去说服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

我非常赞成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

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需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

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

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

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

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

去年12月，我在军队的会议上说过，许多国家的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的安定。

我觉得，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需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需跟上。

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当然国际上确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应当注意到这中间复杂情况），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

在我国，坚持**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

但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

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

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

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

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对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

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

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

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这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力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分开来。

我们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展民主。

这就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终这也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

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

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

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

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看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

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的去搞民主建设。

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当然既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会以崭新面貌，朝气蓬勃地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

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

我也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

我的这个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

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

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五）对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两项指责的保留意见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彻销我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责，我有保留意见。

对于如何处理**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

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

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

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

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

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校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

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升级。

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

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动，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

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领导人之间，在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

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

如李鹏同志报告中指责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责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

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具体措辞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

更不能因为我因病请假而未能出席5月19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另外，把一些单位说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团，因此这些单位有人上街游行演说，似乎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要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智囊和智囊团的事。

我在国务院工作时，有时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找人座谈。

参加座谈的人常常来自许多单位，有时也有这些单位的人。

此外我和这些单位没有其它什么联系。

这些单位更不直接由我来管，他们有自己的隶属关系。

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实，也会不必要地使这些单位背上包袱。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

）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牛bb小说阅读网黄长烨.1923年2月17日－2010年10月10日.祖籍咸镜南道，.生于的平安南道江东郡(现已并入平壤），.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思想家，.以其对主体思想的理论化而着名。

.他原是朝鲜的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朝鲜劳动党书记与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

.1997年2月时在北京走进韩国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后来亡命到韩国，.并加入反金日成主义的组织，.主张推翻金正日政权，.不支持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阳光政策。

.他还指责美国对朝鲜在朝核六方会谈上的绥靖政策，.称美国为依附于既得利益阶层的老朽国家。

.他是朝鲜至今变节到韩国的最高级官员，.而由于他的变节，.使他的妻子和长女自尽，.其余的家人亦被送往劳改营进行劳动改造。

.他生前一直被金正日派的刺客追杀，.韩国对他进行人身安全的保护。

.2010年10月10日，病逝于家中，享年八十七岁。

\\\');牛bb小说阅读网前言/序言原版序言我在一个充满了虚伪和欺骗的社会生活了很久，一开始我以为虚伪和欺骗是为了解放勤劳的人民大众，即为了取得与剥削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必须采用的手段。

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虚伪与欺骗已经与独裁者的利己主义结合起来。

独裁者的利己主义集中体现为个人崇拜思想，北朝鲜是全世界个人崇拜和阶级主义最严重的国家。

我身处北朝鲜统治体制的中枢，是整个虚伪宣传的动员和组织者（作者是北朝鲜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译者注）。

虚伪曾经一度取代真理占据一个学者的良心，与学者的灵魂对立。

为北朝鲜体制服务，我最痛苦的是意识到自己正被作为虚伪和欺骗的道具利用。

我想对我的人民最终说出真话。

我（在书中）不会因为讨厌我和让我讨厌的人而夸大、丑化事实，也不会因为爱我和让我爱的人而毫无原则的美化现实。

历史就摆在那里，对历史来说，歪曲是最大的犯罪。

我不认为我说的就是绝对（正确），我反倒更希望读者带着批判的态度来阅读本书。

对于与大众利益毫无关系的个人生活，或者有干涉它国内政之嫌的言论，我会尽量避免。

来到韩国之后，我在努力学习新事物，开始新的体验。

但是，我已经老了，学到的新知识和新经验对我思考方法的影响有限。

在本书中，我还是想将在北朝鲜经历过的、体验过的写出来。

北朝鲜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封闭社会，对北朝鲜，国际社会太不了解了，而且那里发生的很多事情用常识根本无法理解。

希望本书对与理解北朝鲜，以及解决北朝鲜的问题有所帮助。

1998年12月黄长烨再版前言我原本并没有写回忆录的想法。

觉得逃亡到韩国后，每天无所事事只是写些回忆文字，太内疚了。

但是周围的同志们都劝我说，老师，应该把来韩国的理由和北朝鲜悲惨的现实写出来呀！最终没能拒绝同志们的劝服，就概括以往在北朝鲜的生活经历写作了回忆录。

那是1999年的事了。

事前没有准备，写作时又写的很急，不足之处甚多，所以一直想趁记忆还没有丢失，好好整理一下。

几个月前，从出版社同志们那里听到了想再版回忆录的想法。

听到他们的提议后，我又重读了回忆录。

感觉就像读一本新书一样，过往的记忆又都涌了上来，内心十分痛苦。

仿佛过往所有的愤懑和苦恼一下子都压到身上了。

回过头来一看，离开北朝鲜已经10年了。

期间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我的生活。

我将过去10年在韩国的生**验和感受都写进了再版的回忆录里。

关于北朝鲜的部分只是修改了一些表达上的错误，其余部分都没有修改，因为叙述的内容并没有错误之处。

另外，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对一些事件的脉络进行了强化。

还删除了初版时附加的访谈。

为了北朝鲜的民主化和朝鲜半岛的统一，为了人类的发展做出努力的所有同志们，希望本书能对他们和子孙后代具有参考价值。

2006年8月黄长烨名词解释：?北者（??：？？？）：又?逃北者，指受苦於朝?民主主?人民共和?（北?）的政治?制和生活?境，而???逃亡出?的人。

以前曾?作??者（？？？）。

在??地?也??「北??民」或「朝??民」。

?北者本??指?北?亡命到南?的人，?在泛指所有?北?逃出?的人。

<来自维基百科>？？[北韩]：本书一律翻译为北朝鲜。

理由有二：第一，译者个人偏好；第二，现在朝鲜称韩国为南朝鲜，韩国称朝鲜为北韩，译者采取折衷的方式，北朝鲜，（南）韩国。

金日成综合大学：朝鲜最高学府，金正日的母校。

韩半岛：韩国对朝鲜半岛的称呼，本书一律译为朝鲜半岛。

牛bb小说阅读网逃亡韩国全过程 I我这一生只有过一次冒险的经历。

但是，那次冒险――那次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冒险――也是一次极危险的冒险。

最终还是发现民族良心战胜了个人意志。

就那样，我站在了脱北、逃南的最后一程上。

警卫要员们正敲着门，我让他们进来，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名身上带着防弹装备。

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击，请您穿上这个（防弹衣），我做好逃亡的准备，开始出发。

在层层警备中，我们先后换乘直升机和汽车，最后到达机场。

菲律宾当局为什么如此担心安全问题？我再清楚不过了。

在菲律宾，有北朝鲜武器支持的**势力。

他们是对北朝鲜唯命是从的恐怖组织，而且已经接到命令，无论如何必须杀死我。

我们乘坐的是菲律宾政府提供的波音707飞机，在达到大韩民国领土之前，根据国际法菲律宾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

