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28日，我就离开了《理发师》剧组。
在把我封闭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剧本改了七稿之后，剧本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我觉得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增加新的编剧就成为一种必要。
陈先生温和地征求我对增加新编剧的意见。
我立即表示同意，因为我觉得，只要为《理发师》好，增加一个编剧，哪怕增加两个、三个编剧，我都愿意。
陈先生很感谢我的理解和支持，并请我放心，我的利益会得到保证。
离开剧组那天，我忽然想起去年8月28日，正是小说《理发师》改定发稿的日子。
我那天的心情，其实就跟写完小说的心情一样，是一种释然的感觉。
创作是一种特拼体力和心力的活，在你作品未完成以前，你的神经是绷着的，当你把作品完成，人就像跑到终点的运动员一样，大喘气。
我那天确实是松了一口气，但也不断地冒虚汗。
我想我的身体出了毛病，便打电话给我在南宁的妻子。
我当医生的妻子在电话里给我诊断，然后叫我在北京的同学高福厅，在药店把药买来给我，并留下陪我。
我吃了药后，半夜就好了。
我说这事的意思，是想强调陈先生是一个拼命工作的人，他实在是太忙太累了，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
我跟他坐过两次飞机，他一上飞机就睡觉，并且一倒头就能睡着。
他告诉我，如果睡不着的话，他也会拿速写本，在飞机上画画。
对《理发师》剧组的不欢而散，凡一平恨自己无能为力，没能起什么协调的作用。
对姜文和陈逸飞的分歧和分手，凡一平也恨自己无能为力，没能在两位大师之间做点劝说什么的。
这时，他跟陈逸飞见了面，陈逸飞一口一个对不起，一个劲地来安慰凡一平。
这让凡一平更深地理解了陈逸飞的气度。
2003年元月18日，是停机事件发生的第20天，我给陈先生打了个电话。
这之前我一直沉默。
我沉默的原因是因为我总觉得陈先生和姜文仍然有继续合作的可能。
在这种时候，沉默是金。
但当我从媒体上得知制片方的决定：姜文走人，陈逸飞继续执导《理发师》，我必须打电话了。
这是我离开剧组后第一次与陈先生通话。
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对不起，凡一平，发生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
请你放心，《理发师》还要拍下去，并且要把它拍好。
我不明白陈先生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他没有做错什么，至少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理发师》，而《理发师》何尝又不是我的《理发师》呢？我想只有一个气度很大的人，才会对一切事物、人物慈善为怀。
陈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理发师》发生变故以后，陈逸飞再次邀请凡一平前往上海，共商剧本修改和重新开拍大计。
凡一平注意到一个细节，陈逸飞跟朋友打电话，末了总要交待一句，多保重身体。
他身边坐着的夫人则总要对陈逸飞说，你自己呢。
我记得这两年凡一平多次提起这事。
2003年2月1日，大年初一，我从南宁青秀山的寺庙下来，在草地上刚坐下，就接到陈先生的电话。
他说他正从浙江外景地回上海的路上，原来的外景地保护得很好。
电影也马上要重新拍了。
但剧本还需要改一改，请我去上海一趟，商量剧本怎么改。
于是2月3日，我到了上海，仍然住在上次住的达华宾馆。
陈先生让我先看剧本，晚上再跟我谈。
晚上，陈先生过来了，随同的还有他的夫人。
我们到了他在新天地的逸飞之家。
陈先生知道我很想了解关于停机的原因，对我说，这个事情就不说了，没事的，不就损失一些钱嘛。
他看看他的夫人，又说你看，连这件事情我都不跟我老婆说的。
他的夫人说是的。
我在国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电话里也没跟我说。
这个时候，陈先生接了一个电话，从说话的口气知道是他的朋友打来的。
陈先生在打电话的最后请朋友保重身体。
打完电话，他的夫人抱怨地对他说，你请别人保重身体，你自己却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陈先生笑笑，接着就和我谈开了剧本修改的话题。
那晚我们又聊了很多。
第二天，陈先生又约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倪震教授，在虹桥宾馆，让倪教授对我提了不少剧本的修改意见。
回到南宁，我立即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并寄给了他。
因为《理发师》，因为凡一平，陈逸飞来到南宁。
陈逸飞是在《理发师》停拍后来到南宁的。
陈逸飞出席了广西电视台的时尚之旅晚会。
在凡一平的安排下，我有机会与陈逸飞先生认识，并探讨一些问题，也问及与他有关的一些问题。
记得第一次晚餐，陈逸飞不参加喝酒，自己吃饭，并提前回房间，等凡一平去讨论《理发师》。
2003年3月27日，陈先生来到了南宁。
这是他第一次到南宁。
与其说他是来南宁参加一个时尚晚会，不如说是来和我谈剧本的，因为我一从机场接到他，刚上车，他就和我谈开了剧本。
到了宾馆，简单地吃过饭后，他又和我在房间里谈起了剧本。
我被他的精神感动着。
他比我更爱《理发师》。
告别逸飞。