他们在我平安到达首尔之前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

机内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菲律宾的情报人员全副武装，我们也是全副武装的状态。

随着飞机滑向跑道，机身接触地面开始晃动，妻子和三个女儿以及儿子、孙子、孙女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浮现，我不知道因为我（叛逃）她们谁会最先离开这个世界。

脑海中浮现的还有我亲爱的同志们。

我选择的路是注定要牺牲家人和同志们的生命的，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我的选择的最终结果到底会是怎样的呢？想着这些，我睁开了双眼，飞机在向前面打暗号。

我的眼里突然噙满泪水。

走出飞机，看到的是三面环海的朝鲜半岛的南部土地（指韩国）。

我在心里想象了很久的南部土地！土地――祖国母亲――仿佛在向我发问：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又为什么扔下所有人自己来了呢？。

这个罪过，我到底何时才能还清呢！新的担心已经取代了兴奋。

那天是1997年1月30日，平壤的天气怎样我不知道。

但是，我记忆中的平壤，乌云布满天空，空气中充满雾气。

因为离开平壤去飞机场时，我的心情就是那样的。

妻子一个人来到门前为我送别。

儿子肝炎正在住院，儿媳他们在医院照顾他。

妻子什么也不知道，仍旧像往常一样为我送别，我看着妻子，内心又开始矛盾了。

我是不是该说出来？这次走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对妻子做出哪怕一点暗示。

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

不告诉才是最好的选择，之所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并不确定事情的进展能否如我预料的那样，尽管这次出国亡命成功的几率很高。

我的目的地还包括了日本，当然，与其它国家相比，去韩国是最容易的。

如果亡命失败，被送回朝鲜就麻烦了。

我当时还有一个打算，如果这次发生什么意外，就等下次4月份访问印度时再次出逃。

如果提前告诉妻子，首先对保守秘密是个挑战，而且对妻子来说，知道我的真心本身也显然是一种痛苦。

不管怎么向妻子解释，求她理解我或者搬出民族大义，我们两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50年，一想到即将分开，我就十分痛苦。

我还担心这个秘密会在我开始亡命之前就将妻子击垮。

我走啦，2月12日左右回来。

这最终成了我与妻子的最后别语。

我们在遥远的莫斯科相见、相知、相爱，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

与妻子作别时，我明知可能今生不能再见，却说不出别的话来，而且连内心的悲痛都不能表露出来。

现在想来，妻子也并非完全没有心里准备。

1996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的后院收拾菜园，一边也考虑着民族的未来，妻子突然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在担心什么？妻子并没有注视我，而是将视线落在了西红柿的茎叶上。

我并不想将痛苦转给妻子，很快否认了。

但是妻子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改用俄语)说了一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好好生活，不然如果马上死了肯定会有遗憾的。

可是您却是被很多人所需要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而是为了他们，强忍着活下去。

当时，我并不认为妻子已经明白了我的心思（指打算逃亡）才说出那样的话。

不过好像意有所指，我顺嘴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

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

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

我想到了高尔基《鹰之歌》中鹰和蟒蛇的对话，脑海里浮现出鹰壮烈结局时的画面。

我想对鹰说：你看到了蓝天，但是我看懂了历史的真谛！当时我更像是自言自语，妻子也听听就过去了。

不过现在想来，事情似乎并非如此。

妻子听完后什么也没说，拿着摘西红柿的筐回去了，但是她的背影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妻子即使当时没能立刻明白我的意思，现在也该意识到我在暗示什么了！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北朝鲜半个月前。

那天我将之前写的两箱文稿烧掉了，妻子轻轻的走过来问，那么珍贵的文稿，为什么都烧了呀？现在好像都没有用了。

当时我只是很简短的回答，妻子也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我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不过还是偷偷写了许多不能给别人看的文字，这些似乎妻子都知道。

对此，我反倒感觉很欣慰，可以安心的把几十年的精神产品放在家里。

但是，这次却将办公室里的相机和高级钢笔之类的贵重物品都分给孩子们了，其中还有对我们夫妇二人来说还很必要的东西。

尽管如此，妻子一句话也没有说，这难道不是非常明白我的心思，完全没有多问的表现吗？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才能既安全逃走又救出全部的家人。

当然，同时内心深处的另一种声音也蹦出来，可能结果既没能救了家人，自己也没能离开。

如果真是那样，将来的历史书上会说，当时，北朝鲜人民忍受着暴政和苦难，但是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勇敢的批判和反抗这种暴政。

我最终平安的到达了首尔，不过一路上想的还是家人，特别是妻子。

当妻子对我说一路平安的时候，妻子在为我送别，我却连头也没回，直接上了汽车，尽管当时我内心深处是在流血。

我的抉择完全没有一点是出于个人**，而是顺应民族良心的呼唤，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统一的最后献身。

到底这些能不能稍稍安慰妻子呢……牛bb小说阅读网出生于殖民地时期幼年时期的记忆1923年1月23日（阴历1922年12月7日），我出生于平安南道江东郡万达面广贞里三清洞（朝鲜地名，不准确，下同），是四兄妹中的老小。

不过申请户口时填晚了，户口本上是1923年2月17日。

爸爸黄炳德出生于平安难道大同郡青龙面梨?里，1910年移居江东郡广贞里，开了间学堂，招收学童，讲授汉语，养活一家人。

母亲的名字叫李德花，出生于平壤教会的高坊山?花?。

我出生时，父亲41岁，母亲46岁。

曾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汉学学者，两人交情非浅，就结成了亲家。

祖父黄有文是曾祖父的三子。

父亲移居三清洞，祖父与妹夫黄秉贤一起生活在梨?里。

姐姐死于朝鲜战争，妹夫上了四年学，是探矿劳动者。

哥哥黄成烨（也叫黄成吉）1913年生，毕业于6年制普通学校，做过铁道站的杂役，后来是保险公司的职员，没能活到解放，1942年去世。

二姐黄吉早，1915年生，1996年去世，妹夫金钟焕毕业于六年制普通学校，后来当了货车司机，朝鲜战争时逃到南方。

关于幼年，我记忆最多的是位于广贞里三清洞那个生活着20余户人家的祥和安静的小村庄。

在那个村子里，我们家是第二富裕的，比我们家条件更好的那家姓任，就住在我们前面。

他们家拥有村子里唯一的二层小。

我家耕作着2千坪的土地，爸爸教书的梨?里也有爸爸名下的土地。

那片土地由舅舅耕种，舅舅伺奉着祖父母，每年春秋会给我们送腌制泡菜的辣椒。

哥哥从承孝里的四年制学校毕业后，去了梅里的6年制学校。

梅里距离我家20里地，哥哥每天都要早起去学校。

为此，妈妈要起的更早给哥哥准备早饭，我们家的早饭也因此比别人家都早。

父亲不想让我像其它孩子一样去不同学校读书，我5岁时就开始教我当时学堂里的两卷《通监》。

当时周围要学新学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爸爸还是希望我先学汉学。

爸爸不善喝酒，但是喜欢抽烟。

当时抽烟是被禁止的，于是爸爸就偷偷溜进山里抽烟，再偷偷溜回村子。

教书和种田之外，爸爸还养蜂。

我记得有15个蜂箱，因此，我们家能吃到当时很稀有的蜂蜜。

母亲的记忆力非常好。

千字文倒背如流，村子里的孩子们的生日也大多数都记得，母亲也很懂人情，到了孩子生日时，就会送上南瓜之类。

为此爸爸常常警告母亲，不要给那些小兔崽子吃的。

哥哥长得跟爸爸很像，外貌清秀，很通人情，但是性格却与父亲不同（我与父亲性格很像）。

现在想来，哥哥很重义气，不过自尊心也很强，常常揪住一件事不妨。

我长得像母亲，个性像父亲，是那种一辈子呆在井底也不会觉得无聊的哲学家类型的人。

至少在我离开北朝鲜的土地时，爸爸是希望我过没有负担、不会后悔的生活的。

哥哥在光州学生事件后受伤了，之后有一段时间躺在病床上。

因为后遗症，严重时连续几天动也不能动。

最后，年级轻轻的，我还在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死了。

我去日本后，哥哥还会经常给我寄钱，然而我却再也没能见他一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十分悲恸。

小时候我们弟兄两个除了自尊心都很强之外，外貌和性格差别都很大，不同的还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的程度。

妈妈喜欢哥哥，但是爸爸认为我与哥哥不同，对我评价很高，很爱护我。

爸爸对两个姐姐也很看好。

二姐虽然没上过学堂，但是自学也达到我和哥哥差不多的水平，不仅朝鲜语很好，日语也达到能阅读的程度。

二姐很喜欢我，与大姐相比，我也更喜欢二姐。

哥哥常常打我和二姐，我和二姐打不过大哥，就联合起来。

虽然都是儿时的事，我和姐姐还是更喜欢爸爸，因为爸爸不像妈妈那样常常包庇哥哥。

当时冬天是漫长、让人讨厌的季节。

村里人一到晚上就会聚在我们家里，不来的只有那些赌徒。

他们在客厅里聊天，讲故事。

所以很多故事我会听许多遍，因为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之间传来传去。

村里人之所以来我家还有一个原因，那位村里姓任的地主家是不能去的。

任姓人家信仰基督教，不情愿佃农们找来。

佃农家里没有足够的煤油，而我家充足一些，还有些故事书。

每天晚上都玩到很晚需要很多煤油的，母亲也有些不乐意，但是母亲喜欢一村人聚在一起，即使心疼煤油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

我喜欢听故事，常常躺在二姐怀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六岁时开始学千字文，后来又读了古典小说《张翼星传》和《三国志》。

儿时我胆子很小，村里孩子们很容易就跨过去的门栏，我总是小心翼翼的迈过去。

村里人觉得我连门栏都不敢跨过去很有趣，就组织小孩子们比赛。

我胆子小，行动慢，但是说起大话来还是理直气壮的样子。

你啊，还不会说话啊？我怎么不会说话啊！在我们家什么话都能说。

不信你问我妈妈。

看到我一本正经的样子，老婆婆们都笑了，感觉很有趣。

我胆子小，行动又慢，不论与谁打，自然挨打的情况居多。

但是一次也没有哭着回过家。

具体年岁我记不起了，大概是六岁时的一件事。

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是空手来的，可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给了我10分钱。

当时春节去任家拜年，只能拿到1分钱的压岁钱。

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得到这么多钱。

哥哥从学校回来后，看到我有那么多钱，就想抢，不过爸爸在旁边，他不敢动手，就去冲妈妈撒娇，最终还是没有拿到钱。

我看哥哥的表情有些奇怪，就猜哥哥肯定想趁我睡觉的时候偷钱。

我把钱藏起来，然后又故意装作钱在裤子里，穿着裤子睡觉。

第二天，哥哥跟家人说，我的钱不见了，因为他翻我的裤子没有找到钱。

我把藏在苇席下面的钱拿出来给家人看，哥哥既吃惊又生气表情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

我也更得到了爸爸的信任。

哥哥力气大，性格又急，即使打不过也不会认输，所以经常打架，挨打的次数也不少。

我胆子小，也讨厌打架。

大家都住在一个村子，妈妈们都会教训孩子不要打架，哥哥不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爸爸因此更不喜欢哥哥，更喜欢我。

哥哥还不喜欢干农活，大家都说他很懒。

爸爸偶尔会带我去河里抓鱼，有一次，我们在河口抓鱼，但是什么也没抓到。

我让爸爸去草茂盛的地方试试，结果出人意料的抓到了。

爸爸问我怎么会知道那里能抓到，我说，我们一开始去的地方是村里人常去的，鱼肯定少。

所以就想到去人去的少的地方抓。

对啊！就是那样的。

我都没想到呢，你那样想很对。

晚上回到家后，爸爸当着家人又表扬了我。

哥哥很不高兴。

可能是因为我的关系，爸爸不喜欢哥哥，有时想到这些，我也会有些内疚。

但是，哥哥真的有让我讨厌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哥哥一起烤玉米吃。

结果烤的最好的玉米他自己吃，把烤糊的留给我。

我很生气，就告诉了爸爸。

这时姐姐也说了之前哥哥欺负他的事。

爸爸很生气。

一开始妈妈护着哥哥，不过这次爸爸发了很大的火。

不干活，还欺负弟妹们，你给我滚！我没想到爸爸要赶走哥哥，开始有点后悔了。

结果哥哥真的走了。

不久听到消息，哥哥去矿山挖煤了，6个月之后才回来。

不对，不是回来，是要去平壤了，走之前回家一趟。

几天后，哥哥真的去了平壤，然后又是很久没回来。

牛bb小说阅读网后来的学校生活到了1930年代，进私塾的学生大为减少。

光是我们村就有4个人进入小学，后面村子的孩子们几乎都去了小学读书。

爸爸重视汉学，仍让家里的孩子念私塾。

不过夏天过后，新学期开学，私塾里已经没学生了，我也只能一个人跟着爸爸学习汉文。

看到孩子们在学校里念书，我也很羡慕。

放牛时我开始拿着哥哥的国文教科书像读《三国志》那样读起来。

三年后，突然传来消息，说可以参加考试，通过就能进入学校读书，而且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年级。

我通过了，直接被编入四年级，这样就与那些比我早上学的同学一个年级了。

学校生活，我最头疼的是美术、音乐和体育，成绩差到需要留级的程度，不过好在其它科目成绩非常好，综合平均之后，留级就被免掉了。

在体育方面没有自信的我最讨厌的当然是运动会，虽然那天对堡子里的人来说就像是一场节庆，所有的人都去看。

我的成绩总是最后一名，我幼小的心灵肯定受到了伤害。

\\\');牛bb小说阅读网入学平壤商业学校我5年级的时候，哥哥娶亲了。

接下来哥哥就常常以去嫂子家和工作忙为借口不回家，有时一个月也在家不几天。

我6年级的时候，哥哥赚的钱多了一些，哥哥进入了平壤的一家生命保险公司。

哥哥是公司里唯一普通学校毕业（不是传统私塾）的毕业生，常常自豪的说自己在公司获得认可。

我也该毕业了，我想考师范大学然后毕业后当老师。

我的成绩进入师范大学是没问题的，但是体检时我被判定为红绿色盲，必须抛弃进师范大学的想法。

主管招生的老师安慰我说，商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就业上比师范学校毕业生更有优势。

还有一个人劝我进入商业学校，那人就是我的哥哥。

当时哥哥已经完全自立，带着嫂子去了平壤。

哥哥说愿意支付我的一部分学费。

1937年春天，我考取平壤商业学校。

这所学校既有日本学生，也有朝鲜学生，不过规模并不大。

每年招收朝鲜族25人，日本人25人。

不论朝鲜学生还是日本学生家境都不富裕。

日本学生主要是商人的孩子，朝鲜学生大部分是那种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的平民的孩子。

他们都梦想毕业后找份工作，因此，进入平壤商业学校对日本学生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朝鲜人来说，就像一步登天。

接到通知书后我却得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在家养了两个月才好。

别说开学典礼，我去学校报到时已经开课一个多月了。

当我跟学校说明我得病的情况时，还担心被退学来着。

老师大概看我的脸就知道我是真得病了，当天就让给我发了校服和皮鞋。

我缺席期间，同学们已经学了一个月的英语和数学。

而我刚刚大病一场，接下来每天坐车走读，学习常常跟不上。

虽然哥哥在平壤，但是我还是坐火车每天走读。

从家到学校20km，先坐火车，然后还要还换成电车。

跟以前一样，我讨厌美术、音乐、体育。

因为是城市的学校，又是商业学校，大家都很努力，尤其到期末的时候，大家都在准备考试，但是我却不能。

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我在50名学生中排30名。

这个成绩是我预料之外的，有些羞愧。

最难受的还是感觉自尊心受伤了，我受不了。

我把成绩表拿给爸爸，他反倒没什么担心。

\\\');牛bb小说阅读网你很快就会赶上去的，没必要担心暑假期间，我主要补习了珠算。

新学期开学后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说我珠算进步很快。

到第二学期，我进步到22名，进步了八名。

我的珠算在全年级要数一二名，但是我想永远拿第一，就参加了珠算小组，这样就可以在放学后抽出更多时间练习。

我的目标是成为代表平壤商业学校的珠算选手，我们学校的珠算水平在全国乃至满洲（东北）都是很有名的，曾连续五年获得全国比赛的优胜奖。

因此学校给珠算选手的待遇很好。

三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全校比赛的优胜奖，这个消息还登上了平壤的新闻。

当时每年在首尔举行两次全国大会，一次由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另一次由殖产银行主办。

我作为学校选手参加了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的比赛，但是结果却输了。

我自己分析的原因是心理素质太差，所以从那以后，我看了许多关于心理素质方面的书。

在图书馆我见到了中学的同学，他正在准备大学考试，常去图书馆。

我感觉他对我的态度有些奇怪。

中学时我的成绩比他好，这一点他不否认；我在商业学校念书后又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珠算大赛，他也知道。

但是看起来他似乎很轻视我。

后来我知道了原因，原来他认为读商业学校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们抱有更大的梦想，正在准备大学考试。

虽然他们读初中时水平一般，但是现在已经变化很大。

因为他的态度，最开始我有些难过。

后来逐渐想通了，人一辈子不能活在别人的看法中，不是吗？四年级夏天，殖产银行在首尔举行全国珠算大赛，我因为三年级时参加过，又被选为三名代表之一。

但是距离大赛还有没几天时的时候，我吃面条食物中毒了。

当时我已经搬到了哥哥家住。

老师担心我，来到哥哥家看我。

我当时病的很重，老师对我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参加大赛太强求了，我再选别人替你。

老师，我一定要参加。

你还病着，怎么参加！身体比比赛更重要啊！但是我无法抛弃比赛。

我坚持要参加，老师没办法，就说，这样，准备一名候补，如果你不行，就让他代替。

我总算能参加比赛，不过一路上真是痛苦极了。

我头痛的要命，感觉随时会倒下。

到达首尔站后，老师给我买了一杯咖啡振作精神。

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味道有点苦，但是喝完后还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第二天起床后，我感觉耳鸣，精神也不好。

可是都已经到了首尔，就更不能放弃了。

我的水平比那位候补选手要高一些，即使身体不好，表现的也会比他强。

所以我跟老师要求参赛。

能行吗？能行。

好，好好表现。

当时我真想比赛赶快结束后回家躺着。

最后我获得综合优胜奖。

也就是说，6个科目，我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错误，取得了满分。

获奖后我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

以此为契机，我开始认识的人的精神比**更重要。

也真的确信，强化精神就必须弱化**。

然后我开始练习少吃饭，少睡觉，吃生米，经常绝食，冬天在寒冷的房间里睡觉。

当然还有更频繁的去图书馆看书。

读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门学问叫做哲学。

抱着对知识的饥渴，我读了许多关于心理学、伦理学的书，还有许多文学书。

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都是那个时期读的。

牛bb小说阅读网在日本苦学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之后，我开始觉得之前的珠算练习都是在浪费时间，还有在商业学校读的书也是如此。

我开始渴望知识。

哥哥知道我的苦闷后对我说，既然想做学问，那就找世界上最难的学问去做。

你可以的。

当时我正想苦学，哥哥的话让我很感动。

我很想学理科，但是因为色盲，不得不放弃。

还想学数学，但是我在商学院念书，是不可能进入数学专业学校的，也只好抛弃。

正好这时听说总督府有规定，如果进入前5名，学校会推荐学生继续深造。

为了能取得好的毕业成绩，也为了能够继续深造，我发奋学习，结果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我去跟教务长商量该学什么专业，他建议我学法学。

当时私立大学有商科、经济学、法学专业。

后来我曾经想，如果当时选择经济学可能会更好。

本来毕业典礼是1942年3月举行，但是那一年却提前到1941年12月。

12月27日，我出发前往日本。

我决心继续刻苦学习。

到日本后，我先找到前辈们听取关于专业的意见。

前辈们都很支持我学习的想法。

他们说，日本劳动力不足，我完全可以边打工边苦学。

我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夜间法学专业，考试合格（同窗中只有我一人通过）。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接到信，说哥哥死了。

是精神病，没能住院治疗，年纪轻轻的就死了。

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自己打工，挣够了生活费和学费，让家人不用担心。

爸爸回信说，哥哥获得了保险赔偿，那些钱将用来养嫂子和哥哥的四个孩子（2男2女）。

信中还说，嫂子很能干，不用担心。

因为哥哥的去世，我彷徨过一阵子，对学习也再提不起劲。

日本的宪法充满了对天皇的赞美。

我就听着哲学概论、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讲义打发时间。

挣钱方面，正如前辈们所说，并不很难。

当时日本健壮的青年不足，只要在劳动介绍所登记就会有活干。

不过登记的话还要缴税，我就直接去了劳动力市场。

我在东京时，一天只吃一顿饭。

睡觉也是在条件很不好的地方睡，照样没问题。

我还经常断食。

人与人不同，对我来说，断食，少睡，**就会减少，心就会安定，自我觉得满足。

不过也有断食期间意志薄弱的时候。

曾经有两个月我每两天吃一顿饭，还有六个月我只吃一点生米。

我还将爱好物品的习惯戒掉了，外套、手表等都卖掉了。

但是即使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读报纸。

把报纸读完后就丢掉太可惜了，我会剪报，还写笔记。

在报纸上写字，为了能看清，需要比原有的字大一些，这样以来，墨水用的就多了，我很心疼。

我十分节制，洗衣服、清扫、针线活都是我自己做。

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请别人帮忙。

这样的习惯后来一直还保存着。

在大学里，我完全被哲学的魅力所吸引。

西洋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是我的入门书，我还在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上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在莫斯科哲学研究院学习时，我意识到年轻时多读书是多么重要。

为什么？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这方面，我发现自己跟莫斯科综合大学的本科生们也差的很远。

当时学校里有时局演讲会，我一定会参加，努力研判国际形势（怎么运转）。

我确信日本会败亡。

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学生兵制度开始实施，许多朝鲜来的留学生都很紧张，有的还病倒了，但是我不以为意。

有一天，在平壤商业学校的一位同学来找我，他在商业学校时年年考第一名，是个才子。

怎么回事？学生兵，你怎么看？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爸爸来信了，好像警察要我去当学生兵呢不可以，日本很快完蛋，怎么能这个时候去参加日本军呢我不知不觉提高了嗓门。

参军后不是可以逃到盟军那里？，我看着他说，你有没有看到过陷入蚂蚁洞里，再从蚂蚁洞出来的现象？如果有逃亡的勇气，就逃到盟军那里，直到日军战败为止呆在盟军监狱里，这样会更好。

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但是最终他还是自愿加入了日本兵。

在我看来，他的才干是我的十倍，但是可能是在地方上大学，想法并不如我（高明）。

爸爸给我的信里完全没有提学生兵的事。

看来爸爸并没有向警察屈服。

牛bb小说阅读网成为征用兵1944年1月末的一天，警察来到我的宿舍。

我被他们告知将被遣返朝鲜，明天收拾行李出发。

在我看来，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没有向警察表示抗议，因为抗议也没有用。

我开始收拾行李，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晚。

在警察局，有100余名朝鲜人。

我们被告知将被带往火车站，所有人都在一个屋里，只能站着睡觉。

我没有穿外套，得逃出这个狭小阴冷的房间才行。

至今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没有穿外套的只有我一人而已。

还有，我的年龄也太小了。

忍不了时我就向周围人鸣不平。

得到的回答是，不去参军，连国民都不是，有什么好不平的！想进监狱吗我们这边也有人回应，有一定要参军的法律吗？该进监狱的是你才对！好啦，别吵了，给你们换个房间，跟着我们的东京警视厅职员说。

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宽敞一点，带榻榻米的房间。

那是警察厅的武道场，玻璃碎的窗户不少，非常冷。

站着睡了一晚之后，我们终于躺倒了床上。

3年苦学，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

想到要归国，有些凄凉。

在釜山，总督府的人等着我们，他们从东京警视厅接收了我们这群新兵（和名单）。

我们又被带往车站，乘火车去首尔。

在日本，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民族差别，反倒是回了国，才很强烈的感觉到我们（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官员十分傲慢，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憎恶全写在脸上。

我们恰恰是一群知识分子，文化水平比日本官员们要高很多（不满敢于表现出来），双方敌对感很强烈。

一天后到达首尔，二月的首尔还很冷，运兵的大货车带我们直接去了新兵训练所。

把穿的衣服脱了然后打包邮寄回家，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是在强制我们加入日本兵，然后在哪个地方为日本战斗。

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日本拿起枪，但是……在这里也存在家庭出身问题，与总督府有关系的家庭的孩子都回家了（朝鲜人怎么可能与日本总督府与关系？ok，有个词叫汉奸，在韩国叫韩奸，在朝鲜不知道叫什么。

译者注）。

剩下的接受10天生不如死的训练后被分为两组，分别派往两个不同地方的工厂。

出发前可以回家一趟。

看到父母我也难过。

家里已经不仅仅是困难，完全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了。

父母老了，一日三餐都城问题。

不过儿子（我）回来了，还是很高兴。

妈妈听说我被征用后会有配给粮，觉得万幸。

爸爸则谈到了哥哥的死，还有我去日本留学有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知道没有后又觉得庆幸。

去被派往的工厂又要坐火车，火车上已经挤满了征用军。

妈妈给孩子们准备的是地里的萝卜，那些萝卜要解决一家人的饥饿。

到日本投降，我在工厂一共呆了1年零六个月。

一开始我们共有26人，不过一个个的离开，最后包括我在内只剩下8个人。

无论怎么讲，征用军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

我在日本苦学时与别人接触很少，不怎么与人交往，我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是征用期间，与来自朝鲜各地的人在一起生活，我学会了怎么适应团体生活。

我当时还努力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掉我的口音，因为我的家乡方言很严重，到了同志们都觉得诧异的程度。

经过1年6个月的努力，我的口音改变了一些。

征用军队伍中，我年龄最小，军中有在日本帝国大学等搞笑读书的优秀人物。

领导我们的是个日本警察，我们受不了他的粗暴，最后另一个日本军人替代了他。

大概是我年龄小，干完活都不觉得疲劳，剩下的时间读了很多书。

《古史通》、《三国史记》、《三国遗史》都是那个时候读的。

还有许多文学作品。

不过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哲学和数学方面。

一开始我们还能吃到玉米饭，后来就是豆饼了。

吃了几天豆饼，太痛苦了。

在几个大胆同志的斗争下，吃上了杂粮饭。

现在还忘不掉的就是那些味道。

我还学会了象棋。

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记忆。

偷偷的也会有消息传来，日本快完了。

当时征用军中也有左翼人士，但是我当时对**并没有在意。

所以也对**没什么了解。

在我看来，为什么富强祖国要用别人的思想？我对**没有自己明确的判断，**能拯救我的民族吗？这就是我当时对**的全部想法。

一个人看着东海（朝鲜东海）的时候，就会想起家乡的父母和姐姐，然后心里就不是滋味。

解放了！牛bb小说阅读网解放和归乡 I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沉浸在解放的喜悦里。

伴随着解放的欣喜，我却陷入苦恼。

一无所长，为祖国做些什么呢？不过从压迫中获得解放还是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8月17日，从26名减少到8名的征用军搭乘货物车返回首尔。

我们在车上挂上太极旗（现韩国国旗），高喊独立万岁。

晚上10点，我们投宿了一家小旅店。

一位故乡的青年――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自己逃跑了――听说我们投宿在旅馆，就跑了过来，他讲述自己的兵营生活，然后问我们该怎么办？我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自己进退尚且不知，最后保持了沉默。

一行人都把被征用当成伟大的事，再加上都是知识分子，都相信将来会有一番大事业。

第二天我们乘电车进入首尔，看到电车司机是朝鲜人，我非常感动。

但是到了首尔之后，我又感到非常失望。

日本警察们还拿着枪维持首尔治安！已经解放了，首尔当然是朝鲜人的地盘，日本兵怎么能还这样呢？我很不服气。

我们一群人也该分手了，我随着故乡的朋友去了他哥哥家里。

学校的名字我忘了，朋友的哥哥是一所短期大学的教授。

那位朋友和他哥哥一起去见了一个叫吕运星（音译）的人，我决定不随他们去了，一个人回到平壤。

1945年8月20日，我出发前往平壤。

回到家后发现，家里除了父母变老了，其它一切和我当初走时几乎一模一样。

房子快倒塌了，爸爸在院子里支火做饭，嫂子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有当火车司机的二姐夫生活还好一些。

回乡的年轻征用兵们正热衷于没收日本人的财产，他们佩着日本军刀到处转。

家里一贫如洗，我觉得应该在家帮助父母。

这是一个幼时同学来找我，问我什么打算。

他参加了**。

我想继续学习。

现在这么乱，别学了，投身政治。

不管怎么说，我要去一趟平壤，回来再说。

离开首尔时，我与同志们约定，回到故乡后要去趟平壤，看看能不能继续学业。

我去了平壤，到了母校平壤商业学校，在那里见到了前辈。

来的太好了，现在日本教师都走了，学校都快经营不下去了，长烨你来帮学校帮忙。

8月23日，平壤到首尔的铁路断了，如果不断，也许我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按作者计划，下一步是去首尔，因为铁路不同，只好留在了平壤。

此时朝鲜南北方分别成立了政权）。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越过38线的勇气，看不清当时的形势，再加上放下年老的父母，一个人去首尔也是没有道理的。

接下来一段时间，左翼分子开始大批涌入平壤，许多人也开始向我宣传**。

我决定暂不参加政治运动，而是一边在平壤教书，一边观望形势。

我们学校后面是平壤政府大，是当时平壤最好的建筑，苏联军队把它当作司令部，分了一部分给政府，**总部设在了税务局。

利用教学的空闲时间，我读了日本人写的《苦难故事》、《**宣言》等书，并不能完全理解，不过我当时的水平也不足以反驳。

当时教师不足，我身兼好几门课，非常忙。

我大学时是珠算选手，我现在负责珠算的教学，还教一门社会科学的科目（**理论的初级思想）。

学校新来了许多学生，有的学生是以足球和篮球选手的身份入学的，学习一塌糊涂。

好多学生年龄比我还大。

有一天苏联军队的吉普车开进了学校操场，苏联兵下车后走进了校长室，原来他们要我们把学校给他们作司令部，我们要搬到平壤站附近的一个日本人女子学校去。

搬家时苏联兵又来了，没收了许多日用品，我们跟他们说那些是必需品，他们不听。

苏联军把那些完全当成战利品。

好在日本人女子学校只有地理位置不如原来的平壤商业学校，房子更好，校园更大，书也更多，还有宿舍，我担任了宿舍管理员。

学校里比我年长，比我经历丰富的老师不少。

但是，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我觉得与其说我是他们的前辈，不如说是因为我没有架子，学生们都喜欢没有架子的老师。

我的第一份工作，又是为母校工作，我干的很高兴。

当时，苏联士兵会拦住街上的人，让他们给介绍女孩子。

发生了很多强奸事件。

我也被勒索过好几次，学生们则主动担当起保护我的任务来。

他们是足球和跆拳道选手，为了保护我，分成小组跟着我。

我与其说高兴，更多的则是感动。

苏联军队暴行越来越多。

他们将妇女强奸后再用抢将妇女们杀死。

还有一次，8名苏联士兵进入一家，将三年级的小女生**。

故乡进行土地革命了，爸爸分到了土地，说生活好些了。

我虽然是教师，其实是赤贫状态，记笔记的铅笔都没有。

我们学校旁边是日本人建的游泳馆，苏军士兵会把女孩带到那里进行强奸。

有时候地点没找到，就会跑到我们学校里。

语言不通，喝醉了的苏联士兵还到处打人，指着抢到处乱射。

我的平壤教师生活从1945年洞到1946年夏天，当时没有入任何党派，是从讲义中读到了**。

关于入党，我以为入**比新民当要好，所以，平常会问周围的**员我能不能入党。

结果被反问，劳动多久了？为什么入党？我以为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入党，结果没想到那么不亲切，就断了入党的念头。

宋（共同当兵的一位朋友）来到我这里不久，学校被改编为经济专门学校，分为经济、经营、会计三科，改为男女同校。

并入新创立的金日成综合大学，迁移到位于平壤东部的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的建筑内。

搬家那天下着大雨，我们赶着牛车，现在还记忆犹新。

新地方还算干净。

我与尹老师一起在值班室里做饭。

原本与我住一起的老师结婚了，置办家具搬了出去。

教师里没有房子的只有我了，所以我在学校看着。

我并不是每天都做饭，还会与学生们一块吃。

学校里会经常碰到小偷，甚至连睡觉时脱了放在旁边的衣服都会被偷。

我丢了前辈送的钢笔和尹老师送的衣服。

小偷们连玻璃都偷。

我们埋伏了几个足球队员，逮住了两个。

我们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发现他们没有被子，睡在稻草上，我们只是训了他们就回来了。

到了夏天，学校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置办了宿舍。

我重新当起了宿舍管理员。

经济专门学校改名后，校长也换了，还有了党支部。

当时**和新民党已经合并，改称为北朝鲜劳动党。

新来的校长是南方过来（38线以南称南方，译者注）的，在日本进行**运动，还曾在中国延安活动。

新校长外貌端庄，歌唱的很好。

他自诩是杰出的革命家、哲学家。

他说自己之所以没能当干部，是因为莫斯科派的派系斗争，莫斯科派忙着安排自己人，他和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金斗用是挚友。

新校长善于言辞，外貌突出，很受青年学生们的好感。

我把他当前辈一样尊敬，他也很爱惜我。

有时我工作到晚上，他还会给我买零食。

他劝我学点哲学，但是我也看出来了，他只是读了些中国书，对哲学知识并不懂。

牛bb小说阅读网和妻子的相见 I讲述与妻子的相见之前，先说说另一个女孩子。

我到莫斯科第二年的时候，见到了一个女孩（约会的意思）。

那女孩毕业于金日成大学教育专业，来莫斯科读研究生。

她在平壤是个出名的美女，很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首尔的富商，后来没多久男人死了，她又成了金日成大学副总长（一个苏联籍朝鲜人）的情妇。

（副总长相当于我国的副校长译者注）我当时是莫斯科朝鲜留学生的干部，她到莫斯科的第二个月来找了我，她的美貌真是名不虚传!她在莫斯科综合大学教育学院读研究生，见面时她说，我听说同志您很努力，经常去图书馆学习，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她比我小两岁，我们当时住在同一个宿舍里。

见面之后一个月，有一天我正穿衣服打算去图书馆，她敲我的门，要跟我一起去图书馆。

我答应了，以后又经常一起去。

于是留学生中开始传我们交往了。

一位前辈还专门找到我对我说，那个女人就是个狐狸精，说到勾引男人，她会不止四万种方法，对付你这种书呆子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你最好还是跟她结束了。

对我来说，她是不是处女，有没有嫁过人都不重要，我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人品。

女孩对我很主动，有时我正在图书馆学习，她会突然出现，夺走我的钢笔，或是让我放下书和她出去。

出去之后，她会在言语中强调关于她的传闻都是假的，跟她在一起会对我有好处。

傻子也能听出她在说谎，但是想到她说谎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我也就随她了。

她希望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战争于是开始了。

她利用我的心软和正直，而我无法再容忍她对我耍手腕了。

我从她身上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与心术不正的人相处，没必要用高尚的方式，对方已经举起武器，而你还空着手，吃亏的肯定是自己。

所以，她对我说谎，我也用说谎来回敬她，她说实话，我才坦诚相待。

她看出了我的改变，就两手都用上了。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古典演出。

从剧场出来之后，她说，演出有什么意思啊，还不时拿买票的钱吃顿好的呢！这简直就是个饭桶啊！我很不高兴，不过我也明白，这跟她长大的环境有关系，我就没有向她表示不快。

那年冬天，她的高官情人来到了莫斯科。

她陪着高官出去了，好几天都没有回宿舍。

我也对她下了结论，这是一个旧习难改的女人，我决心和她断绝关系。

高官走后，她来找我，向我道歉，我没有接受。

接下来两个月，她继续缠着我，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彻底与她疏远了。

最终，我们没能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

有了这一次经历，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可以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女人的学生了。

牛bb小说阅读网和妻子的相识 II1952年5月，我与一个女孩开始正式交往，她叫朴胜玉，就是我后来的妻子。

朝鲜战争中，她参军做了一名护士，后来战争结束，她来到苏联学习。

我是留学生干部，她是医科大学留学生的班长，比我小九岁。

按照规定，她需要定期向我汇报在医科大学学习的朝鲜学生的情况，我们就是这样逐渐亲密起来的。

我们真心相待，她也没有介意我与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绯闻。

得知我们在一起后，留学生们都表示了支持。

她是个性格开朗，很活泼的女孩。

当时在苏联，男人对女人还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但是她不管这些，不论是在商店还是在剧场，与苏联人交涉或是买东西时搞价钱都是她出头。

与政治地位相比，她认为学问和做人更重要。

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一直反对，并同情母亲。

我们交往时，一位大使馆的秘书一直在追她，但是她选择了我。

后来的一生中，不论条件好坏，我们相濡以沫。

所以，抛下她们成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心病。

1952年夏天，我作为朝鲜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译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我们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朝鲜战争。

那也是我第一做飞机，另外，我还意外的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

任务结束之后，我和朴更亲密了。

我当时自信满满，情场得意，而且在学术上也如鱼得水。

身为留学生干部，我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

这一切，将我一直以来的悲愤情绪一扫而光。

苏联当时是个性关系很开放的国度，我于是也……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妻子朴胜玉是继续学业还是结婚回国？大使馆的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把我们叫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我还有一年就读完研究生了，而妻子的学业还有4~5年，他问我们打算怎么办？妻子同意放下学业回国。

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她举办一场结婚仪式，然后介绍给我的父母。

在留学生的帮助下，我们在莫斯科举办了婚礼。

然后妻子回到了平壤，那是我第一体会与爱人的离别之苦。

当然，那次与50年之后的分别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妻子走后，我埋头学业，当时论文已经交了初稿。

……………（原谅，这里略去一部分，作者自夸，相当肉麻）……………教授对我说，他教的学生中，我是第一个论文初稿一字未改就获得通过的。

我当时认为，关于人生观，特别是关于人的生活目的和幸福本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所以，我打算以后在那个领域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一开始最关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刚到苏联的时候最先开始学的也是认识论。

随着哲学素养的加深，我觉得认识论没有再研究的必要。

那之后再有人问我有关认识论的问题，我通常这样回答，认识论的知识，学习一遍就行了，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今天认识论已经不再是哲学问题了。

关于人生观，文学家比哲学家更有兴趣。

我知道回到朝鲜连买书都成问题，于是我在苏联的最后一段时间努力读了许多书。

我通常早上很早就去图书馆，直到很晚才会宿舍。

就那样，我的留学生活结束了。

在莫斯科的四年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

我收获了知识和爱情，形成了对人类未来的认知。

甚至，我今天的悲剧也是在莫斯科时就已经买下了种子。

牛bb小说阅读网回到平壤1953年11月，我回到平壤。

战争之后，平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已经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了。

在我出国留学的几年，国家和人民经历着战争的苦难，我却躲在国外享受和平，我有很深的负罪感！归国后，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哲学讲座长，我应该感激，因为这是党破例的安排。

我和妻子带着9月出生的女儿到了学校（为躲避战乱，学校迁出了平壤）。

当时我已经知道，战争是北方（指金日成）发动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质之间的战斗，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讨论谁先开第一枪根本没有意义。

我当时还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所以我相信，应该将南韩也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旗下。

精神上虽然那样想，在生活上，事实确是比解放前（朝鲜解放，即日本战败）更加不如了。

战争的悲惨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周围很多年轻人都成了小偷。

我当时住的房子，一下雨屋里就会漏，整个屋里有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

老鼠到处乱串。

烧火做饭时，满屋都是烟，人根本睁不开眼。

教室里没有火炉，我们就用废油桶做了一个，然后点松枝取暖。

烟很大，但是却不能开门放烟，因为一旦开门，墨水就会冻上，同学们就没法记笔记了。

虽然条件艰苦，学生们都很努力。

学校对我的期待很大，我也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因为结婚，妻子中断了在苏联的学业。

现在孩子出生了，她想继续学习，我当然赞成。

妻子进入了师范大学俄语系。

哲学系的老师主要是朝鲜战争时从南方逃到北方的人，他们大多原本是首尔大学等南方高校的老师，经验丰富。

虽然我比他们年龄都小，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作老师，向我学习（作者现在是哲学系的头头，又在苏联留学）。

特别是一位叫？？？（咸奉石）的老师，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

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我本来也有许多疑问，就把苏联老师对我做的解释转述给他听，他很感动的样子，我把自己搜集的材料都交给了他。

不久之后，他利用那些资料写成《德国古典哲学》一书，我虽然没有读过，但是大家反应都很好。

书初版后不久，他来找我，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稿费。

为什么给我这个？讲座长，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请你收下！我笑了，感叹他的淳朴！校方要求讲座长去听教授们讲课，检查他们的教案，但是我并没有执行。

我认为，教授有权利按自己的想法讲课，学习不是靠检查来完成的。

教授们支持我的观点自不必说。

我经常与教授们一起举行讨论会。

我受到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出任代表教员的大学党支部副委员长（相当于我国大学党委副书记），学部长也不干涉我。

我去苏联留学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北朝鲜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低。

他们大多只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知识，看过一些零碎的文字。

甚至那些被派到苏联进修过的教授们也不怎样。

但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的老师们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很认真的听讲。

我出国留学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学听过一位苏联来的朝鲜教授的讲座，当时学校的其它老师把他当作在苏联很有名的教授。

后来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学与那位教授来自同一所学校。

我向他打听，原来那位朝鲜人教授居然只是我这位同学的助理。

还有中央党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在苏联的朝鲜人，曾经为我们举办讲座。

后来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鲜高官的身份来苏联访问，我又见到了他。

别说马克思理论了，他居然连俄语都说不明白。

当然，我之所以知道那些，都是后来去莫斯科留学的缘故。

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可以说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依旧在讲课。

1954年，平壤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学生和教员们都被要求参加建筑劳动。

好在当时金日成大学还没有迁回平壤，中央的干涉和管理还没那么严厉，对学习有好处。

我当时抽空写作了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小册子，拿到了稿费。

稿费的数额与我在大学的薪水差不多了。

我当时满怀激情，一年共写了1000多张，这还没将我编写的教科书计算在内。

1956年，我在平壤分到了房子，是个相当不错的房子。

我搬家后把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立刻接了过来。

那年5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

妻子在大学担任了照顾各国留学生的职务。

牛bb小说阅读网苏联派和延安派 I学校搬回平壤，政治形势也变得复杂起来。

1953年，当我还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就听说了南部劳动党领导人朴贤明和李承叶叛党被肃清的传闻。

当时在苏联的留学生还举行了思想讨论会，我感觉党的说法跟事实并不相同，但是我知道，**员对敌人是不能留情的。

我决定不介入政治。

1954年，在柏松里（当时平壤大学所在地）举行了为清除朴贤明和李承叶余党而进行的讨论会。

大学搬回平壤后，又举行了思想讨论会。

思想讨论的方法是：所有党员毫无例外的向党表达个人的忠诚，然后是自我批判，然后是互相批判，然后再针对有问题的同志进行集中批判。

针对朴贤明和李承叶等南部劳动党系人员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5年，当时从南部来到北部的学者们都非常尴尬。

同时，长期以来北部学者被压抑的感情开始释放，出现了针对南部学者的报复倾向。

南方学者大多性格淳朴，不会阿谀奉承，北方学者则认为自己出身正统，对党无限忠诚，有一种天生的政治上的优越感。

结果思想讨论会自然由北朝鲜出身的人来主导。

我为了保护南部出身的学者们费尽了心机，但是，哪怕只是与南部劳动党系的人有一点关系，想救他都变得很难。

还好，最后除了哲学系一位老师之外，南方学者们都过了这一关。

被肃清的那位老师罪名是间谍，理由是与德国修道院的人很亲近。

那位老师学问很大，我很喜欢他。

有一天他被秘密警察抓走了，留下了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孩子。

听说他一直否认对他的指控，但在当时，还没有人被秘密警察抓走后能活着回来。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想在这里给他恢复名誉。

他毕业于首尔大学，是一位教授，名叫金真九。

我不相信金教授是间谍，像他那样的出身，跑到北方来当间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哲学系当时有秘密警察的眼线，他们不喜欢我赞赏金教授，就造谣说，金教授拍过我的马屁，所以我才替他说话。

1956年2月，苏联**召开了苏共20大，会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金日成就抓住这个机会在朝鲜集中火力攻击苏联派。

他打的旗号是：攻击那些批判个人崇拜的同时又具有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不单是攻击苏联派系。

北朝鲜是全世界个人崇拜最严重的国家，现在是，当时也是。

理由就在于北朝鲜的封建余毒最甚。

还有一个现实原因，那就是获得了权力的金日成当时还很年轻，对权力斗争又很擅长。

金日成，不，他的本名叫金成柱，1940年末进入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特别教导旅团，为第一教导营营长，军衔是苏军大尉。

牛bb小说阅读网金日成的理论秘书时期，党中央秘书室1958年1月3日，我成为党中央书记室的理论书记，在党中央上班。

金日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设立了书记室，将自己的理论书记一律称作秘书，理论书记们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书记室自从金日成开始党的事业时就设立了。

我进入书记室时，书记室长是比我早一年进入书记室的人，他也是苏联留学出身。

室长之外还有两名书记，一位是金日成大学研究院出身，听说中学是在日本第三高中就读的才子。

另一位解放前在首尔大学毕业，比我大九岁。

他们的专业都是经济学，但是文章都写得非常棒，特别是室长，理论文章非常擅长。

成为党中央的书记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有了个人专车，有军人护卫，还住进了高级住宅区。

为了辅佐金日成总书记（当时叫党委员长），党中央各个机构都会听从我们的建议，我们拜托的事更是不敢怠慢。

每天晚餐都在经理部免费吃，妻子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戏剧电影大学教俄语。

就这样，我们的富裕生活开始了。

有一天，妻子小心翼翼的对我说，想把寡居的生母接过来。

丈母娘离婚后又再婚，不过新丈夫也已经死了。

我立刻同意了。

丈母娘带着再嫁后生的儿子和女儿搬了进来。

我让女孩进入医科大学学习，男孩进入技术学院学习技术。

当时，中央委员会有委员长和副委员长，下面是部长、副部长，科长、指导员。

后来，党中央委员长成为总书记，副委员长开始叫做书记。

为了不将党魁秘书的书记（指我们）和党中央领导书记（原党中央副委员长）混淆，本文中，书记指的是党中央领导，秘书指我们。

理论秘书（即理论书记，下同）们还有一个技术秘书，他其实就是给金日成跑腿的。

金日成很看重我们这些秘书，包括政治局会议都让我们参加。

金日成主持会议和去各地视察时，我们都会陪同。

金日成对我们说，同志们不仅要读懂我说的话，连我的脑子里的想法也要能读懂。

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符合我的意思的文章。

我们这些秘书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为金日成写演讲稿，以及整理金日成的讲话。

还有，修改那本已经出版但是整理的不太好的《金日成选集》。

我们除了为金日成个人整理和写文章之外，还要写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决定和红头文件，以及修订各个部门送来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